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朔方形勢
安史之亂前，郭子儀在朔方鎮任職時間最長。朔方與河東兩鎮，互為特角，共禦突厭。唐朝京城正北，以陰山為第一防線。靈武城拉黃河渡口，扼南北要道，是磨前期北任第一重鎮。
郭子儀在安史之亂爆發前的40年戎馬生涯中，供職時間最長的是朔方鎮。該鎮治所在京城西北方的靈州（寧夏靈武），距離長安1250裏。朔方鎮與東鄰的河東鎮（山西太原），在李唐王朝前期的國防部署中，擔負著抵禦突厥、回絕等北方遊牧民族向南侵擾，拱衛關中和京城長安的重要任務都城的拱衛和防守。是曆代王朝國防部署的核心所在。古代戰爭的基本形態是步、騎兵地麵展開，以冷兵器相互搏殺。
因此，為了有效地保衛京城，必須依托自然地理形勢，憑借山脈險隘與州原河穀，設關控要，構成多層防線，方能保證無有大虞。唐朝都城長安（陝西西安）以北的山川地理形勢，依次為渭河、渭北平原、北山、陝北黃土高原、橫山（白於山）、鄂爾多斯草原、黃河、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陰山山脈。陰山以北，草原彌漫，遼闊坦蕩，曆來是遊牧民族的活動區域。
陰山橫直於內蒙古中部，西起河套之北，東接大興安嶺，綿延1000餘公裏。其西端是烏蘭布和沙漠與巴丹吉林沙漠。
烏蘭布和沙漠西南是騰格裏沙漠。沙漠地區不宜農耕，亦不宜放牧。但是，作為軍事防衛屏障，浩瀚鈔漠與險峻山峰，具有異曲同工之用。在自然地理上，陰山山脈對南北氣流起著阻擋作用，其兩側的氣候和雨量，差別明顯，是農、牧區域之間的一條重要界限。
大沙和陰山以北，荒漠與草原相間，氣候寒冷，適宜遊牧。陰山之南的平原地區，農牧兼宜。中原王朝保守住陰山一線，就可在河套地區從事耕稼。而遊牧民族一旦越過陰山，就可南下牧馬，並進而渡過黃河，威脅關中。所以，在長安的正北方，西起賀蘭山以北沙漠，東到太行山之間，唐朝國防的第一道控製線，就是陰山山脈及其南麵的黃河天險。
如果遊牧民族得間衝破陰山防線，由河套平原向南進入鄂爾多斯草原，中原王朝可據以防守的第二道天然防線就是橫山（白於山）。橫山西起陝西定邊。東迄子洲。長約200餘公裏、南北寬約10餘公裏至30公裏不等，整條山脈呈西高東低之勢，最高峰是定邊縣內的魏梁，海拔1900餘米。橫山阻隔南北，地勢高峻險要，作為阻遏北方遊牧民族南侵的一道屏障，戰國時期秦國以及隋朝曾先後利用橫山修築過長城橫山南麵的交通樞紐和軍事重鎮是延州（陝西延安）。延州處於橫山與西麵的橋山（於午嶺）和東麵的梁山（黃龍山）相互構成的馬蹄形中部。而這個馬蹄形南端的開口處，就是關中平原的北部。
以延州為起點，南下經解州（陝西富縣）、坊州（陝西黃陵）可至京城長安。北上則有幾條利用自然河穀穿越橫山的軍事通道：西北行的一條通往鹽州（陝西定邊）及賀蘭山下，還有一條可通南北朝以來的軍事重鎮夏州（陝西靖邊白城子）；東北行可通綏州（陝西綏德）、銀州（陝西榆林東南）、麟州（陝西神木）、勝州（內蒙準格爾旗東北十二連城），以至陰山。
以延州為樞紐的南北通道，古代稱為延州道。在遊牧民族向南進攻時，曾多次被利用過。但是，延州道對於騎兵為主的遊牧民族來說，又有許多不利因素。
橫山之南的黃土高原，山梁高峻，崖澗深陡，很不利於騎兵行動。如果大隊人馬在狹窄的河穀中行進，前後相距過遠，既不利於檢襪運輸，又易遭受伏擊。況且，這些地區居民稀少，可供擄掠的錢糧財物有限。再者，橫山既是天然屏，自然便是中原王朝設置防禦的重點。其北麵的鹽州、夏州、麟州之間有通路相互聯係，便於軍事上的接應支援。
因麵，遊牧民族南侵，較多利用的是橋山（子午嶺）以西的蕭關道和馬蓮河穀道。
橋山（子午嶺）的主脈呈南北走向。長約150公裏東西寬數公裏到幾十公裏不等，整條山脈北高南低，主峰子午嶺海拔1680餘米。其東坡迂緩綿長，而西坡陡峭短促。穿越此嶺的東西交通，也是利用自然河穀及山間埂口在橋山與其西麵的六盤山之間，有兩條川道。西為清水河（葫蘆河），北流注人黃河；東為馬蓮河《馬嶺水），南流匯人水。沿清水河穀的通路，向南要經過六盤山下的蕭關（寧夏固原東南），因而稱為“蕭關道”。從蕭關向東南經長武、彬縣，便可進人關中。沿馬蓮河穀，由甘肅環縣、慶陽向東南，也經長武、彬縣而通往關中。
這兩條軍事通道中，馬蓮河穀道雖然距關中較近，但是，環縣以北多是沙漠，水草缺乏，人口稀少，不利於大隊騎兵行軍宿營。
而蕭關道所經之清水河穀，川道平坦，水草不缺。其距離關中雖比馬蓮河穀較為遷遠，但便於騎兵行動。故而自戰國時期以來，遊牧民族多取此道南下。
蕭關道和馬蓮河穀道的北端，會於黃河東岸的靈州（寧夏靈武）。這一帶的黃河，水緩岸低，是易渡之處，同時也是易於設防之地。靈武城東麵不遠，沙丘起伏，與鄂爾多斯高原的邊緣相接。其西麵與賀蘭山隔河相望。賀蘭山下平原廣漠，水草豐盛，遊牧民族由此南下，便於補給。由於賀蘭山南坡在青銅峽附近已瀕於河岸，於是，靈武便成為給毅南北的軍事重鎮。唐朝初年，北方的強敵是雄居大漠南北的東突厥汗國。隋末喪亂，東突厥威服塞外，屢有憑陵中原之誌。唐高祖（李淵）在位9年，東突厥人寇就達7次，大肆搶掠男女人口、財帛和牲畜。武德九年（626）八月，唐太宗（李世民）新立，東突厥10萬大軍入寇關中，前鋒直抵京城渭橋之畔。唐太宗被迫傾府庫金帛，訂立屈辱的城下之盟，東突厥才退兵北去。
貞觀三年（629）冬天，唐軍10萬兵馬數路並進，深人大漠，以犁庭掃穴之勢，擊滅東突厥。唐太宗洗雪了城下之盟的恥辱，采納大臣溫彥博等人的奏議，將10餘萬突厥降眾，安置於河套以南東自幽州（北京西南），西至靈州的豐、勝、靈、夏、朔、代諸州境內，實行類似“民族自治”形成的羈魔統治。此後垂50年，北邊無大誓，相對安定。
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682），漠南突厥貴族叛唐複興，史稱“後突厥”。至默吸可汗（691一716）時期，後突厥擁兵達40萬，複據大漠，頻頻南侵，與唐朝時戰時和，北疆又是誓報不斷。
神龍元年（705），中宗（李旦）複辟。他在邊疆政策上，緩解西線形勢，加強北線防禦，誌在徹底解決後突厥南侵的威脅。景龍二年（708），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張仁願乘後突厥西攻突騎施之機，奪取漠南之地，隨即在黃河北岸以突厥人祭天的拂雲祠為中心，營築了可供大軍集結的三座受降城，斷絕後突厥南下之路。並在牛頭朝那山（內蒙包頭東北）以北設置烽候1801）餘所，從而改變了唐朝長期以來阻河而守的被動形勢為了保守陰山防線，唐王朝的軍事部署是依托黃河，以朔方鎮、豐州（內蒙五原西南）、勝州（內蒙十二連城）、單於都護府（內蒙和林格爾西北）及河東鎮構成拱月形防線。朔方與河東兩鎮（節度使）互成特角之勢，共禦突厥，捍衛北疆。
定遠軍（城）、三受降城、安北和單於兩都護府，屯兵於靈、豐、夏三州境內，管兵6.47萬人，戰馬1.43萬匹其轄區範圍，較長時間為今內蒙中、西部，陝西北部和寧夏大部河東節度使設置於開元十八年（730），治所太原府，統轄天兵、大同、橫野、苛嵐四軍和雲中守捉，屯兵於太原以北的忻（山西忻縣）、代（山西代縣）、嵐（山西嵐縣）三州境內，管兵5.5萬人，戰馬1.4萬匹。太原西臨黃河水，東依太行山，北控雁門關（山西代縣西北），南屏東、西兩京，自古以來就是中原王朝的北邊重鎮，也是自長安通往燕、代之地的要道。河東節度使的轄區，大致為今山西省的中部和北部。
郭子儀在安史之亂爆發前的40年戎馬生涯中，供職時間最長的是朔方鎮。該鎮治所在京城西北方的靈州（寧夏靈武），距離長安1250裏。朔方鎮與東鄰的河東鎮（山西太原），在李唐王朝前期的國防部署中，擔負著抵禦突厥、回絕等北方遊牧民族向南侵擾，拱衛關中和京城長安的重要任務都城的拱衛和防守。是曆代王朝國防部署的核心所在。古代戰爭的基本形態是步、騎兵地麵展開，以冷兵器相互搏殺。
因此，為了有效地保衛京城，必須依托自然地理形勢，憑借山脈險隘與州原河穀，設關控要，構成多層防線，方能保證無有大虞。唐朝都城長安（陝西西安）以北的山川地理形勢，依次為渭河、渭北平原、北山、陝北黃土高原、橫山（白於山）、鄂爾多斯草原、黃河、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陰山山脈。陰山以北，草原彌漫，遼闊坦蕩，曆來是遊牧民族的活動區域。
陰山橫直於內蒙古中部，西起河套之北，東接大興安嶺，綿延1000餘公裏。其西端是烏蘭布和沙漠與巴丹吉林沙漠。
烏蘭布和沙漠西南是騰格裏沙漠。沙漠地區不宜農耕，亦不宜放牧。但是，作為軍事防衛屏障，浩瀚鈔漠與險峻山峰，具有異曲同工之用。在自然地理上，陰山山脈對南北氣流起著阻擋作用，其兩側的氣候和雨量，差別明顯，是農、牧區域之間的一條重要界限。
大沙和陰山以北，荒漠與草原相間，氣候寒冷，適宜遊牧。陰山之南的平原地區，農牧兼宜。中原王朝保守住陰山一線，就可在河套地區從事耕稼。而遊牧民族一旦越過陰山，就可南下牧馬，並進而渡過黃河，威脅關中。所以，在長安的正北方，西起賀蘭山以北沙漠，東到太行山之間，唐朝國防的第一道控製線，就是陰山山脈及其南麵的黃河天險。
如果遊牧民族得間衝破陰山防線，由河套平原向南進入鄂爾多斯草原，中原王朝可據以防守的第二道天然防線就是橫山（白於山）。橫山西起陝西定邊。東迄子洲。長約200餘公裏、南北寬約10餘公裏至30公裏不等，整條山脈呈西高東低之勢，最高峰是定邊縣內的魏梁，海拔1900餘米。橫山阻隔南北，地勢高峻險要，作為阻遏北方遊牧民族南侵的一道屏障，戰國時期秦國以及隋朝曾先後利用橫山修築過長城橫山南麵的交通樞紐和軍事重鎮是延州（陝西延安）。延州處於橫山與西麵的橋山（於午嶺）和東麵的梁山（黃龍山）相互構成的馬蹄形中部。而這個馬蹄形南端的開口處，就是關中平原的北部。
以延州為起點，南下經解州（陝西富縣）、坊州（陝西黃陵）可至京城長安。北上則有幾條利用自然河穀穿越橫山的軍事通道：西北行的一條通往鹽州（陝西定邊）及賀蘭山下，還有一條可通南北朝以來的軍事重鎮夏州（陝西靖邊白城子）；東北行可通綏州（陝西綏德）、銀州（陝西榆林東南）、麟州（陝西神木）、勝州（內蒙準格爾旗東北十二連城），以至陰山。
以延州為樞紐的南北通道，古代稱為延州道。在遊牧民族向南進攻時，曾多次被利用過。但是，延州道對於騎兵為主的遊牧民族來說，又有許多不利因素。
橫山之南的黃土高原，山梁高峻，崖澗深陡，很不利於騎兵行動。如果大隊人馬在狹窄的河穀中行進，前後相距過遠，既不利於檢襪運輸，又易遭受伏擊。況且，這些地區居民稀少，可供擄掠的錢糧財物有限。再者，橫山既是天然屏，自然便是中原王朝設置防禦的重點。其北麵的鹽州、夏州、麟州之間有通路相互聯係，便於軍事上的接應支援。
因麵，遊牧民族南侵，較多利用的是橋山（子午嶺）以西的蕭關道和馬蓮河穀道。
橋山（子午嶺）的主脈呈南北走向。長約150公裏東西寬數公裏到幾十公裏不等，整條山脈北高南低，主峰子午嶺海拔1680餘米。其東坡迂緩綿長，而西坡陡峭短促。穿越此嶺的東西交通，也是利用自然河穀及山間埂口在橋山與其西麵的六盤山之間，有兩條川道。西為清水河（葫蘆河），北流注人黃河；東為馬蓮河《馬嶺水），南流匯人水。沿清水河穀的通路，向南要經過六盤山下的蕭關（寧夏固原東南），因而稱為“蕭關道”。從蕭關向東南經長武、彬縣，便可進人關中。沿馬蓮河穀，由甘肅環縣、慶陽向東南，也經長武、彬縣而通往關中。
這兩條軍事通道中，馬蓮河穀道雖然距關中較近，但是，環縣以北多是沙漠，水草缺乏，人口稀少，不利於大隊騎兵行軍宿營。
而蕭關道所經之清水河穀，川道平坦，水草不缺。其距離關中雖比馬蓮河穀較為遷遠，但便於騎兵行動。故而自戰國時期以來，遊牧民族多取此道南下。
蕭關道和馬蓮河穀道的北端，會於黃河東岸的靈州（寧夏靈武）。這一帶的黃河，水緩岸低，是易渡之處，同時也是易於設防之地。靈武城東麵不遠，沙丘起伏，與鄂爾多斯高原的邊緣相接。其西麵與賀蘭山隔河相望。賀蘭山下平原廣漠，水草豐盛，遊牧民族由此南下，便於補給。由於賀蘭山南坡在青銅峽附近已瀕於河岸，於是，靈武便成為給毅南北的軍事重鎮。唐朝初年，北方的強敵是雄居大漠南北的東突厥汗國。隋末喪亂，東突厥威服塞外，屢有憑陵中原之誌。唐高祖（李淵）在位9年，東突厥人寇就達7次，大肆搶掠男女人口、財帛和牲畜。武德九年（626）八月，唐太宗（李世民）新立，東突厥10萬大軍入寇關中，前鋒直抵京城渭橋之畔。唐太宗被迫傾府庫金帛，訂立屈辱的城下之盟，東突厥才退兵北去。
貞觀三年（629）冬天，唐軍10萬兵馬數路並進，深人大漠，以犁庭掃穴之勢，擊滅東突厥。唐太宗洗雪了城下之盟的恥辱，采納大臣溫彥博等人的奏議，將10餘萬突厥降眾，安置於河套以南東自幽州（北京西南），西至靈州的豐、勝、靈、夏、朔、代諸州境內，實行類似“民族自治”形成的羈魔統治。此後垂50年，北邊無大誓，相對安定。
唐高宗（李治）永淳元年（682），漠南突厥貴族叛唐複興，史稱“後突厥”。至默吸可汗（691一716）時期，後突厥擁兵達40萬，複據大漠，頻頻南侵，與唐朝時戰時和，北疆又是誓報不斷。
神龍元年（705），中宗（李旦）複辟。他在邊疆政策上，緩解西線形勢，加強北線防禦，誌在徹底解決後突厥南侵的威脅。景龍二年（708），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張仁願乘後突厥西攻突騎施之機，奪取漠南之地，隨即在黃河北岸以突厥人祭天的拂雲祠為中心，營築了可供大軍集結的三座受降城，斷絕後突厥南下之路。並在牛頭朝那山（內蒙包頭東北）以北設置烽候1801）餘所，從而改變了唐朝長期以來阻河而守的被動形勢為了保守陰山防線，唐王朝的軍事部署是依托黃河，以朔方鎮、豐州（內蒙五原西南）、勝州（內蒙十二連城）、單於都護府（內蒙和林格爾西北）及河東鎮構成拱月形防線。朔方與河東兩鎮（節度使）互成特角之勢，共禦突厥，捍衛北疆。
定遠軍（城）、三受降城、安北和單於兩都護府，屯兵於靈、豐、夏三州境內，管兵6.47萬人，戰馬1.43萬匹其轄區範圍，較長時間為今內蒙中、西部，陝西北部和寧夏大部河東節度使設置於開元十八年（730），治所太原府，統轄天兵、大同、橫野、苛嵐四軍和雲中守捉，屯兵於太原以北的忻（山西忻縣）、代（山西代縣）、嵐（山西嵐縣）三州境內，管兵5.5萬人，戰馬1.4萬匹。太原西臨黃河水，東依太行山，北控雁門關（山西代縣西北），南屏東、西兩京，自古以來就是中原王朝的北邊重鎮，也是自長安通往燕、代之地的要道。河東節度使的轄區，大致為今山西省的中部和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