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背景：瓜分世界

第二節 “參謀旅行”

　　日本統治集團尤其是軍部與關東軍首腦，在大肆宣稱“滿蒙生命線”麵臨危機的同時，著手製定侵占中國東北的行動計劃。早在1929年7月，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就奉命起草了一個題為《關東軍占領滿蒙計劃》的文件，提出了以武力占領中國東北的具體構想。

　　為了充分驗證其構想，偵察中國東北的軍事要地，完善占領中國東北的計劃，關東軍從1929年7月到1931年7月，先後組織了3次規模較大的“參謀旅行”。

　　第一次稱為“北滿參謀旅行”，由關東軍高級參謀阪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統領，企圖是研究在哈爾濱附近進行攻防作戰的問題。從1929年7月3日開始，至7月14日結束。路線由旅順出發，經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到滿洲裏；回程經昂昂溪轉洮昂線，到泰來、洮南，然後返回旅順。7月4日，石原到達長春時，發表了《戰爭史大觀》的演講。在由長春去哈爾濱的火車上，又提出了《扭轉國運之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案》和《關東軍占有滿蒙計劃》。

　　在《滿蒙問題解決案》中，石原係統地闡述了占有“滿蒙”轉變日本國運的“石原構想”。認為，下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最後的大戰”。美國勢力向遠東擴張，將是阻礙日本向大陸發展的最大挑戰者。當今世界有了通航全球的飛機，戰爭技術發達，“東洋文明中心的日本”與“西洋文明中心的美國”必將開戰。為了做好對美戰爭準備，“解決滿蒙問題是日本的唯一活路”。他指出，日本占有“滿蒙”，既可恢複國內的景氣，消除不安定因素，又可“及時撲滅中國東部的排日”。這是“轉變日本國運的根本國策”。而作為前提，“滿蒙問題的解決，隻有由日本領有該地才能完全實現”。

　　在《關東軍占有滿蒙計劃》中，石原提出的方案是：關東軍占有“滿蒙”，巧妙地解除中國軍隊的武裝；由日本人在這塊土地上“經營大規模的企業”，讓朝鮮人“開拓水田”，中國人“從事小商業和體力勞作”；同時，以4個師駐紮“滿蒙”，“防備蘇聯的入侵”。

　　第二次是1929年11月的“遼西參謀旅行。”其目的是研究在錦州附近作戰問題。他們在“奉天城攻擊要領”及“弓長嶺夜襲”研究已有成案後，開始進行新民屯渡河、向錦州方向追擊、進攻錦州和山海關西部的作戰方案的研究。

　　1931年，關東軍組織了第三次參謀旅行，仍稱“北滿參謀旅行”。這次活動主要是為了讓因人事調動而新來的關東軍幕僚親自看看他們所不熟悉的北滿情況，以加深他們對北滿戰略價值的認識。

　　在此期間，阪垣和石原委托久間亮三在“石原構想”基礎上起草的《關於滿洲占領區統治的研究》也於1930年9月完成，並在12月由關東軍正式印刷成冊。這份文件提出占領滿蒙的目的是：“迅速占領滿洲及蒙古之一部，完全置於我方勢力之下，以獲得對外長期作戰之資源及其他有關之牢固基地。”並對未來日本占領東北後的行政統治事項，作了明確規定。這表明關東軍不僅積極策劃如何侵占東北，而且對侵占地區如何進行統治也在進行準備。

　　到1931年3月，在阪垣、石原等人的策劃下，關東軍司令部正式製定了《滿蒙問題處理方案》，決定“若遇非常情況，關東軍應有決心自行決定顛覆張學良政府，占領滿蒙。”並設想了“製造事件的謀略”。

　　此時，在日本軍部上層，隨著“三月事件”的流產，“確保滿蒙先行”論開始抬頭。1930年11月，日軍參謀部在擬定《昭和六（1931）年度形勢判斷》時，就怎樣解決滿洲問題進行了討論。確定解決滿蒙問題分3步走：第一步，改變日本所謂“正當權益”被損害的現狀，確保並進而擴大這一權益；第二步，在“滿蒙”組成一個從中國中央政府獨立出來的新政權；第三步，完全占領中國東北。

　　根據這一計劃，1931年6月11日，在參謀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召開了陸軍省和陸軍參謀部的軍事、人事、編製、歐美和中國科“五科長會議”，進一步商定行動綱領。6月19日，製定出《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規定在此後一年內，要讓國內外透徹地了解“滿蒙”的實際狀況和日本的立場，作好轉入軍事行動的準備。7月。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到東京，將上述《大綱》作為指令下達給關東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