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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一國兩製譜新曲!澳門回歸倒計時(2)

  第四輪會談采用了工作小組的方法,對大量的具體細節的談判,和對協議文本文意的核校等工作進行了分組處理,因而進展相當快。這輪會談雙方審議了協議文本草案,就協議文本的內容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並決定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由中葡兩國政府代表團團長於1987年3月26日在北京草簽。

  曆時8個月又14天的中葡澳門問題會談,以取得圓滿的結果而結束。

  鄧小平出席聯合聲明簽字儀式

  1987年3月26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草簽。中方政府代表仍然是外交部副部長周南,葡方代表為魯伊?梅迪納大使,聯合聲明莊嚴地向全世界各國宣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聲明:澳門地區(包括澳門半島,冰仔島,路環島,以下稱澳門)是中國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複行使主權。”

  中國國務委員姬鵬飛,葡萄牙駐華大使瓦萊裏奧,以及雙方代表團成員都參加了草簽儀式。姬鵬飛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祝賀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的草簽。他說:聯合聲明的草簽圓滿地解決了中葡兩國之間曆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為澳門今後的穩定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聯合聲明的草簽是繼解決香港問題之後,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國家關係重大問題中又一成功的例證,為中葡兩國的友好關係史譜寫了新的篇章。

  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又邁進一步》的社論,社論說:

  澳門問題是曆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舊中國,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統治者的腐敗無能,中國人民處於被壓迫、受屈辱的地位。從1557年算起,澳門在外國統治下長達400多年。封建王朝、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都沒能夠解決澳門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鄧小平提出三大任務之後,我國政府通過和平談判終於使這一問題獲得解決。恢複中國對澳門行使主權,洗刷了民族恥辱,解決澳門問題,我們在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道路上又邁進了一步。這一事件無疑將永垂史冊。

  社論還說:

  中葡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的草簽,標誌著兩國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希望兩國政府繼續本著友好合作,互諒互讓的精神,處理好過渡時期的各種問題,共同全麵貫徹《聯合聲明》,為進一步推進中葡友好合作關係的發展作出努力。與此同時,澳門民眾奔走相告,自豪之情溢於言表。許多公共場所,人們在電視機旁,收看通過衛星載播的現場實況。在小汽車裏,司機、乘客都迫不及待地扭開收音機收聽新聞廣播。《澳門日報》出版了4萬多份號外,刊登聯合聲明的文件和照片。《華僑報》也出版了2萬多份中文和葡文號外。

  1987年4月13日,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隆重舉行正式簽字儀式。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葡萄牙總理卡瓦科?席爾瓦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聯合聲明上簽了字。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先念出席了簽字儀式。出席儀式的還有姬鵬飛、吳學謙和參加中葡澳門問題會談的兩國政府代表團成員,以及葡萄牙外交部長雷斯?德米蘭達。

  趙紫陽發表講話說:“《聯合聲明》的簽署,是中葡雙方共同努力的成果。兩國政府在談判過程中都能以中葡友好合作關係的大局為重,並從澳門的曆史和現實出發,互諒互讓,平等協商,充滿了認真合作的精神……一個國家兩種製度是中國實現祖國統一大業而製定的一項重大的決策。”

  澳門問題的圓滿解決,證明了一國兩製的構想是實事求是、完全行得通的。中國人民將堅定不移地繼續遵循這一方針,為全麵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奮鬥。

  葡國席爾瓦總理也發表講話,強調指出:“聯合聲明之簽署,確定了中葡兩國就移交葡萄牙在澳門行政管理的時間和條件所作的承諾,在維持現狀和現有責任期間,葡萄牙將竭盡一切努力來保持澳門的穩定並促進澳門及其居民的經濟發展……我們簽署聯合聲明還具有另外一種意義,這就是它為葡萄牙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開辟了前景。”

  1987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正式審議和批準中葡聯合聲明。6月23日,人大第21次會議通過決定批準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代表中國政府於1984年4月13日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共和國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及其附件。

  1988年1月25日,中葡兩國交換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的批準書。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和葡萄牙共和國駐華特使瓦萊裏奧代表各自的政府,交換了批準書,並在互換批準書上簽字,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從即日起開始生效。

  澳門在葡萄牙統治下已有400多年的曆史。中國人民經曆了無數次的鬥爭,澳門終於要在1999年回到祖國的懷抱了。在澳門成功實現一國兩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收回澳門將在跨入新世紀前夕完成,它將洗雪數百年來民族的恥辱。同時,澳門與國際市場特別是歐盟國家和拉丁語係國家有著廣泛的經濟聯係,充分利用一國兩製構想所提供的廣闊空間繼續發展,澳門可以成為內地對外開放和合作交流的重要橋梁。國家解決港澳問題總的政策是一致的,但也充分考慮到澳門的特殊情況,在中葡談判於1987年4月13日簽署的聯合聲明和曆時4年零5個月起草並於1993年3月31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對其政策、葡後裔居民、旅遊娛樂業等特殊問題都作出了明確規定,這進一步保證了澳門能夠平穩過渡和順利回歸。

  第二節 世紀之交澳門回歸“一國兩製”再造輝煌

  中國的改革開放鋪就了澳門回歸的基石,鄧小平同誌提出的“一國兩製”偉大構想成了順利解決澳門問題的金鑰匙。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地位,是曆史遺留的、影響澳門順利回歸和長期穩定發展的三大問題。

  奮進在迎接回歸路上

  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組成名單已由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二次會議通過並公布,今天,澳門特區籌委會主任委員會議首次舉行。這預示著籌委會即將成立,迎接澳門回歸祖國的各項工作正進入最後的關鍵階段。回顧十多年來澳門走過的回歸路,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堅韌不拔的奮鬥精神和超人的智慧,正通過“一國兩製”偉大方針的落實,為順利解決澳門問題鋪平道路,並再一次向國際社會證明,中國的統一和振興勢不可擋。

  製定、推廣基本法,做好法律準備

  同香港一樣,澳門自古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十六世紀中葉開始,澳門被葡萄牙殖民者通過各種手段逐步占領,1887年葡萄牙殖民者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葡北京條約》,企圖使葡萄牙在澳門的殖民統治“合法化”。中國人民世代不忘澳門是中國領土,但舊中國始終沒有能力解決澳門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啟了解決澳門問題的新機,中國的改革開放鋪就了澳門回歸的基石,鄧小平同誌提出的“一國兩製”偉大構想成了順利解決澳門問題的金鑰匙。1979年中葡兩國建交時達成諒解,雙方同意在適當時候通過談判解決澳門歸還中國問題;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經過四輪會談達成協議,簽署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確定中國政府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複行使主權,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製”、“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從此,澳門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發展時期,進入了回歸祖國的過渡階段。如何保證澳門平穩過渡和未來政權的順利交接,成了過渡時期的頭等大事。香港回歸祖國的經驗對澳門是寶貴的借鑒。起草一部落實“一國兩製”的方針、符合澳門實際、保證澳門長期穩定繁榮的基本法,是迎接回歸的第一件重大工程。

  1988年9月5日,七屆全國人大成立了由48位澳門和內地人士組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1989年5月,90多位澳門各界人士自籌資金,自發成立了基本法谘詢委員會,與澳門各社團建立聯係,廣泛收集各界意見為草委會提供參考。草委會經過4年零5個月的努力,三上三下征求意見,內地委員五赴澳門聽取各界意見,草委會共舉行了9次全體會議、75次專題小組討論,以及兩次無記名投票的逐條表決。1993年3月31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澳門的平穩過渡、順利回歸和經濟穩定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和政治保障。澳門基本法受到海內外的廣泛讚譽和澳門各界的普遍歡迎,被認為是落實“一國兩製”方針的又一光輝典範。當年,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會見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時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將成為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後的又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文件”。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先生熱情賦詩,稱讚基本法立法工作的完成是“功垂誌澳門”;澳門各報紛紛發表社論為基本法的頒布而歡呼,指出澳門基本法“符合中葡聯合聲明,符合澳門實際,符合各階層利益,為今後澳門的發展描繪了美麗的藍圖,提供了根本的保證”。

  澳門基本法是中國政府對澳門一係列方針政策的具體化、法律化,是未來澳門特區的施政依據、根本大法。基本法頒布後,澳門進入了後過渡時期,迎接回歸的工作主要是圍繞著如何實現澳門的各項事務與基本法相銜接。

  基本法事關千家萬戶,涉及澳門居民生活的方方麵麵。為了使基本法深入人心,澳門各界展開了廣泛的普法宣傳,推介基本法活動從基本法的頒布之日就已開始;在內地,推介宣傳澳門基本法的工作也相繼展開。1993年9月16日,澳門各界人士近百人成立了以推介基本法為宗旨的澳門基本法協進會,著手進行有計劃、有組織的基本法推介工作。包括工商、勞工、街坊、婦女、青年、文化社團、社會服務和慈善機構均投身基本法的推介宣傳工作,他們利用遊園活動、新聞傳播媒介以及出版中學教材等,使推廣工作一年比一年形式多樣和更加廣泛深入,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學習、推廣、宣傳基本法的過程中,澳門同胞滿懷信心地積極參與過渡期的各項事務,愛祖國愛澳門的熱情進一步高漲。內地廣大群眾對澳門基本法作為全國性法律、全國人民都要遵守的地位也普遍增強了認識。

  培養治澳人才,促進平穩過渡

  嚴格執行中葡聯合聲明,與基本法相銜接是澳門後過渡時期的主要任務。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因此,在過渡時期為未來澳門特區準備治澳人才刻不容緩。

  在澳門,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地位,是曆史遺留的、影響澳門順利回歸和長期穩定發展的三大問題。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以前,澳門政府的公務員以葡人為主,中高級公務員中幾乎沒有華人。澳門直接適用葡國法律,五大法典中,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分別在1995年和1996年重新修訂,民法、民事訴訟法和商法剛剛開始磋商,同時澳門也缺乏本地的司法人才。經過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十年來的持續磋商,澳門政府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三大問題取得了一定進展。中文開始在澳門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門使用;中國籍居民擔任中、高級公務員的人數有所增加。至今年初,澳門政府司、廳、處共600多個職位中,由澳門當地人擔任的職位已經有500多個,已有1名華人司長,14名華人副司長及占較大比例的廳、處長;本地法律的清理、翻譯和本地化工作也取得成效。但距離這三大問題的全麵落實還有一段長路,還需要中葡雙方尤其是葡方繼續做出努力。

  與此同時,澳門各界人士學習普通話蔚成風氣。幾乎就在澳門回歸前途確定的同時,包括公務員、學生等各界居民就掀起了學習普通話的熱潮。大街上、商店裏到處出現用普通話交談的現象,一些社團等機構舉辦的普通話訓練班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去年有2000多人在澳門理工學院普通話培訓班接受專門培訓;一些中小學把學習普通話作為一門必修課;高級公務員積極參加在內地高校舉辦的澳門公務員普通話培訓班。人們把學習普通話、熟練地掌握使用中文,視為促進澳門發展和自身事業發展的一種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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