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懷仁堂新政府成立！開國大典千古勝事(3)
6月22日，沙彥楷代表民社黨革新派自上海致電毛澤東和新政協籌備會，聲稱：“貴會公布出席新政協四十五個單位，竟遺漏本黨名次，深為駭異”，“祈即增列本黨名次，以示公允，而重諾言，實民主前途之幸。”
6月27日，李維漢找到汪世銘，親自對他說：“民社黨革新派以其過去曆史來說，實在不算為一個民主黨派，直至去年提出‘五一’口號時，它還是動搖的。所以作為一個黨派來說，它現在應當結束。假如民盟同意，其成員可個別加入民盟。至於其中若幹民主分子可以由籌備會商量邀請其一二人參加。”
這次談話後不久，忽然發現了民社黨革新派出籠的《告全國同胞書》，內容很反動。
李維漢又找到汪世銘，當麵質問他：“民社黨革新派何以幹這樣的事？”
汪世銘顯得有點尷尬，回答說：“發表這份告全國同胞書的內情我不清楚。不過看了之後，我也感到這封告全國同胞書措詞太偏激，實為解決問題的阻礙。我往上海寫過信查問此事，但尚未得到回音。”
李維漢用嚴肅的語氣對汪說：“這份告同胞書不但內容反動，其本身也是民社黨革新派的一個反動的行動。如果你願意，希望能公開駁斥這份告同胞書上的觀點。”
後來汪世銘寫信進行了反駁，但駁的內容很少。
鑒於上述情況，新政協籌備會理所當然地拒絕民社黨革新派關於參加新政協的要求，並讓汪世銘向北平市公安局聲明其已解散。
為處理孫文主義革命同盟參加新政協的要求，中央統戰部特意將該同盟負責人許聞天談話時，許介紹了他們的反蔣鬥爭和態度的轉變，並且說他們已為此犧牲了不少人。
李維漢表示“孫盟”中的陳惕廬確實因反對蔣介石被殺了，但他過去也確實是有罪的叛徒；還有劉不同，直到去年下半年，還在南京寫文章，一麵罵蔣介石，一麵罵中共和毛主席。作為團體，“孫盟”最好是結束，可個別加入民革。
對少年勞動黨、光複會、中國民治黨、中國農民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民主進步黨等組織，籌備會也進行了慎重的考慮，進行具體研究和分別處理。
對以上組織、團體中有民主運動曆史，在解放戰爭中有實際表現並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在他們的政治組織或團體宣告結束後，新政協籌備會邀請他們以個人身份參加新政協，有的則在聯合政府中作了適當安排。民社黨革新派的沙彥楷、汪世銘，“孫盟”中的許聞天、鄧昊明等，都是以個人身份被邀請參加了政協。少年勞動黨的安若定、光複會的周亞衛等，分別被安排為政務院參事等職務。1954年他們都被邀請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在新政協的籌備過程中，政治標準的把握是十分嚴格的。
參加新政協的各黨派單位共有14個。除中共及香港公開響應“五一”號召的10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外，依照標準又增加了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三個單位。
九三學社成立於1946年。它在解放戰爭中積極參加了民主運動，並響應了中共的“五一”號召。因其總部在北平，直接處在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之下，不能公開發表聲明，所以直到北平解放時才提出來。但是，它在政治上和代表性上都符合參加新政協的條件和標準。
台盟是台灣愛國同胞組成的一個政治組織。它的主要成員參加和領導過1947年2月台灣同胞反對美蔣的“二二八”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後，於當年11月組織台盟，繼續進行革命活動，而且響應了中共的“五一”號召。台盟雖然是一個地區性組織，但它是台灣人民的一個革命組織，籌備會各單位一致同意台盟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
至於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青年的政治組織。它成立時間雖比較晚，但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國會、民主青年先鋒隊、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組織，對革命的貢獻很大，而且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所以籌備會都一致讚成它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
另外，簡稱“小民革”的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是一個成立於抗日戰爭時期、同中共有密切聯係、對民主運動做出過一定貢獻的政治組織。由於民主革命即將在全國獲得勝利，“小民革”的曆史任務已經完成，便於1949年9月17日發表聲明，宣告結束。
聲明說：“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一個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秘密組成的革命團體，因為人民民主革命獲得了基本的勝利，曆史條件已經變更，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現在公開宣告結束。”
“現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經獲得基本的勝利，國內反動殘餘力量就要全部肅清，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即將成立；本盟過去的曆史任務既已終結，原有的組織也就當然不必存在。在這光明、自由、民主、進步的新中國，本盟盟員都要參加廣大人民的各種工作隊伍，從事新時代的建設事業。”
“本盟中央委員會根據目前形勢和盟員的意誌，鄭重決議，自即日起宣告本盟的結束，並授權同人等代表本盟發表這個聲明。”
“小民革”結束後，大部分盟員參加了新政治學會，其領導人物絕大部分都分別在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區域單位中被推選為代表，參加了新政協。
新政協代表人選的確定，是一件十分複雜的工作。
代表提名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由組織或個人推薦，另一種是由本人申請。
按照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的規定，籌備會工作小組所有提名都逐個進行了審查，進行了反複研究。
當發現代表候選人有可疑或不明的情況時，則反複進行了調查。籌備會時常為了某個代表的適當與否，與各地函電往返，多方協商，反複斟酌，費時達幾個星期之久。
對發現有問題的提名或申請人，因不宜參加政協，則取得推薦人的同意而撤銷，或對其本人加以說明。
有時，毛澤東、周恩來親自參加討論，以確定一些重要代表人選。
代表名單初步產生之後，經過籌備會反複協商，征求各方意見，一共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確定了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名額和名單，共分為五類：黨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特邀代表。
前四類共有45個單位，有正式代表510人，候補代表77人。
第五類即特邀代表確定為75人。
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總數達662人。
中央統戰部把新政協籌備會確定的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人選和各項統計，印製成一本很厚的表冊，送到中共中央，最後呈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把表冊翻了翻，幽默而風趣地對身邊的人說：“這是一部天書。”
上了這部“天書”名單的人，具有相當的廣泛性。其中包含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和宗教界等方麵的代表，也包含了我國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曆史時期為人民事業做出過貢獻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
新政協籌備會在確定代表時，吸收了從辛亥革命、北伐戰爭、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各個曆史時期的代表性人物，甚至連前清末期和北洋時期較有聲望以及後來同情革命，並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物，也被推選為新政協代表。
為了廣泛吸收各方麵的代表人物，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中，專列“特別邀請人士”一類。在這個單位中，有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在中國革命進程中始終站在正義一邊的堅強戰士宋慶齡，她被選為特邀單位的首席代表。有戊戍變法領導人之一梁啟超之子梁思成；有前清翰林張元濟；有中國近代海軍耆宿薩鎮冰；有老同盟會會員張難先；有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任過教育總長、司法總長的章士釗、江庸；有曾經是南京政府和談代表的張治中、邵力子等；有國民黨的重要起義將領傅作義、程潛等；有老解放區的民主人士陳瑾昆、安文欽等；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陸誌偉和藝術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蘭芳、袁雪芬等。此外，還有工農方麵的勞動模範、英雄人物劉英源、閻存林、戎冠秀等。
對當時尚未解放地區，新政協籌備會也邀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參加政協，並決定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中給這些地區留出十分之一的名額，使這些地區解放後可以派代表參加。
以上情況表明，中共中央和新政協籌備會的考慮是十分周到的，充分肯定了我國近百年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曆史階段和各方麵人士的積極作用，並盡可能團結各個方麵的力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共同建設新中國。
在擬定的新政協代表名單中，美中不足的是少數民族的代表和婦女代表少了些。
少數民族代表實際共有28位，占4.23%，按整個比例來說，還是少了一些。
李維漢在談到這一情況時說：“這是因為革命的發展，在少數民族地區，比較遲了一些。我們盡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別區，也有代表參加。”
為了物色少數民族代表，新政協籌備會費了很大的力氣。
李維漢為此事專門同朱早觀、奎壁、楊靜仁、天寶等少數民族代表進行座談討論，但在物色人選以及交通等方麵都困難重重。
在物色少數民族代表人選時，最大的一個疏漏就是在少數民族單位中沒有安排滿族代表。雖然在其他單位中有滿族代表，如齊燕銘、羅常培等人，但不是作為滿族代表出席新政協的。
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名單公布後，北平城的滿族群眾因沒有代表產生了失落被棄的感覺，有些滿族人為此事哭泣流淚。
這一情況後來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聽了之後感到遺憾，同情地說：“一個民族沒有代表，整個少數民族為之不歡啊！”
解放後，召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時，物色和補充了滿族代表。
關於婦女代表，周恩來第一次就新政協會議的一些問題征求民盟代表的意見時，史良女士對參加會議的婦女代表太少提出了尖銳的意見。
雍容大度的周恩來對史良的批評態度毫不計較，反而稱讚史良的意見提得好。他表示：“關於婦女代表，黨中央也很重視和注意這個問題。你放心，新中國的婦女一定會在政治上和男人得到同樣的政治權利，不會受歧視的。”
聽了周恩來的話，史良舒坦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毛澤東饒有興味地“解讀天書”
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裏，明亮的燈光下，毛澤東饒有興味地讀著一部“天書”――一份長長的名單。
他看得十分專注，偶爾提起筆來增添一個名字。
中共中央統戰部把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人選和各項統計資料，印了一本很厚的表冊，呈送中央。毛澤東翻了翻這本精美的表冊，風趣地說這是一部“天書”。
此“天書”分為五類：黨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特邀代表。前4類共45個單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補代表77人。第5類特邀代表75人。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總數共662人。
毛澤東對這些名單是很熟悉的，這是根據他的統一戰線思想確定的“聖賢榜”。
這份政協名單的代表性十分廣泛，包含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少數民族、國外華僑與宗教界的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各階段共產黨人和一切愛國民主力量的大團結；同時還包含了近百年來我國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曆史時期為人民事業做過貢獻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從辛亥革命、北伐戰爭、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各個革命時期的代表人物都吸收了，乃至前清末期和北洋時期較有聲望以及後來同情革命，並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物，也被包納進來。
1949年9月7日，周恩來作了關於中國人民政協幾個問題的報告，著重談到政協名單中特邀代表的產生經過。他對毛澤東審閱和批準的那份“天書”，向政協籌委會做了介紹，他鄭重而莊嚴地說：
有了領導力量，同時又照顧各方麵，這就是參加人民政協的四十五個單位產生的原因，但單單如此還嫌不夠，便又設了一個特邀單位。其中有的是中國四個革命階段中始終站在正義一麵的，如孫夫人及其領導的救濟團體。其次，我們也邀請了從事科學研究和工業建設的，因為他們是國家建設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資源委員會錢昌照先生。第三類是一向或在某時期和我們有某種聯係和朋友來往的，雖然後來這種關係被割斷了，但是還有正義感，對人民事業有同情心。一旦解放了，便站在我們的一方麵。像福建的薩鎮冰先生，在福建解放後表示願意與當地人民一道參加建設工作。第四類是從事民主運動在解放軍服務很久的朋友，如陳瑾昆先生。第五，參加這次和平運動有功的，雖然和平未能全麵實現，但這個和平運動，在人民中起了作用……這個運動經過上海人民代表團顏惠慶先生北來的努力，以及後來南京和平代表因張治中、邵力子等先生對八項二十四款和平條件的同意，更證明了這個事實。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邀請了他們。程潛先生也是響應這個號召投到人民方麵來的。起義將軍我們承認他們，承認他們代表解放軍。我們解放軍有他們作代表也是光榮的。像吳奇偉將軍、曾澤生將軍、張軫將軍。另一方麵也有參加到特邀單位中去的，海軍、空軍的代表也在特邀單位中。
“在這四個階段的單位不能容納的代表我們都容納了下來，起義的將軍代表也正是照顧了各個方麵。而決定全部代表人選是根據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則。我們重視由革命戰爭中鍛煉出來的朋友，在土地改革、敵後根據地鬥爭中鍛煉出來的朋友，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民主運動中鍛煉出來的朋友，脫離反動派陣營起義的朋友，保護器材對國家有功的朋友，使這成為全國人民力量代表集中的大會。”
“天書”產生還很費周折。
確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和名單，是一件極縝密、極嚴肅、極敏感的工作，稍有不慎，稍有紕漏，就會舉座不安。提名采用了兩個渠道，一是組織或個人推薦，一是本人申請。按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的規定，對所有提名都進行逐個審查，反複研究。
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全力以赴抓了三個月，毛澤東、周恩來還時常參加討論，增添不少名字。
首先考慮的是廣泛的代表性，足以體現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所有愛國民主力量的大團結。它既要體現無產階級的領導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又不能機械地按人口比例來分配名額，要充分照顧各個方麵；同時，要慎重掌握敵我界限，防止國民黨反動政府係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反動分子混入。
中央統戰部確定名單後，報給周恩來審核。周恩來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篩選，以他的周全性格和寬容胸懷，幾乎把各民主黨派領袖和各民主人士無一遺漏地包納進了“天書”。代表名單初步產生後，又經過籌備會反複協商，征求各方麵意見，一共花了3個月，才確定參加新政協的名額和名單。新政協的這一陣容，從組織上充分反映了我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複雜曲折的曆程，也充分反映了中共及其領袖吞納百川的寬闊胸襟。
程潛與陳儀的不同命運
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開幕前，毛澤東還邀請了一位國民黨嫡係將領當代表，他便是長沙起義、謠傳被共產黨“囚禁”的陳明仁。
作為動員陳明仁本部起義、成為毛澤東的座上賓的程潛，在參加政協會議期間常常想：國民黨省主席陳儀先生如今還安在麽？他在台灣的監獄日子如何打發呢？
陳儀並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8個月後，他上了刑場。如果他動員起義成功，像程潛遊說陳明仁一樣，那麽，上海會成為第二個北平。但這隻是假設。
囚於台灣的陳儀和在北平的程潛，他們都曾動員起義，但結局卻一悲一喜。
比較起來，陳儀的有利條件要比程潛多得多，他和幾乎以父子相稱的湯恩伯友誼很深。而程潛同手握湖南省兵權的陳明仁，隻能算是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的程潛一舉成功；而友誼極深的陳儀卻被出賣，冤死台灣。
抗戰勝利後，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日軍投降後，他決心使台灣經濟騰飛，並保留了部分日方技術人員，采取了一係列的力圖保持台灣經濟相對獨立的措施。但是，國民黨的各方勢力也伸向寶島，陳儀的措施隻是杯水車薪。“二二八”起義後，陳儀引咎辭職，離開台灣。蔣介石曾把陳儀視為心腹，並聘他為國民政府顧問。1948年夏天，蔣介石的失敗已見端倪，他發現他所倚重的將領都不可靠，想采取“家天下”的手段，便在湖南任用程潛，在上海任用陳儀。
陳儀可以說是湯恩伯的再生父母。如果沒有陳儀，湯恩伯隻是金華的一介書生，而不可能得到中將軍銜，成為蔣介石的親信。湯恩伯這個名字，就是要不忘陳儀提攜之恩而改的。他人前人後稱他有兩個父親。然而，就是這個自稱“孝子”的人出賣了陳儀。曾有朋友告訴陳儀，湯恩伯已不同於過去，而陳儀卻不相信湯恩伯會出賣他。
與陳儀接洽起義的地下黨員胡允恭按事先商量好的計劃，來到上海，準備去見湯恩伯。但通過組織知道了湯恩伯的態度，於是堅決割斷了一切聯係。
但是，陳儀卻依舊對湯恩伯十分信任。
他沒想到，湯恩伯已被納入蔣介石的親信範圍；更沒有想到湯恩伯的兩手陰謀：一手是原則同意起義，隻說時機未到；一手是將陳儀的親筆信上交蔣介石，以鞏固自己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蔣介石不放心陳儀的念頭是從杭州布兵開始的。他多次叫湯恩伯去杭州布防，但陳儀婉言拒絕地說：“隻要你們沿江沿海守住，杭州還用得著打仗嗎？杭州曆來是曆史文物重要之地，而不是兵家要地。”“我是沙漠人，在孫傳芳時代我就受杭州父老之托，要使杭州免於戰火。杭州是國際上著名的風景勝地，無論北伐戰爭還是抗日戰爭，都未波及到這座花園城市，難道我今日能忍心杭州的百萬鄉親和曆代名勝古跡付之於炮火中嗎？希望你不要再提杭州設兵一事。”
湯恩伯聽話地把兵力布於寧波、嘉興、平湖一帶，借保護總統安危抽出一部分駐紮在奉化，以作衛戍部隊。
蔣介石接到湯恩伯的密報，差點兒氣昏過去，他直罵自己瞎了眼。
陳儀被囚之後，再也沒見過湯恩伯。直到蔣介石在台灣公審陳儀，湯恩伯才佩帶中將軍銜，出庭作證。
程潛和陳明仁的關係遠沒有陳儀和湯恩伯關係密切，陳明仁投考廣州講武學堂時，被程潛錄用。程潛是講武學堂校長。二人既是同鄉，又是師生，僅此關係而已。
陳明仁曾有過比湯恩伯更輝煌的曆史，那是他指揮的四平保衛戰。四平解圍後，陳明仁被提升為第七兵團司令官，蔣介石親自授予他國民黨最高獎賞的青天白日勳章。陳明仁正準備衣錦還鄉時，被陳誠告了一個禦狀。於是，陳明仁被調任南京總統府任了閑職。
陳明仁心碎了，他用美援大米築工事，便成了罪狀。他不禁心灰意冷，服藥自殺未遂。從此，他以賭場為家，直到1949年2月，蔣介石才又重新起用他。
陳明仁赴湖南老家擔任程潛的副手。
大起大落的遭遇，使陳明仁想起他同耿飆的一段奇遇。
當時，陳明仁是七十一軍軍長，駐防四平。兼任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的中共代表耿飆率領第二十八停戰小組來到四平。
盡管在一個多月前，陳明仁曾軟禁過以耿飆為首的軍調小組的成員，但這次對他們比較客氣，不但宴請他們而且還邀請耿飆與他睡一張床，蓋一條毛毯。兩個人從政治談到經濟，從軍事說到文化，最後談到中國的前途上。
“我們國民黨打了那麽多的勝仗，頂多兩年，不超過三年，非消滅共產黨不可！”陳明仁充滿信心地說。
而耿飆卻不慌不忙地說：“國民黨撕毀停戰協議，向解放區發動戰爭，但是到處碰壁。遠的不說，就說四平之戰，是我們給予你們沉重打擊後主動撤離的，這難道是你們勝了嗎？至於內戰前途，我敢保證，不出二年，國民黨一定失敗！”
這時，陳明仁氣極了，他從床上蹦起來，扯著嗓子喊道：“你敢跟我打賭嗎？”
“行，打賭就打賭。”
兩位不同政見的老鄉勾了勾小指頭。
1950年年初，耿飆出任大使前回了一趟老家，在醴陵碰上正在整編部隊的陳明仁。陳明仁第一句話便是：
“你贏了，我輸了。”
“不對，應該說我們都贏了。”耿飆幽默地說。
陳明仁笑了。
在長沙起義前幾天，蔣介石曾托人捎給陳明仁一份手令，命他死守長沙，否則便向湘西撤退。撤退之前，主張和平人士一律處決。
程潛主張和平，蔣介石心中有數，但他不相信陳明仁會與程潛一條心。
當時，白崇禧的軍隊退入湘境，力量十分雄厚，對長沙10萬守軍監視很嚴密。白崇禧還派專機送來一紙命令：
“立即包圍水陸洲，實行兵諫，必要時采取斷然措施。”水陸洲便是指程潛駐地。
陳明仁剛到長沙任職，程潛就邀他到臥室敘談。程潛開門見山地說：
“子良弟，我已思謀良久，打算和共產黨合作，走和平之路。這樣可以縮短進程，影響大西南，保存國家元氣，尤其是可能使家鄉避免炮火塗炭。你意如何？”
關於程潛主張和平的風聲，陳明仁早就聽說，因此對他的話並不感到突然。沉吟片刻，陳明仁說：“我跟您想到一塊兒去了。自從我胞弟陳明信被人民解放軍俘虜後釋放回來，自從蔣介石聽信讒言革除我兵權以後，我就不願意為一個人充當炮灰了。不過，老師您要注意，現在情況複雜，我們既要對付白崇禧，又要對付蔣介石，軍警特各類人物麵孔千姿百態，可不能書生氣啊！”
陳明仁有過被革職的深刻教訓，幹什麽都小心起來。他說：“老師，我隻跟你聯係，不與任何人發生聯係。公開場合我仍唱花臉。這樣可以取得蔣介石的信任，減輕武漢方麵的壓力。”
陳明仁不是湯恩伯。
6月27日，李維漢找到汪世銘，親自對他說：“民社黨革新派以其過去曆史來說，實在不算為一個民主黨派，直至去年提出‘五一’口號時，它還是動搖的。所以作為一個黨派來說，它現在應當結束。假如民盟同意，其成員可個別加入民盟。至於其中若幹民主分子可以由籌備會商量邀請其一二人參加。”
這次談話後不久，忽然發現了民社黨革新派出籠的《告全國同胞書》，內容很反動。
李維漢又找到汪世銘，當麵質問他：“民社黨革新派何以幹這樣的事？”
汪世銘顯得有點尷尬，回答說：“發表這份告全國同胞書的內情我不清楚。不過看了之後，我也感到這封告全國同胞書措詞太偏激，實為解決問題的阻礙。我往上海寫過信查問此事，但尚未得到回音。”
李維漢用嚴肅的語氣對汪說：“這份告同胞書不但內容反動，其本身也是民社黨革新派的一個反動的行動。如果你願意，希望能公開駁斥這份告同胞書上的觀點。”
後來汪世銘寫信進行了反駁，但駁的內容很少。
鑒於上述情況，新政協籌備會理所當然地拒絕民社黨革新派關於參加新政協的要求，並讓汪世銘向北平市公安局聲明其已解散。
為處理孫文主義革命同盟參加新政協的要求，中央統戰部特意將該同盟負責人許聞天談話時，許介紹了他們的反蔣鬥爭和態度的轉變，並且說他們已為此犧牲了不少人。
李維漢表示“孫盟”中的陳惕廬確實因反對蔣介石被殺了，但他過去也確實是有罪的叛徒；還有劉不同，直到去年下半年，還在南京寫文章，一麵罵蔣介石，一麵罵中共和毛主席。作為團體，“孫盟”最好是結束，可個別加入民革。
對少年勞動黨、光複會、中國民治黨、中國農民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民主進步黨等組織，籌備會也進行了慎重的考慮，進行具體研究和分別處理。
對以上組織、團體中有民主運動曆史，在解放戰爭中有實際表現並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在他們的政治組織或團體宣告結束後，新政協籌備會邀請他們以個人身份參加新政協，有的則在聯合政府中作了適當安排。民社黨革新派的沙彥楷、汪世銘，“孫盟”中的許聞天、鄧昊明等，都是以個人身份被邀請參加了政協。少年勞動黨的安若定、光複會的周亞衛等，分別被安排為政務院參事等職務。1954年他們都被邀請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在新政協的籌備過程中，政治標準的把握是十分嚴格的。
參加新政協的各黨派單位共有14個。除中共及香港公開響應“五一”號召的10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外，依照標準又增加了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三個單位。
九三學社成立於1946年。它在解放戰爭中積極參加了民主運動，並響應了中共的“五一”號召。因其總部在北平，直接處在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之下，不能公開發表聲明，所以直到北平解放時才提出來。但是，它在政治上和代表性上都符合參加新政協的條件和標準。
台盟是台灣愛國同胞組成的一個政治組織。它的主要成員參加和領導過1947年2月台灣同胞反對美蔣的“二二八”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後，於當年11月組織台盟，繼續進行革命活動，而且響應了中共的“五一”號召。台盟雖然是一個地區性組織，但它是台灣人民的一個革命組織，籌備會各單位一致同意台盟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
至於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青年的政治組織。它成立時間雖比較晚，但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國會、民主青年先鋒隊、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組織，對革命的貢獻很大，而且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所以籌備會都一致讚成它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
另外，簡稱“小民革”的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是一個成立於抗日戰爭時期、同中共有密切聯係、對民主運動做出過一定貢獻的政治組織。由於民主革命即將在全國獲得勝利，“小民革”的曆史任務已經完成，便於1949年9月17日發表聲明，宣告結束。
聲明說：“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一個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秘密組成的革命團體，因為人民民主革命獲得了基本的勝利，曆史條件已經變更，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現在公開宣告結束。”
“現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經獲得基本的勝利，國內反動殘餘力量就要全部肅清，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即將成立；本盟過去的曆史任務既已終結，原有的組織也就當然不必存在。在這光明、自由、民主、進步的新中國，本盟盟員都要參加廣大人民的各種工作隊伍，從事新時代的建設事業。”
“本盟中央委員會根據目前形勢和盟員的意誌，鄭重決議，自即日起宣告本盟的結束，並授權同人等代表本盟發表這個聲明。”
“小民革”結束後，大部分盟員參加了新政治學會，其領導人物絕大部分都分別在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區域單位中被推選為代表，參加了新政協。
新政協代表人選的確定，是一件十分複雜的工作。
代表提名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由組織或個人推薦，另一種是由本人申請。
按照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的規定，籌備會工作小組所有提名都逐個進行了審查，進行了反複研究。
當發現代表候選人有可疑或不明的情況時，則反複進行了調查。籌備會時常為了某個代表的適當與否，與各地函電往返，多方協商，反複斟酌，費時達幾個星期之久。
對發現有問題的提名或申請人，因不宜參加政協，則取得推薦人的同意而撤銷，或對其本人加以說明。
有時，毛澤東、周恩來親自參加討論，以確定一些重要代表人選。
代表名單初步產生之後，經過籌備會反複協商，征求各方意見，一共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確定了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名額和名單，共分為五類：黨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特邀代表。
前四類共有45個單位，有正式代表510人，候補代表77人。
第五類即特邀代表確定為75人。
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總數達662人。
中央統戰部把新政協籌備會確定的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人選和各項統計，印製成一本很厚的表冊，送到中共中央，最後呈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把表冊翻了翻，幽默而風趣地對身邊的人說：“這是一部天書。”
上了這部“天書”名單的人，具有相當的廣泛性。其中包含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和宗教界等方麵的代表，也包含了我國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曆史時期為人民事業做出過貢獻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
新政協籌備會在確定代表時，吸收了從辛亥革命、北伐戰爭、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各個曆史時期的代表性人物，甚至連前清末期和北洋時期較有聲望以及後來同情革命，並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物，也被推選為新政協代表。
為了廣泛吸收各方麵的代表人物，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中，專列“特別邀請人士”一類。在這個單位中，有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在中國革命進程中始終站在正義一邊的堅強戰士宋慶齡，她被選為特邀單位的首席代表。有戊戍變法領導人之一梁啟超之子梁思成；有前清翰林張元濟；有中國近代海軍耆宿薩鎮冰；有老同盟會會員張難先；有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任過教育總長、司法總長的章士釗、江庸；有曾經是南京政府和談代表的張治中、邵力子等；有國民黨的重要起義將領傅作義、程潛等；有老解放區的民主人士陳瑾昆、安文欽等；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陸誌偉和藝術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蘭芳、袁雪芬等。此外，還有工農方麵的勞動模範、英雄人物劉英源、閻存林、戎冠秀等。
對當時尚未解放地區，新政協籌備會也邀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參加政協，並決定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中給這些地區留出十分之一的名額，使這些地區解放後可以派代表參加。
以上情況表明，中共中央和新政協籌備會的考慮是十分周到的，充分肯定了我國近百年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曆史階段和各方麵人士的積極作用，並盡可能團結各個方麵的力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共同建設新中國。
在擬定的新政協代表名單中，美中不足的是少數民族的代表和婦女代表少了些。
少數民族代表實際共有28位，占4.23%，按整個比例來說，還是少了一些。
李維漢在談到這一情況時說：“這是因為革命的發展，在少數民族地區，比較遲了一些。我們盡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別區，也有代表參加。”
為了物色少數民族代表，新政協籌備會費了很大的力氣。
李維漢為此事專門同朱早觀、奎壁、楊靜仁、天寶等少數民族代表進行座談討論，但在物色人選以及交通等方麵都困難重重。
在物色少數民族代表人選時，最大的一個疏漏就是在少數民族單位中沒有安排滿族代表。雖然在其他單位中有滿族代表，如齊燕銘、羅常培等人，但不是作為滿族代表出席新政協的。
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名單公布後，北平城的滿族群眾因沒有代表產生了失落被棄的感覺，有些滿族人為此事哭泣流淚。
這一情況後來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聽了之後感到遺憾，同情地說：“一個民族沒有代表，整個少數民族為之不歡啊！”
解放後，召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時，物色和補充了滿族代表。
關於婦女代表，周恩來第一次就新政協會議的一些問題征求民盟代表的意見時，史良女士對參加會議的婦女代表太少提出了尖銳的意見。
雍容大度的周恩來對史良的批評態度毫不計較，反而稱讚史良的意見提得好。他表示：“關於婦女代表，黨中央也很重視和注意這個問題。你放心，新中國的婦女一定會在政治上和男人得到同樣的政治權利，不會受歧視的。”
聽了周恩來的話，史良舒坦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毛澤東饒有興味地“解讀天書”
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裏，明亮的燈光下，毛澤東饒有興味地讀著一部“天書”――一份長長的名單。
他看得十分專注，偶爾提起筆來增添一個名字。
中共中央統戰部把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人選和各項統計資料，印了一本很厚的表冊，呈送中央。毛澤東翻了翻這本精美的表冊，風趣地說這是一部“天書”。
此“天書”分為五類：黨派代表；區域代表；軍隊代表；團體代表；特邀代表。前4類共45個單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補代表77人。第5類特邀代表75人。正式代表和候補代表總數共662人。
毛澤東對這些名單是很熟悉的，這是根據他的統一戰線思想確定的“聖賢榜”。
這份政協名單的代表性十分廣泛，包含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少數民族、國外華僑與宗教界的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各階段共產黨人和一切愛國民主力量的大團結；同時還包含了近百年來我國民族民主革命各個曆史時期為人民事業做過貢獻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從辛亥革命、北伐戰爭、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各個革命時期的代表人物都吸收了，乃至前清末期和北洋時期較有聲望以及後來同情革命，並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物，也被包納進來。
1949年9月7日，周恩來作了關於中國人民政協幾個問題的報告，著重談到政協名單中特邀代表的產生經過。他對毛澤東審閱和批準的那份“天書”，向政協籌委會做了介紹，他鄭重而莊嚴地說：
有了領導力量，同時又照顧各方麵，這就是參加人民政協的四十五個單位產生的原因，但單單如此還嫌不夠，便又設了一個特邀單位。其中有的是中國四個革命階段中始終站在正義一麵的，如孫夫人及其領導的救濟團體。其次，我們也邀請了從事科學研究和工業建設的，因為他們是國家建設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資源委員會錢昌照先生。第三類是一向或在某時期和我們有某種聯係和朋友來往的，雖然後來這種關係被割斷了，但是還有正義感，對人民事業有同情心。一旦解放了，便站在我們的一方麵。像福建的薩鎮冰先生，在福建解放後表示願意與當地人民一道參加建設工作。第四類是從事民主運動在解放軍服務很久的朋友，如陳瑾昆先生。第五，參加這次和平運動有功的，雖然和平未能全麵實現，但這個和平運動，在人民中起了作用……這個運動經過上海人民代表團顏惠慶先生北來的努力，以及後來南京和平代表因張治中、邵力子等先生對八項二十四款和平條件的同意，更證明了這個事實。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邀請了他們。程潛先生也是響應這個號召投到人民方麵來的。起義將軍我們承認他們，承認他們代表解放軍。我們解放軍有他們作代表也是光榮的。像吳奇偉將軍、曾澤生將軍、張軫將軍。另一方麵也有參加到特邀單位中去的，海軍、空軍的代表也在特邀單位中。
“在這四個階段的單位不能容納的代表我們都容納了下來，起義的將軍代表也正是照顧了各個方麵。而決定全部代表人選是根據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則。我們重視由革命戰爭中鍛煉出來的朋友，在土地改革、敵後根據地鬥爭中鍛煉出來的朋友，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民主運動中鍛煉出來的朋友，脫離反動派陣營起義的朋友，保護器材對國家有功的朋友，使這成為全國人民力量代表集中的大會。”
“天書”產生還很費周折。
確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和名單，是一件極縝密、極嚴肅、極敏感的工作，稍有不慎，稍有紕漏，就會舉座不安。提名采用了兩個渠道，一是組織或個人推薦，一是本人申請。按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的規定，對所有提名都進行逐個審查，反複研究。
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全力以赴抓了三個月，毛澤東、周恩來還時常參加討論，增添不少名字。
首先考慮的是廣泛的代表性，足以體現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所有愛國民主力量的大團結。它既要體現無產階級的領導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又不能機械地按人口比例來分配名額，要充分照顧各個方麵；同時，要慎重掌握敵我界限，防止國民黨反動政府係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反動分子混入。
中央統戰部確定名單後，報給周恩來審核。周恩來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篩選，以他的周全性格和寬容胸懷，幾乎把各民主黨派領袖和各民主人士無一遺漏地包納進了“天書”。代表名單初步產生後，又經過籌備會反複協商，征求各方麵意見，一共花了3個月，才確定參加新政協的名額和名單。新政協的這一陣容，從組織上充分反映了我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複雜曲折的曆程，也充分反映了中共及其領袖吞納百川的寬闊胸襟。
程潛與陳儀的不同命運
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開幕前，毛澤東還邀請了一位國民黨嫡係將領當代表，他便是長沙起義、謠傳被共產黨“囚禁”的陳明仁。
作為動員陳明仁本部起義、成為毛澤東的座上賓的程潛，在參加政協會議期間常常想：國民黨省主席陳儀先生如今還安在麽？他在台灣的監獄日子如何打發呢？
陳儀並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8個月後，他上了刑場。如果他動員起義成功，像程潛遊說陳明仁一樣，那麽，上海會成為第二個北平。但這隻是假設。
囚於台灣的陳儀和在北平的程潛，他們都曾動員起義，但結局卻一悲一喜。
比較起來，陳儀的有利條件要比程潛多得多，他和幾乎以父子相稱的湯恩伯友誼很深。而程潛同手握湖南省兵權的陳明仁，隻能算是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的程潛一舉成功；而友誼極深的陳儀卻被出賣，冤死台灣。
抗戰勝利後，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日軍投降後，他決心使台灣經濟騰飛，並保留了部分日方技術人員，采取了一係列的力圖保持台灣經濟相對獨立的措施。但是，國民黨的各方勢力也伸向寶島，陳儀的措施隻是杯水車薪。“二二八”起義後，陳儀引咎辭職，離開台灣。蔣介石曾把陳儀視為心腹，並聘他為國民政府顧問。1948年夏天，蔣介石的失敗已見端倪，他發現他所倚重的將領都不可靠，想采取“家天下”的手段，便在湖南任用程潛，在上海任用陳儀。
陳儀可以說是湯恩伯的再生父母。如果沒有陳儀，湯恩伯隻是金華的一介書生，而不可能得到中將軍銜，成為蔣介石的親信。湯恩伯這個名字，就是要不忘陳儀提攜之恩而改的。他人前人後稱他有兩個父親。然而，就是這個自稱“孝子”的人出賣了陳儀。曾有朋友告訴陳儀，湯恩伯已不同於過去，而陳儀卻不相信湯恩伯會出賣他。
與陳儀接洽起義的地下黨員胡允恭按事先商量好的計劃，來到上海，準備去見湯恩伯。但通過組織知道了湯恩伯的態度，於是堅決割斷了一切聯係。
但是，陳儀卻依舊對湯恩伯十分信任。
他沒想到，湯恩伯已被納入蔣介石的親信範圍；更沒有想到湯恩伯的兩手陰謀：一手是原則同意起義，隻說時機未到；一手是將陳儀的親筆信上交蔣介石，以鞏固自己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蔣介石不放心陳儀的念頭是從杭州布兵開始的。他多次叫湯恩伯去杭州布防，但陳儀婉言拒絕地說：“隻要你們沿江沿海守住，杭州還用得著打仗嗎？杭州曆來是曆史文物重要之地，而不是兵家要地。”“我是沙漠人，在孫傳芳時代我就受杭州父老之托，要使杭州免於戰火。杭州是國際上著名的風景勝地，無論北伐戰爭還是抗日戰爭，都未波及到這座花園城市，難道我今日能忍心杭州的百萬鄉親和曆代名勝古跡付之於炮火中嗎？希望你不要再提杭州設兵一事。”
湯恩伯聽話地把兵力布於寧波、嘉興、平湖一帶，借保護總統安危抽出一部分駐紮在奉化，以作衛戍部隊。
蔣介石接到湯恩伯的密報，差點兒氣昏過去，他直罵自己瞎了眼。
陳儀被囚之後，再也沒見過湯恩伯。直到蔣介石在台灣公審陳儀，湯恩伯才佩帶中將軍銜，出庭作證。
程潛和陳明仁的關係遠沒有陳儀和湯恩伯關係密切，陳明仁投考廣州講武學堂時，被程潛錄用。程潛是講武學堂校長。二人既是同鄉，又是師生，僅此關係而已。
陳明仁曾有過比湯恩伯更輝煌的曆史，那是他指揮的四平保衛戰。四平解圍後，陳明仁被提升為第七兵團司令官，蔣介石親自授予他國民黨最高獎賞的青天白日勳章。陳明仁正準備衣錦還鄉時，被陳誠告了一個禦狀。於是，陳明仁被調任南京總統府任了閑職。
陳明仁心碎了，他用美援大米築工事，便成了罪狀。他不禁心灰意冷，服藥自殺未遂。從此，他以賭場為家，直到1949年2月，蔣介石才又重新起用他。
陳明仁赴湖南老家擔任程潛的副手。
大起大落的遭遇，使陳明仁想起他同耿飆的一段奇遇。
當時，陳明仁是七十一軍軍長，駐防四平。兼任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的中共代表耿飆率領第二十八停戰小組來到四平。
盡管在一個多月前，陳明仁曾軟禁過以耿飆為首的軍調小組的成員，但這次對他們比較客氣，不但宴請他們而且還邀請耿飆與他睡一張床，蓋一條毛毯。兩個人從政治談到經濟，從軍事說到文化，最後談到中國的前途上。
“我們國民黨打了那麽多的勝仗，頂多兩年，不超過三年，非消滅共產黨不可！”陳明仁充滿信心地說。
而耿飆卻不慌不忙地說：“國民黨撕毀停戰協議，向解放區發動戰爭，但是到處碰壁。遠的不說，就說四平之戰，是我們給予你們沉重打擊後主動撤離的，這難道是你們勝了嗎？至於內戰前途，我敢保證，不出二年，國民黨一定失敗！”
這時，陳明仁氣極了，他從床上蹦起來，扯著嗓子喊道：“你敢跟我打賭嗎？”
“行，打賭就打賭。”
兩位不同政見的老鄉勾了勾小指頭。
1950年年初，耿飆出任大使前回了一趟老家，在醴陵碰上正在整編部隊的陳明仁。陳明仁第一句話便是：
“你贏了，我輸了。”
“不對，應該說我們都贏了。”耿飆幽默地說。
陳明仁笑了。
在長沙起義前幾天，蔣介石曾托人捎給陳明仁一份手令，命他死守長沙，否則便向湘西撤退。撤退之前，主張和平人士一律處決。
程潛主張和平，蔣介石心中有數，但他不相信陳明仁會與程潛一條心。
當時，白崇禧的軍隊退入湘境，力量十分雄厚，對長沙10萬守軍監視很嚴密。白崇禧還派專機送來一紙命令：
“立即包圍水陸洲，實行兵諫，必要時采取斷然措施。”水陸洲便是指程潛駐地。
陳明仁剛到長沙任職，程潛就邀他到臥室敘談。程潛開門見山地說：
“子良弟，我已思謀良久，打算和共產黨合作，走和平之路。這樣可以縮短進程，影響大西南，保存國家元氣，尤其是可能使家鄉避免炮火塗炭。你意如何？”
關於程潛主張和平的風聲，陳明仁早就聽說，因此對他的話並不感到突然。沉吟片刻，陳明仁說：“我跟您想到一塊兒去了。自從我胞弟陳明信被人民解放軍俘虜後釋放回來，自從蔣介石聽信讒言革除我兵權以後，我就不願意為一個人充當炮灰了。不過，老師您要注意，現在情況複雜，我們既要對付白崇禧，又要對付蔣介石，軍警特各類人物麵孔千姿百態，可不能書生氣啊！”
陳明仁有過被革職的深刻教訓，幹什麽都小心起來。他說：“老師，我隻跟你聯係，不與任何人發生聯係。公開場合我仍唱花臉。這樣可以取得蔣介石的信任，減輕武漢方麵的壓力。”
陳明仁不是湯恩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