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成長故事

第一節 起自閭閻遊諸侯

　　李斯本是戰國晚期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縣西南）的一介平民。當時的平民二十五家為一閭，閻是裏巷的門，故人稱李斯“起自閭閻”。

　　戰國時代社會劇變。禮崩樂壞，後來連掛名的周天子也沒有了，各諸侯國之間進行著激烈的兼並戰爭。為了富國強兵，各國統治者不得不打破傳統的世卿世祿製，從鄙野之士中選拔人才，因此當時出現了許多布衣卿相。這種形勢，激發了天下士人多少美妙的憧憬，誘使他們舍棄妻兒，遠離家鄉，探深涉險，走公室，跑私門，遊學仕宦，獻策幹祿，希望得到統治者的賞識和任用。

　　李斯就是這樣一個不甘平庸的人。在他剛成年的時候，在本鄉做了個管文書的雜差小吏。地位雖低，但官場上那種強烈的高下尊卑的等級對比卻使他不得不考慮許多人生的大問題。一次，他見到官舍廁所裏的老鼠，在糞便堆中東嗅西尋，找到一點兒吃食便如獲至寶；剛要咬齧，有人或狗走近，又不得不舍棄而驚恐逃竄。再看那官倉中的老鼠，積穀多有，無饑饉之憂；高廊大廈，無風雨之愁，更不見人或狗的驚擾。於是李斯似乎從中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諦：老鼠處於不同形勢和環境，就有不同的遭遇！人也一樣，大家本無賢良卑劣之分，一生中能爬到社會上層，就安享榮華；居於人下，就要曆經貧賤和磨難！至此，李斯再也不能安於自己一介平民的地位，他決心向上爬，做人上之人。攫取權勢提升社會地位的欲火在他的肺腑中燃燒：他要改變自己！

　　“學而優則仕”，當官的資本就是要通曉治理國家的帝王之術，能夠在“主賣爵祿、臣賣智力”的交易中得到君主的賞識。李斯也不得不走當時遊學之士共同的道路：先投師受教，再謀求升遷。他選擇了那時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學大師荀況為自己的老師，同學的還有韓國貴族韓非和後來漢代的經學大師浮丘伯等人。

　　荀況是趙國人，五十歲時到齊國遊學，曾三次成為戰國後期最負盛名的學術中心稷下學宮（在齊都臨淄城的稷門下，今山東淄博市東北臨淄鎮北）的領袖（祭酒）。後來他又到楚國，曾擔任蘭陵令，去職後執教著述。他的學說雖然仍以孔子為宗，但又結合戰國變化了的形勢，對儒學加以發展。形成了一種能夠兼顧地主階級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新的思想體係。這個體係的核心，就是傳統儒學的“禮治”思想和戰國政治家從富國強兵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法治”思想的結合，二者一文一武，如車之雙輪，相輔相成，密不可分。荀況的學說形成了當時影響很大的一個思想流派。

　　李斯到了荀況門下，主要著眼於學習所謂“帝王之術”，即學習那種能夠摸透和打動君主心理，能夠滿足他們的擴張欲望和急功近利致強致富的“法治”學說。聰明的李斯知道，掌握這套東西，同時也是在官場上快速升遷、滿足個人榮華富貴的終南捷徑。當時與李斯同學的還有韓非，他們二人後來同為戰國晚期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不過李斯偏重於政治實踐，韓非則側重於理論著述。

　　從《荀子》一篇名為《議兵》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李斯和他的老師在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認識上，還是有很大區別的。荀子堅守儒家的基本立場，主張興仁義之兵，以禮治國，以道德感召的方法完成天下統一。李斯有一次問荀子說：“秦國從秦孝公開始經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到現在，已經連續四代兵強天下、威行諸侯。它之所以有勝無敗，並不是靠的什麽仁義，而靠的是用賞罰調動它的人民不怕死，用威勢強迫它的人民服從。這一套政策和方法既實用又便利，我看對統一天下也更有效。難道不是這樣嗎？”

　　荀況同答說：“這是你所不了解的。你所說的‘便’。我看是非常的不便；我所說的行以仁義，是最大的‘便’。仁義是用來治理國家的根本，國家治理得好，人民就親近君主，樂於為君主效力拚命。所以作為君主之事，凝聚人心好像是樹木的根本，領兵打仗是樹木的枝葉，一個重一個輕有主次之分。秦國雖然能四代連續打勝仗，但它不得人心，時刻擔心天下的國家和人民聯合起來摧毀它，這就是沒有前途的‘末世之兵’，它沒有雄厚的根基。所以當初商湯能夠打敗夏桀，並不僅僅是在嗚條之戰時；周武王能夠打敗商紂，也不僅儀是在牧野之戰的那個早晨。他們多年以仁德感召人心，有了深厚的積累才能形成所向無敵的‘仁義之兵’。像你這樣看待形勢不看根本而隻看未葉，這就是天下所以戰亂不已的原因呀！”

　　在荀況看來，當時兼並諸侯統一天下有三種方法：一是“以德兼人”，即別國的老百姓仰慕我的名聲，讚美我的道德品質，巴不得立刻成為我的臣民。所以聽說我們要來，就打開大門，平整道路，歡迎我們進入他們的國家。借此我們很輕易地就得地兼人，不但百姓安穩，法令暢行，而且我們越來越強大。二是“以力兼人”，別人既非在德行上也非在聲譽上喜歡我們，而是害怕我們的兵力，被形勢所裹挾而投靠了我們，老百姓有叛離之心但無作亂之膽。這樣雖然也能統一，但必須保持強大的威勢，軍隊越養越多，地盤越大越感到兵少，反而越虛弱。三是“以富兼人”，別人既非在德行上也非在聲譽上喜歡我們，而是因貧窮而求富，因饑餓求飽腹而投靠了我們。這樣我們要打開糧倉接濟他們，拿出錢財撫恤他們，派出品德優良的官員去慰勞他們，要經過三年以上，雙方才能建立信任關係。這樣得地越多越虛，得人越多國越貧。三條道路的結果是，以道德統一天下者可以為王，以霸力統一天下最終必弱，以財富統一天下最終必貧。

　　荀況認為，在當時，靠兵力的強大兼並一個國家或占有一塊土地都不是太難的事情，難的是“凝”，也就是把這種局麵鞏固穩定下來。比如齊國可以吞並宋國，但後來不能“凝”，結果又被魏國奪去；燕國可以占領齊國也不能“凝”，很快又被齊國故將田單翻盤；韓國的上黨之地是一塊“肥肉”，韓國把它送給趙國，可是趙國不能“凝”，最終將它奪走的是秦國。荀子的意思是，僅僅依靠軍事手段隻能建立一個短暫的不穩固的軍事聯合體，而古代商湯、周武這樣的聖人能建立一個綿延久遠的王朝，靠的是“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也就是說，打天下可以用戰爭，但同時還要有收攏人心的思想文化手段，也就是用儒家的德禮誠信撫慰士民，用愛民的仁政讓人心服，使之對新的國家有歸屬感。隻有這樣做，才能是“大凝”，才能成就真正的“王者之業”。荀子這種以禮治國的思想是很有遠見的，點中了即將到來的秦王朝的“命穴”。可惜後來不管是秦朝的統治者還是像李斯這樣的輔政大臣都難以認識到這一點（曆史上反麵的教訓往往比正麵的經驗更能讓人汲取），否則中國的古代的曆史將被重寫。

　　李斯學成後，便要告別自己的老師。但到哪裏去？他本想效力於鄉梓故國，又眼看著楚國江河日下，連郢都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北紀南城）都被秦國攻占，效力楚王已經難有作為了。其他東方各國，也無不苟延殘喘，都不是能讓人建功立業的理想之地。於是李斯決定西入強秦，一試身手。

　　在向老師辭行時，李斯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誌：“我聽說人生的機會稍縱即逝，有了就應該牢牢抓住。今天諸侯爭雄，秦王羽翼豐滿，極欲吞並天下。這正是布衣遊士馳騁伸展的好機會。人生的恥辱莫過於卑賤，一世的悲哀莫過於窮困。有些人自甘於卑賤貧困，毫無作為，反而譏諷別人貪榮求利；這不是他們不想要，而是沒有本事去謀求富貴。我不想這樣。我要到秦王那裏有所作為。”

　　李斯這種強烈而褊狹的功利觀伴其一生，成為催他奮進的動力。但又正是這名韁利鎖往往在關鍵時刻模糊了他的眼界，使他不能冷靜地思考和理智地抉擇，終於釀成無可挽回的個人悲劇。荀況批評他舍本求末，不懂得用仁義治國的重要。李斯當時卻無法領悟。據《鹽鐵論·毀學篇》說，後來李斯在秦始皇手下極受信任，“人臣無二”，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候，他的老師不但高興不起來，反而“為之不食”（即吃不下飯），擔心會看到李斯遭遇不測之禍。荀子活到什麽時候，史書沒有記載，或許他不希望自己不幸而言中，結果沒有趕上看到這個學生的結局，這對荀老先生來說，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吧。

　　李斯來到秦國時，正是公元前247年秦莊襄王去世之時，十三歲的嬴政成為新的君主，而丞相呂不韋執掌大權。呂不韋承襲秦國傳統的用人政策，廣招賓客，從東方六國引進各種人才，其門下“賓客”多達三千人，為一時之盛。李斯也叩門求見，成為在呂不韋身邊侍從獻議的舍人，這個職務帶有私人智囊的性質。

　　舍人在當時雖屬私人顧問或秘書班子中的一員，還不是政府公職，但李斯的機敏和才識使他很快脫穎而出，受到呂不韋的賞識。於是不久呂不韋就把他推薦到秦王宮廷單。任以為郎。郎是從戰國開始設置的君王侍從官，有護衛陪從、顧問建議及差遣出使等各種職責，其中又有侍郎、議郎、郎中、中郎等區別。郎的官職雖然不高，但由於身處政治中樞，有機會接近秦王，是在官場上進一步升遷高位的有利階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