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文學文獻

第二節 珍藏篇：天上圖書補石渠

　　蘭州地處我國西北地區的東部，位於東經102°36´，北緯35°07´。因為是中國地理版圖的幾何中心，被譽為“陸都心髒”。這裏海洋暖濕氣候不易到達，降雨量少，氣候幹燥，屬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冬季寒冷時間較長，春夏界限不分明，夏季時間較短氣溫高，秋季降溫較快。早晚氣溫差別較大，日照充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氣候特征，便於文獻典籍的收藏和保存，加之其深厚的文化底蘊，蘭州保留了許多珍貴的文獻典籍。這些文獻典籍，有的出土於蘭州本地，有的來自甘肅省或西北地區，甚至全國各地。其中地下出土的簡牘與敦煌文獻光彩奪目，宋、金元、明、清版古書更是珍品迭出。

　　簡牘

　　甘肅是位居全國前列的文物大省，擁有眾多呈現濃鬱地域特色的珍貴文物，簡牘就是其中曆史價值較高並在世界文化史上閃耀著奇異光彩的珍品。

　　在造紙術發明之前，漢字是書寫在簡牘和絹帛上的。絹帛因貴重，且不宜零散割裂，故普遍而大量使用的文獻載體是竹木簡牘。由於早期紙張質地粗糙不便書寫，而且產量也小，所以，即使在造紙術發明之後，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簡牘仍為主要書寫材料。實際上，直到晉代以後，簡牘才完全被紙所取代。所謂“簡”，指用竹或木切削而成的具一定長、寬、厚度用以寫字的薄片。一般是每簡寫一行，偶有兩行者。字數則因簡的長度及字形大小而異，少者數字，多則數十字乃至百餘字。若幹簡編聯起來即成“冊”（也寫作“策”）。唐代學者孔穎達疏《左傳》時說：“單執一劄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甲骨文、金文中之“冊”字為象形字，正是將許多簡用細繩編聯後卷起的樣子。“典”字為雙手捧冊狀，表示對書冊的敬重。通常一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存放時以末簡為軸，字朝裏卷起來。這是我國書籍的最早形態。所謂“牘”，實即長方形的薄木板。未書字者曰版，書寫字者曰牘，又名為“方”。《儀禮·聘禮》雲：“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也就是說，當書寫內容較少，不超過百字時寫在牘上麵；當書寫內容較多時，超過百字時寫於策上。此外，還有觚、簽、封檢、符傳等多種形製。

　　甘肅的東部在戰國時期是秦國腹地，西部在兩漢時一直為邊防要地。甘肅同時又是絲綢之路的中心段落，長期發揮著中西文化交流主通道的作用。這是甘肅擁有大量古代簡犢的曆史背景。甘肅氣候幹燥。降雨量小而日照長，又多沙石地層，故埋於遺址或墓葬中的木質品，雖年代久遠而不朽腐。這是甘肅大量古代簡牘得以保存至今的環境條件。據粗略統計，近百年來甘肅共有約65000枚簡牘麵世，占全國出土漢代簡牘總量的六分之五。它們大都保存完好，字跡清晰。時代跨度自戰國至西夏，內容有日書、詔書法令類，屯成製度類，官吏任免、軍紀、賞罰類，日常公文類，名籍、餞糧，器物簿類，訴訟爰書類和雜記類等等，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這些簡牘的發現，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研究工作日益深人，湧現出一批專業學者。形成一門國際性顯學，甘肅省也因此而享有“簡牘之鄉”的美譽，其中大部分藏於坐落於蘭州的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圖書館等地。下麵我們介紹其中的幾種：

　　經籍寫本《儀禮》簡

　　武威城南約30華裏處的新華鄉漢墓群6號墓曾出土469枚簡牘。這批簡牘分木質和竹質兩種，編為甲、乙、丙三冊。簡長約56厘米，相當漢製2尺4寸，寬度約在0.5至0.9厘米間。製作精細，正麵打磨光滑，甲、乙本四道編綸，丙本五道，先編後寫。每簡正麵書字一行，甲本每簡60字左右，乙本每簡百餘字，丙本為竹簡，每簡20至60餘字不等。這組簡牘的甲本共398枚簡，是存世《儀禮》17篇中的7篇，即“士相見之禮”、“服傳”、“特性”、“少牢”、“有司”、“燕禮”、“泰射”，並有經、記、傳；乙本共有36枚簡，僅存“服傳”l篇，並有經、記、傳；丙本共有34枚簡，僅存“喪服”1篇，並有經、記，無傳。可見，此非《儀禮》全本，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習誦的傳抄本。

　　簡牘醫著《治百病方》

　　這批簡牘，於1972年出土於武威旱灘坡一座東漢初年墓中。共有78枚木簡和14枚木牘。木簡每簡長23至23.4厘米，寬0.5厘米或約1厘米。每簡有35至37字，三道編綸，先編後寫。木牘，長22.7至23.9厘米，寬1.1至4厘米，無編痕，多兩麵書寫，每麵有字2至6行不等，每行最多33個字，大部分保存完好。編簡尾題“右治百病方”五字。簡牘內容涉及臨床醫學、藥物學、針灸學等中醫基本領域，包括內科、外科、婦科、五官科、疑難病症等諸多方麵。收錄各類方劑30多個，使用藥物上百種。對病名、症狀、應服藥物組合、用量，藥物炮製、劑型、服用方法以及針灸穴位、針刺深度、留針時間乃至生活禁忌等，都有詳細的說明，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漢代醫學水平，為我們保留了不少古老的中醫資料。1975年，該簡牘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名為《武威漢代醫簡》。

　　塞上烽火品約

　　以烽火傳遞軍情的做法由來已早，隻是它的具體方法屬於軍事秘密範疇，外界多不得知。而1973年甘肅居延漢簡出土，其中有一部“塞上烽火品約”，為我們認識漢代烽火傳遞的方式和方法提供了直接的實物證據。該簡用鬆木製成，長38.5厘米，寬1.5厘米。除簡15、16略被火殘外，其餘皆完整。從其用字判斷應屬東漢初年之物。“品約”是當時的規定和製度，屬於部門法令和條例。此簡具體地規定了匈奴人入侵擾邊時應采取的相應對策。該冊書以其內容的完整和重要，書法技藝的高超，被國家文物局評定為國寶級文物，現藏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守禦器簿

　　該冊書1973年肩水金關北第一隧出土，每簡長約23.1厘米左右，質地為胡楊木，共20枚木簡，大體完整。此簡名為“守禦器簿”，共記載漢代一個隧在防禦之時應準備的五十一種器物，有屬於燃放烽火的器具，如大、小積薪、布蓬、布表、烽杆、小苣和鑽木取火用的“出火燧”；有屬於兵器的長、連梃、長斧、槍、羊頭石、木椎；有屬於為緊急時儲備的幹糧和粳米；還有用於值警的狗和狗籠等等。該冊書基本上反映了漢塞最基本單位隧的物質裝備情況，為今天我們研究漢塞的防禦製度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

　　勞邊冊

　　該冊書1973年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由9枚稱為“劄”的木簡組成，長22.9厘米，寬10.9厘米。此簡是當時肩水侯官招待某一勞邊使者的開支情況。冊書中詳列了招待所用的各種物品及其數量、價值。此類記錄是我們考察漢代社會經濟生活的很好材料，同時也反映出漢代管理製度的嚴格和完善。

　　敦煌遺書

　　敦煌遺書，又稱敦煌文獻，敦煌文書，敦煌寫本或敦煌卷子。它是指敦煌藏經洞、土地廟、敦煌西北漢長城烽燧遺址等地出土的十六國、北朝、隋、唐以至於宋初的多種文字的古寫本和印本文獻。這批包括宗教典籍、社會文書、四部典籍在內的古代文獻，內容非常豐富，是研究我國和中亞曆史難得的珍貴資料。

　　敦煌藏經洞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被發現，但由於官吏的昏庸無能和莫高窟管理者的愚昧無知，大批珍貴的敦煌文獻被紛至遝來的盜寶者搶走陸續流失到英、法、俄、日等國。至宣統元年（1909年）八月，清學部始令甘肅“飭查檢齊千佛洞書籍，解部，並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購買”。次年，解送北京交京師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保存。但在根據學部的命令解京的前後，管理者王道士為了結交官府隨意送人，為官者也借機巧取豪奪，將一些寫卷據為己有，致使不少寫卷流入社會，特別是甘肅的敦煌、酒泉、張掖、武威、皋蘭一帶。這些流散於民間的敦煌文獻，一部分落入在甘肅為官的外省籍人士手中，當他們離去時將其一並攜帶出省，另一部分則落入了本省籍的官紳之手，留在了甘肅境內。這後部分敦煌文獻，除少部分後又流往外省，建國前後，大部分相繼成了甘肅省各級文博、圖書部門的藏品。

　　甘肅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了《甘肅藏敦煌文獻》（全六卷），對甘肅省各級文博、圖書部門藏有的敦煌文獻，進行了調查統計。據統計，全省十一個文博、圖書單位收藏的敦煌文獻和極少量的吐魯番出土的非敦煌文獻有696件。敦煌研究院383件，甘肅省博物館138件，敦煌市博物館82件，甘肅省圖書館32件，西北師範大學19件，酒泉市博物館18件，定西縣博物館9件，永登縣博物館8件，高台縣博物館3件，甘肅中醫學院3件，張掖市博物館l件。

　　可見，藏於蘭州的敦煌文獻主要分布在敦煌研究院、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省圖書館、西北師範大學、永登縣博物館和甘肅中醫學院等地。其中許多文獻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藝術價值和資料價值。特別是一些北朝寫經、唐代宮廷寫經、佚經和具有校勘價值的佛經寫卷，以及一些四部書和社會文書，尤為珍貴。

　　北朝寫經中之上品

　　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文獻，絕大部分為唐代寫經，北朝寫經則很少。然而蘭州所藏的敦煌文獻中，則有相當數量的北朝寫經。

　　甘肅省博物館所藏的《法句經卷下》，卷尾兩則題記是升平十二年和鹹安三年沙彌淨明的兩次誦經記錄。前涼張天錫割據河西，但不忘晉室，常遣使奉表，奉晉正朔。但地處偏遠，交通不便，所用晉室年號，常超過實用年數。卷尾所題升平十二年即為晉太和三年（368年），鹹安三年即為晉寧康三年（373年）。所以，此卷應寫於公元368年之前。就現在所知，應為國內外現存敦煌文獻中最早的寫本之一。其書體仍保存有漢簡文字沉雄樸茂的風格和信筆書寫的漢晉餘波。起筆處尖鋒直入取代了隸體“蠶頭”回筆的繁複；收筆處鋪毫重按，具有較濃的隸捺餘韻；轉折處多不提筆轉鋒，以求疾勁；向左一撇繼承了楷體濫滿期的撇法；下麵一鉤，時而似隸，時而似楷，是隸楷的混合體。該卷的書體，充分顯示了“簡書”向“經書”過渡初期的字體特點，展現了“經書體”楷法初期的特有風姿。1997年，該卷被定為國寶。

　　敦煌研究院所藏的《大般涅槃經卷第八如來性品第四之五》和《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七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五》，甘肅省圖書館所藏的《金光明經卷第二四天王品第六》等寫卷，均屬北涼時期的寫經。其共同特點是：格式規範，莊重嚴整；紙質精良，肌理晶潤；字呈方形，用筆勁健；寓鋒芒於渾樸中；結構寬博，氣宇軒昂，超凡脫俗。顯然非一般書手所書。這些寫卷的書體，隸意較濃，是隸書向楷體轉化時期較早的一種書體，可以稱作隸楷體。在敦煌、酒泉出土的北涼石塔銘文中可見其魂；在高昌故城出土的沮安周時期的造佛寺碑文中，也可窺其影。它們與北涼佛教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血緣關係，顯示出了獨特的“北涼氣質”。

　　敦煌研究院所藏的《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九陳如品第十三之一》、《維摩詰所說經卷上菩薩品第四》和《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一現病品第六》等寫卷，從紙張、規格、形製、字體方麵看，當為北魏寫經。這些寫卷，經文書於既薄且細的白麻紙上，排列格式雖然很規範，但似有變體的趨勢。在莊嚴的寫經中，透露出自己獨有的風姿。真乃靈山墨韻，寓鋒於中；筆筆顧盼，字字呼應。橫筆尖鋒挺入，收筆或頓或按，力蓄其中，頗有一觸即發之勢。

　　這些北朝寫經，為我們研究北朝的佛教和文化，特別是文字和書法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實物證據。

　　唐代宮廷寫經

　　唐代的君王、太子、後妃等多信仰佛教，他們往往令官府造經，藉以供養祈福。這些寫經，就稱之為宮廷寫經。蘭州現藏敦煌文獻中屬於宮廷寫經的有：甘肅省博物館所藏的《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二迦葉菩薩品之二》和《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七無生品第二十五》，甘肅省圖書館所藏的《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獅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四》和《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七無生品第二十六》，西北師範大學所藏《妙法蓮華經卷第四安樂行品第十四》等。

　　甘肅省博物館所藏的《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二迦葉菩薩品之二》，雖然沒有一般唐代宮廷寫經尾部的一長串題記，但從紙、墨、字體、形製等方麵看，顯然也是宮廷寫經。從該卷“世”、“湣”字缺筆以避太宗諱可知，大約書寫於唐太宗以後。其書寫“修整自持”，“數千字終始如一律，不失行次”（《宜和書譜》語），端莊嚴謹，渾穆古峻；小中得以見大，字字珠璣。既展示了唐代楷書的嚴謹法度，又體現了唐代楷體的傳承變化。其書寫格式和字體的筋骨之韻，皆可堪稱唐代宮廷寫經中的典範。本卷卷首下部有“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十月三十日，於右任敬觀”款，並鈐有“右任”朱文方印。1997年，此卷被定為國寶。

　　佚經和佛經寫卷

　　佚經，是指曆史上已經失傳的佛經。蘭州現藏敦煌文獻中屬於佚經的主要有：敦煌研究院所藏的《佛說祝毒經》、《佛圖堂所化經》和《佛說阿難律經》，甘肅省博物館所藏的《壇法儀則》和《樓炭經略》一卷等。

　　蘭州現藏敦煌文獻中還有一些佛經別譯本和精抄本，具有很高的校勘價值。例如敦煌研究院所藏的《佛說八師經》，敦煌藏經洞僅出土這一件，將其與現刊本《大正藏》所收東吳時月支居士支謙譯本相較，文字出入很大。此件當屬支謙譯本的別譯本。再如西北師範大學所藏的《大方等陀羅尼經護戒分卷第四》，是早期的密教經典，北魏寫本，敦煌藏經洞雖出土7件，但“卷第四”卻僅此一件。與現刊本《大正藏》所載該經比較，72行字竟有38處互異，其校勘價值之大不言自明。

　　蘭州所藏敦煌文獻這些佚經、佛經的別譯本和具有校勘價值的精抄本對研究中國佛教的曆史具有很重要的價值。

　　四部書和社會文書

　　四部書指《李翰自注〈蒙求〉》、《三國誌·步騭傳》、《說苑卷第二十反質》和《文選·運命論》，現今都藏於坐落於蘭州的敦煌研究院中。《李翰自注〈蒙求〉》是兒童啟蒙課本，采用韻語介紹曆史和傳說人物故事，又能識字又能學習典故知識，較此之前以認字為主的蒙書大大前進了一步；《三國誌·步騭傳》，北朝寫本，是現存《三國誌》最早的寫本之一，全卷存440字，與現行中華書局標點本不同的就有41字；《說苑卷第二十反質》，漢劉向《說苑》原有二十篇，北宋王堯臣編《崇文總目》時隻得五篇，北宋曾鞏（1019—1083年）從士大夫間得十五篇，才為全本。敦煌研究院所藏的這件為隋至唐初寫本，比曾鞏取自士大夫的本子要早得多；《文選·運命論》，是隋代寫本，早於廣為流行的唐李善《文選》注本，內容更接近於原著。

　　此外，蘭州所藏的敦煌文獻中還有一些珍貴的社會文書。例如敦煌研究院所藏的《大慈如來十月廿四日告疏》、《唐人奴婢買賣市券副本》、《臘八燃燈分配龕窟名數》、《唐景雲二年張君義勳告》、《太平真君十一年至十二年曆》、《歸義軍衙府酒破曆》、《糧食入破曆》、《北魏禁軍軍官籍簿》、《天安二年令孤歸兒課》、《皇興二年康那造幡發願文》等，都具有很高的校勘和史料價值。

　　珍善本書

　　宋版書

　　宋代刻書公私並舉，非常興盛，但是由於時間久遠等多方麵的原因，宋版書現今極為罕見，據日本研究古典文獻並且對宋版書很有研究的教授阿布隆一統計，宋版書在中國大陸有1500多部，台灣省有840部，日本有890部。其實《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有一些新的發現，而且世界其他各國也有少量的收藏。但日本學者阿布隆一的統計數據已是大多數，可見現今存世的宋版書確實不多。但地處西北的蘭州就藏有10種左右，主要藏於坐落於蘭州的甘肅省圖書館等處。下麵我們精選幾部介紹：

　　《三國誌蜀誌諸葛亮傳一卷》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鬆之注，宋衢州刻本。《三國誌》原書六十五卷，現甘肅省圖書館僅存一卷，即《蜀誌》第五卷。每頁10行，每行19字，小字雙行23字，花口，上鐫大小字數，左右雙邊。該書記載了魏、蜀、吳三國的史事，現存一卷是記述蜀國諸葛亮事跡。《四庫全書》收錄此書。

　　《通鑒紀事本末》

　　宋代袁樞撰，南宋寶祐五年（1257年）刊本。原書為四十二卷，現甘肅省圖書館僅存第二十六卷之第9頁和第40頁兩頁。每頁11行，每行19字，花口，左右雙邊。該書記載始於三家分晉，終於周世宗之征淮南。《四庫全書》所收即為這一版本。《天祿琳琅書目》、《平津館鑒藏記》、《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記》、《楹書隅錄》、《善本書室藏書誌》、《皕宋樓藏書誌》等均有著錄。

　　《漢雋》

　　宋林越撰，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象山縣學刻本。此書十卷，8冊。每頁9行，每行15字，小字雙行30字，大黑口，左右雙邊。該書是一部字書，它取《漢書》中古雅之字，分類編纂50篇，每篇即以篇首二字為名，亦簡附原注。《四庫全書》收錄此書。作者林越，字伯仁，龍泉（今浙江遂昌縣屬地）人，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61年）進士。

　　《纂圖互注南華真經》

　　周莊周撰，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宋刻本（具體年代不詳）。此書十卷，8冊。每頁11行，每行12字，小字雙行25字，黑口，左右雙邊，版心鐫刻工姓名。《南華真經》，《莊子》別名，唐天寶二年（743年）二月號莊子為南華真人，故以書名。此書33篇，為莊周的代表作。

　　《新刊唐陸宣公集》

　　唐陸贄撰，為陸贄別集，南宋孝宗時刻本。此書二十二卷，6冊。每頁10行，每行20字，大黑口，四周雙邊，前有唐權德輿《序》。該書收有製誥、奏草、奏議等，內容廣泛涉及中唐的社會曆史問題，對當時的財政、經濟、軍事情況、藩鎮割據以及民族關係等問題作了深切論述，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資治通鑒》就采用陸贄奏議達39篇之多。作者陸贄（754—805年），嘉興（今屬浙江）人，唐代著名的政論家，唐代宗大曆年間進士，身任翰林學士，官至宰相，卒諡宣公。

　　元版書

　　元代刻書可與宋代媲美，所以言版本者，至今宋、元並舉。據清代錢大昕的《補元史藝文誌》統計，元代刻印流通的圖書，經部為804種，史部為477種，子部為763種，集部為1098種，共3142種。但元刻本流傳至今不多，而坐落於蘭州的甘肅省圖書館收藏元版書20餘種。我們也精選幾種介紹給大家：

　　《纂圖互注荀子》

　　周荀況撰，唐楊倞注，元翻宋刻本。此書二十卷，10冊。每頁11行，每行21字，小字雙行25字，黑口，四周雙邊。《荀子》，共32篇，記述了戰國時期思想家荀況的主要觀點。作者荀況，即荀子，又名荀卿、孫卿，戰國時期趙國人。其學術思想源於儒學，但吸收了老子、宋鈃尹文等學派自然天道觀的唯物主義思想，提出“人定勝天”的著名唯物主義觀點，同時吸收孔子、墨子思想中重視人事經驗的成分。

　　《範文正公集》

　　宋範仲淹撰，元刻本，前有蘇軾元祐四年（1089年）序。此書二十卷，8冊。每頁12行，每行20字，左右雙邊。《範文正公集》收範仲淹所撰詩賦五卷，共計268首；雜文十五卷，共計165篇。作者範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卒諡“文正”。

　　《鄭所南先生太極祭煉內法》

　　宋鄭思肖撰，元至大元年（1308年）刻本。此書一卷，2冊。每頁10行，每行20字，白口，左右雙邊。作者鄭思肖，字所南，連江（今屬福建省）人。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

　　唐柳宗元撰，宋童宗說音注，張敦頤音辯，潘緯音義，元刻本，前有宋乾道三年（1167年）陸之淵音義序，唐劉禹錫序及編輯者姓氏。此書二十卷，12冊。每頁13行，每行26字，小字雙行，大黑口，四周雙邊。該集收有柳宗元的詩文多篇。作者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人，世稱“柳河東”，曾參與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團，敗後被貶為永州司馬，後改柳州刺史所以又稱“柳柳州”。他與韓愈共同倡導古文運動，同列於唐宋八大家。

　　《新編方輿勝覽》

　　宋祝穆編，元刻本。原書七十卷，現甘肅省圖書館僅存第四十九、五十卷一冊。每頁大字7行，每行14字，小字14行，每行23字，黑口，左右雙邊。《方輿勝覽》為地理總誌，博采經史子集、稗官小說、金石、郡誌、圖經，按南宋十七路行政區劃，分記所轄府、州（軍）建置、沿革、疆域等十二門，尤詳於名勝古跡，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作者祝穆，名丙，字和甫，建陽（今屬福建）人，從師於朱熹，酷愛地理。

　　《香溪先生範賢良文集》

　　宋範浚撰，高梅編，元至順刊本。此書八卷，4冊。每頁12行，每行20字，大黑口，單邊。《香溪先生範賢良文集》收進策五卷，多評論當時時事，詩三卷，分古體、近體兩種。作者範浚，字茂名，蘭溪（今屬浙江）人。

　　《大學衍義》

　　宋真德秀撰，元代翻宋本，每冊首末頁鈐章“乾隆禦覽之寶”。原書四十三卷，2冊，現甘肅省圖書館僅存第二十三卷至二十八卷。每頁11行，每行21字，黑口，左右雙邊、四周雙邊不等。該書內容為格物、致和、誠意、正義、修身、齊家等。

　　《太上混洞赤文女青詔書天律》

　　作者不明，隻知為元刻本。原書卷數不清，現甘肅省圖書館僅存一卷，是國內僅有的孤本。每頁10行，每行22字，黑口，單邊。

　　明版書

　　明代官私刻書的數量和品種都遠超宋、元。周弘祖《古今書刻》（上編）著錄明代官私刻書2500種。可見其數量之多。不僅如此，在刻書形式、刻書範圍等方麵也都遠勝前代。蘭州所藏的明版書主要收藏於甘肅省圖書館、蘭州大學、西北師範大學、甘肅中醫學院等地，其中以甘肅省圖書館收藏居多。

　　甘肅省圖書館所藏的明版書數量可觀，僅收錄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就有640多種。這裏收藏的明刻本版本較為齊全，基本包括明代的各種版本，年代跨度較大，除明初外，基本貫穿明朝各個時期，內容廣泛，囊括經、史、子、集及叢書各部，其中珍品繁多。有許多孤本、足本（無缺卷，未刪削）、抄本、活字本和名家精校、精注的精本，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例如《書經直解》十三卷、《曆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曆代君鑒》五十卷、《群書考索·後集》六十五卷、毛晉汲古閣三十餘種刻書、無錫華氏銅錫活字本數種和藍格、紅格、黑格抄本十餘種等。其中佛國天書——《永樂南藏》更是珍品中的瑰寶。

　　《永樂南藏》

　　《永樂南藏》是一部佛教大型經典叢書，它經過了四百多年的風雨曆程，迄今完好無損地保存在坐落於蘭州的甘肅省圖書館。

　　佛教自西漢末傳入我國，逐漸成為我國的三大宗教之一。隨著佛教的發展與興盛，大量的佛教經典被翻譯和引進。在雕版印書之前，主要以寫本形式流傳，或刻於石上，被稱為“石經”。宋代以後，隨著雕版印刷的發達，刻經事業蓬勃發展起來。各代刻印的藏經主要有：北宋的《開寶藏》、《崇寧萬壽大藏》，遼代的《契丹藏》，金代的《趙城藏》，宋元間的《磧砂藏》，元代的《普寧藏》，明代的《洪武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清代的《龍藏》等十七個版本，其中七個為官刻本，十個為私刻本。

　　明代刻經事業非常發達，其第一部官刻大藏經是《洪武南藏》，但永樂六年（1408年）藏於南京天禧寺的刻板，被火燒毀，印本傳世也極少。《永樂南藏》開雕於永樂十年（1412年）完成於永樂十七年（1419年），是《洪武南藏》的再刻本，但內容稍有改動。緊接著明代又刻了一部《永樂北藏》。

　　《永樂南藏》刻成後，經版藏於南京報恩寺內，由南京禮部祭祀請吏司主管批準供全國各地寺院請印。甘肅省圖書館所藏的《永樂南藏》不是原印本藏經，而是明肅王朱紳堯及其母妃陳氏在萬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599—1600年）施資印造的。印刷完運到蘭州後，分藏於五泉山藏經殿、嘉福寺（又名木塔寺）、普照寺（址今蘭園）。但藏於五泉山藏經殿和嘉福寺的兩部均被同治年間的戰火所毀，普照寺所存的一部就是今天甘肅省圖書館所藏的這一部。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時，明朝還製定各坊請印的三種不同紙質和裝幀等級：上等用連史紙，中等用公單紙，下等用打連紙。甘肅省圖書館所藏的這部《永樂南藏》是用上等優質的連史紙印刷的，上下裱紙和經帙，全用花紋錦緞裝裱。它的版式為經折裝，板框為24厘米，每印板5頁，每頁6行，每行17字。每版開頭與前一版的粘接處，刻有千字文編號和冊數、版數、刻工姓名等。這部藏經以千字文編號，始“天”終“野”，共638函，1612種，6364冊，一般每函十冊，多者十三四冊，少者六七冊不等。經內幾乎每版都鈐有“金城普照寺印”記，從卷尾閱讀者的題記看，不僅有蘭州各大寺院的主持長老，還有來自本省縣市和外省僧人閱讀過。

　　據文獻記載，甘肅省圖書館所藏的這部《永樂南藏》，在四百年的曆史歲月中，多次遭到劫難，但由於僧俗和各界人士的細心保護及時補抄，才得以流傳至今。這部藏經共補抄過四次：第一次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至三十六年（1697年），普照寺主持清錫、徒弟從澈、孫真湧補抄26冊；第二次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嘉福寺東塔院檢藏弟子普紱補抄2冊；第三次在1920年，惠霖後裔本義補抄10冊；第四次在1941年至1942年，間月庵長老將全部經卷從費家營請回城裏，他向各方募捐，請人抄補，曆時19個月，共補抄17函，88冊，挖補357冊，並更換了部分包經皮。其實在藏經的保護和修補中還有許多人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甚至以身殉職。這部《永樂南藏》正是在他們的嗬護下完好的保存下來，成為一部研究我國佛教史的珍貴文獻資料。

　　清版書

　　清代刻印的圖書稱清刻本。這一時期，官私刻書業均達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時期，考據學興起，學者熱衷於版本校勘，出現了大批校核精審、刻印典雅的圖書。現今流傳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後所刻精刻本受到學者重視，有不少被列為善本。蘭州所藏的清版書數量繁多，版本齊全，主要收藏於甘肅省圖書館、蘭州大學、西北師範大學、甘肅中醫學院等處。這裏選《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略作介紹。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是我國現存最大的一部類書，國外稱“康熙百科全書”，居世界百科全書之冠。

　　此書原名《古今圖書匯編》，一萬卷，目錄四十卷，康熙中期陳夢雷等編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完成初稿，未刻，雍正時，又命蔣廷錫等重新增訂，雍正三年（1725年）書成。

　　雍正四年（1726年），第一次以銅活字排印。其版式為；框高20.6厘米，廣13.6厘米，每頁9行，每行20字，白口，四周雙邊，插圖用版刻。全書一萬零四十卷，裝訂5020冊，分開化紙和太史紙兩種印本。至雍正六年（1728年）僅印刷完64部，因印數少，流傳不廣。1934年，中華書局根據此本進行影印，這是目前人們常用的一種版本。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分“匯編”、“典”、“部”三個等級排列資料。總共六匯編：曆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三十二典：乾象、歲功、曆法、庶征、坤輿、職方、山川、邊裔、皇極、宮闈、官常、家範、交誼、氏族、人事、閨媛、藝術、神異、禽蟲、草木、經籍、學行、文學、字學、選舉、銓衡、食貨、禮儀、樂律、戎政、祥刑、考工；六千一百零九部，“部”是三級中最小的類目，“部”下又分匯考、總論、圖表、列傳、藝文、選句、紀事、雜錄、外編等項目編列資料。此書把中國幾千年的史料和特殊人物，用簡單的項目，都敘述其中。讀者隻要按目錄依時代順序查找，就可以查到所需的專門資料。由於它所輯錄的各項內容，往往是將原書整部、整篇或整段地抄入，而且不加任何改動，因而完整地保存了許多古籍。其中引證也一一詳注出處，標明書名、篇名和作者，為查考原書提供了豐富的線索。綜上所述，該書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分類細密，條目清晰，體例完善，用途廣泛，遠勝前代類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64部銅活字印本，在270餘年中經曆了頻仍戰火、水患蟲蝕等自然災害的侵襲和人為的損毀，如今中國大陸僅存6部，甘肅省圖書館就藏有一部。其餘5部分別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徐州市圖書館。此外，中國台灣和美國國會圖書館也有收藏。

　　文溯閣本《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是一部規模龐大的叢書，收書共3461種；存目6793種，中國古代重要典籍基本上都已包括在內，元以前的更為完備。

　　這部叢書是清乾隆敕編的。乾隆皇帝弘曆即位後，很注意訪求遺書，編纂典籍，曾經多次下詔求書。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十二月間，安徽學政朱筠，奏陳了開館校書之議，奏章共計四項，其中第二項是請校《永樂大典》，擇其稀見之本輯之，以備著錄。在大臣爭議之後，乾隆采納了朱筠的建議，下詔設立專門機構承辦征書、編書、輯校諸事。於是由輯校《永樂大典》遺書，一變而為著手《四庫全書》的編纂，四庫館遂開，並詔令紀昀和陸錫熊總其成，但陸錫熊入館後不久就去世了，紀昀一直擔任總纂官。

　　《四庫全書》對古籍分類沿襲了傳統的經、史、子、集四分法，但比過去更為詳盡，經部又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共四十四類。凡所收的書，在書首都寫提要一篇，將提要合起來就是《四庫全書總目》。當時清統治者為了翻檢之便，命紀昀另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此書二十卷，隻載已經著錄的書，不收存目。與《四庫全書總目》一詳一略，同時刊行。

　　《四庫全書》究其版本來源，主要有敕編本、內府本、《永樂大典》本、各省采進本、私家進獻本、通行本六類。其中清代開國以來敕編諸書二百餘種、內廷藏書即內府本三百餘種、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並選中刊刻的即大典本三百八十餘種，其餘均為各省采進本、私家進獻本和通行本。

　　當《四庫全書》開館纂修之初，乾隆皇帝就命令仿照寧波範氏天一閣建築樣式，建閣儲存，於是北京大內的文淵閣、奉天的文溯閣、北京圓明園的文源閣和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建成並儲存了四部。後來又以江浙為人文淵藪，因命再繕全書三部，分別藏於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和杭州的文瀾閣。各閣所藏均為抄本，以上等開化榜紙抄寫，封皮用江南織造局特製絹料製作，用綠、赤、青、褐四種顏色分別代表經、史、子、集四大部類，且以函為單位分置於楠木匣中，襯上夾板，束以絲帶，整齊劃一，古雅美觀。原來的副本藏於京師翰林院，但後來毀於戰火。這七部《四庫全書》如今隻剩下三部半。文源閣書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全毀，文宗閣和文匯閣書均於太平天國時期在戰火中焚毀，而文瀾閣書在鹹、同之際就已散佚，光緒十四年（1888年）重建文瀾閣時陸續進行了抄補。現存完整的三部為文津閣、文淵閣和文溯閣書。文津閣經紀昀三次複校，在目前應是一個較好的本子，民國四年（1915年）由當時北洋政府運到北京，後藏於京師圖書館即後來的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淵閣書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隨古物南遷，運到上海，後來又遷到重慶，現存於台灣；文溯閣書民國三年（1914年）運存北京，民國十四年（1925年）運回沈陽，後來運抵蘭州，現存於甘肅省圖書館。

　　此書共6144函，36313冊。經、史、子、集四部書衣也分別用春夏秋冬四季之色：綠、赤、青、褐裝潢。用細膩、柔軟、不易折毀可以久藏的開化紙、竹紙為書頁。書頁為紅色雙邊欄、界格、半頁八行。書口魚尾處寫“欽定四庫全書”，下為書名及頁碼，每冊頁首蓋“文溯閣寶室”朱印，尾頁蓋“乾隆禦覽之寶”。

　　碑刻書帖

　　甘肅省圖書館、甘肅省博物館等處珍藏了許多碑刻書帖。以肅府本《淳化閣帖》、乾隆《禦製詩》書帖為代表。

　　肅府本《淳化閣帖》

　　肅府本《淳化閣帖》的祖本是宋本《淳化閣帖》。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趙炅令人搜出內府所藏曆代墨跡，命翰林侍書王著編次摹勒上石於禁內，名《淳化閣帖》。此帖又名《淳化秘閣法帖》，簡稱《閣帖》，係匯帖，共十卷。第一卷為曆代帝王法帖，收入自漢至唐19家帝王的親筆書法，第二至第四卷為曆代名臣法帖，收入自東漢至唐代67家的書法作品；第五卷為諸家古法帖，收入自倉頡至張旭等17家的書法；第六卷至第八卷為王羲之書法；第九、第十卷為王獻之書法。《淳化閣帖》卷帙內容浩繁，篆、隸、楷、行、草各體俱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叢帖，是中國書法史上的扛鼎之作，有“法帖之祖”之譽，對後世影響深遠。宋代記錄此帖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但刻成後不久即毀於火。原本《閣帖》在元代已不易見到全套。書法家趙孟頫記載他所得到的《閣帖》十本，已是幾次拚湊而成的。到了明代，行草書非常流行，《閣帖》中絕大部分是古代名家的書劄，行草字體為主要內容。所以習行草的書家沒有不臨習《閣帖》的。明中葉翻刻《閣帖》的，最著名的有四家，分別是袁褧、潘允亮、顧從義和甘肅蕃王府（俗稱肅府）的翻刻本，其中明朝肅王府在蘭州由宋刻本摹成的版本，是現存時代較早，摹刻較精，而又保存較好的一部法帖原石。洪武初年，天下初定，明太祖朱元璋為“固邊守防”之大計，命其第十四子肅莊王前往西北甘州領藩，並賜其一部宋刻《淳化閣帖》。肅王將其珍藏於肅王內府，秘不外傳，代代交接。萬曆年間，陝西右參政分巡臨鞏張鶴鳴得到其友人李子崇所藏的一些棗木板閣帖，前來拜謁肅憲王朱紳堯，並懇請將所帶閣帖與肅府所藏兩相比照勘校。肅王拿出所藏，李子崇與之相比，稱其“大不類世所傳本，如古法帖數段久已欠缺，茲本獨全，的為宋拓無疑”。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肅王命姑蘇人溫如玉（字伯堅）、南康人張應昌（字用之）將閣帖摹刻上石，書碑未成，肅憲王朱紳堯薨。世子朱識繼承乃父遺誌，先後曆時七年而成。肅府本《淳化碑帖》用一百四十四塊富平石刻成，收藏於肅王府東書院遵訓閣內，被視為珍寶。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部將賀錦攻克蘭州，肅府本《淳化閣帖》數方碑石被毀，還有部分散落民間。到了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洮岷道官陳倬到任之初，目睹閣帖殘破之慘狀，即組織人工財力將殘損閣帖竭力補刻整齊，為閣帖的修葺完善書寫了重重的一筆。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陝西提督王輔臣舉兵叛清，十四年二月攻陷蘭州，又將閣帖碑石作馬槽，致有“馬房光怪，櫪馬皆驚”之說。三月，清軍征伐叛軍進攻蘭州，叛軍欲將閣帖碑刻當作炮架，移置城防作為軍事防禦工程。這時蘭州知州徐某獲悉，急忙趕到王府，冒死力救，叛軍才未作軍用，然而部分刻石仍難逃惡運而遭遇破壞。光緒末年，蘭州籍翰林劉爾炘將王府閣帖移至蘭州府文廟尊經閣（今蘭州市第二中學內）保存，並新刻木板釋文40塊，以臻完備。抗日戰爭時期，蘭州人為保護閣帖，又移碑帖藏於官園豐黎倉內的地窖之中。日本投降後移出，重新安置在文廟尊經閣內，此後受到甘肅教育家、留學美國並榮獲匹茲堡大學冶金學博士學位的趙元貞的長期保護。直到1966年，碑帖原石被移至甘肅省博物館珍藏。如今，曆時三百八十餘年、珍藏於甘肅省博物館密室的肅府本《淳化閣帖》終於得以重刻麵世，聳立於蘭州碑林。今天我們看到立於蘭州碑林中經曆風雨不倒的肅府本《淳化閣帖》，能夠深切地感受到蘭州文學源遠流長、綿延不息的活力與生命力以及它身上所凝聚的無數蘭州兒女的心血與夢想。

　　乾隆《禦製詩》書帖

　　甘肅省圖書館有幾件清代宮廷藏乾隆《禦製詩》書法作品，它們是梁詩正書《禦製重華宮賜宴聯句》、於敏中書《禦製冰嬉聯句》、蔣溥書《禦製詠左傳詩》與朱珪書《禦製詩》（兩冊）。這些書法作品都有較高的藝術水平與收藏價值，彌足珍貴。

　　梁詩正書《禦製重華宮賜宴聯句》

　　紙本，經折裝，前後有木夾板。高24厘米，寬15厘米，共7頁。四周單邊，邊高19.4厘米，寬24.2厘米，無豎欄。前夾板正中刻《禦製重華宮賜宴聯句》。扉頁上部正中鈐“避暑山莊”方印，首頁卷端題“立春後一日召大學士內廷翰林重華宮賜宴聯句”，卷尾落款題“乾隆歲次乙醜春正月梁詩正奉敕敬書”，並鈐連珠印“臣詩正”“敬書”。卷尾鈐宮廷收藏印三枚：正中上“乾隆禦覽之寶”橢圓印、左中“宜子孫”方印和左下“三希堂精鑒璽”長方印。卷末副葉正中上部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方印。從所鈐印鑒可知，《禦製重華宮賜宴聯句》曾藏於承德避暑山莊。

　　於敏中書《禦製冰嬉聯句》

　　紙本，經折裝，前後有木夾板。高25.2厘米，寬15厘米，共12頁。四周單邊，邊高19厘米，寬23.7厘米，無豎欄。前夾板正中刻《禦製冰嬉聯句》。扉頁正中上部鈐“避暑山莊”方印。首頁卷端題“冰嬉聯句”，卷末落款題“臣於敏中奉敕敬書”，鈐連珠印“臣敏中”、“敬書”。該頁還鈐宮廷收藏印五枚：右上“乾隆禦覽之寶”橢圓印、左上“古希天子”圓印、左中“宜子孫”方印、左中下“石渠繼鑒”方印和左下“養心殿鑒藏寶”長方印。卷末副葉中上鈐“太上皇帝之寶”方印。從所鈐印鑒可知，《禦製冰嬉聯句》曾藏於承德避暑山莊和故宮養心殿，並被收入宮廷書畫目錄《石渠寶笈》重編。

　　蔣溥書《禦製詠左傳詩》

　　《禦製詠左傳詩》上冊，紙本，經折裝，前後有夾板。高16.2厘米，寬11.8厘米，共12頁。四周雙邊，有藍色界欄，欄高13.8厘米，欄寬2.1厘米。前夾板正中刻《禦製詠左傳詩》。扉頁正中上部鈐滿文方印。卷端題“《禦製詠左傳詩》上冊四十六首”，卷尾落款“臣蔣溥敬書”，並鈐連珠印“臣”、“溥”。首頁正中上部鈐“乾隆禦覽之寶”橢圓印。末頁鈐宮廷收藏印三枚：正中上部‘古希天子’圓印、正中下部“石渠寶笈”長方印和右下“寶笈三編”方印。卷尾副葉鈐滿文方印，文字與扉頁滿文方印同，顯係同一印鑒。卷端雖題“《禦製詠左傳詩》上冊四十六首”，但實為26首。從卷尾所鈐印鑒可知，此件已被收入嘉慶二十年（1815年）英和、黃鉞等人奉敕編纂的《石渠寶笈》三編中。

　　朱珪書《禦製詩》二冊

　　朱珪書《禦製詩》共二冊，一冊書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冊書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朱珪書《禦製詩》（乾隆三十四年），紙本，經折裝，前後有夾板。高18厘米，寬11厘米，共11頁。四周雙邊，朱絲欄，欄高15.3厘米，欄寬1.8厘米。前夾板正中刻《禦製詩》。扉頁鈐“乾隆禦覽之寶”方印。卷端直書詩題“題廓然大公八景”，卷末落款“臣朱珪敬書”，並鈐連珠印“臣朱珪”、“敬書”。首頁鈐宮廷收藏印三枚：中上“古希天子”圓印、右下“石渠繼鑒”方印和左下“宜子孫”方印。卷尾鈐宮廷收藏印三枚：中上“乾隆禦覽之寶”橢圓印、右下“寶笈重編”方印和左上“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長方印。書末副葉鈐“五福五代堂寶”方印。從印鑒可知，此件確係宮中之物，並被收入《石渠笈寶》重編。《禦製詩》（乾隆三十四年）所收詩篇，見於《清高宗禦製詩三集》卷八十至八十一。共計七言絕句21首，即《題廓然大公八景》8首、《題鄒一桂寫生小冊》8首、《萬鬆寺》3首、《題唐寅品茶圖》1首、《王蒙東山草堂圖》1首、五言律詩《微雨》1首，七言律詩《詠柳絮》1首，總計23首。

　　朱書《禦製詩》（乾隆三十六年），紙本，經折裝，前後有夾板。高18厘米，寬11厘米，共8頁。四周雙邊，朱絲欄，欄高15.3厘米，欄寬1.8厘米。前夾板正中上部刻《禦製詩》。扉頁鈐“乾隆禦覽之寶”方印。卷首直書詩題《巒影亭》，卷尾落款“臣朱珪敬書”，並鈐連珠印“臣朱珪”、“敬書”。卷首鈐宮廷收藏印三枚：中上“古希天子”圓印、右下“養心殿鑒藏寶”長方印和左下“石渠繼鑒”方印。卷尾鈐宮廷收藏印三枚：中上“乾隆禦覽之寶”橢圓印、右下“宜子孫”方印和左上“寶笈重編”方印。卷末副葉中有“德壽殿寶”方印。從印鑒可知，此件曾藏於故宮養心殿、德壽殿，並被收入《石渠寶笈》重編。《禦製詩》（乾隆三十六年）所收詩篇，載於《清高宗禦製詩三集》卷九十三。包括七言絕句6首，即《巒影亭》、《見春亭》、《畫舫齋口號》、《題閱古樓》、《鄰山書屋》、《古遺堂口號》；五言律詩14首，即《靜憩軒》、《延佳精舍》與《題王翬摹古十二幀》，總計20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