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兵戎故事

第一節 一架日機飛臨蘭州

　　從一八四〇年開始，中國似乎一夜之間從天朝大國的位置上跌了下來，巨人的跌倒，發出來的聲響是驚世駭俗的，而巨人的重新站起所耗費的氣力是小個頭的人所難以想象的，中國的重新站起，整整花費了一百一十年的時間。在此，我們有理由、也有責任禱告：中國，千萬別再跌倒啊！

　　你、我、他，還有許許多多的人都沒有親身經曆過戰爭，但我們都看見過戰後的土地，戰爭留下的廢墟，從戰爭中逃出來的受難者。

　　這一切，都讓我們觸目驚心。

　　這一切，都讓我們臥不安席。

　　這一切，都讓我們銘心不忘。

　　不忘曆史，才有可能阻止曆史的重演；不忘曆史，我們才有可能走向明天。讓我們再次回頭，看看巨人跌倒以後，在蘭州發生的一件事情吧。

　　民國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二月二十九日，正是中國繼東北淪陷後，華北又處在危亡關頭的時間，這天，在遙遠的大西北腹地蘭州，在萬裏晴空中，突然竄出一架飛機，機翼上塗著牛血一樣的太陽旗。日機飛臨上空，肯定不是什麽好事，當時，蘭州市民對飛機的認識還很有限，分不清什麽是轟炸機，什麽是偵察機或戰鬥機，但塗著膏藥旗的，無疑是日本飛機。雖然，戰爭還沒有全麵爆發，但東北義勇軍的抗戰、華北的長城抗戰、上海的十九路軍抗戰，說明戰爭早已開始了。日寇還在步步緊逼，中日必有一戰，全中國人心裏清楚，蘭州人心裏也清楚。而今，上空突然出現一架日機，膽小的市民到處躲避，膽大的市民看見如入無人之境的日機怒火萬丈，卻也無可奈何。

　　當時駐防蘭州的是東北軍五十一軍，軍長是於學忠，他還兼著甘肅省政府主席。東北軍幾十萬大軍，裝備超過了日軍，人數更是日軍的十倍以上，卻一槍不放，把家鄉丟了，如今，寄身蘭州，日機又追來了。誰也無法想象當時東北軍將士見到日機後是什麽心情，能看見的是，日機在蘭州上空，悠閑自得地盤旋了幾圈，大模大樣地降落在東郊機場，飛機上下來六個大模大樣的日本軍人，其神情好像是蘭州請來的貴賓，其中領頭的便是羽田嘉郎。守衛機場的中國士兵圍了上去，麵對憤怒的中國士兵，羽田嘉郎全不放在眼裏，他打著哈哈，嬉皮笑臉，說是來蘭州遊曆的，要見於學忠長官。

　　士兵將這六個日本軍人帶到省府門口，還未通報，他們便硬闖了進去。見了於學忠，照樣嬉皮笑臉，種種無狀。有的將腿架在辦公桌，有的亂翻東西，有的呢，出言不遜，髒話粗話混賬話說個不停。

　　那個年月，日本人一直在給中國找茬，或浪人，或軍人，或商人，到處在尋釁鬧事，如果中國人吃了虧忍氣吞聲，日本便白占一次便宜；如果中國人忍無可忍起而反抗，日本人吃了虧，日本政府就出麵了，以發動戰爭相要挾，中國政府不是賠禮道歉，就是賠款“懲凶”，一開戰，便是喪師失地。日本人嚐到甜頭了，一樣的伎倆三番五次地施展，幾乎沒有不得手的。伊利阿斯·卡內蒂在《群體和權力》一書中，用獵犬群原理論述了戰爭發動者所慣用的這一招數，他說：

　　戰爭的內在的或者獵犬群般的的原動力，最初的本源看來是這樣：從圍繞一個死者周圍的悲號獵犬群形成了應當為死者複仇的的戰爭獵犬群。從取得了勝利的戰爭獵犬群形成了凱旋的增多的獵犬群。

　　正是第一個死者把受到威脅的感覺傳染給了大家——想要發動戰爭的掌權者很清楚地懂得，他必須搞到或者創造第一個死者。關鍵並不在於他在其團體內的重要性。涉及的可能是某個沒有特殊影響的人，有時甚至是一位不相識的人。關鍵在於他的死而不在於其他；人們必須相信：敵人應對此負責。可能導致他死亡的一切原因都被隱瞞，除了一點，即他是作為人們自己所屬的這個團體的成員而喪命的。

　　迅速產生的悲號獵犬群起的作用就像大群晶體，他可謂自動裂開：一切都懸著，由於同樣原因而感覺受到威脅。這個悲號獵犬群的意識轉變成為戰爭獵犬群的意識。

　　真是看透人心驚破膽啊！優秀學者之所以優秀，完全依賴於他對現象後麵本質的揭示。所謂禽獸無言，而高明的獸醫照樣可查出它的病因。日寇對中國發動戰爭的借口幾乎無一例外，要麽是士兵丟失，要麽是誰誰被殺，“九一八”如此、“一二·八”如此、“七七”如此。日本人的膽大妄為，在於中國政府的怯戰。於學忠是一個身懷家仇國恨的將軍，在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時，他毫不猶豫地在蘭州發動了蘭州事變，敢於向黨國領袖發難的人，還不至於怕眼前這幾個日本小飛賊。

　　但，他忍住了，因為民國政府一直在忍讓著。

　　次日一大早，日機升空，揚長而去。

　　以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抗戰而言，以中國人所遭受的空前災難而言，民國二十五年，日機侵犯蘭州領空，自由來去，隻能算是一個小小的插曲，算是一個沒造成災難後果的惡作劇，甚至還有些好玩，但可看出，中國當時的防空力量是多麽地單薄。

　　一年以後，日機飛臨蘭州上空，這次，不是惡作劇了。當然，蘭州人也不允許其自由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