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病危通知書”的鄭重提示
這是一份令所有熟悉張曼新的人毛骨悚然的“病危通知書”：
病危通知書
病員張曼新住院號_____病室____病床____因患心律失常住我院，目前病情危急，特告知病員家屬和單位負責同誌，希諒解。
上醫大華山醫院病員家屬簽字楊一稼，負責談話醫生劉豔，與病員關係朋友，或單位負責人____。
1998年2月7日
注：此通知一式二份，交病人家屬一份。
人們說，醫院一旦給患者家屬或單位發了病危通知書，不啻於給病人打開通往奈何橋的綠燈，死神要親密地與病人接吻了。
張曼新這份病危通知書中，使人頗為費解的是：發病危通知書的醫院是上海醫科大學的華山醫院，而發病危通知書的日期又是一九九八年二月七日，即農曆的正月十一。根據中國的傳統，陰曆年的正月十五（即小年）還沒過。那麽，作為匈牙利華人聯合總會會長的張曼新，在過年時節，既沒有在匈牙利與旅匈華胞一起歡度春節，也沒有到深圳在七旬老母周雪影膝下盡兒子的孝道，跑到上海幹什麽去了？這是其一。其二，在病危通知書病員家屬簽字一欄中，為什麽簽名者既不是張曼新的妻子朱寶蓮，也不是他的長子張蹦蹦，而是“華聯會”的副會長、匈牙利華人婦女聯合會主席楊一稼？
為著解開疑團，我們需要追覓張曼新病危於上海之前的蹤跡。
那還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召開的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第五屆代表大會上，應邀參加大會的匈牙利華人聯合總會會長張曼新果敢地申請“歐華聯會”第六屆大會於一九九八年在匈牙利召開，並贏得了與會代表的一致讚成。
所以說張曼新果敢，是因為他具有“初生牛犢”的氣勢。
匈牙利“華聯會”的成立，如果以匈牙利共和國首都法院正式批準注冊為準，到一九九六年隻有三載，而參加“歐華聯會”第五屆大會的來自西歐國家的五十四個僑團，其成立時間對匈牙利華人聯合總會來說足以稱得上“老大哥”，其中不少還可以當之無愧地算做“長輩”。況且，張曼新隻是於一九九四年“歐華聯會”第三屆大會上方當選為常務理事，於次年“歐華聯會”第四屆大會上才當選為副主席，而在一九九六年的“歐華聯會”第五屆大會上他便提出承辦於一九九八年召開的“歐華聯會”第六屆大會，這意味著他在該年召開第六屆大會時將是“歐華聯會”第六屆候任主席。
無怪當時《歐洲之聲》報以套紅標題發表“歐華聯會”第六屆大會決定在匈牙利召開的消息時，在提要中使用了“張曼新任重道遠”的字眼兒了。
然而，要保證一九九八年八月八日至十日在匈牙利首府布達佩斯召開的“歐華聯會”第六屆大會隆重而有序，熱烈而務實，承前又啟後，需要進行大量緊張而有效的工作。
眾所周知，海外的華人社團組織不同於我們國內的諸如“婦聯”、“文聯”、“僑聯”一類群眾組織那樣具有相當程度的政府職能，人力、財力都可以得到保障。而“華聯會”，除了張曼新是惟一一個全“脫產”而又不拿分文薪水的專職領導人員外，其餘的副主席和理事們都有各自的生意和事業，要抽出時間投入“歐華聯會”第六屆大會的籌備工作，隻是臨近開會前的一段時間。因此，會議前的大量準備工作需要張曼新一馬當先。
一旦決定要幹什麽事情就會像“拚命三郎”一樣使出渾身氣力也要幹出個樣子來的張曼新，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至二十七日，足跡踏遍了歐洲十幾個國家，到各個大使館和幾十個華僑華人社團征求意見，調查研究，獲得了大量的資訊。爾後，他來到中國，利用長達三個多月的時間，奔波於十幾個省、市、自治區的僑務部門，為開好這次大會，就促進中國與歐洲各國之間的經濟與文化交流等問題，充分交換了意見。
這一次，張曼新是一九九八年一月中旬即農曆十二月中旬由匈牙利回國的。他先是在香港走訪了有關僑團和一些富商，然後到深圳看望了老母並拜訪了當地的僑務部門，之後到北京參加完春節活動，便馬不停蹄地於春節前夕趕赴浙江溫州。
當時筆者提醒說：“中國人極看重過陰曆年。你在過年期間去，會有人接待麽？”
誰知他以另一種思維方式說道：“市裏和下麵的一些幹部，平時忙，過年了，總要消停一些。我去，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跟他們敞開談談，效率一定會高。”
筆者聽罷一笑：“你真會見縫插針。”
張曼新聽了也一笑：“沒辦法，我這個人幹起事情來就是這個樣子。”
筆者聽了頗有感慨。因為去年在跟隨張曼新赴溫州、抵銀川采訪過程中，被他那超負荷的運轉幾乎拖垮，回到北京一個多星期還覺得昏昏欲睡，解不過乏來。
筆者在與張曼新接觸中，從他母親周雪影嘴裏得知他患有心髒病，便不止一次直言不諱地勸說他務必講究“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事情是永遠也幹不完的。身體垮了，再有遠大抱負和美好願望，也隻能是望洋興歎了。
他聽了也點頭，也說是，可過後仍依然如故。
從春節前知道張曼新與“華聯會”副會長、匈牙利華人婦女聯合會主席楊一稼女士等去浙江溫州商定組團赴布達佩斯參加“歐華聯會”第六屆代表大會等事宜後，便一連十幾日沒有聽到他的音訊。
二月十日，筆者在家中突然接到張曼新電話，開口便講：“戰英呀，這次差一點我們就再也見不著了。”他說話的語氣一反常態，顯得那樣無力，這與他以往連珠炮似的講話判若兩人。
筆者一聽著實嚇了一跳，急忙問：“怎麽啦？”
他說：“前兩天我在上海，心髒病突然發作，立刻被送到醫院，心髒停止跳動大約一兩分鍾，並且發了病危通知書，要不是醫院搶救及時，我們就真的永別了。詳細情況，等我回到北京再告訴你。”
“好，好，不要多講了，你再也不能這麽玩命了，快好好休息吧。”筆者放下電話，覺得額頭上涼津津的，用手一摸，果然驚出一層冷汗。
張曼新因患心髒病，二十年前曾在上海心血管病醫院住過兩個多月的醫院。經檢查，確認為二尖瓣閉鎖不全。
那次，醫院也給患者家屬下了“病危通知書”。
張曼新的母親周雪影在“病危通知書”上簽字時，手抖得像打擺子似地，寫出來的筆畫如蛇爬。
周雪影的心裏怎麽會不害怕呢？
一來，張曼新住的病房，在三個月當中因心髒病患者動手術死了七八個人。
二來，醫生講張曼新要做心髒手術。雖然上海的醫療水平高，準備為張曼新做心髒手術的又是科主任，這個主任是心髒病專家，盡管如此，把胸腔打開，做心髒手術，不啻於闖鬼門關，風險大得很呀！
再有，在周雪影眼裏，長子張曼新是他們全家的頂梁柱。頂梁柱要是萬一折斷，全家還不跟著塌了天呀！
可是，張曼新卻在做手術那天，從容地給母親周雪影寫了一份簡短的“遺囑”，然後被推進手術室，刮淨了汗毛，並進行了麻醉。此時，所有的醫護人員都戴上了口罩和手套。他呢，仍問這問那，談笑生風，看不出半點怯懦和畏懼的樣子。
科主任見張曼新如此灑脫，問：“馬上做手術了，你好像一點都不怕？”
張曼新一笑：“毛主席說過，既來之，則安之。至於我怕不怕，那就看您的了。”
“為什麽？”科主任一時不解地問。
“因為我現在的小命就掌握在您的手術刀上了。”
不知是張曼新的話起了什麽作用，還是科主任從張曼新非凡的表情中感到他可以暫時不做手術也能正常生活和工作，便以商量的口吻征求他的意見，是否再觀察一年，如果一年後病情有發展，再做手術也不遲。
“我是一切聽您的。”張曼新爽朗地回答。
就這樣，進了手術室的張曼新又被推了出來。
周雪影見到兒子，上前抓住張曼新的手，哽咽地說：“曼新，你年紀也不算小了，又得了心髒病，以後可不能像過去那樣幹什麽都拚命了呀！”
“媽，我這不是挺好嘛。要不，醫生怎麽不給我做手術了呢！”
“你不要再哄我了。我知道你得的這種病有多麽嚴重。你以後再不注意，萬一有個好歹，媽可也就活不成了。你要心疼媽，就把自己的身體養好，媽還能多活幾年。”
“好了，媽，我會記住您的話的。”
張曼新向筆者談起他的前半生，說曾經有好幾次幾乎與死神擁抱。
一次是在銀川，與蹦蹦的生身母親離婚期間。那時他覺得心裏很難過。離婚吧，四個孩子誰來照管？不離吧，母親周雪影由於受了兒媳婦的羞辱跑到上海就是不回家見張曼新。為此，張曼新感到兩頭為難，心裏異常苦悶，曾想一蹬腿告別這個煩惱的人世。
再一次是在寧夏農建十三師三團十三連時，他妹妹和他的前妻吵架，由於看法不同，他左勸不是，右勸不是，一氣之下，喝了高濃度的敵敵畏，多虧醫生及時搶救，才保住性命。
還有一次，張曼新由法蘭克福乘坐飛機回布達佩斯。當飛機起飛不久，突然發生機械故障，便立即返航。飛機在法蘭克福機場盤旋了七八圈，總是落不下來。這時，機艙內的乘客，哭的哭，叫的叫，驚慌失措。張曼新卻告誡自己要保持冷靜。他打開密碼提箱，將現金和手機放進去，然後關好，閉目養神，鎮靜自如，後來幸虧飛機迫降成功。
張曼新詼諧地說：與死神打過照麵的人，就視死神為朋友了。以後，麵對死神將無所畏懼，什麽艱難呀，風險呀，會從容處之。
談到此，他引申道：這幾年搞“華聯會”，風風雨雨，諸多的磨難，甚至可以講是出生入死，不都一步步地闖過來了麽？
其中有沒有委屈呢？又有沒有傷感呢？
有。
特別是在一門心思為開拓“華聯會”的事業和為維護旅匈華胞的利益而全身心地奉獻卻又不被理解甚至是遭到誹謗的時候。
張曼新具體說道，前兩年，他曾給當時任中國駐匈牙利特命全權大使的陳之騮寫過一封信，那感懷的情緒，像一份不是遺囑的遺囑。
這個不是遺囑的遺囑具體怎麽寫的，張曼新至今記憶猶新。
那是在一個漆黑的午夜。
在這之前因故受到無端非議的張曼新，獨自在“華聯會”辦公室伏案疾書，倍感委屈的他隨著澎湃的心潮，任筆端蘸著滿眶的淚水，洶湧傾瀉！
陳大使，我向您訴說了這幾年搞“華聯會”過程中的所作所為和所思所想。
既不是表功，也不是氣餒，而是向您吐一吐久已梗阻在喉嚨裏的肺腑之言。
每當我受到家人責怪的時候，或者被別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時候，甚至被別有用心的人惡語中傷的時候，我就常常捫心自問：我真的傻麽？我真的是想通過搞“華聯會”沽名釣譽麽？
然而，我每次問來問去，得出的結論都是：我既不傻，也不是想通過搞“華聯會”出風頭，或者是想撈什麽油水。
這種認識上的差異，既是站的角度不同，因而權衡利弊的標準不同，也可以說是人生的追求不同。
不是麽？
大家出國，起初都是為了一個目的：賺錢，賺更多的錢，恨不得一夜之間變成億萬富翁。
我開始何嚐不是如此呢？
可後來，我卻放著生意不做了，放著錢不賺了，一門心思搞起了“華聯會”。我要是繼續做生意，每年怎麽也能掙上二十萬美金，以五年計算，那就是一百萬美金的收入。
可是，我這五年放棄了對金錢的追求，為的全是華人的利益，不但自己不掙分文薪水，反而每年還大把大把地往裏貼。如果把這幾年各種費用支出及捐獻的數目全部加在一起，足有數十萬美金，折合成人民幣就是幾百萬呀！
說實話，這幾百萬元人民幣，如果放在海外華人中的巨富身上，可能是九牛一毛。可是，這些錢對於才出國五六年又有四五年拿出全部精力搞“華聯會”的我來說，就不是一個太小的數目了。
還有，搞“華聯會”，有一個時期幾乎整日裏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
陳大使，這您是知道的。
特別是九五年，為了嚴厲打擊華人社區中的個別犯罪分子，為廣大華商創造一個安定的經商和生存環境，我毫不猶豫地站在了鬥爭的最前列，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公布給全體旅匈華胞，作為舉報電話。這樣一來，華人社區的個別犯罪分子當然會把我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置於死地而後快，他們不僅叫囂要出資二十萬美金買我的腦袋，還氣急敗壞地揚言要殺掉我的全家。為了堅定我與犯罪分子鬥爭的決心，我是一步一把淚地把我的掌上明珠菲菲過繼給西班牙的一個朋友的。
陳大使，您清楚，搞“華聯會”，不是哪一個人的主觀願望，而是當時旅匈華胞生存的客觀需要。這話既不是“客裏空”，也不是什麽“大道理”。
那時的布達佩斯華人社區，一些犯罪分子為非作歹，大肆魚肉同胞，搶劫、綁架、暗殺，無所不用其極。而立足未穩的華胞由於語言不通和不諳所在國的法律，一盤散沙，群龍無首，任人宰割，惶惶不可終日。
是“華聯會”為廣大華胞撐了腰。從而，“華聯會”成了旅匈華胞的“主心骨”。
陳大使，說真的，搞“華聯會”，不是沒有好處可撈，也不是沒有油水可沾。是我不想撈也不想沾。
比如一鬥“四虎”時，“四虎”市場老板講隻要我對他拍賣商亭使用權來個不聞不問，配合他達到他該達到的目的，他就背地裏塞給“華聯會”和我六十萬美元。無疑，六十萬美元的誘惑力是巨大的。有了這六十萬美元，如果回到國內存在銀行裏，靠吃利息一輩子也夠吃夠花了。可是，我要是私吞了這六十萬美元的昧心錢，就要使廣大華胞蒙受六百萬美元的損失。這種缺德事兒，這種出賣人格和國格的勾當，我能幹麽？
然而，一鬥“四虎”勝利了，廣大華商的損失避免了，可我得到了什麽呢？
當然，我得到了廣大華胞對我的信任，但也被一些人譏笑為傻瓜和白癡！
要說委屈，或者講氣憤，莫過於一鬥“四虎”中與屠永明合建“中國商城”的事情了。
陳大使，當時的實際情況您是清楚的，我也不想再重複。可事後，卻有懷疑甚至誹謗我與屠永明穿一條連襠褲，合夥騙取華商的錢。
這不是顛倒黑白和無中生有又是什麽？
我明明為維護廣大華商的利益不惜肝腦塗地，卻落了個“詐騙犯”的罪名。
更有甚者，居然有人誣指我是政治騙子，還向匈牙利警察；局“揭發”我是什麽中國安全部門派過來的特務，還妄圖武裝一萬名華人攻占布達佩斯進而奪取匈牙利的國家政權。
這些人良心何在？
這世道的公理又何在呀！
當然，“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我會坦然處之。
但是，要說不委屈，不氣憤，也不是真心話。
誰也不願意讓別人往自己頭上扣屎盆子！
還有，辦《歐洲之聲》報。
這份報紙，究竟辦得如何？我不說您也有公正評價。華胞們說她像《人民日報》海外版，便足以說明她是如何的熱愛祖國和起到了廣大旅匈華胞的喉舌作用。
但是這樣一張深受廣大旅匈華胞喜愛的報紙，卻因辦報經費拮據，久久陷入困境。為此，我不惜傾家蕩產，我多次向國內有關部門求助，結果至今仍前途未卜。為此，我傷心透了。
這件事情因我們多次交談過，也就不再重複了。
再有，人們通常的思維定勢或者說社會上的處世價值原則，即無論幹什麽事情都有一個為什麽或圖什麽的問題。
是呀，我搞“華聯會”，到底為什麽和又圖什麽呢？
為此，家人不止一次地問過我，朋友不止一次地問過我，我自己更是不止一次地自問自答。
我總覺得，人活在世上，沒錢不行。尤其是在國外，不但沒錢不行，而且錢少也難以生存。但是，人活著也不能完全是為了掙錢。如果這樣，豈不成了掙錢的工具？豈不變成了金錢的奴隸？
再說，錢掙多少才是多呢？有了一億想十億，有了十億想百億。錢是無底洞，欲壑難填呀！所以，我以為錢是身外之物。掙的夠吃夠花了，就應該講點奉獻，做點公益事業，積累些精神財富。在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上，我覺得精神財富更難以擁有，因而也更有價值。
我這麽講，並不是說我搞“華聯會”就證明自己有多麽高尚，多麽偉大。
我從來就認為自己是一個凡夫，但卻不願成為一個俗子，不願成為一個庸俗不堪的人。
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我理解，這種精神既有對物質財富的擁有，也有對精神財富的追求。一個擁有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人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不客氣地講，我自信將來我會成為“兩種財富”的擁有者。
我堅信：即使今天不是，但明天我一定會是。
陳大使，最後這些話，本來是要作為前麵的結束語的，沒想到一寫起來就收不住。
至此，我想用這樣幾句話作為對我紛繁的思緒和澎湃的情感的梳理和歸納：
祖國永遠是我的母親，我將永遠做孝順祖國的好兒子，任何時候都不會改變對祖國的一片忠誠。為了民族的尊嚴，為了旅匈華胞的利益，為了增進中匈兩國人民的友誼，我樂意再當十年甚至二十年大傻瓜，不惜傾盡自己的畢生心血。
陳大使，我今天講這麽多，其中不乏傾訴苦衷，這絕不是為了求得一種湣情和垂憐，而是要求得一種認定和理解。
搞“華聯會”，為廣大旅匈華胞服務，這條路是我個人選擇的，我將無怨無悔，不管遇到什麽挫折和風險，我都會走到底。
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陳大使，如果真有一天我把命搭進去了，我沒有別的奢望，隻希望祖國母親在送給我的花圈上寫上：“中國人民的好兒子——張曼新”，或“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張曼新”，我便不枉此生，可以毫無愧赧地暝目，含笑九泉了……
張曼新這份感人至深的不是遺囑的遺囑，字字句句飽含著一個海外赤子真摯的情感，催人淚下。
張曼新由上海回到北京，首先告訴筆者，“四虎”市場老板弗蘭茨兩日前不幸逝世。他已經發了一封唁電，悼念弗蘭茨開辟“四虎”市場，對於促進中匈兩國人民的友好和繁榮匈牙利市場所做出的貢獻。他還情感真摯地說，盡管他曾幾次領導華人罷市，與弗蘭茨作過鬥爭，那是雙方各自維護各自的利益。為了中匈友好，後來他們成了好朋友。
接著，他告訴筆者另一個消息，即中匈人民友好協會已注冊成立，他將擔任會長，今後肩負的使命會更艱巨。說罷交給我一張報紙，報紙上刊登著一篇文章，那醒目的標題是《當他心髒停跳的一刻——華山醫院搶救匈牙利僑領張曼新紀實》。
此文是這樣描述的：
二月七日下午一點多鍾，華山醫院急診部急速駛來兩輛轎車，一位臉色蒼白、身體疲憊的中年男子，在同行者的攙扶下進入急診室。當班的劉豔醫生馬上迎了上來。她為病人量了血壓：正常；又聽了心髒：無大問題。但醫生放心不下，又給病人做了心電圖檢查。突然，心電圖顯示儀上，上下起伏的電波出現了橫線條。病人心髒停止了跳動！
現場氣氛立即緊張起來。醫生一邊叫護士叫急救車來，一邊立即從椅子上跳起，伏在病人的身上做心髒起搏搶救。在病人身旁陪著的市僑辦副主任楊玉環女士迅速拿起桌上的電話，撥通了院黨委電話，她急切地告訴院黨委領導，病人是我們市僑辦請來的重要客人，請你們一定要盡全力搶救呀！
“張曼新會長！張曼新會長！”陪同張曼新前來的旅匈華人孫偉達先生、楊一稼和趙淩華女士都含著淚大聲地呼叫著。然而，曼新沒有睜開眼睛，他也許太累了，需要休息。
急診室裏，醫生仍在加緊進行心髒起搏搶救。一下、二下、三下……心髒沒有跳動；一秒鍾、二秒鍾、三秒鍾……張曼新沒有睜開雙眼。約摸過了三十秒鍾，奇跡出現了，張曼新的眼睛睜開了。他風趣地對醫生說：“你怎麽敲得我這麽疼啊！”說著，他又大量嘔吐起來……
當張曼新由北京返回布達佩斯，在機場迎接的有“華聯會”常務副會長周永平、副會長楊一稼、牟國量、馬良、倪偉林等，還有張曼新的妻子朱寶蓮。一見張曼新的麵，朱寶蓮幽默地說：“老張頭，你現在是屬於我呀，還是屬於‘華聯會’？”
張曼新一笑：“我聽大家的。”
倪偉林對朱寶蓮笑著說：“嫂子，論法律，你們是夫妻，張會長應該屬於你。不過，要論張會長肩負的責任，我們現在該把他帶到‘華聯會’，因為有許多工作急著要向他匯報。嫂子，你說該怎麽辦？”
朱寶蓮也一笑：“看來，我們家真要把這個老張頭除名了。”
“這樣吧，”周永平見張曼新臉上的氣色不好，馬上說，“還是把張會長歸還給寶蓮嫂子吧，關於‘華聯會’的工作，我們一起跟著去他家，叫張會長也嚐嚐家庭辦公的滋味。”
周永平一行隨張曼新來到他家，談了兩個小時的工作，才離去了。
張曼新送走了周永平等人，雖然感到渾身疲憊，但他隻是倚在沙發上稍微打了個盹兒，睜開眼雙手一搓來了個“貓洗臉”，又精神抖擻地投入到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第六屆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之中了。
火熱的向往。
赤誠的企盼。
艱辛的奔走。
慷慨的付出。
珍重吧，張曼新。
猛士當壯行。
好人一路平安。
1999年5月5日改定於北京鷹瞰齋
病危通知書
病員張曼新住院號_____病室____病床____因患心律失常住我院，目前病情危急，特告知病員家屬和單位負責同誌，希諒解。
上醫大華山醫院病員家屬簽字楊一稼，負責談話醫生劉豔，與病員關係朋友，或單位負責人____。
1998年2月7日
注：此通知一式二份，交病人家屬一份。
人們說，醫院一旦給患者家屬或單位發了病危通知書，不啻於給病人打開通往奈何橋的綠燈，死神要親密地與病人接吻了。
張曼新這份病危通知書中，使人頗為費解的是：發病危通知書的醫院是上海醫科大學的華山醫院，而發病危通知書的日期又是一九九八年二月七日，即農曆的正月十一。根據中國的傳統，陰曆年的正月十五（即小年）還沒過。那麽，作為匈牙利華人聯合總會會長的張曼新，在過年時節，既沒有在匈牙利與旅匈華胞一起歡度春節，也沒有到深圳在七旬老母周雪影膝下盡兒子的孝道，跑到上海幹什麽去了？這是其一。其二，在病危通知書病員家屬簽字一欄中，為什麽簽名者既不是張曼新的妻子朱寶蓮，也不是他的長子張蹦蹦，而是“華聯會”的副會長、匈牙利華人婦女聯合會主席楊一稼？
為著解開疑團，我們需要追覓張曼新病危於上海之前的蹤跡。
那還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召開的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第五屆代表大會上，應邀參加大會的匈牙利華人聯合總會會長張曼新果敢地申請“歐華聯會”第六屆大會於一九九八年在匈牙利召開，並贏得了與會代表的一致讚成。
所以說張曼新果敢，是因為他具有“初生牛犢”的氣勢。
匈牙利“華聯會”的成立，如果以匈牙利共和國首都法院正式批準注冊為準，到一九九六年隻有三載，而參加“歐華聯會”第五屆大會的來自西歐國家的五十四個僑團，其成立時間對匈牙利華人聯合總會來說足以稱得上“老大哥”，其中不少還可以當之無愧地算做“長輩”。況且，張曼新隻是於一九九四年“歐華聯會”第三屆大會上方當選為常務理事，於次年“歐華聯會”第四屆大會上才當選為副主席，而在一九九六年的“歐華聯會”第五屆大會上他便提出承辦於一九九八年召開的“歐華聯會”第六屆大會，這意味著他在該年召開第六屆大會時將是“歐華聯會”第六屆候任主席。
無怪當時《歐洲之聲》報以套紅標題發表“歐華聯會”第六屆大會決定在匈牙利召開的消息時，在提要中使用了“張曼新任重道遠”的字眼兒了。
然而，要保證一九九八年八月八日至十日在匈牙利首府布達佩斯召開的“歐華聯會”第六屆大會隆重而有序，熱烈而務實，承前又啟後，需要進行大量緊張而有效的工作。
眾所周知，海外的華人社團組織不同於我們國內的諸如“婦聯”、“文聯”、“僑聯”一類群眾組織那樣具有相當程度的政府職能，人力、財力都可以得到保障。而“華聯會”，除了張曼新是惟一一個全“脫產”而又不拿分文薪水的專職領導人員外，其餘的副主席和理事們都有各自的生意和事業，要抽出時間投入“歐華聯會”第六屆大會的籌備工作，隻是臨近開會前的一段時間。因此，會議前的大量準備工作需要張曼新一馬當先。
一旦決定要幹什麽事情就會像“拚命三郎”一樣使出渾身氣力也要幹出個樣子來的張曼新，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至二十七日，足跡踏遍了歐洲十幾個國家，到各個大使館和幾十個華僑華人社團征求意見，調查研究，獲得了大量的資訊。爾後，他來到中國，利用長達三個多月的時間，奔波於十幾個省、市、自治區的僑務部門，為開好這次大會，就促進中國與歐洲各國之間的經濟與文化交流等問題，充分交換了意見。
這一次，張曼新是一九九八年一月中旬即農曆十二月中旬由匈牙利回國的。他先是在香港走訪了有關僑團和一些富商，然後到深圳看望了老母並拜訪了當地的僑務部門，之後到北京參加完春節活動，便馬不停蹄地於春節前夕趕赴浙江溫州。
當時筆者提醒說：“中國人極看重過陰曆年。你在過年期間去，會有人接待麽？”
誰知他以另一種思維方式說道：“市裏和下麵的一些幹部，平時忙，過年了，總要消停一些。我去，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跟他們敞開談談，效率一定會高。”
筆者聽罷一笑：“你真會見縫插針。”
張曼新聽了也一笑：“沒辦法，我這個人幹起事情來就是這個樣子。”
筆者聽了頗有感慨。因為去年在跟隨張曼新赴溫州、抵銀川采訪過程中，被他那超負荷的運轉幾乎拖垮，回到北京一個多星期還覺得昏昏欲睡，解不過乏來。
筆者在與張曼新接觸中，從他母親周雪影嘴裏得知他患有心髒病，便不止一次直言不諱地勸說他務必講究“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事情是永遠也幹不完的。身體垮了，再有遠大抱負和美好願望，也隻能是望洋興歎了。
他聽了也點頭，也說是，可過後仍依然如故。
從春節前知道張曼新與“華聯會”副會長、匈牙利華人婦女聯合會主席楊一稼女士等去浙江溫州商定組團赴布達佩斯參加“歐華聯會”第六屆代表大會等事宜後，便一連十幾日沒有聽到他的音訊。
二月十日，筆者在家中突然接到張曼新電話，開口便講：“戰英呀，這次差一點我們就再也見不著了。”他說話的語氣一反常態，顯得那樣無力，這與他以往連珠炮似的講話判若兩人。
筆者一聽著實嚇了一跳，急忙問：“怎麽啦？”
他說：“前兩天我在上海，心髒病突然發作，立刻被送到醫院，心髒停止跳動大約一兩分鍾，並且發了病危通知書，要不是醫院搶救及時，我們就真的永別了。詳細情況，等我回到北京再告訴你。”
“好，好，不要多講了，你再也不能這麽玩命了，快好好休息吧。”筆者放下電話，覺得額頭上涼津津的，用手一摸，果然驚出一層冷汗。
張曼新因患心髒病，二十年前曾在上海心血管病醫院住過兩個多月的醫院。經檢查，確認為二尖瓣閉鎖不全。
那次，醫院也給患者家屬下了“病危通知書”。
張曼新的母親周雪影在“病危通知書”上簽字時，手抖得像打擺子似地，寫出來的筆畫如蛇爬。
周雪影的心裏怎麽會不害怕呢？
一來，張曼新住的病房，在三個月當中因心髒病患者動手術死了七八個人。
二來，醫生講張曼新要做心髒手術。雖然上海的醫療水平高，準備為張曼新做心髒手術的又是科主任，這個主任是心髒病專家，盡管如此，把胸腔打開，做心髒手術，不啻於闖鬼門關，風險大得很呀！
再有，在周雪影眼裏，長子張曼新是他們全家的頂梁柱。頂梁柱要是萬一折斷，全家還不跟著塌了天呀！
可是，張曼新卻在做手術那天，從容地給母親周雪影寫了一份簡短的“遺囑”，然後被推進手術室，刮淨了汗毛，並進行了麻醉。此時，所有的醫護人員都戴上了口罩和手套。他呢，仍問這問那，談笑生風，看不出半點怯懦和畏懼的樣子。
科主任見張曼新如此灑脫，問：“馬上做手術了，你好像一點都不怕？”
張曼新一笑：“毛主席說過，既來之，則安之。至於我怕不怕，那就看您的了。”
“為什麽？”科主任一時不解地問。
“因為我現在的小命就掌握在您的手術刀上了。”
不知是張曼新的話起了什麽作用，還是科主任從張曼新非凡的表情中感到他可以暫時不做手術也能正常生活和工作，便以商量的口吻征求他的意見，是否再觀察一年，如果一年後病情有發展，再做手術也不遲。
“我是一切聽您的。”張曼新爽朗地回答。
就這樣，進了手術室的張曼新又被推了出來。
周雪影見到兒子，上前抓住張曼新的手，哽咽地說：“曼新，你年紀也不算小了，又得了心髒病，以後可不能像過去那樣幹什麽都拚命了呀！”
“媽，我這不是挺好嘛。要不，醫生怎麽不給我做手術了呢！”
“你不要再哄我了。我知道你得的這種病有多麽嚴重。你以後再不注意，萬一有個好歹，媽可也就活不成了。你要心疼媽，就把自己的身體養好，媽還能多活幾年。”
“好了，媽，我會記住您的話的。”
張曼新向筆者談起他的前半生，說曾經有好幾次幾乎與死神擁抱。
一次是在銀川，與蹦蹦的生身母親離婚期間。那時他覺得心裏很難過。離婚吧，四個孩子誰來照管？不離吧，母親周雪影由於受了兒媳婦的羞辱跑到上海就是不回家見張曼新。為此，張曼新感到兩頭為難，心裏異常苦悶，曾想一蹬腿告別這個煩惱的人世。
再一次是在寧夏農建十三師三團十三連時，他妹妹和他的前妻吵架，由於看法不同，他左勸不是，右勸不是，一氣之下，喝了高濃度的敵敵畏，多虧醫生及時搶救，才保住性命。
還有一次，張曼新由法蘭克福乘坐飛機回布達佩斯。當飛機起飛不久，突然發生機械故障，便立即返航。飛機在法蘭克福機場盤旋了七八圈，總是落不下來。這時，機艙內的乘客，哭的哭，叫的叫，驚慌失措。張曼新卻告誡自己要保持冷靜。他打開密碼提箱，將現金和手機放進去，然後關好，閉目養神，鎮靜自如，後來幸虧飛機迫降成功。
張曼新詼諧地說：與死神打過照麵的人，就視死神為朋友了。以後，麵對死神將無所畏懼，什麽艱難呀，風險呀，會從容處之。
談到此，他引申道：這幾年搞“華聯會”，風風雨雨，諸多的磨難，甚至可以講是出生入死，不都一步步地闖過來了麽？
其中有沒有委屈呢？又有沒有傷感呢？
有。
特別是在一門心思為開拓“華聯會”的事業和為維護旅匈華胞的利益而全身心地奉獻卻又不被理解甚至是遭到誹謗的時候。
張曼新具體說道，前兩年，他曾給當時任中國駐匈牙利特命全權大使的陳之騮寫過一封信，那感懷的情緒，像一份不是遺囑的遺囑。
這個不是遺囑的遺囑具體怎麽寫的，張曼新至今記憶猶新。
那是在一個漆黑的午夜。
在這之前因故受到無端非議的張曼新，獨自在“華聯會”辦公室伏案疾書，倍感委屈的他隨著澎湃的心潮，任筆端蘸著滿眶的淚水，洶湧傾瀉！
陳大使，我向您訴說了這幾年搞“華聯會”過程中的所作所為和所思所想。
既不是表功，也不是氣餒，而是向您吐一吐久已梗阻在喉嚨裏的肺腑之言。
每當我受到家人責怪的時候，或者被別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時候，甚至被別有用心的人惡語中傷的時候，我就常常捫心自問：我真的傻麽？我真的是想通過搞“華聯會”沽名釣譽麽？
然而，我每次問來問去，得出的結論都是：我既不傻，也不是想通過搞“華聯會”出風頭，或者是想撈什麽油水。
這種認識上的差異，既是站的角度不同，因而權衡利弊的標準不同，也可以說是人生的追求不同。
不是麽？
大家出國，起初都是為了一個目的：賺錢，賺更多的錢，恨不得一夜之間變成億萬富翁。
我開始何嚐不是如此呢？
可後來，我卻放著生意不做了，放著錢不賺了，一門心思搞起了“華聯會”。我要是繼續做生意，每年怎麽也能掙上二十萬美金，以五年計算，那就是一百萬美金的收入。
可是，我這五年放棄了對金錢的追求，為的全是華人的利益，不但自己不掙分文薪水，反而每年還大把大把地往裏貼。如果把這幾年各種費用支出及捐獻的數目全部加在一起，足有數十萬美金，折合成人民幣就是幾百萬呀！
說實話，這幾百萬元人民幣，如果放在海外華人中的巨富身上，可能是九牛一毛。可是，這些錢對於才出國五六年又有四五年拿出全部精力搞“華聯會”的我來說，就不是一個太小的數目了。
還有，搞“華聯會”，有一個時期幾乎整日裏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
陳大使，這您是知道的。
特別是九五年，為了嚴厲打擊華人社區中的個別犯罪分子，為廣大華商創造一個安定的經商和生存環境，我毫不猶豫地站在了鬥爭的最前列，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公布給全體旅匈華胞，作為舉報電話。這樣一來，華人社區的個別犯罪分子當然會把我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置於死地而後快，他們不僅叫囂要出資二十萬美金買我的腦袋，還氣急敗壞地揚言要殺掉我的全家。為了堅定我與犯罪分子鬥爭的決心，我是一步一把淚地把我的掌上明珠菲菲過繼給西班牙的一個朋友的。
陳大使，您清楚，搞“華聯會”，不是哪一個人的主觀願望，而是當時旅匈華胞生存的客觀需要。這話既不是“客裏空”，也不是什麽“大道理”。
那時的布達佩斯華人社區，一些犯罪分子為非作歹，大肆魚肉同胞，搶劫、綁架、暗殺，無所不用其極。而立足未穩的華胞由於語言不通和不諳所在國的法律，一盤散沙，群龍無首，任人宰割，惶惶不可終日。
是“華聯會”為廣大華胞撐了腰。從而，“華聯會”成了旅匈華胞的“主心骨”。
陳大使，說真的，搞“華聯會”，不是沒有好處可撈，也不是沒有油水可沾。是我不想撈也不想沾。
比如一鬥“四虎”時，“四虎”市場老板講隻要我對他拍賣商亭使用權來個不聞不問，配合他達到他該達到的目的，他就背地裏塞給“華聯會”和我六十萬美元。無疑，六十萬美元的誘惑力是巨大的。有了這六十萬美元，如果回到國內存在銀行裏，靠吃利息一輩子也夠吃夠花了。可是，我要是私吞了這六十萬美元的昧心錢，就要使廣大華胞蒙受六百萬美元的損失。這種缺德事兒，這種出賣人格和國格的勾當，我能幹麽？
然而，一鬥“四虎”勝利了，廣大華商的損失避免了，可我得到了什麽呢？
當然，我得到了廣大華胞對我的信任，但也被一些人譏笑為傻瓜和白癡！
要說委屈，或者講氣憤，莫過於一鬥“四虎”中與屠永明合建“中國商城”的事情了。
陳大使，當時的實際情況您是清楚的，我也不想再重複。可事後，卻有懷疑甚至誹謗我與屠永明穿一條連襠褲，合夥騙取華商的錢。
這不是顛倒黑白和無中生有又是什麽？
我明明為維護廣大華商的利益不惜肝腦塗地，卻落了個“詐騙犯”的罪名。
更有甚者，居然有人誣指我是政治騙子，還向匈牙利警察；局“揭發”我是什麽中國安全部門派過來的特務，還妄圖武裝一萬名華人攻占布達佩斯進而奪取匈牙利的國家政權。
這些人良心何在？
這世道的公理又何在呀！
當然，“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我會坦然處之。
但是，要說不委屈，不氣憤，也不是真心話。
誰也不願意讓別人往自己頭上扣屎盆子！
還有，辦《歐洲之聲》報。
這份報紙，究竟辦得如何？我不說您也有公正評價。華胞們說她像《人民日報》海外版，便足以說明她是如何的熱愛祖國和起到了廣大旅匈華胞的喉舌作用。
但是這樣一張深受廣大旅匈華胞喜愛的報紙，卻因辦報經費拮據，久久陷入困境。為此，我不惜傾家蕩產，我多次向國內有關部門求助，結果至今仍前途未卜。為此，我傷心透了。
這件事情因我們多次交談過，也就不再重複了。
再有，人們通常的思維定勢或者說社會上的處世價值原則，即無論幹什麽事情都有一個為什麽或圖什麽的問題。
是呀，我搞“華聯會”，到底為什麽和又圖什麽呢？
為此，家人不止一次地問過我，朋友不止一次地問過我，我自己更是不止一次地自問自答。
我總覺得，人活在世上，沒錢不行。尤其是在國外，不但沒錢不行，而且錢少也難以生存。但是，人活著也不能完全是為了掙錢。如果這樣，豈不成了掙錢的工具？豈不變成了金錢的奴隸？
再說，錢掙多少才是多呢？有了一億想十億，有了十億想百億。錢是無底洞，欲壑難填呀！所以，我以為錢是身外之物。掙的夠吃夠花了，就應該講點奉獻，做點公益事業，積累些精神財富。在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上，我覺得精神財富更難以擁有，因而也更有價值。
我這麽講，並不是說我搞“華聯會”就證明自己有多麽高尚，多麽偉大。
我從來就認為自己是一個凡夫，但卻不願成為一個俗子，不願成為一個庸俗不堪的人。
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我理解，這種精神既有對物質財富的擁有，也有對精神財富的追求。一個擁有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人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不客氣地講，我自信將來我會成為“兩種財富”的擁有者。
我堅信：即使今天不是，但明天我一定會是。
陳大使，最後這些話，本來是要作為前麵的結束語的，沒想到一寫起來就收不住。
至此，我想用這樣幾句話作為對我紛繁的思緒和澎湃的情感的梳理和歸納：
祖國永遠是我的母親，我將永遠做孝順祖國的好兒子，任何時候都不會改變對祖國的一片忠誠。為了民族的尊嚴，為了旅匈華胞的利益，為了增進中匈兩國人民的友誼，我樂意再當十年甚至二十年大傻瓜，不惜傾盡自己的畢生心血。
陳大使，我今天講這麽多，其中不乏傾訴苦衷，這絕不是為了求得一種湣情和垂憐，而是要求得一種認定和理解。
搞“華聯會”，為廣大旅匈華胞服務，這條路是我個人選擇的，我將無怨無悔，不管遇到什麽挫折和風險，我都會走到底。
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陳大使，如果真有一天我把命搭進去了，我沒有別的奢望，隻希望祖國母親在送給我的花圈上寫上：“中國人民的好兒子——張曼新”，或“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張曼新”，我便不枉此生，可以毫無愧赧地暝目，含笑九泉了……
張曼新這份感人至深的不是遺囑的遺囑，字字句句飽含著一個海外赤子真摯的情感，催人淚下。
張曼新由上海回到北京，首先告訴筆者，“四虎”市場老板弗蘭茨兩日前不幸逝世。他已經發了一封唁電，悼念弗蘭茨開辟“四虎”市場，對於促進中匈兩國人民的友好和繁榮匈牙利市場所做出的貢獻。他還情感真摯地說，盡管他曾幾次領導華人罷市，與弗蘭茨作過鬥爭，那是雙方各自維護各自的利益。為了中匈友好，後來他們成了好朋友。
接著，他告訴筆者另一個消息，即中匈人民友好協會已注冊成立，他將擔任會長，今後肩負的使命會更艱巨。說罷交給我一張報紙，報紙上刊登著一篇文章，那醒目的標題是《當他心髒停跳的一刻——華山醫院搶救匈牙利僑領張曼新紀實》。
此文是這樣描述的：
二月七日下午一點多鍾，華山醫院急診部急速駛來兩輛轎車，一位臉色蒼白、身體疲憊的中年男子，在同行者的攙扶下進入急診室。當班的劉豔醫生馬上迎了上來。她為病人量了血壓：正常；又聽了心髒：無大問題。但醫生放心不下，又給病人做了心電圖檢查。突然，心電圖顯示儀上，上下起伏的電波出現了橫線條。病人心髒停止了跳動！
現場氣氛立即緊張起來。醫生一邊叫護士叫急救車來，一邊立即從椅子上跳起，伏在病人的身上做心髒起搏搶救。在病人身旁陪著的市僑辦副主任楊玉環女士迅速拿起桌上的電話，撥通了院黨委電話，她急切地告訴院黨委領導，病人是我們市僑辦請來的重要客人，請你們一定要盡全力搶救呀！
“張曼新會長！張曼新會長！”陪同張曼新前來的旅匈華人孫偉達先生、楊一稼和趙淩華女士都含著淚大聲地呼叫著。然而，曼新沒有睜開眼睛，他也許太累了，需要休息。
急診室裏，醫生仍在加緊進行心髒起搏搶救。一下、二下、三下……心髒沒有跳動；一秒鍾、二秒鍾、三秒鍾……張曼新沒有睜開雙眼。約摸過了三十秒鍾，奇跡出現了，張曼新的眼睛睜開了。他風趣地對醫生說：“你怎麽敲得我這麽疼啊！”說著，他又大量嘔吐起來……
當張曼新由北京返回布達佩斯，在機場迎接的有“華聯會”常務副會長周永平、副會長楊一稼、牟國量、馬良、倪偉林等，還有張曼新的妻子朱寶蓮。一見張曼新的麵，朱寶蓮幽默地說：“老張頭，你現在是屬於我呀，還是屬於‘華聯會’？”
張曼新一笑：“我聽大家的。”
倪偉林對朱寶蓮笑著說：“嫂子，論法律，你們是夫妻，張會長應該屬於你。不過，要論張會長肩負的責任，我們現在該把他帶到‘華聯會’，因為有許多工作急著要向他匯報。嫂子，你說該怎麽辦？”
朱寶蓮也一笑：“看來，我們家真要把這個老張頭除名了。”
“這樣吧，”周永平見張曼新臉上的氣色不好，馬上說，“還是把張會長歸還給寶蓮嫂子吧，關於‘華聯會’的工作，我們一起跟著去他家，叫張會長也嚐嚐家庭辦公的滋味。”
周永平一行隨張曼新來到他家，談了兩個小時的工作，才離去了。
張曼新送走了周永平等人，雖然感到渾身疲憊，但他隻是倚在沙發上稍微打了個盹兒，睜開眼雙手一搓來了個“貓洗臉”，又精神抖擻地投入到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第六屆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之中了。
火熱的向往。
赤誠的企盼。
艱辛的奔走。
慷慨的付出。
珍重吧，張曼新。
猛士當壯行。
好人一路平安。
1999年5月5日改定於北京鷹瞰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