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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東藩及其《中國曆代演義》

  柴德賡

  中國曆史悠久,史料非常豐富,單是一部廿四史就有三千幾百卷,其餘的史書更不知多少倍於此數。在史料叢雜、頭緒繁多的情況之下,學者雖窮年累月,未必能盡讀這麽多的書;就是讀了,這些書本身的錯誤不少,亦未必都有用處。當前最重要的是要寫出幾部史實可靠,觀點正確,既有係統,又有重點的通史,讓大家對祖國的曆史有個共同的正確的認識。這方麵工作正在進行,且已取得一定的成績。

  不過,曆史知識的傳播,不是一種、兩種體裁或一部、兩部著作所能全部擔負的。體裁不同,內容便受限製;對象不同,要求隨之而異。作為一般的曆史讀物,既要有豐富的正確的曆史知識,也要文字生動活潑,才不致閱不數卷便打嗬欠。因此目前迫切盼望多出一些通俗曆史讀物,來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像近年陸續出版的《中國曆史小叢書》,是很受大家歡迎的。這方麵目前僅僅是開始,工作當然是繁重的。

  至於長篇的曆史演義小說,像《東周列國誌》、《三國演義》一類的書,也是大家所歡迎的。這一類書範圍既廣,故事性也強,如果觀點正確,寫作技巧好的話,也能給予群眾一定的曆史知識和愛國主義的教育。為了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和曆史知識,在新的曆史演義小說還沒有出來以前,是否可以考慮重印一些比較可取的舊的演義小說呢?我看是可以的。這裏特別提出來談談蔡東藩先生所著的《中國曆代演義》這部書。

  蔡東藩的《中國曆代演義》,原名《曆朝通俗演義》,是一部五百萬字以上的曆史演義。他從秦始皇寫起,一直寫到一九二〇年,共寫了兩千一百六十六年的事情。全書共十一部、一千〇四十回。計有:

  前漢演義(原名前漢通俗演義附秦朝)一〇〇回

  後漢演義(原名後漢通俗演義附三國)一〇〇回

  兩晉演義(原名兩晉通俗演義)一〇〇回

  南北史演義(原名南北史通俗演義)一〇〇回

  唐史演義(原名唐史通俗演義)一〇〇回

  五代史演義(原名五代史通俗演義)六〇回

  宋史演義(原名宋史通俗演義)一〇〇回

  元史演義(原名元史通俗演義)六〇回

  明史演義(原名明史通俗演義)一〇〇回

  清史演義(原名清史通俗演義)一〇〇回

  民國演義(原名民國通俗演義)一二〇回

  另有許廑父續的四十回。

  這十一部書不是在同一個時間出版的,作者也不是順著朝代次序寫的。最先寫的是《清史演義》,出版於一九一六年。按成書的次序:

  一、清史二、元史三、明史四、民國

  五、宋史六、唐史七、五代史八、南北史

  九、兩晉一〇、前漢一一、後漢

  寫完最後一部《後漢演義》,已經到了一九二六年九月。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陸續印行這十一部演義,都是有光紙石印插圖本,當時這部書的銷行量非常大。到一九三五年,會文堂新記書局又把它全部改為鉛印本,加上許廑父續的《民國演義》四集四十回,總的書名稱《曆朝通俗演義》,分裝四十四冊。另刊《曆朝通俗演義改版印行緣起》一冊,把全書的序文和每部書的回目搜集在一起。

  蔡東藩先生在十一、二年的時間內,連續寫出了十一部演義,字數超過五百萬,這是一件驚人的事情。他究竟是怎麽樣的一個人呢?有介紹一下的必要。

  蔡東藩,名郕,浙江蕭山臨浦鎮人,生於一八七七年(清光緒三年),卒於一九四五年,年六十九。蔡東藩二十歲前已中秀才,清末以優貢生朝考入選,分發江西省以知縣候補。他到省不久,因看不慣官場習氣,稱病歸裏。辛亥革命前一度入福建,亦不久即歸,一直住在臨浦鎮家裏。他在《中國曆代演義》中常自稱作於臨江書舍,臨江即浦陽江在臨浦一帶的別名。

  蔡東藩在辛亥革命前著過什麽書,我們還不知道。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寫了一部《中等新論說文範》,這部書由上海會文堂書局出版,題古越蔡郕著述,邵希雍評校。邵希雍字廉存,號伯棠,山陰人,是蔡東藩的好友。蔡在此書自序中說:

  邵君廉存,予畏友也。前著《高等小學論說文範》,嚐以稿示予。閱其文,磊落有奇氣,假借文字,陶鑄國魂,予語之曰:“此所謂發愛國思想,播良善種子也。”邵君曾以鄙言弁卷首。付印後,風行全國,歲銷以萬計。本年夏,予遊閩中歸,與邵君道故。邵君擬再著《中等論說文範》一書,苦事煩,不遑賡續,屬予成之。予不文,學識又譾陋,當以未能謝。秋初,又以書見招,再三敦勉,覺無可卻。甫屬稿,而三戶聞已興起矣。就時論事,勉成數十篇,並綴數語以作弁言。竊謂為新國民,當革奴隸性;為新國文,亦不可不革奴隸性。前此老師宿儒,終日咿唔案下,專摹唐、宋諸大家文調,每下筆,摭拾古文一二語,即自命為韓、柳,為蘇、王,而於文字之有何關係,絕非所問,是謂之優孟學也可。今此後生小子,入塾六七年,自謂能作三五百字文,實則舉報紙拉雜之詞,及道聽途說之語,掇拾成篇,毫無心得,是謂之盲瞽學也可。之二者,於文字中,皆含有奴隸性者也。夫我伸我見,我為我文,不必不學古人,亦不必強學古人;不必不從今人,亦不必盲從今人。但能理正詞純,明白曉暢,以發揮新道德、新政治、新社會之精神,為新國民之先導足矣。竊不自量,本此旨以作文,不求古奧,不阿時好,期於淺顯切近,供少年學生之應用而已。

  這篇序文,說明了他和邵希雍的關係以及他自己對文字的主張;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他在辛亥革命那一年的思想情況。邵希雍為《中等新論說文範》做一序,亦有所說明。序雲:

  吾同學友蔡君東藩,究心教育有年矣。本歲春,宦遊閩中,甫逾月即歸,危崖勒馬,智士也。夏初與晤申浦,縱談當世事,蔡君以教育急進為第一義,餘深韙之。適餘擬續著《中等論說文範》,苦促無暇晷,與之商,未果。入秋餘又病,招蔡君至,申前議。蔡君語餘曰:“吾續子文,續體例,不續辭意,子無誚我也。”餘曰:“唯唯。”書成後,屬餘評閱。餘學識未出蔡君右,安敢評論蔡君文。但蔡君不自讚,餘當讚之,附以總評,綴以眉批,並加圈點。

  蔡東藩和邵希雍的交誼,從這兩篇敘文中充分得到反映。蔡之所以能和會文堂發生關係,主要由於邵的介紹。武昌起義後不久,邵希雍逝世,會文堂書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學論說文範》需要修改,就請蔡為他修改。這樣,蔡和會文堂的關係益趨密切,至一九一六年,他的《清史演義》就問世了。

  從《中等新論說文範》這部書中,可以了解蔡東藩對辛亥革命是曾經歡欣鼓舞地歌頌的,可是過了四、五年以後,他失望了,政治熱情冷落了。自從寫了《清史演義》為社會所歡迎後,他對寫演義的興趣逐漸濃厚。但他畢竟是個愛國的人,有時也在演義中發發牢騷,聊以自慰。他家有藏書,也搜集報紙材料。他博學能文,動筆很快,差不多大半年寫一部書。記得他編書時每月從臨浦郵局寄出一部分文稿,又從郵局取回幾十元稿費,這種低廉的稿費,替會文堂換來了大量的財富。到一九三五年全書鉛印時,那時蔡東藩還健在,會文堂就沒有請他自己再寫幾句話,卻找了個與這部書毫無關係的盧冀野,在每一種演義之前,寫了一篇與本書不相幹的序言。盧冀野甚至於連蔡東藩作書的先後次序也不細看,當他是從古代開始,順序寫到民國的。書店老板對於作者的無視,實在是不公平的。

  抗日戰爭開始以後,蔡東藩的家鄉臨浦鎮淪陷了,他離開家鄉,輾轉避難。直到一九四五年春,這位給我們留下五百萬字曆史演義的作者,沒有看到抗戰勝利便與世長辭了。

  關於《中國曆代演義》這部書應該怎樣估價?可以從三個方麵來談:

  一、本書的編製體例

  《中國曆代演義》是《三國演義》那一類的曆史演義,說得更具體些,是毛宗崗改本《三國誌演義》那一類體裁的演義,有正文,有批注,有總批。這些批和注,都是蔡東藩一手寫成的,他把羅貫中、金聖歎、毛宗崗三人的工作集於一身。從正文說,廿四史頭緒紛繁,要寫成一部聯貫的長篇演義,是不容易的。特別像兩晉時期前後有十六國,五代時期出現了十國,事情很零碎,很難貫串。蔡東藩的辦法,是以曆代王朝興亡為主,每一朝以中央政府為中心,按年代順序,記述一代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也涉及經濟、文化,而以人物活動來體現。這中間,當然屬於帝王將相的事情和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居多數。對當時和國內少數民族的關係,以及對外鬥爭,根據舊史,大多涉及。至於寫農民群眾同封建統治階級的鬥爭,他和舊史記載一樣,是站在統治集團一方麵的。凡是講到一個重要人物,他必舉出他字什麽,什麽地方人,大致述及其為人,有所褒貶。作為曆史知識講,這一千〇四十回、五百多萬字的演義,內容是夠豐富的,敘述是有係統的;至於全麵、正確,當然還有很大距離。就文字而論,比較通俗;但融化舊史文字,仍不免有艱深之處。

  批注是幫助讀者理解史事的,大至可分三類:第一類是解釋名詞或說明史事前後關係的。如《南北史演義》十三回講到十六國中的五涼、四燕、三秦、二趙,每個名詞下都注明是哪幾國。此外如地名、官名、人名或年代也有一些注解。至於後事和前史有關係的,如已見前一演義,或已見本書前若幹回也擇要注明。這是用胡三省注《通鑒》的舊例,對讀者是有幫助的。可惜這種小注,還不夠多。第二類是對史事作一些考證,或注明史料出處的。這種注份量比較少,但對讀者有啟發。第三類是專為批評演義內容是非,或故為驚人之筆,或提醒讀者注意的,這一類份量最多。如《唐史演義》第廿七回,講到張公藝書百“忍”字以進高宗一節,注雲:“不沒公藝。治家宜忍,治國不專在忍,王船山曾加論辯,可為當世定評。”《明史演義》第廿七回,講鄭和下西洋一節,注雲:“鄭和三次出洋,……論其功績,不亞西洋哥侖布。”這是對人物的評論,從這裏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至於欲擒故縱,故為驚人之筆,這是小說家慣技,有時有點意思,多了就膩了。本書中有時講到男女關係,也有些批注,這就沒有什麽意思了。

  總批是每一回結束後的總論,內容主要是評論史事,有時也講“演義”結構,都是用文言寫的。這好像史論,借以抒發作者對曆史的見解。用今天的觀點來看,裏麵有可取之處,也有不可取的。

  二、本書的史料根據

  《中國曆代演義》的特點,是取材比較審慎可靠,它主要根據正史及各類比較可信的曆史記載,也參考一些野史。蔡東藩沒有而且也不主張像一般演義小說那樣用虛構故事來寫曆史演義,他自認為《中國曆代演義》是曆史演義,不過較為通俗而已,卻不是一般演義小說。像《三國演義》,大家已認為是“七分實事,三分虛構”(見章學誠《丙辰劄記》),總算和史實不很相遠了。他是學《三國演義》的,但他又不滿意羅貫中的寫法。他在《後漢演義》第一回裏說:

  羅貫中嚐輯《三國演義》……風行海內,幾乎家喻戶曉,大有掩蓋陳壽《三國誌》的勢力。若論他內容事跡,半涉子虛。一般社會,能有幾個讀過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誤把羅氏《三國演義》當作《三國誌》相看。……小子所編曆史演義,恰是取材正史,未嚐臆造附會;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當,看官幸勿誚我迂拘呢!

  他這種主張,和章學誠《丙辰劄記》所說:“實則概從其實,虛則明著寓言,不可虛實錯雜,如‘三國’之淆人耳!”可謂不謀而合。他在《唐史演義》自序中說:

  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徐懋功(勣)未作軍師,李藥師(靖)何來仙術?羅藝叛死,烏有子孫?叔寶(秦瓊)揚名,未及兒女。唐玄奘取經西竺,寧惹妖魔?……則天淫穢,不聞私產生男;玉環伏誅,怎得皈真圓耦?種種謬妄、瑣褻之談,辭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虛、烏有諸先生,諒無從竊笑於旁也。

  《宋史演義》序亦雲:

  宋代小說,亦不一而足,大約荒唐者多,確鑿者少。龍虎爭雄,並無其事;狸貓換主,尤屬子虛。狄青本麵涅之徒,貌何足羨?龐籍非懷奸之相,毀出不經。嶽氏後人,不聞朝中選帥;金邦太子,曷嚐胯下喪身?種種謬談,不勝枚舉。而後世則以訛傳訛,將無作有,勸善不足,導欺有餘。為問先民之輯諸書者,亦何苦為此憑虛捏造,以誣古而欺今乎?

  從這裏可以看出蔡東藩是注重曆史的真實性,極力反對杜撰的。小說可以出於虛構,舊小說中有涉及曆史人物故事的,往往無中生有,故弄玄虛,無非引人入勝,達到它宣傳諷喻的目的。這是小說的特定體裁所決定的,即使是所謂曆史小說,也不能純粹以曆史的角度來要求。蔡東藩寫《中國曆代演義》,是當作通俗的曆史讀本來寫的,這就和舊的演義小說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全書中體現最強烈的是忠實於史料,這主要表現在三方麵:

  第一,是考證異同。他這些“演義”都是根據舊有史書的記載寫的,史料彼此舛互時,他必須決定采取一種說法。大概一般的問題,他隻是根據比較可信的史書來寫,不作說明。有時他覺得非要說明不可,那就在正文或批注中加點考證,注明出處。像《後漢演義》八十二回,講到劉備請到了諸葛亮,與關、張同至新野,由徐庶接入,故人聚首,注雲:

  “徐庶走馬薦諸葛,出自羅氏‘演義’,按‘蜀誌’諸葛傳中,庶尚留新野,未曾詣操,今從之。”

  八十四回徐庶辭劉備歸曹操,注雲:

  《三國誌》諸葛亮傳詳載此事,庶歸曹操,係在備當陽敗後,且庶毋亦不聞自殺,與羅氏“演義”不同。

  《唐史演義》十七回吐穀渾伏允自經死,注雲:“從李靖傳文,不從《通鑒》。”《宋史演義》三十七回知廣德軍朱壽昌棄官尋母條注雲:

  《宋史》壽昌本傳謂劉氏方娠即出,壽昌生數歲還家。但據王偁《東都事略》、蘇軾《誌林》皆雲壽昌三歲出母,今從之。

  這些考證辦法,大致是學《通鑒考異》的,以演義而加考證功夫,他不以一般演義自視可想而知。

  第二,是大力辟妄。這裏所謂辟妄,主要是指史書上沒有記載,而由演義小說虛構出來的事情,他怕讀者把這種虛構當作實有其事,故在正文或批注中大力駁斥。如《宋史演義》十六回寫陳摶之死,有雲:

  陳摶係一隱君子,獨行高蹈,不受塵埃。若目他為仙怪一流,實屬未當。俗小說中或稱為陳摶老祖,捏造許多仙法,作為證據,其實是荒唐無稽,請看官勿為所惑哩!

  第三,是存疑。如《宋史演義》十二回中說:

  小子遍考稗官野乘,也沒有一定的確證。或說是太祖生一背疽,苦痛得了不得,光義入視,突見有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執著柱斧,向鬼劈去。不意鬼竟閃避,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致暈厥,一命嗚呼。或說由光義謀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致如何致死,旁人無從窺見,因此不得證實。獨《宋史》太祖本紀隻雲:“帝崩於萬歲殿,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遺命及燭影斧聲諸傳聞,概屏不錄。小子也不便臆斷,隻好將正史野乘,酌錄數則,任憑後人評論罷了。從這三種情況看來,蔡東藩對史料的選擇和運用是經過一番審慎考核的,這不是小說家的任務,而是曆史學家的工作。他這十一部“演義”可取之處和可貴之處就在這裏。當然,他是一個舊知識分子,沒有曆史唯物主義觀點,選用史料不可能完全正確,解釋史料更有他的局限性。何況史料本身還有很多問題,他亦不可能一一加以考核和辨別。像明建文帝這個人,當“靖難”之師入南京後,他是死了呢?還是做和尚去了?這個問題,明朝人談得很熱鬧,像《致身錄》等書,寫從亡諸臣及飄泊經過,繪影繪聲,究竟可信程度有多少,這是很成為問題的。但蔡東藩卻相信它,他在《明史演義》廿五回中大寫特寫,在總批中又說:

  建文出亡,剃度為僧,未必無據。就王鏊、陸樹聲、薛應旗、鄭曉、朱國楨諸人所載各書,皆曆曆可稽。即有舛訛,亦未必盡由附會。這種說法,仿佛能自圓其說。其實,他所舉這幾個人,都不是明初人,他們也是傳聞而來,蔡東藩這種看法,未免有點武斷了。

  不過,總的說來,蔡東藩是個史學湛深的學者,他對待史料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即使個別地方取舍未必盡當,也不能不承認他是盡了相當的力量的。特別是《元史演義》的前十回,他從蒙古先世寫起,包括西征和四大汗國的建立,事情是極複雜的。蔡東藩嫌《元史》記得太簡單,從《元秘史》、《蒙韃備錄》、《蒙古源流》、《元史譯文證補》,旁搜東西洋有關蒙古史籍譯本,源源本本地寫。這段曆史今天我們讀來還覺得費力,他寫這些事情所費的力量更可想見。這個人也可以說是有曆史考證癖的。

  正因為他有考證癖,我們覺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證還可精簡。如遼、金、元各族的人名,原來史書是根據當時實際用的名字寫的,到清乾隆時有意把它改譯一次,這種改譯,隻有引起混亂,毫無意義。清代曆史學者如錢大昕、趙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東藩於《宋史演義》和《元史演義》內經常將人名注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機一作安巴堅之類,實在無此必要。他怕不注讀者不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這是他所意識不到的。

  三、本書的曆史觀點

  蔡東藩是個舊知識分子,受封建思想影響很深。但同時他又受到辛亥革命前後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洗禮,曾醉心於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為經過革命一切都可以好了。不想辛亥革命以後,軍閥割據,政客朝三暮四,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一步步加緊,這種情況,使他感到苦悶,以致憤慨。在他編的《中等新論說文範》中就有“國恥論”一篇雲:

  革命以後,耳目一新,若可與謀雪恥矣。乃二三雄桀,偶一得誌,或且營宮室,擁妻妾,但顧行樂,不顧雪恥。……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環顧吾國,仍無一誓雪國恥者。夫無一誓雪國恥之人,是終於無恥者也。我不敢謂此終於無恥者其國即亡也,我亦不敢謂此終於無恥者其國不即亡也。惟外族方張,鑒吾國民之不複知恥,將奴我辱我,我國民乃真萬劫不複矣!

  蔡東藩這種議論,一方麵反映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徹底,一方麵也反映這一時期頭腦比較清醒的知識分子的苦悶。隨著時勢的發展,這種苦悶越來越深,憤慨也越來越甚。他在《民國演義》自序中說:

  回憶辛亥革命,全國人心,方以為推翻清室,永除專製,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所幸《臨時約法》,絕而複蘇,人民之言論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約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見聞之所及,援筆直陳,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此則猶是受共和之賜,而我民國之不絕如縷,未始非賴是保存也!

  本此宗旨,他在《民國演義》中,對當時軍閥政客冷諷熱嘲,對漢奸賣國賊如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貶斥不遺餘力,而對“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則予以大力讚揚。他在《五代史演義》第一回中說:

  照此看來,欲要內訌不致蔓延,除非是國家統一;欲要外人不來問鼎,亦除非是國家統一。若彼爭此奪,上替下淩,禮教衰微,人倫滅絕,無論什麽朝局,什麽政體,總是支撐不住。眼見得神州板蕩,四夷交侵,好好一個大中國,變做了盜賊世界,夷虜奴隸,豈不是可悲可痛嗎!他這種愛國憂民的思想,在他的“演義”中常常可以看到。不過他的思想僅止於此,沒有再向前發展了。

  蔡東藩對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潔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揚,但也不是盲目崇拜。像陸秀夫這樣的人,他當然是崇拜的,但對陸在厓山患難之中,“尚日書大學章句,訓導嗣君”,他批了一句:“其行甚迂,其誌可哀!”像方孝孺這種硬漢,他也為之歌詠讚歎,但他對孝孺當軍事緊急時向建文帝的屢次奏語,一則批曰:“此老又出迂謀”;再則批曰:“還是迂說”;三則批曰:“迂腐極矣”。這可以說他是有自己見解的,不隨人短長。可也有偏激之見,他在《民國演義》中卻欣賞張勳,第八十四回的總批中說:

  但觀民國諸當局之各私其私,尚不若張辮帥之始終如一,其跡可訾,其心尚堪共諒也。

  這雖是有所為而發,究竟不能算是正論。

  蔡東藩對曆史上的民族關係,雖然承襲了舊史的大漢族主義觀點,但也有實事求是的地方。他對元朝初年的曆史敘述很詳,並無多大貶語;對清朝曆史的評論,也有不少地方比較公正。他在《清史演義》第一回中說:

  後來武昌發難,各省響應,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複了。自此以後,人人說清朝政治不良,百般辱罵;甚至說他是犬羊賤種,豺虎心腸。又把那無中生有的事情附會上去,好像清朝的皇帝,無一非昏淫暴虐;清朝的臣子,無一非卑鄙齷齪,這也未免言過其實哩!……小子無事時,曾把清朝史事,約略考究,有壞處,也有好處;有淫暴處,也有仁德處。若照時人所說,連兩三年的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撐到二百六十多年?

  像這種說法,還是比較客觀的。他又在第三十回中說: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守成之中,兼寓創業。……自奉勤儉,待民寬惠。……滿族中得此奇人,總要算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了!這個對康熙的評語,更有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在全書中反對迷信,對宗教迷信采取否定的態度,這一點比較突出。但他畢竟是封建思想濃厚的人,他的曆史觀點有比舊史學家進步的一麵,可是主要麵仍是傳統的唯心史觀。

  貫穿在《中國曆代演義》中最顯著的錯誤觀點,是貶低農民起義。以陳勝、吳廣那樣第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司馬遷曾把陳勝列入世家,比之於湯武革命;蔡東藩在《前漢演義》第九回總批中卻說陳勝、吳廣是:貪富貴,孳孳為利。……起兵於蘄,實則皆為叛亂之首而已。殺將驅卒,斬木揭竿,亂秦有餘,平秦不足。

  這些話,充分表示他的地主階級立場是根深蒂固的。所謂“亂秦有餘,平秦不足”,明明是農民起義推翻暴秦統治以後,勝利的果實被地主階級的野心家篡奪了,他卻反過來說農民隻能破壞社會安寧,不能安定社會秩序,這是因果倒置。

  最嚴重的問題是關於對太平天國革命的認識。《中等新論說文範》有“論洪楊失敗之原因”一文,其中有一段說:

  洪楊有革命之思想,而無革命之政術。洪楊皆盜魁,托天父天兄以愚人,猶是白蓮、天理諸教徒之末算耳!堂堂正正之師,彼固未嚐耳聞及之也。且其起事以後,蹂躪十餘省,戮殺無算,至今父老猶痛嫉之。這是他在辛亥革命那一年的思想,他反對洪楊,但總算還承認洪楊“有革命之思想”。到寫《清史演義》六十二回時,他不但不承認洪楊有革命思想,甚至於說:

  曾國藩始練湘勇,繼辦水師,沿湖出江,為剿平洪楊之基礎。後人目為漢賊,以其輔滿滅漢故。平心而論,洪楊之亂,毒痡海內,不特於漢族無益,反大有害於漢族。是洪楊假名光複,陰張凶焰,實為漢族之一大罪人。曾氏不出,洪楊其能治國乎?多見其殘民自逞而已!故洪楊可原也而實可恨,曾氏可恨也而實可原。

  第七十三回又說:

  後人還說“長毛”乃是義兵,實是革命的大人物,小子萬萬不敢讚同。

  這兩段話露骨地反映了蔡東藩反對太平天國革命的根本立場。他明知辛亥革命時期的人已經把曾國藩叫做“漢賊”,把太平軍稱為“義兵”,而他卻左一個“長毛”,右一個“罪人”。這比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思想遠遠落後。

  其次,他對舊的曆史評論中的所謂“女禍”,看得非常嚴重。在前後漢“演義”中大說女寵,在《唐史演義》開篇就發揮“唐烏龜”的議論,他說:

  唐朝演義,好做了三段立論:第一段是女禍,第二段是閹禍,第三段是藩鎮禍。若從根本問題上解決起來,實自宮闈淫亂,造成種種的惡果。所以評斷唐史,用了最簡單的三字,叫做“唐烏龜”。這真所謂一言以蔽呢!

  把女禍作為亡國亂政的主要原因,這是舊的曆史學家輕視婦女的結果。這部書中,常常把亡國的罪過推給後妃,即使在一般敘述中,也常常有輕視婦女的議論,特別是在批注中,隨處可見。像《南北史演義》第十六回注雲:“世間最毒婦人心”;《五代史演義》第二十九回注雲:“婦人心腸究比男子為毒。”這都是舊社會輕視婦女的惡毒語言。不僅如此,作者對“演義”中男女關係,雖自言不敢導淫,可是在不少地方卻有意渲染,這也是和輕視婦女思想分不開的。

  此外,這部書中還有許多舊的曆史觀點,這裏就不及一一指出了。總之,我們對於《中國曆代演義》,既要重視其中的精華,也要批判其中的糟粕,才是對待文化遺產的正確態度。

  一九六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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