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牙刷司令的風采
一九六○年八月，寧夏開展“反壞人壞事”運動，快捕、快批、快判。僅三個月，二萬七千餘人受到無情打擊，冤獄遍地，其中浙江支寧青年首當其衝。
“文革”初期，由前進農場改為農建十三師的第三團，宛如一鍋煮沸的菜粥，熊熊的火苗子發威地燎著黑漆漆的鍋底，黑漆漆鍋底以及同樣黑糊糊的鍋沿裏的菜粥都遵循著熱脹冷縮的物理原理而發熱發狂，在騰騰的霧氣中，“咕嘟”、“咕嘟”地翻騰著，可謂萬炮齊鳴，人喊馬嘶，一場天昏地暗般的鏖戰廝殺開始了。
在“造反有理”的狂飆中，張曼新也揭竿而起了，呼啦啦集聚起一哨數百名的人馬，迎風獵獵扯起“無產階級革命紅色風暴造反派”的大旗，並一舉坐上了這個造反組織的頭把交椅——司令。
但是，造反，造什麽反才更有切實的意義呢？
作為司令的張曼新頗費心思。
莫非整日裏也大呼隆地扯著脖子喊“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麽？
當然在當時這個是不可不喊的。
可是，他又覺得這樣做離自己太遙遠。
那麽，怎樣才能顯示“造反”的實際質量呢？
於是，他把重點放在五年前寧夏開展的反壞人壞事（簡稱雙反）運動中製造的種種駭人聽聞的冤、假、錯案上。
他們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紅色風暴造反派”組織，其成員大部分都是一水的“黑五類”子女。造反，不就是要砸碎鎖鏈，還人們自由的生存權利麽？
“上北京！”身穿一身卡嘰布黃色軍服的張曼新，已長成一米七高的身材，腰紮絳紫色武裝帶，軍上衣的左上方的蓋式口袋裏，插一支鋼筆一支牙刷，上方別一枚橫條的毛主席語錄像章，顯得棱角分明的臉上經過幾年來西北風沙的磨礪，原來的稚氣不見了，嘴唇上已有了一抹淡淡的胡須，憑添了一種深沉。眼窩略微有點深，目光似烏雲中的閃電，炯炯有神。他帶上幾個造反派組織的成員，乘火車直驅“文革”的大本營北京。
張曼新自舉事以來，東奔西走，上衣口袋裏總是插一支鋼筆和一支牙刷，不僅踏遍了原前進農場的二十多個生產隊，還南下浙江，足跡印滿浙江支寧青年所在的山山水水和城鎮農村。他白日裏甩開腳步攀梁越溝，夜晚找個地方“貓”上一覺，清晨起來手捧涼水來個“貓洗臉”，從上衣口袋取出牙刷漱漱口，便又踏上征途。
因而，“牙刷司令”的稱號由此誕生。
經過無數個日日夜夜，張曼新獲得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數據：僅在“反壞人壞事”運動中，浙江支寧青年遭受到無情打擊者居然多達二千七百餘人，而在區區一個前進農場，受到嚴厲打擊的浙江支寧青年，也有三百三十一人，占全場受打擊人數的百分之十三。
數以萬計的浙江支寧青年，為了逃避劫難，紛紛奪路逃生。當地政府為阻止浙江支寧青年離開寧夏，離開西大灘，一方麵在火車站及各交通路口，層層設卡；一方麵在政治上製造威懾，凡是在逃離中被抓住的浙江支寧青年，一律戴上“社會主義逃兵”的帽子。不少浙江支寧青年在逃離途中凍餓而死，不少人被截獲。
當時，由於受打擊者眾多，一時間造成監獄和看守所人滿為患。前進農場所處的平羅地區，不僅看守所的全部班房已經關滿，而且還將兩個電影院和劇場也塞得滿滿當當，刹那間似乎成了“洪洞縣裏沒好人”。
在這些受打擊的浙江支寧青年中，有多少成為冤魂，有多少仍在蒙受恥辱，又有多少下落不明、家破人亡呀！
有一個名叫趙毅的浙江支寧青年，因為在“低標準”中偷吃了幾個饃饃，便受到無情打擊，他不堪忍受臨牢之苦，越獄而逃。監獄立刻派人到這個青年的家鄉緝拿，結果撲了個空，但是從此給這個青年的年邁父母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他母親整日思念不知死活的兒子，哭瞎了眼睛；他父親因受到驚嚇而心髒病複發。這兩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孤苦伶仃，衣食無著，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不久相繼而死。
還有一個年齡較大的浙江支寧青年，名叫胡大進，因餓肚子時期說了幾句怪話，被抓起來批鬥。他不服，又遭到毒打。他感到這樣下去不會有自己的活路，便逃回浙江家中，勸說年輕的妻子馬上改嫁，從此他便銷聲匿跡。
更為典型的是一個名叫陳誌連的複員軍人，曾在抗美援朝時因作戰勇敢，立過戰功，是陳家的獨生子。時任八隊第二分隊副隊長。因給領導提過意見，在“雙反”中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目而判刑三年。釋放歸隊的當天，因吃黃豆太多，當晚肚脹而死。其母聞訊，哭瞎了雙眼。
這樁樁冤案，件件屈情，烈焰般熾烤著張曼新那正直而火熱的心。
張曼新在浙江為尋找一個受害者的下落，有一次和被他稱作大姐的戰友繆寶謙風塵仆仆地趕到距溫州一百多公裏的麗水縣（如今為市），又翻山越嶺，一身汗水地趕到深山老峪中他的家，結果得到的情況是，他自從由寧夏跑回來，就沒敢在家裏呆，村裏也沒人知道他的下落。後經仔細打聽，才有人告訴他，麗水縣城他有個舅媽，或許知道他的蹤跡。張曼新掌握了這個線索，高興地道了一聲謝，立刻踅轉回身，又跋涉四十多裏山路，趕回縣城。但是，他舅媽住在縣城什麽地方，村裏人沒有提供。於是，張曼新就采取篦子篦頭發的辦法，一個街道一個街道地問，一個巷子一個巷子地找，才找到了他的舅媽。他舅媽聽說張曼新是從寧夏來的，開始還以為是來抓她外甥的，先是說不知道他在什麽地方。後來經過張曼新反複說明真實來意，方使她解除顧慮，告訴張曼新她的外甥在青田結了婚，做為“倒插門”留在了女方家。
張曼新趕到青田，又馬不停蹄地再行幾十裏，越溝攀梁，終於找到了他，了解到了他所蒙受的冤屈的翔實情況。
這一件件由於階級鬥爭擴大化製造的斑斑血淚，這一樁樁踐踏人權橫遭殺戮的森森冤案，燎動著張曼新義憤填膺的心胸。
他在浙江瑞安召開上千人的大會，揭露寧夏“雙反”運動的罪惡。
他在農建十三師第三團造反派大會上振臂高呼，要為“雙反”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
如今，他們到北京國家農墾部上訪，是要求解決浙江支寧青年受害者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九六七年的北京，大字報鋪天蓋地，身穿草綠色軍裝、胳臂上戴著印有“紅衛兵”字樣袖章的造反派成群結隊地遊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著“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等口號，天安門廣場各個造反派組織手持喇叭在聲嘶力竭地演講，一些國家機關和大專院校的“走資派”呈“噴氣式”狀被造反派押在汽車上遊街，可謂天翻地覆。
張曼新一行來到農墾部辦公廳設的一個人民接待站。
“造反派的同誌，你們是從哪裏來的？”接待站的一個中年男子滿臉堆笑地問，那樣子十分謙恭。
這年月，對造反派不謙恭行麽？
造反派就像煮沸的菜粥，在烈焰的熾烤下，發瘋、發狂，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思維，失去了節製，不但對大大小小的“當權派”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而且組織與組織、派別與派別之間也爾虞我詐，互相攻擊，互相殘殺，酷似潘多拉打開了魔匣。
“我們是從寧夏來的。”張曼新一點頭，顯得很有禮貌地回答。
“寧夏什麽單位？”
“農建十三師第三團。”
“你們要反映什麽問題？”
“反映為‘雙反’中製造的冤、假、錯案的平反問題。”
“雙反？什麽雙反？”顯然這個中年男子對寧夏幾年前搞的“雙反”運動一無所知。
“是這樣。”張曼新便將五年前寧夏開展的“雙反”運動的來龍去脈以及浙江支寧青年遭受的無情打擊和在落實政策中急待解決的問題合盤托出。
“好，我們一定向有關單位反映你們的要求。”這個中年男人大概被張曼新情真意切的介紹所感動，立刻起草了致“浙江省軍管委員會”、“寧夏回族自治區軍管委員會”和“農建十三師、農墾局”三封公函，力陳了張曼新等人要求為那些返回浙江的人員平反以及為要求重新回寧夏參加生產勞動的人安排工作等。這就不難看出，張曼新在這特殊的年代，在不遺餘力地為平反“雙反”運動中的冤、假，錯案鼓與呼！
兩年以後，張曼新被調到由農建十三師三團改為的農建五師三十四團，任“雙反”複查專案組組長。
四年以後，張曼新由三十四團調到農建五師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糾正“雙反”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工作。
五年以後，張曼新又從農五師落實政策辦公室調到自治區黨委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糾正“雙反”運動的複查工作。
“文革”中被稱為“牙刷司令”的張曼新，顯示了出類拔萃的獨特風姿。
“文革”初期，由前進農場改為農建十三師的第三團，宛如一鍋煮沸的菜粥，熊熊的火苗子發威地燎著黑漆漆的鍋底，黑漆漆鍋底以及同樣黑糊糊的鍋沿裏的菜粥都遵循著熱脹冷縮的物理原理而發熱發狂，在騰騰的霧氣中，“咕嘟”、“咕嘟”地翻騰著，可謂萬炮齊鳴，人喊馬嘶，一場天昏地暗般的鏖戰廝殺開始了。
在“造反有理”的狂飆中，張曼新也揭竿而起了，呼啦啦集聚起一哨數百名的人馬，迎風獵獵扯起“無產階級革命紅色風暴造反派”的大旗，並一舉坐上了這個造反組織的頭把交椅——司令。
但是，造反，造什麽反才更有切實的意義呢？
作為司令的張曼新頗費心思。
莫非整日裏也大呼隆地扯著脖子喊“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麽？
當然在當時這個是不可不喊的。
可是，他又覺得這樣做離自己太遙遠。
那麽，怎樣才能顯示“造反”的實際質量呢？
於是，他把重點放在五年前寧夏開展的反壞人壞事（簡稱雙反）運動中製造的種種駭人聽聞的冤、假、錯案上。
他們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紅色風暴造反派”組織，其成員大部分都是一水的“黑五類”子女。造反，不就是要砸碎鎖鏈，還人們自由的生存權利麽？
“上北京！”身穿一身卡嘰布黃色軍服的張曼新，已長成一米七高的身材，腰紮絳紫色武裝帶，軍上衣的左上方的蓋式口袋裏，插一支鋼筆一支牙刷，上方別一枚橫條的毛主席語錄像章，顯得棱角分明的臉上經過幾年來西北風沙的磨礪，原來的稚氣不見了，嘴唇上已有了一抹淡淡的胡須，憑添了一種深沉。眼窩略微有點深，目光似烏雲中的閃電，炯炯有神。他帶上幾個造反派組織的成員，乘火車直驅“文革”的大本營北京。
張曼新自舉事以來，東奔西走，上衣口袋裏總是插一支鋼筆和一支牙刷，不僅踏遍了原前進農場的二十多個生產隊，還南下浙江，足跡印滿浙江支寧青年所在的山山水水和城鎮農村。他白日裏甩開腳步攀梁越溝，夜晚找個地方“貓”上一覺，清晨起來手捧涼水來個“貓洗臉”，從上衣口袋取出牙刷漱漱口，便又踏上征途。
因而，“牙刷司令”的稱號由此誕生。
經過無數個日日夜夜，張曼新獲得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數據：僅在“反壞人壞事”運動中，浙江支寧青年遭受到無情打擊者居然多達二千七百餘人，而在區區一個前進農場，受到嚴厲打擊的浙江支寧青年，也有三百三十一人，占全場受打擊人數的百分之十三。
數以萬計的浙江支寧青年，為了逃避劫難，紛紛奪路逃生。當地政府為阻止浙江支寧青年離開寧夏，離開西大灘，一方麵在火車站及各交通路口，層層設卡；一方麵在政治上製造威懾，凡是在逃離中被抓住的浙江支寧青年，一律戴上“社會主義逃兵”的帽子。不少浙江支寧青年在逃離途中凍餓而死，不少人被截獲。
當時，由於受打擊者眾多，一時間造成監獄和看守所人滿為患。前進農場所處的平羅地區，不僅看守所的全部班房已經關滿，而且還將兩個電影院和劇場也塞得滿滿當當，刹那間似乎成了“洪洞縣裏沒好人”。
在這些受打擊的浙江支寧青年中，有多少成為冤魂，有多少仍在蒙受恥辱，又有多少下落不明、家破人亡呀！
有一個名叫趙毅的浙江支寧青年，因為在“低標準”中偷吃了幾個饃饃，便受到無情打擊，他不堪忍受臨牢之苦，越獄而逃。監獄立刻派人到這個青年的家鄉緝拿，結果撲了個空，但是從此給這個青年的年邁父母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他母親整日思念不知死活的兒子，哭瞎了眼睛；他父親因受到驚嚇而心髒病複發。這兩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孤苦伶仃，衣食無著，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不久相繼而死。
還有一個年齡較大的浙江支寧青年，名叫胡大進，因餓肚子時期說了幾句怪話，被抓起來批鬥。他不服，又遭到毒打。他感到這樣下去不會有自己的活路，便逃回浙江家中，勸說年輕的妻子馬上改嫁，從此他便銷聲匿跡。
更為典型的是一個名叫陳誌連的複員軍人，曾在抗美援朝時因作戰勇敢，立過戰功，是陳家的獨生子。時任八隊第二分隊副隊長。因給領導提過意見，在“雙反”中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目而判刑三年。釋放歸隊的當天，因吃黃豆太多，當晚肚脹而死。其母聞訊，哭瞎了雙眼。
這樁樁冤案，件件屈情，烈焰般熾烤著張曼新那正直而火熱的心。
張曼新在浙江為尋找一個受害者的下落，有一次和被他稱作大姐的戰友繆寶謙風塵仆仆地趕到距溫州一百多公裏的麗水縣（如今為市），又翻山越嶺，一身汗水地趕到深山老峪中他的家，結果得到的情況是，他自從由寧夏跑回來，就沒敢在家裏呆，村裏也沒人知道他的下落。後經仔細打聽，才有人告訴他，麗水縣城他有個舅媽，或許知道他的蹤跡。張曼新掌握了這個線索，高興地道了一聲謝，立刻踅轉回身，又跋涉四十多裏山路，趕回縣城。但是，他舅媽住在縣城什麽地方，村裏人沒有提供。於是，張曼新就采取篦子篦頭發的辦法，一個街道一個街道地問，一個巷子一個巷子地找，才找到了他的舅媽。他舅媽聽說張曼新是從寧夏來的，開始還以為是來抓她外甥的，先是說不知道他在什麽地方。後來經過張曼新反複說明真實來意，方使她解除顧慮，告訴張曼新她的外甥在青田結了婚，做為“倒插門”留在了女方家。
張曼新趕到青田，又馬不停蹄地再行幾十裏，越溝攀梁，終於找到了他，了解到了他所蒙受的冤屈的翔實情況。
這一件件由於階級鬥爭擴大化製造的斑斑血淚，這一樁樁踐踏人權橫遭殺戮的森森冤案，燎動著張曼新義憤填膺的心胸。
他在浙江瑞安召開上千人的大會，揭露寧夏“雙反”運動的罪惡。
他在農建十三師第三團造反派大會上振臂高呼，要為“雙反”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
如今，他們到北京國家農墾部上訪，是要求解決浙江支寧青年受害者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九六七年的北京，大字報鋪天蓋地，身穿草綠色軍裝、胳臂上戴著印有“紅衛兵”字樣袖章的造反派成群結隊地遊行，一遍又一遍地呼喊著“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等口號，天安門廣場各個造反派組織手持喇叭在聲嘶力竭地演講，一些國家機關和大專院校的“走資派”呈“噴氣式”狀被造反派押在汽車上遊街，可謂天翻地覆。
張曼新一行來到農墾部辦公廳設的一個人民接待站。
“造反派的同誌，你們是從哪裏來的？”接待站的一個中年男子滿臉堆笑地問，那樣子十分謙恭。
這年月，對造反派不謙恭行麽？
造反派就像煮沸的菜粥，在烈焰的熾烤下，發瘋、發狂，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思維，失去了節製，不但對大大小小的“當權派”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而且組織與組織、派別與派別之間也爾虞我詐，互相攻擊，互相殘殺，酷似潘多拉打開了魔匣。
“我們是從寧夏來的。”張曼新一點頭，顯得很有禮貌地回答。
“寧夏什麽單位？”
“農建十三師第三團。”
“你們要反映什麽問題？”
“反映為‘雙反’中製造的冤、假、錯案的平反問題。”
“雙反？什麽雙反？”顯然這個中年男子對寧夏幾年前搞的“雙反”運動一無所知。
“是這樣。”張曼新便將五年前寧夏開展的“雙反”運動的來龍去脈以及浙江支寧青年遭受的無情打擊和在落實政策中急待解決的問題合盤托出。
“好，我們一定向有關單位反映你們的要求。”這個中年男人大概被張曼新情真意切的介紹所感動，立刻起草了致“浙江省軍管委員會”、“寧夏回族自治區軍管委員會”和“農建十三師、農墾局”三封公函，力陳了張曼新等人要求為那些返回浙江的人員平反以及為要求重新回寧夏參加生產勞動的人安排工作等。這就不難看出，張曼新在這特殊的年代，在不遺餘力地為平反“雙反”運動中的冤、假，錯案鼓與呼！
兩年以後，張曼新被調到由農建十三師三團改為的農建五師三十四團，任“雙反”複查專案組組長。
四年以後，張曼新由三十四團調到農建五師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糾正“雙反”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工作。
五年以後，張曼新又從農五師落實政策辦公室調到自治區黨委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糾正“雙反”運動的複查工作。
“文革”中被稱為“牙刷司令”的張曼新，顯示了出類拔萃的獨特風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