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上下五千年

第十三節 司馬遷寫《史記》

　　司馬遷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曆史學家，他著的《史記》是我國第一部係統的曆史著作。《史記》被後人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字子長，生活在西漢景帝、武帝時期。他出生在一個世代為史官的家庭，父親司馬談是個很有學問的人，擔任著掌管天文、曆法和曆史文獻的太史令。司馬遷的少年時代是在他的家鄉——今陝西省韓城縣度過的。十歲時他跟當時著名的古文經學家孔安國學過用古文字（大篆）寫的先秦典籍，已能誦古文，還在儒學大師董仲舒門下學過用當時的文字（隸書）寫的《公羊春秋》。

　　二十歲那年，司馬遷離開了家鄉，到各地考察遊曆：曾到過會稽（今浙江紹興），訪問韓信的故事；到過豐沛，訪問蕭何、曹參、樊噲的故鄉；到過薜地（今山東滕縣東南部），訪問孟嚐君的封地；到過鄒魯，訪問過孔子的故鄉。此外他還北過涿鹿，登長城，南遊沅湘，西至崆峒（kōnɡdònɡ），足跡踏遍了大半個中國。

　　他沿途搜集的許多資料，補充了史書記載的不足，那些波瀾壯闊的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故事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中。

　　他的父親司馬談在京城做太史令，他也因此到了長安，做了郎中。公元前111年，武帝平定西南夷，派遣司馬遷到今川南、貴、滇一帶視察，這又一次的大遊曆，為他提供了了解西南地區風土人情，搜集遺聞舊事，考察山川地理的大好機會。

　　就在這次出使歸來，司馬遷見到了垂危的父親。父親在彌留之際，拉著他的手，語重心長地說：“我家祖先在周代就當太史，我死了以後，你一定成為太史，身為太史，別忘了我所說的著作啊！”原來，司馬談過去曾說過：周公死後五百年有了孔子，孔子死後到現在又是五百年了，應該有人繼承孔子，做一番著述事業。身為史官的司馬談，立誌繼孔子《春秋》之後修一部通史。現在，司馬遷在父親病榻前，淚如泉湧，答應了父親的要求。

　　但父親死後，司馬遷沒有能立即開始寫作。主要忙於巡祭、封禪，跟從漢武帝先後到過泰山、長城內外諸多名山大川。到公元前108年，他做了太史令，得以充分利用朝廷收藏的圖書和檔案資料。在公元前104年，他正式開始了著述《史記》的浩繁工作。這時他已步入中年了。

　　為了盡早完成這部史書，他夜以繼日地忘我寫作，幾乎斷絕了一切往來應酬。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以全部身心投入《史記》著述時，一場大禍從天而降，這就是“李陵事件”。李陵，是號稱“飛將軍”李廣的孫子，力大過人，善騎射。在隨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兵伐匈奴時，李陵自請獨當一麵，迎擊匈奴。他長驅直入，不料遇上匈奴大軍，他與部下雖奮勇戰鬥，但因寡不敵眾，矢盡糧絕，援兵不到，終於戰敗被俘，投降了匈奴。消息傳到朝廷，那些平日交口讚譽李陵的朝臣一反常態，紛紛落井下石。

　　司馬遷深感不平，他與李陵雖無深交，但對李陵的為人一向敬佩，因而仗義直言，陳述李陵平時為人和這次孤軍奮戰的功勞，認為不應該過分責備李陵。結果漢武帝勃然大怒，他覺得司馬遷讚揚李陵，就是貶低另一個同時出征的將軍李廣利。而李廣利正是武帝極寵愛的李夫人的哥哥。因此，他把司馬遷關進了監獄，並且判了死刑。此時，是司馬遷正式開始寫作《史記》的第六個年頭。

　　按照漢朝法令，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種辦法是用五十萬錢贖罪。司馬遷官小祿薄，無論如何也拿不出這筆錢來。另一種辦法是“減刑一等”，受宮刑。而宮刑在當時刑罰中是最殘忍、最恥辱的一種。它不僅對人體是殘酷的摧殘，對人格也是極大的侮辱。麵對這種現實，司馬遷悲痛欲絕，想一死了之。

　　此時此刻，他想到了《史記》的創作。這樣一死，誰又來完成《史記》呢？他又想起父親臨終前的囑托，便更不會忘記自己撰寫《史記》的宏偉理想，他要以孔子作《春秋》為榜樣，用自己的著述，辨善惡是非，以有益於天下。於是，他決計接受宮刑。司馬遷受宮刑之後，精神受到很大打擊，在極度痛苦中，又曾想到過自殺。但痛定思痛，撰寫《史記》的崇高理想鼓舞著他，為完成尚未著成的《史記》，他決心頑強地活下來。

　　出獄後，他做了中書令，中書令就是為皇帝掌管文書、起草詔令的官。他之所以接受這個卑微的職務，也仍是為了不離開他所需要的皇家圖書館裏的圖書資料，為了繼續完成他的偉大著作。就這樣，他又忍辱發憤地度過了八年。到公元前91年，當司馬遷終於完成了《史記》這部曆史巨著時，已經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從開始閱讀、整理史料，到正式寫成此書，他一共花費了十八年的時間。如果從他年輕時的遊曆算起，《史記》一書是幾乎用盡了他畢生的精力，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極大痛苦而完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司馬遷以他傑出的才華和驚人的毅力，在廣泛占有材料的基礎上，經過認真考辨，融會貫通，寫出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從而把曆史學推進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階段，在中國史學史上樹立了一塊不朽的豐碑。司馬遷和他的《史記》一起，將永垂青史，光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