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在日本的政治誘降和英、美等國的勸降下,國民黨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1938年12月,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敵,並成立偽中央政權。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中國團結抗戰的局麵出現嚴重危機。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我黨給予了堅決回擊。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製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麵對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共產黨采取軍事上嚴守自衛、政治上堅決反擊的方針。
1939年下半年,毛澤東審時度勢,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及時告誡全黨:“我黨各級領導機關和全體同誌,應該提高對當前時局的警覺性,用全力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我們的黨,鞏固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政權,以準備對付可能的危害中國革命的突然事變,使黨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損失。”
國統區的甘肅,又一次陰風森森,黑雲密布。國民黨內的愛國進步勢力遭到國民黨頑固派的排擠打擊。蘭州國民黨報刊上公開點名批評謝覺哉,影射黨中央、毛澤東。蔣介石的親信幹將,軍統特務頭子戴笠親臨蘭州布置各項反共措施,蘭州生機勃勃的抗戰形勢開始惡化。
中共甘肅工委在領導全省繼續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同時,大力加強了各地黨組織、黨員的思想教育,要求各地黨組織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精神,要大家認清形勢,以準備應對隨時會出現的危害中國革命的突然事變。同時,工委向各地黨組織傳達了黨中央《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目前時局與黨的任務》等文件精神,集中黨員骨幹,學習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陳雲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有關加強黨性教育的材料,重點學習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等著作,這些理論文章的學習,使身處白色恐怖中的黨員幹部撥開了重重思想迷霧,盡管蘭州形勢愈加緊張,但大家對革命更加充滿了信心。
1939年5月,國民黨反動當局召開了“防止異黨活動會議”,做出了“秘密組織各機關辦事處專事對付異黨”的決定。爪牙們紛紛出籠,特務網絡遍地。他們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強行解散群眾抗日團體。白色恐怖降臨蘭州。
1940年6月6日,中共甘肅工委遭到嚴重破壞,淩晨2時,因開會太晚留宿在工委副書記家的李鐵輪、林亦青被國民黨軍警在進行戶籍檢查中發現,李鐵輪、羅雲鵬、林亦青及羅雲鵬妻女被捕。甘肅地下黨工作急劇落入低潮。
作為共產黨在蘭州的公開機構,八路軍駐甘辦事處更是處處受到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肆意的挑釁和詆毀。“門口有國民黨的警察和特務偽裝的修鞋攤,隔壁有密探開設的飯館,還有遊動哨從房後的城牆上居高臨下地整日窺望著我們院內,我們一外出馬上就有特務跟蹤盯梢。……他們一度卡住我們辦事處的糧食、蔬菜、煤以至水等生活必須品的供應,又禁止周圍的群眾賣給我們。但是,在我黨政策及辦事處實際行動影響下,仍有不少群眾不避風險,不顧阻攔,設法給我們送來了必需的糧、油、菜、煤、水等,使我們辦事處能夠在蘭州繼續堅持並存在下去”。(伍修權《憶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
1941年5月,遵照中央指示,伍修權和辦事處大部分人員撤離蘭州,返回延安。辦事處隻留下副官、譯電員、通信員5人工作,由趙芝瑞負責,在惡劣環境中繼續戰鬥,指導甘肅、特別是蘭州地區地下黨開展工作。1943年,由於共產國際解散,在更趨艱難的環境下,“八辦”工作人員在趙芝瑞的帶領下,堅決同國民黨頑固派分子鬥爭。1943年8月,國民黨又一次掀起全國性的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遭到嚴重破壞,“八辦”的工作環境非常險惡。11月8日,奉黨中央命令,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留守人員全部撤回延安。八路軍駐甘辦事處光榮完成了在抗戰時期黨交給她的艱巨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