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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章 以反抗明治政府而告終的維新元勳——西鄉隆盛

　　日本幕末維新時期著名的倒幕派領袖西鄉隆盛（1828—1877），最後卻以武裝對抗明治政權而終其一生，實在是一出人生悲劇。

　　西鄉隆盛生於日本西南部的薩摩藩鹿兒島的一個下級武士家庭。因是家裏的長子，自幼受到嚴格的武士訓練，弓騎劍射，無所不通，養成了尚武的習性和剛健的氣質。除此之外，還修過禪學，飽讀儒家經典，具有濃厚的忠孝仁義的封建道德觀念。1844年他擔任了都書記官助理等低級官吏，對下層人民的窮困生活有了了解，對幕府末期的腐朽政治也有所認識。1854年，他做了藩主島津齊彬的親信扈從，受藩主及一些改革者的影響，他立誌改革幕府政治。在跟隨齊彬住在首都江戶的3年裏，他為“公武合體運動”（公：皇室公卿；武：幕府強藩。即幕府與朝廷結合，以挽救行將崩潰的幕府體製）四處奔波，很快成為赫赫有名的改革派誌士。

　　1858年，齊彬突然去世，令西鄉悲痛欲絕，一時想追隨藩主而去，被僧侶月照力勸而止，二人遂結為好友。一個月後，井伊大老（宰相）製造“安政大獄”，殘酷鎮壓革新誌士。西鄉和月照逃出京城，才幸免於難。不料，又被新藩主勒令離開薩摩藩，絕望中二人跳海自盡。當他們被救起時，西鄉隻有一息尚存，而月照已離開人世。自此，西鄉被流放到奄美大島。3年的流放生活使他體驗到喪失自由的痛苦。在此期間他與島上一女子結婚，育有一子一女。

　　1862年，西鄉被赦免返回薩摩藩。此時藩主島津久光已決定采取勤王方針。他派西鄉到京城活動，企圖利用西鄉的聲望以實現自己率兵入京的目的。但是西鄉沒有按照他的計劃行動，而是在激進派誌士中進行“尊王攘夷”的活動。久光一怒之下，又將他逮捕，押送到衝永良部島的死囚獄中。這次磨難更加堅定了他致力改革的決心。兩年之後島津久光又召他回來，委以他掌握薩摩藩陸海軍實權的重任。此後，他追隨藩主，參與了一些鎮壓尊王攘夷誌士的活動。但他的思想漸漸地發生了轉變。在翌年4月幕府組織的第二次討伐長州藩的行動中，西鄉拒絕出兵，進而派人去長州藩，協商聯合問題。1866年，西鄉與長州藩討幕派領導人木戶孝允締結了結成同盟的密約，共同開始了在全國進行倒幕活動。並先後與英國殖民主義者及土佐藩結成同盟。

　　西鄉與同是士族出身的大久保利通在薩摩藩也開始實行藩政改革，擴充陸海軍，準備以武力打倒幕府。1866年，年僅14歲的明治天皇繼位。1867年10月，西鄉、大久保通過岩倉具視等公卿得到了以天皇名義發布的討幕密旨，並於1868年1月成功地發動了“王政複古”的政變。新政權命令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辭去內大臣的官職，並沒收其領地，這些措施激起了幕府的反抗。1868年1月1日，德川慶喜向占據了新政權的薩摩藩宣戰。1月3日，西鄉指揮的討幕軍與幕府軍在京都的南郊展開了激戰，這就是日本史上著名的“戊辰戰爭”的開端。西鄉領導的薩、長軍隊雖然隻及幕府兵力的三分之一，卻節節獲勝，3月，包圍了幕府所在地江戶（現東京），迫使幕府投降，實現了江戶的“無血開城”。隨後西鄉率軍掃平各地幕府殘餘勢力的反抗，凱旋回朝。因戰功卓著，被授予正三位官職，賞典祿2000石，成了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

　　然而，由於功名、地位均高過舊藩主島津家，封建思想濃厚的西鄉認為這有悖於舊日的君臣關係，內心十分不安。再加上對明治政府對待下級武士的政策不滿，遂於1870年辭去中央官職，回鹿兒島做了藩政顧問，後任藩大參事。

　　1871年，因政府要員準備赴歐美談判與考察，受大久保利通等人的邀請，西鄉又回到中央政府，任維新政權的參議，後出任陸軍元帥兼近衛軍都督之職。7月，薩、長、土三藩合作，調集1萬兵力於京都，然後向各藩主發布“廢藩置縣令”，廢除了封建的幕藩體製，建立了統一的由中央集中領導的新的政治體製，當年年底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九等率領龐大的代表團出國，西鄉留守京城，協助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主持留守內閣。他繼續支持並推進各項改革，先後主持製定了《地稅改革條例》等五個文件，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將禦親兵改為近衛軍、發布學製、使用陽曆等，將維新向深、廣的領域推進。

　　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明治新政府一經建立，就具有了很強的侵略性，侵台、征朝的論調時時泛起。西鄉起初反對他們的擴張計劃，後來又轉變態度，支持侵略台灣、征服朝鮮，並自薦充任赴朝大使，以尋機挑起戰火。1873年8月，政府決定派他為赴朝使節。但大久保利通等要人此時相繼回國，近兩年的考察使他們開闊了視野，認識到日本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因而堅決主張內治優先，反對留守政府的征朝論，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論爭，終於推翻了派西鄉赴朝的決定。西鄉聞訊憤而辭職，返回家鄉。

　　天皇接受他辭去參議、近衛都督的職務，保留了他的正三位與陸軍大將的官位。回到鹿兒島的西鄉將自己的2000石俸祿全部拿出，創辦了“私學校”，既向學生講授儒學，也講授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並派優秀學生赴歐洲留學。學校以西鄉的“敬天愛民”思想為宗旨，仍沿用舊的道德觀念培養人才，無意中形成了一種保守勢力。新政府逐漸深入的改革廢除了武士的身份和地位，從而損害了士族的利益。薩摩藩士族的這種怨憤借政府1877年1月遷移薩摩藩兵工廠之機爆發。遠離政治、過著隱居生活的西鄉受眾多士族兄弟的擁戴，以“新政大總督征伐大元帥”的名義，打著“新政厚德”的旗幟，向中央政府興問罪之師。在這場“西南戰爭”中，西鄉領導的軍隊逆曆史潮流而動，再無往日的威風，終於慘敗。9月24日，在政府軍攻克鹿兒島的最後據點城山時，西鄉自盡身亡。

　　因在明治維新中功勳卓著而與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被人們並稱為“維新三傑”的西鄉，以武力開始維新，拚死建立起新政權，孰料，最後卻走上了反對維新的道路，以謀反的“逆賊”而告終。盡管如此，西鄉表現的剛強、忠義精神與正直無私的個人品德在日本長久地被奉為楷模。“幾經辛酸誌始堅，丈夫玉碎恥瓦全，一家遺事人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從這首言誌的小詩中或許可以尋到他走上叛逆之路的痕跡。

　　1889年，明治政府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實行大赦，為他恢複了名譽，並追贈他被褫守了的正三位官位。此後，人們在東京的上野公園為他樹立了一座青銅雕像。他參與並推動的明治維新，使日本一躍而躋身於資本主義列強之林，對東亞乃至世界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所主張的對外擴張政策，在他死後的十餘年就被他的後繼者們實現。從此，日本走上了畸形發展的軍國主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