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台灣政壇的藍綠對陣
台灣的政治發展及其演變
馬英九是個政治人物，每時每刻都身處在台灣政壇矛盾鬥爭的旋渦中心，因此，要真正了解馬英九，就必須了解台灣政治的發展、演變及其現狀，這樣才能更深切地體會到馬英九身上所承受的巨大壓力和他為此所作出的一切努力。
1949年以來台灣政治的演變過程，大體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
（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在台灣重建與強化專製統治。
1945年10月台灣回歸祖國後，由於國民黨政府接收大員貪汙腐敗，軍警橫行，加上當時糧食恐慌、物價飛漲、失業嚴重，引起了台灣人民的強烈不滿。1947年2月28日，台灣爆發了反對國民黨政權、要求民主自治的運動。國民黨當局以“企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背叛國家”的罪名，進行了血腥的殘酷鎮壓，計有數千人被殺、被捕，失蹤、逃亡的不計其數。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前後，蔣介石集團率部分國民黨軍政人員退踞台灣，並於1949午5月19日頒布了戒嚴令，宣布台灣地區處於戰時動員狀況，封閉全省，限製出入境，實行軍事管製。封鎖大陸消息，嚴禁一切違禁的言論、出版和罷工、遊行等活動。1950年7月，國民黨中常委臨時會議通過了《中國國民黨改造案》，將一些黨政元老、軍事將領、派係首領排擠出決策圈；全麵更換舊有的黨政係統；整肅黨內舊有的派係。黃埔、中統、CC、政學係等皆被清除。同時，國民黨統治集團整頓各級組織，進行黨員登記，發展新黨員，培植起一批擁護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新實力派，建立了蔣氏父子對國民黨的絕對控製權；經濟上進行了財政整頓，改革幣製，穩定物價，同時實行土地製度改革，恢複與發展農業生產。
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國民黨政權日漸認識到“反攻大陸”的希望渺茫。1958年，蔣介石提出“建設台灣，反共複國”的方針。由於得到美日等外國壟斷資本的支持，台灣當局采取了一些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加上美國提供的數十億美元的經濟軍事援助，和運用從大陸運去的黃金、美鈔等外匯以及從大陸赴台的人才，台灣經濟在60年代開始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
國民黨力圖在戒嚴體製下鞏固與強化專製統治。1960年，蔣介石通過“國民大會”修訂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獲得連任而成為“終身總統”。同時，蔣介石在人事和組織安排上為傳子進行部署，國民黨的最高權力開始向蔣經國過渡。在白色恐怖統治下，蔣氏父子對黨政軍各界實行嚴格的控製，對於各種反對勢力則采取嚴厲打擊的高壓政策。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自由中國事件”：1960年9月，《自由中國》雜誌的創辦人雷震因籌組中國民主黨而被國民黨當局以“涉嫌叛亂”的罪名逮埔。
（二）70年代至80年代中後期，台灣當局為應付新的國際形勢及台灣社會的變化，開始向標榜實行西方式的政治製度過渡。
從70年代開始，台灣政局趨向動蕩，國民黨政權麵臨外挫內困的局麵。從外部看，1971年10月，聯合國第26屆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恢複了中華人民共和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驅逐了台灣當局的代表。之後，陸續有20多個國家與台灣“斷交”。1972年2月尼克鬆訪華，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同年9月，中國與日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台日“斷交”。台灣當局在國際上日益陷於孤立。
從內部看，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普及帶動了階級關係發生重大的變化，新興的地方財團勢力及由中小企業主、中高級企業管理人員、醫師、律師、部分公教人員構成的中產階級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長期壟斷上層權力的局麵，希望分享政治權力，省籍矛盾日漸突出。
70年代初期，台灣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與此同時，以《大學》雜誌社為主導，一批學術界和工商界青年提倡政治革新，提出擴大“政治參與”、“廢除政治特權”、“改選中央民意代表”、“改造上層政治結構”等主張。黨外勢力開始活躍並得到發展，要求“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
1972年3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麵對內外各種危機。為了應變求存，開始在政治上作出出一些調整，推出了一係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包括舉行“中央民代”增額選舉、在國際上開展“實質外交”等等，並開始推行“本土化政策”，有意識地提高台灣省籍人士在政權內的地位，力圖通過籠絡台省籍政、經人才來鞏固統治。經過這一係列措施，蔣經國的政治權力與地位得到了加強。蔣介石去世後，嚴家淦繼任“總統”，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主席。1978年3月，蔣經國當選第六任“總統”。
70年代後期，黨外運動續有發展。1979年，頗具影響的《美麗島》雜誌社聚集了一大批黨外人士，意圖組織反對黨。由於這股勢力與台灣當局矛盾激化，12月10日，爆發了“高雄事件”。進入80年代以後，台灣反對勢力進一步發展。在黨外運動中，有些人主張統一，有些人主張“台獨”。“台獨”分子被著“爭民主”的外衣，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
1979年1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宣布了和平統一的方針，對國民黨當局形成新的壓力。1986年3月，菲律賓馬科斯政權被推翻，給長期實行軍事戒嚴的國民黨當局造成極大震撼。美國也敦促國民黨當局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實行政黨政治。此時島內黨外運動有所發展。麵對這種情況，在1986年3月國民黨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蔣經國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張，之後相繼采取了一係列措施，調整內外政策，包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調整“中央民意機構”、實行地方自治法製化、推動黨務革新、進行“總統”集體接班的部署等等。
國民黨當局在1986年開始的所謂“政治革新”，目的是在新形勢下以變求存，雖仍沒有突破“動員戡亂體製”的範圍，但解嚴、開禁確是40多年來台灣政治中的一個重大變革，台灣的政治體製由此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由軍事戒嚴和一黨專製向標榜實行西方的政治製度的方向過渡。1986年9月，黨外人士不顧台灣當局的禁令，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
（三）80年代末以後，國民黨政權迅速“本土化”，台灣當局標榜實行西方民主製度，推行製造“兩個中國”的分裂政策。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隨之李登輝執掌黨政大權。李登輝在1990年5月宣布開始“憲政改革”，對舊“法統”進行改造。從1990年至2000年，台灣當局進行了六次“修憲”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總統”由台灣地區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凍結台灣“省長”、“省議會”選舉，虛化“台灣省政府”功能；改變“國民大會”職能等等。台灣的政治格局、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結構以及台灣當局對大陸政策和對外政策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一是國民黨政權迅速本土化，經過“憲政改革”，1949年以前在大陸產生的“中央民意代表”全部退職，“國民大會”、“立法院”等機構的代表全部在台灣地區選舉產生，“總統”直接由台灣地區人民選舉產生。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分配上，國民黨各派勢力重新分化組合，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同以外省籍傳統勢力為主的非主流派經過多次較量，非主流派被逐步排擠出行政及黨務的高層權力核心。
二是台灣當局標榜實行西方民主製度。開放黨禁後，各種政治勢力迅速發展，尤其是民進黨的力量逐步發展。1993年8月，新黨成立並成為台灣政壇的第三勢力。在近幾年來的一係列選舉中，在野勢力發展，不斷給國民黨執政造成嚴峻的挑戰。“國民大會”、“立法院”等機構中，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局麵已經結束。在1994年年底的省市長選舉中，民進黨獲得了台北市長的席位。在1997年年底的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獲得空前的勝利，得票率第一次超過國民黨，贏得了23個縣市長席位中的12個。
三是謀求“兩個中國”的政策日益明朗化。李登輝上台後，台灣當局以謀求“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和“兩個中國”作為處理兩岸關係及對外關係的基點；在兩岸關係上，鼓吹“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兩岸分裂分治”，並且阻撓兩岸關係的發展，拖延統一進程；在國際上，則千方百計推行“務實外交”，鼓噪“參與聯合國”，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台灣當局模仿西方，標榜實行資本主義的民主製度以來，伴生出大量弊端，也暴露出種種假民主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黑（道）金（錢）政治”盛行，其中尤以國民黨為重。選舉中賄選成風，候選人以各種形式隱蔽地或公開地花錢買選票。這也導致選舉費用高昂。黑道勢力大肆介人選舉。他們采用買票、勒索、綁架、恐嚇等手段，脅迫選民選舉自己推出的候選人或他們屬意的候選人。一些候選人也借助黑道勢力，以求當選。“黑金政治”使“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叢生。
在1993年年底選舉的23個縣市長中，就有3名縣市長犯有貪汙罪。
1994年至1997年11月，國民黨籍縣市議長、議員和鄉鎮市長犯有賄選、貪汙罪行的多達578人。從1996年6月到1997年11月，被檢舉的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有32人。不少台灣有識之士和公正輿論認為“台灣隻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此外，1990年以來台灣地區的四次“修憲”、特別是1994年和1997年兩次“修憲”，大大增強了所謂“總統”的權力。在1997年的“修憲”中，台灣知識界認為這次“修憲”違背了民主和權力製衡原則，製造出一個“超級總統”、“巨無霸總統”。一些台灣反對派人士認為，台灣當局領導人是在民主的名義下實行獨裁。
台灣的基本政治狀況
在台灣，有所謂泛藍、泛綠二個陣營，叫藍綠對陣，這兩個陣營幾乎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而每個陣營裏麵也同樣存在著錯綜複雜的爭權奪利矛盾。要搞清這二個陣營的來龍去脈，首先必須弄清楚台灣的基本政治狀況。
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目前實際上享有對台灣、澎湖列島、金門和馬祖地區及附近島嶼的管轄權。台灣的兩個主要城市，台北市和高雄市為“中央”直轄市。其餘的台灣本島地區以及澎湖列島屬於“台灣省”管轄，而金門和馬祖則屬所謂的“福建省”管轄。
“中華民國憲法”是基本的法律，於1947年國民黨還未撤出大陸時起草，是針對當時整個中國而設計的。1990年開始對憲法的進行重大修正，在憲法中加入了很多專門針對台灣地區的條款。
在1991年以前，台灣政府一直宣稱擁有對整個中國和外蒙古的主權。
1949年國民黨“轉進”到台灣時，他們照搬了整套原來在南京的中央政府機製。1991年，李登輝在非官方場合已經放棄了對大陸主權的宣示，認為共產黨控製整個中國大陸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整個政府結構依然存在，憲法上也沒有正式放棄對大陸的主權，因為這樣做有可能引起有關對台灣獨立問題的爭議。
“國民大會”是1947年在中國大陸選舉產生的，在政府搬到台灣後繼續運作。但是由於已經不可能在大陸舉行換屆選舉，1947-1948年間選舉產生的“國大代表”“無限期”留任。但1990年6月“大法官”會議決定，在“國民大會”、“立法院”以及其它政府機構內所有的無限期留任代表必須從1991年12月起退休。
第二屆“國民大會”在1991年選舉產生，共有325名“國大代表”。大部分代表是直接民選產生，100人則是根據政黨得票率按比例分配。這屆“國大”在1994年修改了“憲法”，為1996年3月舉行的“總統”、“副總統”直選鋪平了道路。“國民大會”依然擁有“修憲”、彈劾“總統、副總統”等權力。
2000年4月，“國大代表”投票決定，這屆“國大”結束後不再舉行選舉，“國大”隻有在需要時才會選舉並重新開會。最近一些年，“國大”的大部分職責已經轉交“立法院”，其中也包括了彈劾“總統”的權力。
“總統”是“國家元首及三軍統帥”。“總統”對五院有協調爭議權，五院包括了“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考試院和司法院”。“總統”直接任命“行政院長”。“行政院”由“院長”和“各部部長”組成。
“立法院”是主要的立法機構，最早在1947年選舉產生。第一屆“立法院”共有773個席位，但基本上是無實權的“橡皮圖章”。與“國民大會”一樣，“立法委員”在1991年前一直沒有換屆。第二屆“立法院”在1992年選出。第三屆“立法院”於1995年選出，共有157名委員，任期3年。1998年開始的第四屆“立法院”，委員人數增加到225席。“立法院”在政府機構中的職責隨著政治體製的逐漸民主與開放而變得越來越重要。在1992及1995年的選舉中，“民進黨”取得了逐次增加，超過三分之一的議席，而國民黨每次都隻能維持僅僅超過半數的席位。不過在1998年國民黨在議會所占的比例由50%上升到55%。在2001年的“立法院”選舉中，國民黨受到重創，民進黨首次成為第一大黨，但依然未過半數。
1994年“國民大會”通過“修憲”允許“總統”直選之後，“立法院”也在同一年通過“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允許“台灣省省長”以及“直轄市”市長直選（“福建省”主席仍然維持官派）。在1994年舉行的台北、高雄兩市市長直選中，國民黨贏得了“高雄市長”選舉，而民進黨則在台北取得了重大勝利。1998年國民黨新秀馬英九在台北反挫民進黨的重要人物陳水扁，帶領國民黨重返台北市，但是在高雄，民進黨的謝長廷卻也擊敗了國民黨的前任市長，兩黨依然繼續分庭抗禮。
民選的“台灣省長”在1998年年底被撤銷，恢複官派的“省主席”。“總統府”宣布這個舉措是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實際上是為了降低當時的“台灣省長”宋楚瑜的影響力。而在1997年11月舉行的地方選舉中，民進黨取得了23個縣市中12個縣的縣長職務，而國民黨隻取得了8個縣。這是民進黨第一次在重要選舉中力挫國民黨。
“監察院”負責監察政府的效率以及稽查腐敗案件。29名監察委員由“總統”任命，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每名委員任期6年。在近些年來，由於監委之產生完全以“總統”一人之意誌為定奪，不複以往需由省市議會推選之公信力。致使“監察院”原本所剩無幾的“民意基礎”至今可謂名存實亡，在各方麵發揮著越來越不重要的作用，雖然近年來奉當權者之命進行了若幹重要調查，名義上是彈劾了多位政府高層人員，但實際上還是聽命於最高統治者，使古之“禦使大夫”淪為為當權者文過飾非、鬥爭政敵的工具。
“司法院”負責司法係統的運作，由15名大法官組成的“大法官會議”，負責對“憲法”進行解釋。但在台灣當前的大環境下，幾次“大法官會議”所做出的決議無不“希旨成風”本質上不脫“鄉願”兩字，其原因都出自大法官全由“總統”所任命，形式上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而已，任期8年。
“考試院”負責公務人員的甄選與考核，由考試委員組成，其任命手續與“司法院、監察院”一致。其下並設有兩個部門：考選部負責甄選新的公務人員及辦理律師等專門職業的證照；銓敘部負責公務人員的任命、考核、退休。“總統”負責任命“考試院院長”。
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除從1948年就開始實施的戒嚴令，戒嚴令賦予“總統”無限的權力以與共產黨對抗。戒嚴令也禁止任何個人或團體發布不同言論，當時發布與當權者不同的言論如支持台灣獨立或支持共產黨都會招至嚴重後果。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後，“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並在1990年由“國民大會”選舉連任六年，這也是“國民大會”所選出的最後一屆“總統”。1996年，李登輝與連戰直選成為“總統”和“副總統”。2000年，陳水扁與呂秀蓮直選成為“總統”和“副總統”，並於2004年的大選中連任。
戒嚴令解除後，台灣在表麵上進行了一係列人權與民主方麵的改革，報禁也取消，黨禁開放……但在法律上缺乏合理有效的配套措施，使台灣在“金權政治”掛帥與“派係利益”主導政府施政方麵走上80年代以後日本走過的錯誤道路，致使台灣實際的情況則是愈來愈“第三世界”化，各部門在國際間的種種競爭力、廉能指數評價都處於倒退的狀況。
泛藍陣營與國民黨
2000年“總統”大選以及2001年“立委”選舉後，台灣政壇分裂出了很多新的政黨。這些政黨可以被大致分為“泛藍陣營”和“泛綠陣營”二大陣營，其中泛藍主張統一，認同包含台灣地區在內的中國，而泛綠則主張依靠美、日反華勢力使台灣永久脫離中國，並且否認曆史上、事實上台灣地區與中國的任何關聯。台灣的政治體係還由於其差額選舉等製度而更加複雜化。
泛藍聯盟，也稱“泛藍陣營”、“泛藍軍”，是台灣共同利益或政治主張接近的政治集團，包括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及其支持者。泛藍聯盟的主要競爭對手為泛綠聯盟。1994年趙少康、鬱慕明等為首脫離國民黨成立新黨；2000年國民黨“總統”選舉慘敗以後，宋楚瑜脫離國民黨成立親民黨。“泛藍陣營”中的“藍色”來自國民黨黨旗的顏色，主要包括的政黨有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泛綠陣營”中的“綠色”來自民進黨的黨旗，主要的政黨包括了民進黨和台灣團結聯盟（台聯）。
泛藍陣營中的國民黨我們非常熟悉。它是由孫中山先生創立的，其前身為中國同盟會。國民黨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正值中日甲午戰爭，孫中山先生赴檀香山號召華僑親友，創立“興中會”革命救國組織，標誌著中國國民黨之誕生。1905年，興中會聯合華興會、光複會等幾個重要革命團體，於日本東京組成中國同盟會；1912年8月，同盟會又聯合數個政黨於北京組成國民黨；1914年7月，國民黨於東京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次年，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至1924年1月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改組完成，進人中國國民黨階段。迄今一共舉行過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國民黨也從革命黨，革命民主政黨，演進為現代化的政黨。
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流亡台灣，保留了對台灣地區的實質管理權。同年12月1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由大陸遷往台北，部份留在內地的黨員繼續中國國民黨的運作，改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並成為大陸的民主黨派之一。
2000年以前，中國國民黨一直是“中華民國”唯一的執政黨，她曾伴隨中華民國曆經革命開國、討袁護法、北伐統一、訓政建設、抗戰建國、製憲行憲、以及保衛台灣、建設台灣等各個曆史發展階段。國民黨追求的目標始終一貫，在兩岸問題上，國民黨堅持九二共識中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國民黨敗逃後，蔣介石連任總裁至1975年4月5日去世。蔣介石去世後，廢除“總裁”製，改稱中央委員會主席，由蔣經國連任至1988年1月13日去世。其後則由李登輝繼任至2000年3月，國民黨在台灣大選中失敗，李登輝被趕下台，由連戰繼任。
在台第九屆“總統”選舉後，國民黨便刮起了“革新”之風。1996年4月8日，國民黨中央展開“黨務革新”規劃、部署工作。李登輝推動“黨務改革”，目的是想通過機構調整、人事革新、決策模式的改變來排除異已勢力，培植自己的班底，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新權威。但由於國民黨內長期陷入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派係紛爭，李登輝主導的“黨務革新”受到了黨內的批評與掣肘，各種革新方案要麽擱淺，要麽走調，或者隻有部分項目得到落實。
推動國民黨進行改造的最大原因在於國民黨麵臨新的形勢，甚至瀕臨危機，迫使國民黨不得不進行改革。一是國民黨在“國會”中的優勢地位逐步喪失，在“立法院”中已實質不過半，國民黨執政黨地位岌岌可危。二是黨組織對黨籍公職人員的約束力下降，中央的政策難以貫徹實施。三是選民對國民黨的認同感減少，社會菁英不願加入國民黨，社會資源大量流失。四是麵對政治多元化、反對黨不斷強大的現實，國民黨必須放下一黨獨大的身段，處理好與反對黨的關係，並善加利用反對黨之間的矛盾。基於以上原因，國民黨在1996年4月以後就著手黨的整頓與改造。之後，國民黨中央推出了一係列改造計劃。
在2000年前，國民黨因長期執政而幾乎壟斷了島內所有的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資源，並依憑執政資源在島內各種大小型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在2000年3月的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選舉中，因國民黨本身分裂導致票源分散，而喪失執政權，淪為在野黨。下台後，尤其親民黨從國民黨內分裂出去後，國民黨的實力迅速下滑。
首先是表現在選票上的實力迅速下滑。在“一黨專政”時期，國民黨不僅在全島性的“總統”、“立法委員”、縣市長等大型選舉中一般都能獲得過半數的選票和席次，在縣市議員、鄉鎮市長以及村裏長等基層選舉中，更是經常囊括80%以上的席次。下台後，雖然國民黨在基層選舉中仍能獲得70%以上的席次，但在大型選舉中的得票率卻迅速下降。如在“總統”選舉中的得票率由1996年的54%下滑為2000年的23.10-10：“立委”選舉得票率由1998年的46.43%下降為2001年的28.56%，席次由123席下滑為68席；縣市長選舉得票率由1997年的42.22%下滑為2001年的35.15%，獲得9個席次，連同台北市，目前執政的縣市共有10個。
其次在政黨認同度迅速下跌。根據島內各種民調機構所做的民調顯示，在2000年以前，國民黨的政黨認同度一般都能保持在30%以上，但是下野後卻急劇下跌到20%以下，一直在14%左右徘徊，居於民進黨、親民黨之後。
第三是黨員人數下降。在2000年以前，國民黨自己號稱有200萬黨員。下台後，為了凝聚黨員的向心力，國民黨自2000年9月起進行的了為期4個月的黨員重新登記。雖然國民黨官方數字顯示，參加黨員重新登記的黨員人數已突破100萬，但黨中央私下訪查發現，實際上真正自行繳交黨費、承認自己仍屬國民黨員的僅餘34萬人。
在李登輝主政的12年期間，逐漸偏離一個中國路線，將中國國民黨改造為“台灣國民黨”，導致黨內理念不清、路線爭議不斷，新黨、親民黨相繼出走。為凝聚人心，國民黨決定重新確立立黨理念和路線。在政治定位方麵：明確聲明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不是外省黨，也不是台灣黨，更不是台獨黨”，“本土化”絕不是族群化、省籍化、更不是“去中國化”。
在兩岸關係方麵：全麵清除李登輝分裂路線影響，回歸“一個中國”路線。追求兩岸和平穩定關係，建立軍事互信機製，建構台海和平區。在“國防外交”方麵：建構全民參與的現代化“國防”，以精實軍隊戰力，落實“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戰略指導。在經濟方麵：主張開放“三通”、鬆綁“戒急用忍”，建構以台灣為中心的矽穀台北、上海以及東京、台北、上海“雙黃金三角”，以鞏固台灣在全球經貿體係中的關鍵地位。促進就業機會、改善就業環境，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資和諧。
2000年台灣“大選”國民黨失敗後，李登輝被開除出黨，國民黨的領軍人物變成了連戰。
連戰1936年出生於西安，1957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係，取得學士學位，1961年取得芝加哥大學國際公法與外交碩士，1965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並留在美國任教，1968年任國立台灣大學政治係客座教授、政治係暨研究所主任，共曆時七年。1975年連戰出任薩爾瓦多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1976年奉調回台灣，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青年工作會”主任，1978年7月擢升“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改兼亞盟理事，10月，出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共曆時三年，1981年出任“交通部長”，共曆時六年，1984年還當選國民黨“中常務委員”，1987年調升“行政院副院長”，1988年任“外交部長”，1990年6月調任台灣“省政府主席”，1993年2月擔任“行政院院長”，8月擔任國民黨“副主席”，1996年3月任副“總統”。李登輝下台後任國民黨主席。
親民黨與新黨
親民黨是2000年3月31日，獨立參選人宋楚瑜憑借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所贏取的466萬票，正式宣布成立以“人民第一”為宗旨的親民黨，並逐步發展為國民黨、民進黨之外的台灣第三大黨。
親民黨成立後，依憑黨主席宋楚瑜的個人魅力及“立法院”黨團的優秀問政品質，取得了穩步的發展。在2001年底的縣市長與“立委”選舉中，第一次參選的親民黨在“立委”選舉中獲得46個席次，得票率為18.57%，在縣市長選舉中獲得台東與連江兩個席次，得票率為2.36%；在2002年初舉行的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選舉中，親民黨獲得4席鄉鎮市長，49席縣市議員；在2002年6月舉行的鄉鎮市民代表及村裏長選舉中，親民黨共獲得58席鄉鎮市民代，20席村裏長；在2002年底台北、高雄縣市長及市議員選舉中，親民黨共在獲得8席的台北市議員，7席高雄市議員。
在親民黨成立前夕，台民意調查機構所做的調查顯示，親民黨已擁有12%的支持度，之後一直穩步向上發展，一般維持在17%左右，居於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支持度之間。宋楚瑜以30萬票的些微差距敗選後，宋楚瑜在選舉中的死忠支持者逐步轉化為親民黨的黨員、認同者或支持者。親民黨成立酋日，各地要求加入親民黨的民眾非常踴躍，該黨正式黨員現已突破6萬大關。從親民黨黨員的省籍來看，外省籍、本省籍（包括閩南人和客家人）、原住民等各個族群都有，打破了外界有關由外省籍的宋楚瑜所創立的親民黨將淪為“外省黨”的疑慮。
2002年5月15日，在親民黨首次舉行的由黨員直選黨主席選舉中，同額競選的現任黨主席宋楚瑜以99.46%的超高得票率順利連任。目前副主席為宋楚瑜在“總統”選舉時的副手搭檔張昭雄，秘書長為宋楚瑜擔任“台灣省長”任內的“省府秘書長”蔡鍾雄，副秘書長為前“省府”發言人秦金生、資深新聞人廖蒼鬆。親民黨目前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立法院”黨團，除去已退黨的無籍“立委”丘創良，病逝的黨籍“立委”謝鈞惠，親民黨目前共有44位“立委”，包括劉文雄、李慶安、李慶華、李永萍、龐建國、孫大幹、馮定國、沈智能、周錫瑋、秦慧珠、黃義交、謝章捷、鍾紹和、傅昆其等人。
親民黨成立之後，陸續就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兩岸關係方麵提出了一係列的主張。在兩岸關係方麵，主張依循“國統綱領”相關原則，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基礎上，進行兩岸協商，惟未來台灣現況的任何改變，皆須經台灣全體人民的同意。主張發展兩岸經貿，盡速開放“三通”，以大陸市場及資源發展台灣經濟。在政治上主張建立權責相符的“憲政體製”，回歸“雙首長製”的憲政規範等等。在經濟上主張解決失業問題，改善投資環境，加速財金改革，重振經濟發展。厘清政商關係，杜絕一切黑金白金政治，創造廉潔有效率的投資環境等等。在“國防、外交”是，主張建立全民“國防”，強化科技戰力，發展“多元外交”與“全方位外交”，采務實態度參與國際社會。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1942年生，其父為宋達。曾就讀於台灣政治大學外交係，1966年赴美深造，先後獲得美國加州大學政治學碩士、天主教大學圖書管理學碩士及喬治城大學政治係哲學博士學位。1974年任“行政院”蔣經國英文侍從秘書，並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翻譯。1979年任代理“新聞局長”，1981年被選為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1984年後任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室主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秘書長、台灣“省主席”，1994年當選為台灣“民選省長”。1999年，宋楚瑜與國民黨決裂，以獨立參選人身份參加2000年“總統”選舉。失敗後，成立親民黨，任該黨主席。
新黨是1993年8月10日，趙少康、王建煊等7名國民黨中生代“立委”因不滿李登輝日益偏離一個中國原則，推行“台獨”分裂路線而另組新黨。
新黨成立之初，活躍於台灣政壇，表現出強勁的生命力，成為國民黨、民進黨之外的第三支力量，並在“立法院”扮演關鍵性少數的角色。但自1997年後，新黨因政治訴求失焦、內訌不斷等原因逐步陷入泡沫化危機，在2001年底“立委”選戰中，更因同質性極高的親民黨的擠壓而走向泡沫化。
表現在選票上的實力逐漸消弱。在初試啼聲的1993年底縣市長選舉中，獲得5.54%的選票，一舉跨過5%的政黨門檻；1994年底省市長選舉得票率為7.70%；1995年底第三屆“立委”選舉得票率為12.95%，獲得21個席次，成為“立法院”關鍵少數；1996年初第三屆“國代”選舉得票率為13.67%。
但是自1997年後，新黨的實力不斷削弱，如在1997年底縣市長選舉中，新黨僅獲得1.42%的選票，顆粒無收；在1998年底的“立委”選舉中，新黨得票率下滑至7.06%，僅獲得11個席次；在2001年底的縣市長及“立委”選舉中，新黨僅在“立委”選舉獲得1個席位，得票率降至2.61%，因未跨過5%的政黨門檻而走向泡沫化。其次是黨員少。由於新黨在成立之初自我標榜為“柔性政黨”，因而在黨章規定，黨員享有充分的自主權，隨時可以加入或退出，也不必交納黨費，導致新黨缺少實質意義上的黨員，大多為認同新黨的“義工”和“精神黨員”。在新黨實力鼎盛的時候，新黨自己號稱“精神黨員”達到6萬，目前黨員總數僅有千餘人。第三是政黨認同度低。新黨在成立之初的政黨認同度高達10%，最高峰為15%，但之後認同度逐年下除，目前僅維持在2-3%之間。
新黨的政策主張在“建黨宣言”中明確標榜將發揮“革新政治、安定政局、製衡兩黨”的作用，認同孫中山先生的理念，追求民族統一、政治民主、民生均富的目標，堅守公義、平等、安全、務實、幹淨的原則。具體主張為：
在兩岸關係方麵：新黨主張中華民族應固守原有之疆域，守死不去，一寸山河一寸血，不容異族染指，亦不容分裂國土。堅決反對“台灣獨立”、割裂民族臍帶，自絕於10億同胞。在發展兩岸經貿方麵，開放兩岸直航，促進全麵交流；保障台商權益，爭取大陸市場；建立互利共生的“大中華經濟圈”。在政治方麵：反對專製政治，反對獨裁，主張實行“內閣製”，反對黑金賄選等等。在組織運作上，則以議會為中心、民意為依歸、選舉為方法，並以民選公職人員為組織運作的核心。
新黨在組黨宣言中宣布了五點宣言和八項主張，核心包括“政治改革、黨內民主、反金權、反台獨”。新黨成立後，生氣勃勃，第一次參加“立委”競選就取得了21個席位，成為台灣政壇的第三勢力。但後來由於內訌不斷，其發展受到了很大影響。
目前新黨的發展麵臨很多因素的製約和挑戰。一是民意基礎不夠雄厚，政經資源有限。雖然新黨強調以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弱勢族群利益“代言人”自居，但其支持者以大陸籍軍公教人員和榮眷屬為主，勢力範圍以台北市等都會型地區為主，其中又以中青年知識階層占多數，以致被貼上“外省黨”、“都會黨”標簽。由於台灣的所謂“政黨政治”從一開始就走上一條過分依賴政經資源的畸形發展之路，因此現階段新黨在本省籍民眾占總人口多數的台灣勢難成為主流政黨。
二是政風難樹一幟，問政表現乏力。在“內政”、“外交”等問題上，新黨的政策主張不能向民眾清楚地表明其與國民黨或民進黨有所區隔，這是新黨麵臨的一個深層次發展瓶頸。一些新黨成員自詡為“正統的國民黨”，提出“反李不反國（民黨），反獨也反（中）共”，就說明了該黨在理念和主張上的矛盾性和局限性。
三是“明星”效應難以為繼，素質開始下降。新黨由建黨時的所謂“七人黨”發展為島內第三大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幾個“明星”人物的形象，並以此成為外省族群倚賴和年輕人青睞的對象而成長。但時至今日，“明星”光環漸退，時有齟齬，內訌不斷，不僅使黨的號召力受挫，而且直接影響了組織運作而導致黨的體質下降。
四是選舉成績不佳，地位和影響江河日下。在諸多選舉中新黨席次不升反降。
泛綠陣營與民進黨
泛綠聯盟大致由民進黨、台灣團結聯盟與建國黨組成，它主張台灣本土化、主權意識。泛綠陣營中的民進黨成立於1986年9月28日，是依靠反對國民黨專製獨裁、追求民主自由、主張“台灣獨立”的各股“黨外”勢力合組建成“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打破了國民黨長期“一黨專製”的局麵。民進黨成立後，一直穩步發展，並在2000年3月的“總統”選舉中，因國民黨陣營的分裂而漁翁得利，一夕之間成為執政黨。
民進黨自成立後，自1989年首次參選後，民進黨的得票率一直穩步增長。目前民進黨在“立法院”所占的席次為87席，為“立法院”第一大黨。在1986年民進黨成立之初，民進黨的黨員人數僅有1萬餘人，在1995年發展為8萬餘人，1999年發展到20餘萬人。目前已突破41萬。在1986年民進黨成立之初，民進黨的民意認同度僅有7%，1996年升為15%，在上台前一直維持在20%左右。但是上台後，其民意支持度一直維持在23%-29%之間，居於國、親兩黨之上，成為島內第一大黨。
民進黨自成立之日起，其“台獨”傾向就已顯露。1986年11月，民進黨“一大”通過黨綱，提出“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自決”的原則；1987年，民進黨“二大”將“台灣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寫進大會的決議；1988年4月，“二大臨時會”進一步稱“台灣國際主權獨立”，提出了“如果國共片麵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民進黨主張台灣應該獨立”。1989年，民進黨又希望以“獨立的政治實體為考量的準兩國兩府模式”來為台灣定位；1990年的“四大二次會議”，民進黨再次以決議方式通過“我國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蒙古”。
1991年8月24日至25日，民進黨借“人民製憲會議”的機會，提出“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將“國號”命定為“台灣”並以“事實主權”的原則規範台灣的領土範圍，明訂台灣的領土變更，“應該依照當地住民自決原則，並經國會決議通過”等。28日，民進黨中常會討論通過了該“草案”。這部公開打出“台灣共和國”旗號的“憲法草案”的出籠，向世人昭示，民進黨不僅要爭奪台灣的統治權，而且要使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同年10月13日，該黨“五大”又通過“台獨”主張列入黨綱修正案。11月12日，許信良就任民進黨第五任黨主席並發表演說，短短的幾年，民進黨從綱領到行動，已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台獨黨”。
民進黨成立以來，隨著國際形勢和台灣島內形勢的變化，尤其是國民黨“憲製改革”，使“台獨”勢力取得了結社自由，生存發展空間有所擴大，作為島內“台獨”主導力量的民進黨，在“立委”選舉和“省市長”、縣市長等地方選舉中取得了不少席位，在1996年總統選舉中也得到不少選票，成為台灣政壇上一支不可忽視的製衡力量。“台獨”活動也已由地下轉到街頭，由隱蔽走向公開，由海外轉向島內。
從台灣光複一直到本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於國民黨對“台獨”活動采取嚴厲打擊的政策，致使“台獨”在台灣島內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
那時他們的活動是地下的、隱蔽的，且都在海外活動。1986年以來，“台獨”分子以“結社自由”、“言論自由”為幌子，公開拉幫結夥和參加各種選舉，其活動由地下轉到地上，由隱蔽走向公開。後台灣當局又對“刑法100條”和“國家安全法”等有關法規作了修改，以及李登輝對“台獨”的寬容和搞“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動，不僅為海外“台獨”分子回台敞開了大門，也使“台獨”勢力在島內的活動合法化。海外“台獨”組織“台獨聯盟”、“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等乘機將主要力量轉移到台灣；海外的“台獨”活動已明顯減少，其活動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島內。
奪取國民黨政權一直是“台獨”勢力活動的主要目標之一。他們宣稱要在本世紀結束奪取國民黨政權，使國民黨成為在野黨。為此，民進黨發表“國是建言”，提出“總體建國方略”，從“憲政改革”、“國家定位”、“兩岸關係”、“六年建國”、“地方自治”、“社會福利”諸方麵，係統地闡述對各項政策的主張，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完整的“奪權綱領”。在1997年底的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奪得了12席縣市長職位，不僅在總席次和得票率上首次超過了國民黨，更重要的是所執政縣市總人口占全部的71.59%，地方稅收占83.12%，地方總預算占69.24%，成為地方政權的“第一執政黨”，對國民黨的執政地位構成直接威脅。
民進黨吸取了1991年二屆“國代”選舉失敗的教訓，不再刻意凸顯“台獨”或“台灣共和國”字樣，淡化“台獨黨”形象，於是打出“一中一台”的旗號，叫嚷“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在1992年底的二屆“立委”選舉中，改用“一中一台”作為訴求。民進黨先後公布了《憲政體製改造政策綱領草案》、《現階段兩岸關係與對中國政策》、《民主進步黨的外交政策》等10餘個政策性文件，合稱“公共政策白皮書”。它涉及到“憲政改革”、“大陸政策”、“國防”、“外交”、“經濟發展”等12個方麵，比較全麵的勾勒出其未來的“施政藍圖”。在1992年的二屆“立委”選舉中，民進黨以公共政策為主要訴求，提出“三反三要”口號，即“反軍權、反特權、反金權、要減稅、要（”總統“）直選、要（台灣）主權”。
民進黨成立之初是反國民黨政治勢力的聯合體，是在野政治明星及地方山頭的結合體。由於各領導人政治閱曆及社會、經濟基礎的不同，彼此在政治觀念、運動路線等方麵存有較大的分歧，形成形態各異的諸多山頭派係。主要有黨外編聯會人馬形成的新潮流派係。黨外公政會中“美麗島連線”人馬形成的美麗島係，還有原黨外公政會的康係、前進係和超派係等。
隨著台灣政治形勢的發展，各派係勢力不斷變化，並重新分化組合，康係瓦解，分別被美麗島係和新潮流係所收編，前進係亦並入美麗島係。
民進黨內新潮流派與美麗島係兩大派係在運動目標、鬥爭路線，以及國民黨政權性質和台灣前途走向等方麵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歧異，某些甚至嚴重對立，鬥爭異常激烈。美麗島傾向於溫和的體製內抗爭，主張對政治民主化的追求優先於“台灣獨立”；而新潮流派係強調對國民黨統治體製的抗爭和群眾運動路線，主張對“台灣獨立”的追求優先於政治民主化。
美麗島係人數眾多、組織渙散、各自為戰，成員沒有紀律約束，內聚力較差，隻有在黨內資源重新分配時，才體現出整體運作能力。而新潮流係人數雖少，但以理念作為結合的基礎，組織嚴密，紀律嚴格，凝聚力強，近年來逐漸到達了控製黨權的主導地位。美麗島係對新潮流係掌握中央權力不滿。特別對民進黨上層抱持“台獨”立場不放持有異議，認為民進黨的“台獨黨”形象嚴重地影響了民進黨得票率的提高，是該黨執政的絆腳石。他們宣揚“執政優先論”，主張與在野勢力和部分國民黨力量結合，早日分享權力。
此外，兩派在對待“李登輝情緒”、與新黨“大和解”、對大陸政策等一係列問題上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追求“台灣主權獨立”始終是民進黨為之奮鬥的基本目標。其政策主張具體有：兩岸關係方麵：民進黨自年成立之日始就帶有嚴重的分離傾向，聲稱“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並於1991年將“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基本綱領”列入黨綱，叫囂“獨立建國、製定新憲，依據國際法原則重返國際社會”，“兩岸依據國際法在國與國的關係下發展關係”等等，蛻變為地地道道的“台獨黨”。
在島內外各種局勢的影響下，民進黨近年來對“台獨黨綱”進行了一些淡化處理，並於1999年5月8日提出了所謂的“台灣前途決議文”，逐步由過去叫囂“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轉變為鼓吹“維持現狀就是獨立”的“事實台獨”，聲稱“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其主權領域僅及於台澎金馬與附屬島嶼；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2000年3月上台後，陳水扁鑒於民進黨實力有所增長，於2002年8月3日拋出了“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謬論，徹底暴露了“台獨”真麵目。台聯黨與建國黨。
2001年8月12日，以李登輝為“精神領袖”，以延續“兩國論”分裂路線為宗旨的“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黨”）正式成立，並在2001年底“立委”選舉中獲得13個席次，成為“立法院”第四個政黨。進入“立法院”後，為搶攻島內“急獨”票源、主導台灣政局走向、阻撓兩岸關係的發展，“台聯黨”一再拋出各種“激進台獨”主張，逐漸成為島內“激進台獨”勢力的總代表。
在2001年底“立委”及縣市長選舉前倉促成軍的“台聯黨”，由於缺乏根基，整體實力比較薄弱。根據島內各種民意調查機構所做的調查顯示，“台聯黨”自成立後，政黨認同度一直維持在2-3%之間，有關政黨形象的各項指標認同也一徘徊在2%-3%之間。民意調查同時也顯示，“急獨”選民是“台聯黨”的主要選票市場，“緩獨”選民是次要選票市場，且大多為50歲以上的閩南籍選民；40歲以下的年輕族群以及主張急統、緩統及維持現狀的選民多不支持台聯黨。“台聯黨”雖然在2001年底“立委”選舉中獲得7.76%的選票，但在接下來的基層選舉中卻成績欠佳，如在2002年初的縣市議員及鄉鎮市長選舉中隻取得7個縣議員席次；在2002年底的台北、高雄市長及市議員選舉中，隻在大本營高雄市獲得2個席次，提早出現泡沫化征兆。
“台聯黨”在2003年之前總共隻有102位黨員。但是自2003年後，該黨為壯大基層實力，已開始積極招募黨員，據說目前已招募到上千名黨員。
“台聯黨”主要以“立法院”黨團為工作重心，以“李登輝之友會”及圍繞在李登輝身邊的一些“台獨”組織為基層動員力量。以維護李登輝分裂路線為使命的台聯黨成立後，不遺餘力地推行“激進台獨”路線，獲得島內外“激進台獨勢力”的掌聲，認為其才是真正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政黨，“台聯黨”也由此取代日漸式微的“台教會”、“建國黨”等“激進台獨”組織，成為“激進台獨勢力”的總代表。
“台聯黨”大肆鼓吹“改國號、製定新憲”。宣稱“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於世界；台灣現狀的任何變更，都必須經由台灣2300萬人民透過公民投票決定；應改國號為‘台灣共和國’，製定‘台灣基本法；台灣的未來就是’一邊一國‘，兩岸關係應該是’兩國關係”等等。“台聯黨”不僅在“立法院”積極推動“公投立法”，還集合島內“台獨”組織發動“台灣正名運動”大遊行，要求將一切冠有“中國/China”的社團、公司等全部改名為“台灣”，將“國號”改為“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等等。
為防堵兩岸經貿、人員交流的快速發展增強台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的向心力，李登輝、“台聯黨”極力反對鬆綁“戒急用忍”、反對開放兩岸直接“三通”。叫囂“鼓吹加速三通，等同鼓吹加速統一”，兩岸若要就“三通”進行談判，必須在“國與國”的基礎上進行。在意識形態領域加速灌輸“台獨認同”。在李登輝主政的12年間，為斬斷台灣民眾的中華民族意識，李不斷在意識形態領域向台灣民眾灌輸“台獨意識”。
下台後，李登輝更是不遺餘力地鼓吹台灣應加速培育台灣民眾的“建國意識”。李登輝聲稱，當前台灣最大的危機在於“國家認同”出現混淆，“要擺脫一個中國的糾纏，台灣內部必須有認同台灣的國家意識”。李登輝、“台聯黨”還鼓吹要徹底在思想、文化上與中國劃清界線，鼓動“教育部”全麵揚棄過去中小學史地教材的“大中國”觀點，並要求在中小學推廣鄉土語言教學，將閩南話列為“第二官方語言”等等。
1996年10月6日，島內“激進台獨”分子因不滿民進黨淡化“台獨”色彩進行政黨轉型，而組建所謂的“建國黨”。“建國黨”成立後，由於其激進“台獨”主張受到島內絕大多數民眾的強烈反對，該黨成立後並沒有取得預期的發展，不僅在接下來的1997年縣市長、1998鄉鎮市長選舉中以慘敗告終，在1998年底的“立委”選舉中僅取得1個席次，獲得1.44%的選票，快速走向泡沫化。2000年3月陳水扁上台後，該黨某些成員開始回流民進黨，2001年8月台聯黨成立後，該黨在島內的“激進台獨”地位更為台聯黨所取代，完全泡沫化，其政黨認同度一直隻有0.2%左右。
“建國黨”在成立前就將自己定位為“革命型政黨”，采取“以黨領政”的決策模式。主張實現所謂“台獨建國”是“建國黨”的核心理念，該黨成立以來，便大肆宣揚“台獨”思想、鼓吹“台獨”謬論。主要內容為：
（一）鼓吹建立“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該黨妄稱“中華民國自1971年退出聯合國時就已經消亡，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的統治是非法統治”，必須“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並以“台灣共和國的名稱，取代中華民國國號”。“中華民國憲法”也是“非法”，因而主張從根本上廢除“中華民國憲政架構”，製定“新憲法”。在兩岸關係的定位上，“建國黨”明確將其定位為“國家與國家間關係”，叫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與治權從未及於台灣，台灣主權及治權亦不及於中國，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而非中國的一省”。“台灣與中國應建立和平國際關係”，“政治、文化、經濟等一切交流，必須在國對國的對等關係上進行”。
（二）鼓吹建造新的台灣文化。要“透過文化的力量，從根本尋回以台灣為主的曆史、文學、藝術……等等的台灣意識！透過文化的力量，將數百年來不斷被外來政權壓縮、扭曲而變形的台灣，重新扶正！”該黨並提出了一係列的具體主張。一是在學校的文化教育上，要以“台灣主體論”大幅修改中小學課程，要“中國曆史則應退居配角，回到它本來的外國史地位”。並稱在實現“獨立建國”前，堅決反對承認中國大陸學曆。二是重新定義並推舉“台灣英雄”，將鄭南榕、陳智雄等“台獨”分子都列為“英雄”，將中國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嶽飛、文天祥等都剔除在外。三是極力鼓吹“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宣稱“台灣文化永遠隻是台灣文化，它與中國文化有某些關連，卻絕不屬於中國文化的支流；在文化層次裏，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在地理與人民與政治層麵，也是如此，台灣、中國，一邊一國”。鼓吹要透過認識本土曆史與地理相結合，讓民眾在內心深處接受“台獨”觀念，實現“腦內台獨革命”，促進台灣文化的“新生”，以堅定台灣民眾“保衛台灣”的決心。
（三）推動台灣以“台灣共和國名義”加入聯合國。聲稱，“台灣外交的困難在於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因此台灣應以“台灣共和國”名義申請新加入聯合國，爭取“國際地位”，並稱這是為了“表明我國的申請加入和舊中國的國共糾葛無關，也不是向中國的挑戰，隻是要國際社會接受四十幾年來事實獨立的台灣而已”。該黨還常常宣稱隻有台灣宣布“獨立”才能取得國際社會的支持，以欺騙島內民眾。
其它需要注意的黨派還有台灣勞動黨和綠黨。台灣勞動黨是相信共產主義重視“勞動者人權”的政黨，主席吳榮元在戒嚴期間曾因創建共產黨而被逮捕。綠黨是全球性環境保護主義政黨。
李、馬關係從量變轉為質變
1998年，台北市“市長”選舉。民進黨的候選人是陳水扁。陳水扁，1950年1月出生，台南縣官田鄉人，據稱為台南客家後人，祖籍是福建詔安縣。
昵稱阿扁，後來台灣媒體習慣稱呼其政府為“扁政府”。
陳水扁出生於台南縣官田鄉的一個佃農家庭，家境清貧，出生後家人甚至擔心無法養活這個孩子，所以一直到1951年2月18日才正式申報戶口。陳水扁自幼勤奮好學，全家舉債供其讀書，再加上他的成績優異，獲得農漁會獎學金而得以完成學業。1969年於台南一中畢業後考入台灣大學商學係，但後逐漸對法律產生興趣，於一年之後又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台灣大學法律係。1973年，就讀於大學三年級的陳水扁再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律師資格，之後榮獲韓國慶南大學榮譽法學博士、俄羅斯經濟學院經濟學榮譽博士。
1975年，陳水扁與中學同學吳淑珍結婚。次年，專攻海商法的陳水扁成為華夏海商法事務所律師。並為曾為全球最大集裝箱輪船公司，也曾在華人最大遠洋運輸公司的長榮海運擔任常駐法律顧問。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是陳水扁踏入政壇的契機，他成為美麗島事件被告律師團的一員，負責為主犯之一的黃信介辯護，從此開始參與黨外運動。
1981年，陳水扁參選台北市市議員，並以最高票當選。1984年，陳水扁擔任由台灣民主先驅鄭南榕創刊、作家李敖出資的自由時代係列雜誌社社長，雜誌社的口號是“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1985年，陳水扁辭去議員職務，回台南代表黨外人士競選台南縣縣長，但是落選。在謝票行程中，陳水扁夫人吳淑珍被鐵牛車撞傷，導致下半身癱瘓。1986年，陳水扁因蓬萊島雜誌事件被國民黨立法委員馮滬祥控告誹謗，入獄8個月。同年，吳淑珍當選立法委員，陳水扁次年出獄後繼續律師工作並擔任吳淑珍的國會助理。1987年民進黨成立後，加人民進黨並當選為中常委。1989年，陳水扁當選增額立法委員，成為民進黨黨團幹事長。1992年，陳水扁連任立委成功。
陳水扁在擔任立法委員、參加立法院國防委員會期間，主持編撰了《國防組織法》草案，並揭露多起國防軍購弊案，其中包括備受關注的拉法葉軍購案。1993年7月，陳水扁被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評選為台灣國會風雲人物。
1994年，“台北市長”首次直選。陳水扁在黨內首先擊敗對手謝長廷，獲得民進黨提名為台北市長候選人。由於當時國民黨剛剛分裂，新組成的新黨推舉呼聲較高的趙少康參選，但是國民黨依然派出自己的候選人黃大洲，導致親國民黨係（即後來所謂的“泛藍聯盟”）選民選票分散，使得陳水扁能夠當選“市長”。“市長”選舉期間，許多有關國民黨主席李登輝暗助陳水扁的傳言也時有耳聞。
陳水扁“市長”任內的表現極差，許多人認為陳水扁隻會做表麵功夫。
例如陳水扁經常自誇的如興建捷運與諸多北市交通設施的“功勞”，實際上都是在黃大洲甚至更早的國民黨籍“市長”便開始規劃，而陳水扁隻是剛好在任內坐收前人之成果，且其任內之“政績”多屬表麵功夫，少有長遠之計劃。1998年，陳水扁尋求市長連任，但是遭到來自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的強勁挑戰，最後以微弱的票數落選。許多人認為，陳水扁對這次的落選至今耿耿於懷。
陳水扁其人，行政上沒什麽能力，抓經濟更是一塌糊塗。不過，他有自己的特點，因為他是當律師出身，很善於鑽字眼，抓重點和弱點，煽動民心，他知道什麽最能引起民眾的興趣，哪些問題是選民最感興趣的話題，又懂得將這些話題無限擴大的方法。他不在乎方法，隻注重效果，凡是能夠達到效果的方法，絕對可以不擇手段，至於事情過去，人們知道真相時感到後悔或者認為上當，那他是不在乎的，隻要效果達到了，他就認為是大功告成。
正因為這種特點，在選戰中，陳水扁顯得異常出眾，而攻擊點，又選得非常準確，往往讓他的對手疲於應付。
國民黨選出來的人如果在這方麵不能壓住他，肯定沒法打。此外，選出來的這個人，形象上還必須年輕、清廉、有良好的政績，而且要有必勝的把握。將這所有一切綜合起來考慮，國民黨內部，並非完全找不出人，但相對有把握一舉獲勝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宋楚瑜，一個是馬英九。
宋楚瑜是學政治出身，對付陳水扁這種訴棍型的人，可能會有點弱勢。
但他伶牙俐齒，反應敏捷，鬥誌旺盛，而且極具煽動力，真的鬥起來，大概也不會輸給陳水扁。至於形象方麵，他在“台灣省長”任上，政聲非常之高，有目共睹。他當選“台灣省長”的票數，連李登輝都大吃一驚，可見他取得了多少民心。
其次便是馬英九了。馬英九和陳水扁一樣，也是學法律出身，而且學曆上比陳水扁高出一大截，口才比陳水扁也好很多，給人的感覺是，雖然年輕，卻極其持重，辦事很有章法，總是胸有成竹。至於形象方麵，他在“法務部長”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民眾是一片叫好之聲。個人又潔身自好，非常愛惜自己的羽毛，陳水扁即使想攻擊，也找不到什麽攻擊點。
其實馬英九任蔣經國秘書時，論敬不如錢複，蔣對錢的建議雖非言聽計從，但會認真考慮；論親不如宋楚瑜，宋可直赴七海官邸，蔣視宋如家人。
相對於馬英九扮演角色，則是單純的“技術官僚”，非有必要馬英九很少提供決策建言。蔣經國與馬英九之間的另類接觸，引人好奇。尤其在1984年6月蔣突然指定馬英九出任國民黨副秘書長負責推動“政黨外交”，引發政壇地震。因為在國民黨“排班論輩”資曆中，馬英九以35歲之齡躍居大位超越錢複、宋楚瑜等人，的確是極不尋常的人事調整，直到多年後，身為當事人的馬英九仍不知蔣經國用意何在。
馬英九與蔣經國關係，隨著蔣去世，畫下不甚完美的休止符。接著李登輝登場，李、馬英九關係則量變轉為質變。此因馬英九從未投靠李登輝陣營，也未參與反李鬥爭；兼以馬英九“不沾鍋”的從政性格，李登輝自始至終均無收編馬英九念頭，使雙方關係互動變得異常微妙。如馬英九由國民黨副秘書長轉任研考會主委過程中，起因於前研考會主委魏鏞，因故得罪李登輝；而李登輝為插手國民黨業務，將馬英九轉調研考會主委；由此可以看出李、馬英九關係的親疏遠近。
李、馬英九關係不僅於此，在政府當局成立陸委會，原先規劃首任陸委會人選是馬英九，然而李登輝卻指派黃昆輝出任陸委會主委，馬英九則調任常務副主委兼發言人。而後李登輝為籌劃“憲改”指定施啟揚、馬英九等人負責規劃，當施、馬英九提出“委任直選製”時，李登輝完全推翻前議，改以“公民直選”“總統”，使馬英九從政人格遭到質疑。
從兩岸政策到“憲改”，馬英九負責規劃業務均與李登輝思維有所抵觸，兩人矛盾加劇，此時若非馬英九昔日長官李煥、郝柏村、連戰等人力挺，按國民黨官場文化，馬英九絕對幹不下去。果然在馬英九接任“法務部長”，因查賄問題造成地方型政治人物紛紛向李登輝反映“再查下去恐有動搖政權之虞”，使李登輝不再容忍馬英九。而馬英九辭官歸故裏已是時間遲早問題。果然馬英九因治安敗壞、黑金橫行問題發表“不知為何而戰”的聲明，辭卸政府公職返回政大教書。
在當時的國民黨中生代中，政聲最好的，原本是連戰、宋楚瑜和馬英九。這三個人中，連戰當過“外交部長”、“台灣省長”、“行政院長”，當時又是“副總統”，在擔任了如此之多的職務之後，人們對他的行政能力，實際已經開始失望——當然，這種失望，與李登輝搞亂“行政院”大有關係，馬英九一度辭去“法務部長”一職到政治大學做教授，就是對李登輝的抗議。而宋楚瑜卻成了一匹黑馬，在“台灣省長”任上所取得的成功眾所矚目。馬英九在“法務部長”任上同樣獲得了巨大成功。這兩個人的存在，對李登輝形成了威脅，他自然要想方設法，將這兩個人整下去。
他整宋楚瑜是一道“凍省”命令，便從此斷送了宋楚瑜在台灣政壇再進一步的可能。宋楚瑜知道即將“凍省”的消息後，反應非常激烈，他迅速向李登輝遞交了一封辭職信。可是，李登輝拒絕批準他辭職，他便以“請辭待命”的方式完成餘下的兩年任期。
既然宋楚瑜不可能再當下一任“省長”，由他來競選台北“市長”拚陳水扁，自然就是最佳人選。然而，宋楚瑜有自己的打算，他想直接參選下一屆“總統”，所以，不肯接受這個任務。
在宋楚瑜不肯受命的情況下，國民黨內部，便隻有一個選擇，即讓馬英九站出來。其實馬英九從政性格承襲於老國民黨文化，他不喜歡拉幫結派，好處是不沾鍋不犯錯，壞處是沒人願意跟他打天下；以此從政性格與馬英九的秉性，似有幾分相似。如馬英九在仕途上始終與財色劃清界線。他處理財色問題非常小心，幾乎不收“大禮”，與記者朋友相聚隻要有女性在場，馬不會單身獨處。非但是馬的個性如此，馬英九夫人周美青亦然，朋友聚會她從不參加話題對答，除傾聽朋友高論外，還會拿出書本閱讀直到散會。以馬氏夫婦性格與其父馬鶴淩好交朋友、愛說話的個性相比，顯然是他以父為戒，謹言慎行，於此馬英九縱然名滿天下，相交無幾人乃是他從政性格的反射。
1996年，馬英九被迫離開“法務部”，隻在“內閣”中出任位高權虛的“政務委員”。當時，台灣各大報刊都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馬英九揮淚離職的照片，不少國民黨員甚至民進黨人都替他鳴不平。民進黨“立委”葉菊蘭（後任“交通部長”）公開在“立法院”向馬英九表示：“從政多年來，我從未公開讚美一個
馬英九是個政治人物，每時每刻都身處在台灣政壇矛盾鬥爭的旋渦中心，因此，要真正了解馬英九，就必須了解台灣政治的發展、演變及其現狀，這樣才能更深切地體會到馬英九身上所承受的巨大壓力和他為此所作出的一切努力。
1949年以來台灣政治的演變過程，大體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
（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在台灣重建與強化專製統治。
1945年10月台灣回歸祖國後，由於國民黨政府接收大員貪汙腐敗，軍警橫行，加上當時糧食恐慌、物價飛漲、失業嚴重，引起了台灣人民的強烈不滿。1947年2月28日，台灣爆發了反對國民黨政權、要求民主自治的運動。國民黨當局以“企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背叛國家”的罪名，進行了血腥的殘酷鎮壓，計有數千人被殺、被捕，失蹤、逃亡的不計其數。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前後，蔣介石集團率部分國民黨軍政人員退踞台灣，並於1949午5月19日頒布了戒嚴令，宣布台灣地區處於戰時動員狀況，封閉全省，限製出入境，實行軍事管製。封鎖大陸消息，嚴禁一切違禁的言論、出版和罷工、遊行等活動。1950年7月，國民黨中常委臨時會議通過了《中國國民黨改造案》，將一些黨政元老、軍事將領、派係首領排擠出決策圈；全麵更換舊有的黨政係統；整肅黨內舊有的派係。黃埔、中統、CC、政學係等皆被清除。同時，國民黨統治集團整頓各級組織，進行黨員登記，發展新黨員，培植起一批擁護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新實力派，建立了蔣氏父子對國民黨的絕對控製權；經濟上進行了財政整頓，改革幣製，穩定物價，同時實行土地製度改革，恢複與發展農業生產。
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國民黨政權日漸認識到“反攻大陸”的希望渺茫。1958年，蔣介石提出“建設台灣，反共複國”的方針。由於得到美日等外國壟斷資本的支持，台灣當局采取了一些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加上美國提供的數十億美元的經濟軍事援助，和運用從大陸運去的黃金、美鈔等外匯以及從大陸赴台的人才，台灣經濟在60年代開始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
國民黨力圖在戒嚴體製下鞏固與強化專製統治。1960年，蔣介石通過“國民大會”修訂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獲得連任而成為“終身總統”。同時，蔣介石在人事和組織安排上為傳子進行部署，國民黨的最高權力開始向蔣經國過渡。在白色恐怖統治下，蔣氏父子對黨政軍各界實行嚴格的控製，對於各種反對勢力則采取嚴厲打擊的高壓政策。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自由中國事件”：1960年9月，《自由中國》雜誌的創辦人雷震因籌組中國民主黨而被國民黨當局以“涉嫌叛亂”的罪名逮埔。
（二）70年代至80年代中後期，台灣當局為應付新的國際形勢及台灣社會的變化，開始向標榜實行西方式的政治製度過渡。
從70年代開始，台灣政局趨向動蕩，國民黨政權麵臨外挫內困的局麵。從外部看，1971年10月，聯合國第26屆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恢複了中華人民共和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驅逐了台灣當局的代表。之後，陸續有20多個國家與台灣“斷交”。1972年2月尼克鬆訪華，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同年9月，中國與日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台日“斷交”。台灣當局在國際上日益陷於孤立。
從內部看，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普及帶動了階級關係發生重大的變化，新興的地方財團勢力及由中小企業主、中高級企業管理人員、醫師、律師、部分公教人員構成的中產階級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長期壟斷上層權力的局麵，希望分享政治權力，省籍矛盾日漸突出。
70年代初期，台灣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與此同時，以《大學》雜誌社為主導，一批學術界和工商界青年提倡政治革新，提出擴大“政治參與”、“廢除政治特權”、“改選中央民意代表”、“改造上層政治結構”等主張。黨外勢力開始活躍並得到發展，要求“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
1972年3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麵對內外各種危機。為了應變求存，開始在政治上作出出一些調整，推出了一係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包括舉行“中央民代”增額選舉、在國際上開展“實質外交”等等，並開始推行“本土化政策”，有意識地提高台灣省籍人士在政權內的地位，力圖通過籠絡台省籍政、經人才來鞏固統治。經過這一係列措施，蔣經國的政治權力與地位得到了加強。蔣介石去世後，嚴家淦繼任“總統”，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主席。1978年3月，蔣經國當選第六任“總統”。
70年代後期，黨外運動續有發展。1979年，頗具影響的《美麗島》雜誌社聚集了一大批黨外人士，意圖組織反對黨。由於這股勢力與台灣當局矛盾激化，12月10日，爆發了“高雄事件”。進入80年代以後，台灣反對勢力進一步發展。在黨外運動中，有些人主張統一，有些人主張“台獨”。“台獨”分子被著“爭民主”的外衣，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
1979年1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宣布了和平統一的方針，對國民黨當局形成新的壓力。1986年3月，菲律賓馬科斯政權被推翻，給長期實行軍事戒嚴的國民黨當局造成極大震撼。美國也敦促國民黨當局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實行政黨政治。此時島內黨外運動有所發展。麵對這種情況，在1986年3月國民黨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蔣經國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張，之後相繼采取了一係列措施，調整內外政策，包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調整“中央民意機構”、實行地方自治法製化、推動黨務革新、進行“總統”集體接班的部署等等。
國民黨當局在1986年開始的所謂“政治革新”，目的是在新形勢下以變求存，雖仍沒有突破“動員戡亂體製”的範圍，但解嚴、開禁確是40多年來台灣政治中的一個重大變革，台灣的政治體製由此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由軍事戒嚴和一黨專製向標榜實行西方的政治製度的方向過渡。1986年9月，黨外人士不顧台灣當局的禁令，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
（三）80年代末以後，國民黨政權迅速“本土化”，台灣當局標榜實行西方民主製度，推行製造“兩個中國”的分裂政策。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隨之李登輝執掌黨政大權。李登輝在1990年5月宣布開始“憲政改革”，對舊“法統”進行改造。從1990年至2000年，台灣當局進行了六次“修憲”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總統”由台灣地區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凍結台灣“省長”、“省議會”選舉，虛化“台灣省政府”功能；改變“國民大會”職能等等。台灣的政治格局、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結構以及台灣當局對大陸政策和對外政策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一是國民黨政權迅速本土化，經過“憲政改革”，1949年以前在大陸產生的“中央民意代表”全部退職，“國民大會”、“立法院”等機構的代表全部在台灣地區選舉產生，“總統”直接由台灣地區人民選舉產生。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分配上，國民黨各派勢力重新分化組合，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同以外省籍傳統勢力為主的非主流派經過多次較量，非主流派被逐步排擠出行政及黨務的高層權力核心。
二是台灣當局標榜實行西方民主製度。開放黨禁後，各種政治勢力迅速發展，尤其是民進黨的力量逐步發展。1993年8月，新黨成立並成為台灣政壇的第三勢力。在近幾年來的一係列選舉中，在野勢力發展，不斷給國民黨執政造成嚴峻的挑戰。“國民大會”、“立法院”等機構中，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局麵已經結束。在1994年年底的省市長選舉中，民進黨獲得了台北市長的席位。在1997年年底的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獲得空前的勝利，得票率第一次超過國民黨，贏得了23個縣市長席位中的12個。
三是謀求“兩個中國”的政策日益明朗化。李登輝上台後，台灣當局以謀求“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和“兩個中國”作為處理兩岸關係及對外關係的基點；在兩岸關係上，鼓吹“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兩岸分裂分治”，並且阻撓兩岸關係的發展，拖延統一進程；在國際上，則千方百計推行“務實外交”，鼓噪“參與聯合國”，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台灣當局模仿西方，標榜實行資本主義的民主製度以來，伴生出大量弊端，也暴露出種種假民主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黑（道）金（錢）政治”盛行，其中尤以國民黨為重。選舉中賄選成風，候選人以各種形式隱蔽地或公開地花錢買選票。這也導致選舉費用高昂。黑道勢力大肆介人選舉。他們采用買票、勒索、綁架、恐嚇等手段，脅迫選民選舉自己推出的候選人或他們屬意的候選人。一些候選人也借助黑道勢力，以求當選。“黑金政治”使“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叢生。
在1993年年底選舉的23個縣市長中，就有3名縣市長犯有貪汙罪。
1994年至1997年11月，國民黨籍縣市議長、議員和鄉鎮市長犯有賄選、貪汙罪行的多達578人。從1996年6月到1997年11月，被檢舉的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有32人。不少台灣有識之士和公正輿論認為“台灣隻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此外，1990年以來台灣地區的四次“修憲”、特別是1994年和1997年兩次“修憲”，大大增強了所謂“總統”的權力。在1997年的“修憲”中，台灣知識界認為這次“修憲”違背了民主和權力製衡原則，製造出一個“超級總統”、“巨無霸總統”。一些台灣反對派人士認為，台灣當局領導人是在民主的名義下實行獨裁。
台灣的基本政治狀況
在台灣，有所謂泛藍、泛綠二個陣營，叫藍綠對陣，這兩個陣營幾乎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而每個陣營裏麵也同樣存在著錯綜複雜的爭權奪利矛盾。要搞清這二個陣營的來龍去脈，首先必須弄清楚台灣的基本政治狀況。
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目前實際上享有對台灣、澎湖列島、金門和馬祖地區及附近島嶼的管轄權。台灣的兩個主要城市，台北市和高雄市為“中央”直轄市。其餘的台灣本島地區以及澎湖列島屬於“台灣省”管轄，而金門和馬祖則屬所謂的“福建省”管轄。
“中華民國憲法”是基本的法律，於1947年國民黨還未撤出大陸時起草，是針對當時整個中國而設計的。1990年開始對憲法的進行重大修正，在憲法中加入了很多專門針對台灣地區的條款。
在1991年以前，台灣政府一直宣稱擁有對整個中國和外蒙古的主權。
1949年國民黨“轉進”到台灣時，他們照搬了整套原來在南京的中央政府機製。1991年，李登輝在非官方場合已經放棄了對大陸主權的宣示，認為共產黨控製整個中國大陸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整個政府結構依然存在，憲法上也沒有正式放棄對大陸的主權，因為這樣做有可能引起有關對台灣獨立問題的爭議。
“國民大會”是1947年在中國大陸選舉產生的，在政府搬到台灣後繼續運作。但是由於已經不可能在大陸舉行換屆選舉，1947-1948年間選舉產生的“國大代表”“無限期”留任。但1990年6月“大法官”會議決定，在“國民大會”、“立法院”以及其它政府機構內所有的無限期留任代表必須從1991年12月起退休。
第二屆“國民大會”在1991年選舉產生，共有325名“國大代表”。大部分代表是直接民選產生，100人則是根據政黨得票率按比例分配。這屆“國大”在1994年修改了“憲法”，為1996年3月舉行的“總統”、“副總統”直選鋪平了道路。“國民大會”依然擁有“修憲”、彈劾“總統、副總統”等權力。
2000年4月，“國大代表”投票決定，這屆“國大”結束後不再舉行選舉，“國大”隻有在需要時才會選舉並重新開會。最近一些年，“國大”的大部分職責已經轉交“立法院”，其中也包括了彈劾“總統”的權力。
“總統”是“國家元首及三軍統帥”。“總統”對五院有協調爭議權，五院包括了“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考試院和司法院”。“總統”直接任命“行政院長”。“行政院”由“院長”和“各部部長”組成。
“立法院”是主要的立法機構，最早在1947年選舉產生。第一屆“立法院”共有773個席位，但基本上是無實權的“橡皮圖章”。與“國民大會”一樣，“立法委員”在1991年前一直沒有換屆。第二屆“立法院”在1992年選出。第三屆“立法院”於1995年選出，共有157名委員，任期3年。1998年開始的第四屆“立法院”，委員人數增加到225席。“立法院”在政府機構中的職責隨著政治體製的逐漸民主與開放而變得越來越重要。在1992及1995年的選舉中，“民進黨”取得了逐次增加，超過三分之一的議席，而國民黨每次都隻能維持僅僅超過半數的席位。不過在1998年國民黨在議會所占的比例由50%上升到55%。在2001年的“立法院”選舉中，國民黨受到重創，民進黨首次成為第一大黨，但依然未過半數。
1994年“國民大會”通過“修憲”允許“總統”直選之後，“立法院”也在同一年通過“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允許“台灣省省長”以及“直轄市”市長直選（“福建省”主席仍然維持官派）。在1994年舉行的台北、高雄兩市市長直選中，國民黨贏得了“高雄市長”選舉，而民進黨則在台北取得了重大勝利。1998年國民黨新秀馬英九在台北反挫民進黨的重要人物陳水扁，帶領國民黨重返台北市，但是在高雄，民進黨的謝長廷卻也擊敗了國民黨的前任市長，兩黨依然繼續分庭抗禮。
民選的“台灣省長”在1998年年底被撤銷，恢複官派的“省主席”。“總統府”宣布這個舉措是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實際上是為了降低當時的“台灣省長”宋楚瑜的影響力。而在1997年11月舉行的地方選舉中，民進黨取得了23個縣市中12個縣的縣長職務，而國民黨隻取得了8個縣。這是民進黨第一次在重要選舉中力挫國民黨。
“監察院”負責監察政府的效率以及稽查腐敗案件。29名監察委員由“總統”任命，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每名委員任期6年。在近些年來，由於監委之產生完全以“總統”一人之意誌為定奪，不複以往需由省市議會推選之公信力。致使“監察院”原本所剩無幾的“民意基礎”至今可謂名存實亡，在各方麵發揮著越來越不重要的作用，雖然近年來奉當權者之命進行了若幹重要調查，名義上是彈劾了多位政府高層人員，但實際上還是聽命於最高統治者，使古之“禦使大夫”淪為為當權者文過飾非、鬥爭政敵的工具。
“司法院”負責司法係統的運作，由15名大法官組成的“大法官會議”，負責對“憲法”進行解釋。但在台灣當前的大環境下，幾次“大法官會議”所做出的決議無不“希旨成風”本質上不脫“鄉願”兩字，其原因都出自大法官全由“總統”所任命，形式上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而已，任期8年。
“考試院”負責公務人員的甄選與考核，由考試委員組成，其任命手續與“司法院、監察院”一致。其下並設有兩個部門：考選部負責甄選新的公務人員及辦理律師等專門職業的證照；銓敘部負責公務人員的任命、考核、退休。“總統”負責任命“考試院院長”。
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除從1948年就開始實施的戒嚴令，戒嚴令賦予“總統”無限的權力以與共產黨對抗。戒嚴令也禁止任何個人或團體發布不同言論，當時發布與當權者不同的言論如支持台灣獨立或支持共產黨都會招至嚴重後果。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後，“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並在1990年由“國民大會”選舉連任六年，這也是“國民大會”所選出的最後一屆“總統”。1996年，李登輝與連戰直選成為“總統”和“副總統”。2000年，陳水扁與呂秀蓮直選成為“總統”和“副總統”，並於2004年的大選中連任。
戒嚴令解除後，台灣在表麵上進行了一係列人權與民主方麵的改革，報禁也取消，黨禁開放……但在法律上缺乏合理有效的配套措施，使台灣在“金權政治”掛帥與“派係利益”主導政府施政方麵走上80年代以後日本走過的錯誤道路，致使台灣實際的情況則是愈來愈“第三世界”化，各部門在國際間的種種競爭力、廉能指數評價都處於倒退的狀況。
泛藍陣營與國民黨
2000年“總統”大選以及2001年“立委”選舉後，台灣政壇分裂出了很多新的政黨。這些政黨可以被大致分為“泛藍陣營”和“泛綠陣營”二大陣營，其中泛藍主張統一，認同包含台灣地區在內的中國，而泛綠則主張依靠美、日反華勢力使台灣永久脫離中國，並且否認曆史上、事實上台灣地區與中國的任何關聯。台灣的政治體係還由於其差額選舉等製度而更加複雜化。
泛藍聯盟，也稱“泛藍陣營”、“泛藍軍”，是台灣共同利益或政治主張接近的政治集團，包括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及其支持者。泛藍聯盟的主要競爭對手為泛綠聯盟。1994年趙少康、鬱慕明等為首脫離國民黨成立新黨；2000年國民黨“總統”選舉慘敗以後，宋楚瑜脫離國民黨成立親民黨。“泛藍陣營”中的“藍色”來自國民黨黨旗的顏色，主要包括的政黨有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泛綠陣營”中的“綠色”來自民進黨的黨旗，主要的政黨包括了民進黨和台灣團結聯盟（台聯）。
泛藍陣營中的國民黨我們非常熟悉。它是由孫中山先生創立的，其前身為中國同盟會。國民黨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正值中日甲午戰爭，孫中山先生赴檀香山號召華僑親友，創立“興中會”革命救國組織，標誌著中國國民黨之誕生。1905年，興中會聯合華興會、光複會等幾個重要革命團體，於日本東京組成中國同盟會；1912年8月，同盟會又聯合數個政黨於北京組成國民黨；1914年7月，國民黨於東京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次年，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至1924年1月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改組完成，進人中國國民黨階段。迄今一共舉行過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國民黨也從革命黨，革命民主政黨，演進為現代化的政黨。
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流亡台灣，保留了對台灣地區的實質管理權。同年12月1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由大陸遷往台北，部份留在內地的黨員繼續中國國民黨的運作，改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並成為大陸的民主黨派之一。
2000年以前，中國國民黨一直是“中華民國”唯一的執政黨，她曾伴隨中華民國曆經革命開國、討袁護法、北伐統一、訓政建設、抗戰建國、製憲行憲、以及保衛台灣、建設台灣等各個曆史發展階段。國民黨追求的目標始終一貫，在兩岸問題上，國民黨堅持九二共識中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國民黨敗逃後，蔣介石連任總裁至1975年4月5日去世。蔣介石去世後，廢除“總裁”製，改稱中央委員會主席，由蔣經國連任至1988年1月13日去世。其後則由李登輝繼任至2000年3月，國民黨在台灣大選中失敗，李登輝被趕下台，由連戰繼任。
在台第九屆“總統”選舉後，國民黨便刮起了“革新”之風。1996年4月8日，國民黨中央展開“黨務革新”規劃、部署工作。李登輝推動“黨務改革”，目的是想通過機構調整、人事革新、決策模式的改變來排除異已勢力，培植自己的班底，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新權威。但由於國民黨內長期陷入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派係紛爭，李登輝主導的“黨務革新”受到了黨內的批評與掣肘，各種革新方案要麽擱淺，要麽走調，或者隻有部分項目得到落實。
推動國民黨進行改造的最大原因在於國民黨麵臨新的形勢，甚至瀕臨危機，迫使國民黨不得不進行改革。一是國民黨在“國會”中的優勢地位逐步喪失，在“立法院”中已實質不過半，國民黨執政黨地位岌岌可危。二是黨組織對黨籍公職人員的約束力下降，中央的政策難以貫徹實施。三是選民對國民黨的認同感減少，社會菁英不願加入國民黨，社會資源大量流失。四是麵對政治多元化、反對黨不斷強大的現實，國民黨必須放下一黨獨大的身段，處理好與反對黨的關係，並善加利用反對黨之間的矛盾。基於以上原因，國民黨在1996年4月以後就著手黨的整頓與改造。之後，國民黨中央推出了一係列改造計劃。
在2000年前，國民黨因長期執政而幾乎壟斷了島內所有的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資源，並依憑執政資源在島內各種大小型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在2000年3月的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選舉中，因國民黨本身分裂導致票源分散，而喪失執政權，淪為在野黨。下台後，尤其親民黨從國民黨內分裂出去後，國民黨的實力迅速下滑。
首先是表現在選票上的實力迅速下滑。在“一黨專政”時期，國民黨不僅在全島性的“總統”、“立法委員”、縣市長等大型選舉中一般都能獲得過半數的選票和席次，在縣市議員、鄉鎮市長以及村裏長等基層選舉中，更是經常囊括80%以上的席次。下台後，雖然國民黨在基層選舉中仍能獲得70%以上的席次，但在大型選舉中的得票率卻迅速下降。如在“總統”選舉中的得票率由1996年的54%下滑為2000年的23.10-10：“立委”選舉得票率由1998年的46.43%下降為2001年的28.56%，席次由123席下滑為68席；縣市長選舉得票率由1997年的42.22%下滑為2001年的35.15%，獲得9個席次，連同台北市，目前執政的縣市共有10個。
其次在政黨認同度迅速下跌。根據島內各種民調機構所做的民調顯示，在2000年以前，國民黨的政黨認同度一般都能保持在30%以上，但是下野後卻急劇下跌到20%以下，一直在14%左右徘徊，居於民進黨、親民黨之後。
第三是黨員人數下降。在2000年以前，國民黨自己號稱有200萬黨員。下台後，為了凝聚黨員的向心力，國民黨自2000年9月起進行的了為期4個月的黨員重新登記。雖然國民黨官方數字顯示，參加黨員重新登記的黨員人數已突破100萬，但黨中央私下訪查發現，實際上真正自行繳交黨費、承認自己仍屬國民黨員的僅餘34萬人。
在李登輝主政的12年期間，逐漸偏離一個中國路線，將中國國民黨改造為“台灣國民黨”，導致黨內理念不清、路線爭議不斷，新黨、親民黨相繼出走。為凝聚人心，國民黨決定重新確立立黨理念和路線。在政治定位方麵：明確聲明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不是外省黨，也不是台灣黨，更不是台獨黨”，“本土化”絕不是族群化、省籍化、更不是“去中國化”。
在兩岸關係方麵：全麵清除李登輝分裂路線影響，回歸“一個中國”路線。追求兩岸和平穩定關係，建立軍事互信機製，建構台海和平區。在“國防外交”方麵：建構全民參與的現代化“國防”，以精實軍隊戰力，落實“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戰略指導。在經濟方麵：主張開放“三通”、鬆綁“戒急用忍”，建構以台灣為中心的矽穀台北、上海以及東京、台北、上海“雙黃金三角”，以鞏固台灣在全球經貿體係中的關鍵地位。促進就業機會、改善就業環境，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資和諧。
2000年台灣“大選”國民黨失敗後，李登輝被開除出黨，國民黨的領軍人物變成了連戰。
連戰1936年出生於西安，1957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係，取得學士學位，1961年取得芝加哥大學國際公法與外交碩士，1965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並留在美國任教，1968年任國立台灣大學政治係客座教授、政治係暨研究所主任，共曆時七年。1975年連戰出任薩爾瓦多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1976年奉調回台灣，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青年工作會”主任，1978年7月擢升“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改兼亞盟理事，10月，出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共曆時三年，1981年出任“交通部長”，共曆時六年，1984年還當選國民黨“中常務委員”，1987年調升“行政院副院長”，1988年任“外交部長”，1990年6月調任台灣“省政府主席”，1993年2月擔任“行政院院長”，8月擔任國民黨“副主席”，1996年3月任副“總統”。李登輝下台後任國民黨主席。
親民黨與新黨
親民黨是2000年3月31日，獨立參選人宋楚瑜憑借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所贏取的466萬票，正式宣布成立以“人民第一”為宗旨的親民黨，並逐步發展為國民黨、民進黨之外的台灣第三大黨。
親民黨成立後，依憑黨主席宋楚瑜的個人魅力及“立法院”黨團的優秀問政品質，取得了穩步的發展。在2001年底的縣市長與“立委”選舉中，第一次參選的親民黨在“立委”選舉中獲得46個席次，得票率為18.57%，在縣市長選舉中獲得台東與連江兩個席次，得票率為2.36%；在2002年初舉行的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選舉中，親民黨獲得4席鄉鎮市長，49席縣市議員；在2002年6月舉行的鄉鎮市民代表及村裏長選舉中，親民黨共獲得58席鄉鎮市民代，20席村裏長；在2002年底台北、高雄縣市長及市議員選舉中，親民黨共在獲得8席的台北市議員，7席高雄市議員。
在親民黨成立前夕，台民意調查機構所做的調查顯示，親民黨已擁有12%的支持度，之後一直穩步向上發展，一般維持在17%左右，居於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支持度之間。宋楚瑜以30萬票的些微差距敗選後，宋楚瑜在選舉中的死忠支持者逐步轉化為親民黨的黨員、認同者或支持者。親民黨成立酋日，各地要求加入親民黨的民眾非常踴躍，該黨正式黨員現已突破6萬大關。從親民黨黨員的省籍來看，外省籍、本省籍（包括閩南人和客家人）、原住民等各個族群都有，打破了外界有關由外省籍的宋楚瑜所創立的親民黨將淪為“外省黨”的疑慮。
2002年5月15日，在親民黨首次舉行的由黨員直選黨主席選舉中，同額競選的現任黨主席宋楚瑜以99.46%的超高得票率順利連任。目前副主席為宋楚瑜在“總統”選舉時的副手搭檔張昭雄，秘書長為宋楚瑜擔任“台灣省長”任內的“省府秘書長”蔡鍾雄，副秘書長為前“省府”發言人秦金生、資深新聞人廖蒼鬆。親民黨目前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立法院”黨團，除去已退黨的無籍“立委”丘創良，病逝的黨籍“立委”謝鈞惠，親民黨目前共有44位“立委”，包括劉文雄、李慶安、李慶華、李永萍、龐建國、孫大幹、馮定國、沈智能、周錫瑋、秦慧珠、黃義交、謝章捷、鍾紹和、傅昆其等人。
親民黨成立之後，陸續就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兩岸關係方麵提出了一係列的主張。在兩岸關係方麵，主張依循“國統綱領”相關原則，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基礎上，進行兩岸協商，惟未來台灣現況的任何改變，皆須經台灣全體人民的同意。主張發展兩岸經貿，盡速開放“三通”，以大陸市場及資源發展台灣經濟。在政治上主張建立權責相符的“憲政體製”，回歸“雙首長製”的憲政規範等等。在經濟上主張解決失業問題，改善投資環境，加速財金改革，重振經濟發展。厘清政商關係，杜絕一切黑金白金政治，創造廉潔有效率的投資環境等等。在“國防、外交”是，主張建立全民“國防”，強化科技戰力，發展“多元外交”與“全方位外交”，采務實態度參與國際社會。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1942年生，其父為宋達。曾就讀於台灣政治大學外交係，1966年赴美深造，先後獲得美國加州大學政治學碩士、天主教大學圖書管理學碩士及喬治城大學政治係哲學博士學位。1974年任“行政院”蔣經國英文侍從秘書，並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翻譯。1979年任代理“新聞局長”，1981年被選為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1984年後任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室主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秘書長、台灣“省主席”，1994年當選為台灣“民選省長”。1999年，宋楚瑜與國民黨決裂，以獨立參選人身份參加2000年“總統”選舉。失敗後，成立親民黨，任該黨主席。
新黨是1993年8月10日，趙少康、王建煊等7名國民黨中生代“立委”因不滿李登輝日益偏離一個中國原則，推行“台獨”分裂路線而另組新黨。
新黨成立之初，活躍於台灣政壇，表現出強勁的生命力，成為國民黨、民進黨之外的第三支力量，並在“立法院”扮演關鍵性少數的角色。但自1997年後，新黨因政治訴求失焦、內訌不斷等原因逐步陷入泡沫化危機，在2001年底“立委”選戰中，更因同質性極高的親民黨的擠壓而走向泡沫化。
表現在選票上的實力逐漸消弱。在初試啼聲的1993年底縣市長選舉中，獲得5.54%的選票，一舉跨過5%的政黨門檻；1994年底省市長選舉得票率為7.70%；1995年底第三屆“立委”選舉得票率為12.95%，獲得21個席次，成為“立法院”關鍵少數；1996年初第三屆“國代”選舉得票率為13.67%。
但是自1997年後，新黨的實力不斷削弱，如在1997年底縣市長選舉中，新黨僅獲得1.42%的選票，顆粒無收；在1998年底的“立委”選舉中，新黨得票率下滑至7.06%，僅獲得11個席次；在2001年底的縣市長及“立委”選舉中，新黨僅在“立委”選舉獲得1個席位，得票率降至2.61%，因未跨過5%的政黨門檻而走向泡沫化。其次是黨員少。由於新黨在成立之初自我標榜為“柔性政黨”，因而在黨章規定，黨員享有充分的自主權，隨時可以加入或退出，也不必交納黨費，導致新黨缺少實質意義上的黨員，大多為認同新黨的“義工”和“精神黨員”。在新黨實力鼎盛的時候，新黨自己號稱“精神黨員”達到6萬，目前黨員總數僅有千餘人。第三是政黨認同度低。新黨在成立之初的政黨認同度高達10%，最高峰為15%，但之後認同度逐年下除，目前僅維持在2-3%之間。
新黨的政策主張在“建黨宣言”中明確標榜將發揮“革新政治、安定政局、製衡兩黨”的作用，認同孫中山先生的理念，追求民族統一、政治民主、民生均富的目標，堅守公義、平等、安全、務實、幹淨的原則。具體主張為：
在兩岸關係方麵：新黨主張中華民族應固守原有之疆域，守死不去，一寸山河一寸血，不容異族染指，亦不容分裂國土。堅決反對“台灣獨立”、割裂民族臍帶，自絕於10億同胞。在發展兩岸經貿方麵，開放兩岸直航，促進全麵交流；保障台商權益，爭取大陸市場；建立互利共生的“大中華經濟圈”。在政治方麵：反對專製政治，反對獨裁，主張實行“內閣製”，反對黑金賄選等等。在組織運作上，則以議會為中心、民意為依歸、選舉為方法，並以民選公職人員為組織運作的核心。
新黨在組黨宣言中宣布了五點宣言和八項主張，核心包括“政治改革、黨內民主、反金權、反台獨”。新黨成立後，生氣勃勃，第一次參加“立委”競選就取得了21個席位，成為台灣政壇的第三勢力。但後來由於內訌不斷，其發展受到了很大影響。
目前新黨的發展麵臨很多因素的製約和挑戰。一是民意基礎不夠雄厚，政經資源有限。雖然新黨強調以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弱勢族群利益“代言人”自居，但其支持者以大陸籍軍公教人員和榮眷屬為主，勢力範圍以台北市等都會型地區為主，其中又以中青年知識階層占多數，以致被貼上“外省黨”、“都會黨”標簽。由於台灣的所謂“政黨政治”從一開始就走上一條過分依賴政經資源的畸形發展之路，因此現階段新黨在本省籍民眾占總人口多數的台灣勢難成為主流政黨。
二是政風難樹一幟，問政表現乏力。在“內政”、“外交”等問題上，新黨的政策主張不能向民眾清楚地表明其與國民黨或民進黨有所區隔，這是新黨麵臨的一個深層次發展瓶頸。一些新黨成員自詡為“正統的國民黨”，提出“反李不反國（民黨），反獨也反（中）共”，就說明了該黨在理念和主張上的矛盾性和局限性。
三是“明星”效應難以為繼，素質開始下降。新黨由建黨時的所謂“七人黨”發展為島內第三大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幾個“明星”人物的形象，並以此成為外省族群倚賴和年輕人青睞的對象而成長。但時至今日，“明星”光環漸退，時有齟齬，內訌不斷，不僅使黨的號召力受挫，而且直接影響了組織運作而導致黨的體質下降。
四是選舉成績不佳，地位和影響江河日下。在諸多選舉中新黨席次不升反降。
泛綠陣營與民進黨
泛綠聯盟大致由民進黨、台灣團結聯盟與建國黨組成，它主張台灣本土化、主權意識。泛綠陣營中的民進黨成立於1986年9月28日，是依靠反對國民黨專製獨裁、追求民主自由、主張“台灣獨立”的各股“黨外”勢力合組建成“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打破了國民黨長期“一黨專製”的局麵。民進黨成立後，一直穩步發展，並在2000年3月的“總統”選舉中，因國民黨陣營的分裂而漁翁得利，一夕之間成為執政黨。
民進黨自成立後，自1989年首次參選後，民進黨的得票率一直穩步增長。目前民進黨在“立法院”所占的席次為87席，為“立法院”第一大黨。在1986年民進黨成立之初，民進黨的黨員人數僅有1萬餘人，在1995年發展為8萬餘人，1999年發展到20餘萬人。目前已突破41萬。在1986年民進黨成立之初，民進黨的民意認同度僅有7%，1996年升為15%，在上台前一直維持在20%左右。但是上台後，其民意支持度一直維持在23%-29%之間，居於國、親兩黨之上，成為島內第一大黨。
民進黨自成立之日起，其“台獨”傾向就已顯露。1986年11月，民進黨“一大”通過黨綱，提出“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自決”的原則；1987年，民進黨“二大”將“台灣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寫進大會的決議；1988年4月，“二大臨時會”進一步稱“台灣國際主權獨立”，提出了“如果國共片麵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民進黨主張台灣應該獨立”。1989年，民進黨又希望以“獨立的政治實體為考量的準兩國兩府模式”來為台灣定位；1990年的“四大二次會議”，民進黨再次以決議方式通過“我國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蒙古”。
1991年8月24日至25日，民進黨借“人民製憲會議”的機會，提出“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將“國號”命定為“台灣”並以“事實主權”的原則規範台灣的領土範圍，明訂台灣的領土變更，“應該依照當地住民自決原則，並經國會決議通過”等。28日，民進黨中常會討論通過了該“草案”。這部公開打出“台灣共和國”旗號的“憲法草案”的出籠，向世人昭示，民進黨不僅要爭奪台灣的統治權，而且要使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同年10月13日，該黨“五大”又通過“台獨”主張列入黨綱修正案。11月12日，許信良就任民進黨第五任黨主席並發表演說，短短的幾年，民進黨從綱領到行動，已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台獨黨”。
民進黨成立以來，隨著國際形勢和台灣島內形勢的變化，尤其是國民黨“憲製改革”，使“台獨”勢力取得了結社自由，生存發展空間有所擴大，作為島內“台獨”主導力量的民進黨，在“立委”選舉和“省市長”、縣市長等地方選舉中取得了不少席位，在1996年總統選舉中也得到不少選票，成為台灣政壇上一支不可忽視的製衡力量。“台獨”活動也已由地下轉到街頭，由隱蔽走向公開，由海外轉向島內。
從台灣光複一直到本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於國民黨對“台獨”活動采取嚴厲打擊的政策，致使“台獨”在台灣島內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
那時他們的活動是地下的、隱蔽的，且都在海外活動。1986年以來，“台獨”分子以“結社自由”、“言論自由”為幌子，公開拉幫結夥和參加各種選舉，其活動由地下轉到地上，由隱蔽走向公開。後台灣當局又對“刑法100條”和“國家安全法”等有關法規作了修改，以及李登輝對“台獨”的寬容和搞“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動，不僅為海外“台獨”分子回台敞開了大門，也使“台獨”勢力在島內的活動合法化。海外“台獨”組織“台獨聯盟”、“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台灣民主運動海外組織”等乘機將主要力量轉移到台灣；海外的“台獨”活動已明顯減少，其活動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島內。
奪取國民黨政權一直是“台獨”勢力活動的主要目標之一。他們宣稱要在本世紀結束奪取國民黨政權，使國民黨成為在野黨。為此，民進黨發表“國是建言”，提出“總體建國方略”，從“憲政改革”、“國家定位”、“兩岸關係”、“六年建國”、“地方自治”、“社會福利”諸方麵，係統地闡述對各項政策的主張，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完整的“奪權綱領”。在1997年底的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奪得了12席縣市長職位，不僅在總席次和得票率上首次超過了國民黨，更重要的是所執政縣市總人口占全部的71.59%，地方稅收占83.12%，地方總預算占69.24%，成為地方政權的“第一執政黨”，對國民黨的執政地位構成直接威脅。
民進黨吸取了1991年二屆“國代”選舉失敗的教訓，不再刻意凸顯“台獨”或“台灣共和國”字樣，淡化“台獨黨”形象，於是打出“一中一台”的旗號，叫嚷“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在1992年底的二屆“立委”選舉中，改用“一中一台”作為訴求。民進黨先後公布了《憲政體製改造政策綱領草案》、《現階段兩岸關係與對中國政策》、《民主進步黨的外交政策》等10餘個政策性文件，合稱“公共政策白皮書”。它涉及到“憲政改革”、“大陸政策”、“國防”、“外交”、“經濟發展”等12個方麵，比較全麵的勾勒出其未來的“施政藍圖”。在1992年的二屆“立委”選舉中，民進黨以公共政策為主要訴求，提出“三反三要”口號，即“反軍權、反特權、反金權、要減稅、要（”總統“）直選、要（台灣）主權”。
民進黨成立之初是反國民黨政治勢力的聯合體，是在野政治明星及地方山頭的結合體。由於各領導人政治閱曆及社會、經濟基礎的不同，彼此在政治觀念、運動路線等方麵存有較大的分歧，形成形態各異的諸多山頭派係。主要有黨外編聯會人馬形成的新潮流派係。黨外公政會中“美麗島連線”人馬形成的美麗島係，還有原黨外公政會的康係、前進係和超派係等。
隨著台灣政治形勢的發展，各派係勢力不斷變化，並重新分化組合，康係瓦解，分別被美麗島係和新潮流係所收編，前進係亦並入美麗島係。
民進黨內新潮流派與美麗島係兩大派係在運動目標、鬥爭路線，以及國民黨政權性質和台灣前途走向等方麵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歧異，某些甚至嚴重對立，鬥爭異常激烈。美麗島傾向於溫和的體製內抗爭，主張對政治民主化的追求優先於“台灣獨立”；而新潮流派係強調對國民黨統治體製的抗爭和群眾運動路線，主張對“台灣獨立”的追求優先於政治民主化。
美麗島係人數眾多、組織渙散、各自為戰，成員沒有紀律約束，內聚力較差，隻有在黨內資源重新分配時，才體現出整體運作能力。而新潮流係人數雖少，但以理念作為結合的基礎，組織嚴密，紀律嚴格，凝聚力強，近年來逐漸到達了控製黨權的主導地位。美麗島係對新潮流係掌握中央權力不滿。特別對民進黨上層抱持“台獨”立場不放持有異議，認為民進黨的“台獨黨”形象嚴重地影響了民進黨得票率的提高，是該黨執政的絆腳石。他們宣揚“執政優先論”，主張與在野勢力和部分國民黨力量結合，早日分享權力。
此外，兩派在對待“李登輝情緒”、與新黨“大和解”、對大陸政策等一係列問題上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追求“台灣主權獨立”始終是民進黨為之奮鬥的基本目標。其政策主張具體有：兩岸關係方麵：民進黨自年成立之日始就帶有嚴重的分離傾向，聲稱“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決定”，並於1991年將“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基本綱領”列入黨綱，叫囂“獨立建國、製定新憲，依據國際法原則重返國際社會”，“兩岸依據國際法在國與國的關係下發展關係”等等，蛻變為地地道道的“台獨黨”。
在島內外各種局勢的影響下，民進黨近年來對“台獨黨綱”進行了一些淡化處理，並於1999年5月8日提出了所謂的“台灣前途決議文”，逐步由過去叫囂“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轉變為鼓吹“維持現狀就是獨立”的“事實台獨”，聲稱“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其主權領域僅及於台澎金馬與附屬島嶼；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2000年3月上台後，陳水扁鑒於民進黨實力有所增長，於2002年8月3日拋出了“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謬論，徹底暴露了“台獨”真麵目。台聯黨與建國黨。
2001年8月12日，以李登輝為“精神領袖”，以延續“兩國論”分裂路線為宗旨的“台灣團結聯盟”（簡稱“台聯黨”）正式成立，並在2001年底“立委”選舉中獲得13個席次，成為“立法院”第四個政黨。進入“立法院”後，為搶攻島內“急獨”票源、主導台灣政局走向、阻撓兩岸關係的發展，“台聯黨”一再拋出各種“激進台獨”主張，逐漸成為島內“激進台獨”勢力的總代表。
在2001年底“立委”及縣市長選舉前倉促成軍的“台聯黨”，由於缺乏根基，整體實力比較薄弱。根據島內各種民意調查機構所做的調查顯示，“台聯黨”自成立後，政黨認同度一直維持在2-3%之間，有關政黨形象的各項指標認同也一徘徊在2%-3%之間。民意調查同時也顯示，“急獨”選民是“台聯黨”的主要選票市場，“緩獨”選民是次要選票市場，且大多為50歲以上的閩南籍選民；40歲以下的年輕族群以及主張急統、緩統及維持現狀的選民多不支持台聯黨。“台聯黨”雖然在2001年底“立委”選舉中獲得7.76%的選票，但在接下來的基層選舉中卻成績欠佳，如在2002年初的縣市議員及鄉鎮市長選舉中隻取得7個縣議員席次；在2002年底的台北、高雄市長及市議員選舉中，隻在大本營高雄市獲得2個席次，提早出現泡沫化征兆。
“台聯黨”在2003年之前總共隻有102位黨員。但是自2003年後，該黨為壯大基層實力，已開始積極招募黨員，據說目前已招募到上千名黨員。
“台聯黨”主要以“立法院”黨團為工作重心，以“李登輝之友會”及圍繞在李登輝身邊的一些“台獨”組織為基層動員力量。以維護李登輝分裂路線為使命的台聯黨成立後，不遺餘力地推行“激進台獨”路線，獲得島內外“激進台獨勢力”的掌聲，認為其才是真正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政黨，“台聯黨”也由此取代日漸式微的“台教會”、“建國黨”等“激進台獨”組織，成為“激進台獨勢力”的總代表。
“台聯黨”大肆鼓吹“改國號、製定新憲”。宣稱“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於世界；台灣現狀的任何變更，都必須經由台灣2300萬人民透過公民投票決定；應改國號為‘台灣共和國’，製定‘台灣基本法；台灣的未來就是’一邊一國‘，兩岸關係應該是’兩國關係”等等。“台聯黨”不僅在“立法院”積極推動“公投立法”，還集合島內“台獨”組織發動“台灣正名運動”大遊行，要求將一切冠有“中國/China”的社團、公司等全部改名為“台灣”，將“國號”改為“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等等。
為防堵兩岸經貿、人員交流的快速發展增強台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的向心力，李登輝、“台聯黨”極力反對鬆綁“戒急用忍”、反對開放兩岸直接“三通”。叫囂“鼓吹加速三通，等同鼓吹加速統一”，兩岸若要就“三通”進行談判，必須在“國與國”的基礎上進行。在意識形態領域加速灌輸“台獨認同”。在李登輝主政的12年間，為斬斷台灣民眾的中華民族意識，李不斷在意識形態領域向台灣民眾灌輸“台獨意識”。
下台後，李登輝更是不遺餘力地鼓吹台灣應加速培育台灣民眾的“建國意識”。李登輝聲稱，當前台灣最大的危機在於“國家認同”出現混淆，“要擺脫一個中國的糾纏，台灣內部必須有認同台灣的國家意識”。李登輝、“台聯黨”還鼓吹要徹底在思想、文化上與中國劃清界線，鼓動“教育部”全麵揚棄過去中小學史地教材的“大中國”觀點，並要求在中小學推廣鄉土語言教學，將閩南話列為“第二官方語言”等等。
1996年10月6日，島內“激進台獨”分子因不滿民進黨淡化“台獨”色彩進行政黨轉型，而組建所謂的“建國黨”。“建國黨”成立後，由於其激進“台獨”主張受到島內絕大多數民眾的強烈反對，該黨成立後並沒有取得預期的發展，不僅在接下來的1997年縣市長、1998鄉鎮市長選舉中以慘敗告終，在1998年底的“立委”選舉中僅取得1個席次，獲得1.44%的選票，快速走向泡沫化。2000年3月陳水扁上台後，該黨某些成員開始回流民進黨，2001年8月台聯黨成立後，該黨在島內的“激進台獨”地位更為台聯黨所取代，完全泡沫化，其政黨認同度一直隻有0.2%左右。
“建國黨”在成立前就將自己定位為“革命型政黨”，采取“以黨領政”的決策模式。主張實現所謂“台獨建國”是“建國黨”的核心理念，該黨成立以來，便大肆宣揚“台獨”思想、鼓吹“台獨”謬論。主要內容為：
（一）鼓吹建立“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該黨妄稱“中華民國自1971年退出聯合國時就已經消亡，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的統治是非法統治”，必須“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並以“台灣共和國的名稱，取代中華民國國號”。“中華民國憲法”也是“非法”，因而主張從根本上廢除“中華民國憲政架構”，製定“新憲法”。在兩岸關係的定位上，“建國黨”明確將其定位為“國家與國家間關係”，叫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與治權從未及於台灣，台灣主權及治權亦不及於中國，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而非中國的一省”。“台灣與中國應建立和平國際關係”，“政治、文化、經濟等一切交流，必須在國對國的對等關係上進行”。
（二）鼓吹建造新的台灣文化。要“透過文化的力量，從根本尋回以台灣為主的曆史、文學、藝術……等等的台灣意識！透過文化的力量，將數百年來不斷被外來政權壓縮、扭曲而變形的台灣，重新扶正！”該黨並提出了一係列的具體主張。一是在學校的文化教育上，要以“台灣主體論”大幅修改中小學課程，要“中國曆史則應退居配角，回到它本來的外國史地位”。並稱在實現“獨立建國”前，堅決反對承認中國大陸學曆。二是重新定義並推舉“台灣英雄”，將鄭南榕、陳智雄等“台獨”分子都列為“英雄”，將中國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嶽飛、文天祥等都剔除在外。三是極力鼓吹“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宣稱“台灣文化永遠隻是台灣文化，它與中國文化有某些關連，卻絕不屬於中國文化的支流；在文化層次裏，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在地理與人民與政治層麵，也是如此，台灣、中國，一邊一國”。鼓吹要透過認識本土曆史與地理相結合，讓民眾在內心深處接受“台獨”觀念，實現“腦內台獨革命”，促進台灣文化的“新生”，以堅定台灣民眾“保衛台灣”的決心。
（三）推動台灣以“台灣共和國名義”加入聯合國。聲稱，“台灣外交的困難在於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因此台灣應以“台灣共和國”名義申請新加入聯合國，爭取“國際地位”，並稱這是為了“表明我國的申請加入和舊中國的國共糾葛無關，也不是向中國的挑戰，隻是要國際社會接受四十幾年來事實獨立的台灣而已”。該黨還常常宣稱隻有台灣宣布“獨立”才能取得國際社會的支持，以欺騙島內民眾。
其它需要注意的黨派還有台灣勞動黨和綠黨。台灣勞動黨是相信共產主義重視“勞動者人權”的政黨，主席吳榮元在戒嚴期間曾因創建共產黨而被逮捕。綠黨是全球性環境保護主義政黨。
李、馬關係從量變轉為質變
1998年，台北市“市長”選舉。民進黨的候選人是陳水扁。陳水扁，1950年1月出生，台南縣官田鄉人，據稱為台南客家後人，祖籍是福建詔安縣。
昵稱阿扁，後來台灣媒體習慣稱呼其政府為“扁政府”。
陳水扁出生於台南縣官田鄉的一個佃農家庭，家境清貧，出生後家人甚至擔心無法養活這個孩子，所以一直到1951年2月18日才正式申報戶口。陳水扁自幼勤奮好學，全家舉債供其讀書，再加上他的成績優異，獲得農漁會獎學金而得以完成學業。1969年於台南一中畢業後考入台灣大學商學係，但後逐漸對法律產生興趣，於一年之後又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台灣大學法律係。1973年，就讀於大學三年級的陳水扁再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律師資格，之後榮獲韓國慶南大學榮譽法學博士、俄羅斯經濟學院經濟學榮譽博士。
1975年，陳水扁與中學同學吳淑珍結婚。次年，專攻海商法的陳水扁成為華夏海商法事務所律師。並為曾為全球最大集裝箱輪船公司，也曾在華人最大遠洋運輸公司的長榮海運擔任常駐法律顧問。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是陳水扁踏入政壇的契機，他成為美麗島事件被告律師團的一員，負責為主犯之一的黃信介辯護，從此開始參與黨外運動。
1981年，陳水扁參選台北市市議員，並以最高票當選。1984年，陳水扁擔任由台灣民主先驅鄭南榕創刊、作家李敖出資的自由時代係列雜誌社社長，雜誌社的口號是“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1985年，陳水扁辭去議員職務，回台南代表黨外人士競選台南縣縣長，但是落選。在謝票行程中，陳水扁夫人吳淑珍被鐵牛車撞傷，導致下半身癱瘓。1986年，陳水扁因蓬萊島雜誌事件被國民黨立法委員馮滬祥控告誹謗，入獄8個月。同年，吳淑珍當選立法委員，陳水扁次年出獄後繼續律師工作並擔任吳淑珍的國會助理。1987年民進黨成立後，加人民進黨並當選為中常委。1989年，陳水扁當選增額立法委員，成為民進黨黨團幹事長。1992年，陳水扁連任立委成功。
陳水扁在擔任立法委員、參加立法院國防委員會期間，主持編撰了《國防組織法》草案，並揭露多起國防軍購弊案，其中包括備受關注的拉法葉軍購案。1993年7月，陳水扁被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評選為台灣國會風雲人物。
1994年，“台北市長”首次直選。陳水扁在黨內首先擊敗對手謝長廷，獲得民進黨提名為台北市長候選人。由於當時國民黨剛剛分裂，新組成的新黨推舉呼聲較高的趙少康參選，但是國民黨依然派出自己的候選人黃大洲，導致親國民黨係（即後來所謂的“泛藍聯盟”）選民選票分散，使得陳水扁能夠當選“市長”。“市長”選舉期間，許多有關國民黨主席李登輝暗助陳水扁的傳言也時有耳聞。
陳水扁“市長”任內的表現極差，許多人認為陳水扁隻會做表麵功夫。
例如陳水扁經常自誇的如興建捷運與諸多北市交通設施的“功勞”，實際上都是在黃大洲甚至更早的國民黨籍“市長”便開始規劃，而陳水扁隻是剛好在任內坐收前人之成果，且其任內之“政績”多屬表麵功夫，少有長遠之計劃。1998年，陳水扁尋求市長連任，但是遭到來自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的強勁挑戰，最後以微弱的票數落選。許多人認為，陳水扁對這次的落選至今耿耿於懷。
陳水扁其人，行政上沒什麽能力，抓經濟更是一塌糊塗。不過，他有自己的特點，因為他是當律師出身，很善於鑽字眼，抓重點和弱點，煽動民心，他知道什麽最能引起民眾的興趣，哪些問題是選民最感興趣的話題，又懂得將這些話題無限擴大的方法。他不在乎方法，隻注重效果，凡是能夠達到效果的方法，絕對可以不擇手段，至於事情過去，人們知道真相時感到後悔或者認為上當，那他是不在乎的，隻要效果達到了，他就認為是大功告成。
正因為這種特點，在選戰中，陳水扁顯得異常出眾，而攻擊點，又選得非常準確，往往讓他的對手疲於應付。
國民黨選出來的人如果在這方麵不能壓住他，肯定沒法打。此外，選出來的這個人，形象上還必須年輕、清廉、有良好的政績，而且要有必勝的把握。將這所有一切綜合起來考慮，國民黨內部，並非完全找不出人，但相對有把握一舉獲勝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宋楚瑜，一個是馬英九。
宋楚瑜是學政治出身，對付陳水扁這種訴棍型的人，可能會有點弱勢。
但他伶牙俐齒，反應敏捷，鬥誌旺盛，而且極具煽動力，真的鬥起來，大概也不會輸給陳水扁。至於形象方麵，他在“台灣省長”任上，政聲非常之高，有目共睹。他當選“台灣省長”的票數，連李登輝都大吃一驚，可見他取得了多少民心。
其次便是馬英九了。馬英九和陳水扁一樣，也是學法律出身，而且學曆上比陳水扁高出一大截，口才比陳水扁也好很多，給人的感覺是，雖然年輕，卻極其持重，辦事很有章法，總是胸有成竹。至於形象方麵，他在“法務部長”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民眾是一片叫好之聲。個人又潔身自好，非常愛惜自己的羽毛，陳水扁即使想攻擊，也找不到什麽攻擊點。
其實馬英九任蔣經國秘書時，論敬不如錢複，蔣對錢的建議雖非言聽計從，但會認真考慮；論親不如宋楚瑜，宋可直赴七海官邸，蔣視宋如家人。
相對於馬英九扮演角色，則是單純的“技術官僚”，非有必要馬英九很少提供決策建言。蔣經國與馬英九之間的另類接觸，引人好奇。尤其在1984年6月蔣突然指定馬英九出任國民黨副秘書長負責推動“政黨外交”，引發政壇地震。因為在國民黨“排班論輩”資曆中，馬英九以35歲之齡躍居大位超越錢複、宋楚瑜等人，的確是極不尋常的人事調整，直到多年後，身為當事人的馬英九仍不知蔣經國用意何在。
馬英九與蔣經國關係，隨著蔣去世，畫下不甚完美的休止符。接著李登輝登場，李、馬英九關係則量變轉為質變。此因馬英九從未投靠李登輝陣營，也未參與反李鬥爭；兼以馬英九“不沾鍋”的從政性格，李登輝自始至終均無收編馬英九念頭，使雙方關係互動變得異常微妙。如馬英九由國民黨副秘書長轉任研考會主委過程中，起因於前研考會主委魏鏞，因故得罪李登輝；而李登輝為插手國民黨業務，將馬英九轉調研考會主委；由此可以看出李、馬英九關係的親疏遠近。
李、馬英九關係不僅於此，在政府當局成立陸委會，原先規劃首任陸委會人選是馬英九，然而李登輝卻指派黃昆輝出任陸委會主委，馬英九則調任常務副主委兼發言人。而後李登輝為籌劃“憲改”指定施啟揚、馬英九等人負責規劃，當施、馬英九提出“委任直選製”時，李登輝完全推翻前議，改以“公民直選”“總統”，使馬英九從政人格遭到質疑。
從兩岸政策到“憲改”，馬英九負責規劃業務均與李登輝思維有所抵觸，兩人矛盾加劇，此時若非馬英九昔日長官李煥、郝柏村、連戰等人力挺，按國民黨官場文化，馬英九絕對幹不下去。果然在馬英九接任“法務部長”，因查賄問題造成地方型政治人物紛紛向李登輝反映“再查下去恐有動搖政權之虞”，使李登輝不再容忍馬英九。而馬英九辭官歸故裏已是時間遲早問題。果然馬英九因治安敗壞、黑金橫行問題發表“不知為何而戰”的聲明，辭卸政府公職返回政大教書。
在當時的國民黨中生代中，政聲最好的，原本是連戰、宋楚瑜和馬英九。這三個人中，連戰當過“外交部長”、“台灣省長”、“行政院長”，當時又是“副總統”，在擔任了如此之多的職務之後，人們對他的行政能力，實際已經開始失望——當然，這種失望，與李登輝搞亂“行政院”大有關係，馬英九一度辭去“法務部長”一職到政治大學做教授，就是對李登輝的抗議。而宋楚瑜卻成了一匹黑馬，在“台灣省長”任上所取得的成功眾所矚目。馬英九在“法務部長”任上同樣獲得了巨大成功。這兩個人的存在，對李登輝形成了威脅，他自然要想方設法，將這兩個人整下去。
他整宋楚瑜是一道“凍省”命令，便從此斷送了宋楚瑜在台灣政壇再進一步的可能。宋楚瑜知道即將“凍省”的消息後，反應非常激烈，他迅速向李登輝遞交了一封辭職信。可是，李登輝拒絕批準他辭職，他便以“請辭待命”的方式完成餘下的兩年任期。
既然宋楚瑜不可能再當下一任“省長”，由他來競選台北“市長”拚陳水扁，自然就是最佳人選。然而，宋楚瑜有自己的打算，他想直接參選下一屆“總統”，所以，不肯接受這個任務。
在宋楚瑜不肯受命的情況下，國民黨內部，便隻有一個選擇，即讓馬英九站出來。其實馬英九從政性格承襲於老國民黨文化，他不喜歡拉幫結派，好處是不沾鍋不犯錯，壞處是沒人願意跟他打天下；以此從政性格與馬英九的秉性，似有幾分相似。如馬英九在仕途上始終與財色劃清界線。他處理財色問題非常小心，幾乎不收“大禮”，與記者朋友相聚隻要有女性在場，馬不會單身獨處。非但是馬的個性如此，馬英九夫人周美青亦然，朋友聚會她從不參加話題對答，除傾聽朋友高論外，還會拿出書本閱讀直到散會。以馬氏夫婦性格與其父馬鶴淩好交朋友、愛說話的個性相比，顯然是他以父為戒，謹言慎行，於此馬英九縱然名滿天下，相交無幾人乃是他從政性格的反射。
1996年，馬英九被迫離開“法務部”，隻在“內閣”中出任位高權虛的“政務委員”。當時，台灣各大報刊都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馬英九揮淚離職的照片，不少國民黨員甚至民進黨人都替他鳴不平。民進黨“立委”葉菊蘭（後任“交通部長”）公開在“立法院”向馬英九表示：“從政多年來，我從未公開讚美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