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蔣介石“文膽”陳布雷之死
1949年的新年鍾聲撞響，不論是毛澤東，還是蔣介石，都感慨萬分。
1949年，對於雙方來說都是關鍵性的一年。經過1948年的國共大決戰，中國的形勢已經明朗化。
對於毛澤東來說，1949年將是金色的，充滿著希望；
對於蔣介石來說，1949年將是灰色的，充滿著失望。
在新年到來之際，在白雪紛飛的西柏坡，忙得顧不上執筆的毛澤東，由他口授，由政治秘書胡喬木起草，最後由毛澤東改定的，為新華社寫出了著名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蔣介石在新年到來之際，在南京也忙著起草他的《元旦文告》。他的心中充滿悲涼之感，不僅僅是因為戰局的慘敗，而且還因為為他默默地起草了無數文稿的秘書陳布雷已離他而去！
這一回，隻能由“江西才子”陳方臨時為他捉刀。
陳布雷作為蔣介石的“文膽”，一向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他掛在嘴邊的名言是：“永遠隻願做No。2，永遠不做N0.1.”不言而喻，“No。1”指的是第一號人物蔣介石。他追隨蔣介石長達二十二年之久，蔣介石的眾多文稿出自他手。諸如北伐成功之後蔣介石的《祭告總理文》，在蔣介石五十大壽之際那篇《報國與恩親》，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西安半月記》，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的《告國民書》等，都是由陳布雷為之代筆寫出的。
陳布雷才思敏捷。西安事變之後，張學良親自陪同蔣介石從兩安返回南京，途中在洛陽過夜。蔣介石宿於洛陽軍官分校。晚上，蔣介石口授大意，陳布雷於當夜揮就三千餘字的《對張楊的訓詞》。翌日，蔣介石一到南京，便馬上把《對張楊的訓詞》交給各報發表。此文實際上就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後對時局的聲明。
此後，蔣介石又發表那各方關注的《西安半月記》，是陳布雷依據蔣介石日記以及蔣介石口述，為之捉刀。
1937年7月19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的《最後關頭》中宣布：“如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一時間，這幾句話傳遍中華大地，對推動全民抗戰起到了積極作用。蔣介石這一重要的談話稿，同樣出自陳布雷筆下…一1890年11月15日，陳布雷出生於浙江省慈溪縣（現屬餘姚市）一個茶商之家，原名陳訓恩，號畏壘，字彥及。1911年，他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途經上海時，寄居在天鐸報社。當時，正在《天鐸報》任職的戴季陶結婚請假，請他代理。於是，二十一歲的他擔任上海《天鐸報》記者兼撰述，取筆名“布雷”，取義於“迷津喚不醒，請作布雷鳴”。翌年，他加入同盟會。1920年起，他任上海《商報》主編，尖銳地抨擊北洋軍閥，曾受到孫中山的好評，以為《商報》雖然並不是國民黨的黨報，但“可稱為是忠實的黨報”。鄒韜奮也寫文章推崇陳布雷，稱他“不但有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
1924年，蔣介石在廣州擔任了黃埔軍校校長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職務，軍權在握，漸漸站穩了腳跟。這時，他開始感到身邊隻有武將，缺乏文才。蔣介石耳聞陳布雷乃滬上名筆，1926年春，當邵力子奉國民黨中央之命前往上海工作時，蔣介石特地把自己一幀親筆簽名的照片托邵力子轉給陳布雷，表示欽慕之意。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在廣州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北伐節節勝利，蔣介石率部進駐南昌。1927年2月1日，陰曆除夕夜，陳布雷與《商報》另一位名記者潘公展應邀來到了南昌。翌日，正值大年初一，兩人一同去見了蔣介石。陳布雷感謝“蔣總司令”贈他“玉照”，而蔣介石則說：“以後陳君不必稱我為總司令，隨便些好了。因為總司令是軍隊的職務，陳君並非軍人。”
陳布雷與蔣介石一見如故，相談甚歡。蔣介石一次次約陳布雷長談。有一天，蔣介石急欲寫《告黃埔同學書》，陳布雷當即“拔筆相助”，蔣介石口授，陳布雷捉刀，一揮而就，須臾之間完稿，蔣介石深為滿意。
同年，由蔣介石與陳果夫介紹，陳布雷和潘公展加入了國民黨。蔣介石極力想留住陳布雷，無奈陳布雷稱：“蔣先生，我仍想回滬做記者，辦報紙。”
就在陳布雷回到上海不久，3月21日，蔣介石率部進入上海。緊接著，他發動了“四一二政變”，沉重地打擊了中國共產黨的力量。4月18日，蔣介石建立南京國民政府。武夫治國，急需文臣輔佐。在蔣介石的盛情相邀之下，1928年1月，陳布雷從上海來到南京。蔣介石欲委以高官，陳布雷回答道：“餘之初願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點滴為公之助，然機關要職，則非所盼也。”從此，陳布雷成為蔣介石的私人秘書、重要幕僚，人稱“領袖文膽”、“總裁智囊”。
後來，陳布雷在蔣介石身邊工作的時間長了，經不住蔣介石的一再勸說，還是先後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次長、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府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理秘書長等職。
盡管從表麵上看陳布雷春風得意，其實在他內心深處卻隱藏著難以訴說的痛苦，尤其是在他為蔣介石執筆時不得不寫下違心的話。
最使陳布雷為難的是為蔣介石寫《西安半月記》。那是在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回到南京，要把西安事變的“真相”公之於眾，讓天下百姓知道張學良、楊虎城是如何“叛逆”的。1937年初，在奉化溪口養傷的蔣介石召見陳布雷，給他看了自己在西安被囚時的日記，並講述了自己在西安事變中的經曆。陳布雷明白《西安半月記》難以下筆，便推托道：“我沒有去過西安，對變亂經過不很清楚，恐怕難孚領袖厚望。”蔣介石卻說：“這沒有關係的，你就照我說過的寫好了。”
2月2日，陳布雷隨蔣介石來到杭州，蔣介石再度把日記交給陳布雷，補充敘述西安事變的經曆。陳布雷無法違命，隻得在極度痛苦中為蔣介石寫完《西安半月記》。陳布雷在日記中坦言：“餘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此後，他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為人捉刀是苦惱的”。他曾比喻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難違夫子”！
陳布雷內心的隱痛日益加劇，使備受煎熬。
1948年11月12日，陳布雷對陶副官說：“我要理一個發。”在理完發之後，他對陶副官說：“我今夜要趕寫一些重要東西，任何客人不見，電話也不接，你也不要上來催我睡覺，我寫好自己會服藥睡的。”他上了樓梯，走到一半時又回過身子，補充了一句：“讓我安靜些！”
副官以為他要寫重要文章，也就為他謝客。他真的在閉門寫作，隻是所寫的是他的遺書！陳布雷寫了給蔣介石的遺書，其中宣稱：“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無一毫其他私念。”他又給妻子、兄弟和友人留下了一封封遺書。夜裏，他服用了大量安眠藥，於11月13日上午離開了這個世界……
“讓我安靜些！”成了陳布雷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陳布雷之死，據雲直接的原因有二：一是麵對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的局麵，他曾向蔣介石建議，與共產黨和談，遭到蔣介石痛斥，聲言“和談即投降”；二是在1948年11月8日國民黨中央會議上，蔣介石說“抗戰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陳布雷以為此言不妥，在整理蔣介石的講話記錄時，刪去了此話，又遭蔣介石斥責。
又據傳，最使蔣介石惱火的是：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作了名為《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1948年初，國民黨情報部門把毛澤東的報告文本放到了蔣介石的辦公桌上。蔣介石仔仔細細地看罷，正巧陳布雷進來，蔣介石無意中朝陳布雷說了一句：“你看人家的文章寫得多好！”陳布雷脫口而出，頂了一句：“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寫的！”這一句話，深深刺痛了蔣介石的心。
蔣介石得知陳布雷死訊後，立即赴現場悼念，極為惋惜。他寫下“當代完人”四字，追悼陳布雷。蔣介石高度評價陳布雷：“畏壘椽筆，逾百萬師”，“綜其生平，履道之堅，謀國之忠，持身之敬，臨財之廉，足為人倫坊表”。
1948年11月14日，《中央日報》刊載中央社電訊，宣稱：
陳布雷氏於昨日上午8時，以心髒病突發逝世。陳氏前晚與友人談話後，仍處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寢為時甚晚。昨晨，隨從因陳氏起床較晚，入室省視，見麵色有異，急延醫診治，發現其脈搏已停，施以強心針無效。陳氏現年五十九歲，體力素弱，心髒病及失眠症由來已久，非服藥不能安睡。最近數日略感疲勞；仍照常辦公，不以為意。不料竟因心髒衰弱，突告不起……
四天之後，11月18日中央社在電訊中，才詳細報道陳布雷之死的真實情況：
布雷先生素患神經衰弱，以致常苦幹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藥三片始能入睡，有時子夜半醒來，再服數片，始能略睡，晨起總在上午7時左右。本月13日至上午10時，尚未見起床，秘書蔣君章推門進入臥室，見布雷先生麵色有異，急請總統府醫官陳廣煜、熊凡救治，兩醫官判斷布雷先生係服安眠藥過量，其心髒已於兩小時前停止跳動。其時，蔣秘書於布雷先生臥榻枕旁，發現遺書一封，囑其不必召醫救治，並囑其慎重發表消息，不可因此舉而使反動派捏造謠言。蔣秘書即遵守遺言，發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髒衰弱逝世。陳氏家屬及秘書隨從檢點遺物，又於公文篋中發現上總裁書二紙，及分致張道藩、洪蘭友、潘公展、程滄波、陳方、李惟果、陶希聖諸友人，及留交陳夫人及公子之書信，均先後分別呈送，並由諸友人陸續送交陳委員治喪委員會，複於15日發現陳氏11日手書雜記，亦呈總裁閱覽……
陳布雷之死，使蔣介石在四麵楚歌之中，又增添了幾分憂傷。
順便提一句，陳布雷有六男兩女，長女陳秀、次女陳璉均為中共地下黨員，也頗為出人意料，隻是陳布雷生前對此並不知情。
1949年，對於雙方來說都是關鍵性的一年。經過1948年的國共大決戰，中國的形勢已經明朗化。
對於毛澤東來說，1949年將是金色的，充滿著希望；
對於蔣介石來說，1949年將是灰色的，充滿著失望。
在新年到來之際，在白雪紛飛的西柏坡，忙得顧不上執筆的毛澤東，由他口授，由政治秘書胡喬木起草，最後由毛澤東改定的，為新華社寫出了著名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蔣介石在新年到來之際，在南京也忙著起草他的《元旦文告》。他的心中充滿悲涼之感，不僅僅是因為戰局的慘敗，而且還因為為他默默地起草了無數文稿的秘書陳布雷已離他而去！
這一回，隻能由“江西才子”陳方臨時為他捉刀。
陳布雷作為蔣介石的“文膽”，一向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他掛在嘴邊的名言是：“永遠隻願做No。2，永遠不做N0.1.”不言而喻，“No。1”指的是第一號人物蔣介石。他追隨蔣介石長達二十二年之久，蔣介石的眾多文稿出自他手。諸如北伐成功之後蔣介石的《祭告總理文》，在蔣介石五十大壽之際那篇《報國與恩親》，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西安半月記》，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的《告國民書》等，都是由陳布雷為之代筆寫出的。
陳布雷才思敏捷。西安事變之後，張學良親自陪同蔣介石從兩安返回南京，途中在洛陽過夜。蔣介石宿於洛陽軍官分校。晚上，蔣介石口授大意，陳布雷於當夜揮就三千餘字的《對張楊的訓詞》。翌日，蔣介石一到南京，便馬上把《對張楊的訓詞》交給各報發表。此文實際上就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後對時局的聲明。
此後，蔣介石又發表那各方關注的《西安半月記》，是陳布雷依據蔣介石日記以及蔣介石口述，為之捉刀。
1937年7月19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的《最後關頭》中宣布：“如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一時間，這幾句話傳遍中華大地，對推動全民抗戰起到了積極作用。蔣介石這一重要的談話稿，同樣出自陳布雷筆下…一1890年11月15日，陳布雷出生於浙江省慈溪縣（現屬餘姚市）一個茶商之家，原名陳訓恩，號畏壘，字彥及。1911年，他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途經上海時，寄居在天鐸報社。當時，正在《天鐸報》任職的戴季陶結婚請假，請他代理。於是，二十一歲的他擔任上海《天鐸報》記者兼撰述，取筆名“布雷”，取義於“迷津喚不醒，請作布雷鳴”。翌年，他加入同盟會。1920年起，他任上海《商報》主編，尖銳地抨擊北洋軍閥，曾受到孫中山的好評，以為《商報》雖然並不是國民黨的黨報，但“可稱為是忠實的黨報”。鄒韜奮也寫文章推崇陳布雷，稱他“不但有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
1924年，蔣介石在廣州擔任了黃埔軍校校長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職務，軍權在握，漸漸站穩了腳跟。這時，他開始感到身邊隻有武將，缺乏文才。蔣介石耳聞陳布雷乃滬上名筆，1926年春，當邵力子奉國民黨中央之命前往上海工作時，蔣介石特地把自己一幀親筆簽名的照片托邵力子轉給陳布雷，表示欽慕之意。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在廣州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北伐節節勝利，蔣介石率部進駐南昌。1927年2月1日，陰曆除夕夜，陳布雷與《商報》另一位名記者潘公展應邀來到了南昌。翌日，正值大年初一，兩人一同去見了蔣介石。陳布雷感謝“蔣總司令”贈他“玉照”，而蔣介石則說：“以後陳君不必稱我為總司令，隨便些好了。因為總司令是軍隊的職務，陳君並非軍人。”
陳布雷與蔣介石一見如故，相談甚歡。蔣介石一次次約陳布雷長談。有一天，蔣介石急欲寫《告黃埔同學書》，陳布雷當即“拔筆相助”，蔣介石口授，陳布雷捉刀，一揮而就，須臾之間完稿，蔣介石深為滿意。
同年，由蔣介石與陳果夫介紹，陳布雷和潘公展加入了國民黨。蔣介石極力想留住陳布雷，無奈陳布雷稱：“蔣先生，我仍想回滬做記者，辦報紙。”
就在陳布雷回到上海不久，3月21日，蔣介石率部進入上海。緊接著，他發動了“四一二政變”，沉重地打擊了中國共產黨的力量。4月18日，蔣介石建立南京國民政府。武夫治國，急需文臣輔佐。在蔣介石的盛情相邀之下，1928年1月，陳布雷從上海來到南京。蔣介石欲委以高官，陳布雷回答道：“餘之初願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點滴為公之助，然機關要職，則非所盼也。”從此，陳布雷成為蔣介石的私人秘書、重要幕僚，人稱“領袖文膽”、“總裁智囊”。
後來，陳布雷在蔣介石身邊工作的時間長了，經不住蔣介石的一再勸說，還是先後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次長、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府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理秘書長等職。
盡管從表麵上看陳布雷春風得意，其實在他內心深處卻隱藏著難以訴說的痛苦，尤其是在他為蔣介石執筆時不得不寫下違心的話。
最使陳布雷為難的是為蔣介石寫《西安半月記》。那是在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回到南京，要把西安事變的“真相”公之於眾，讓天下百姓知道張學良、楊虎城是如何“叛逆”的。1937年初，在奉化溪口養傷的蔣介石召見陳布雷，給他看了自己在西安被囚時的日記，並講述了自己在西安事變中的經曆。陳布雷明白《西安半月記》難以下筆，便推托道：“我沒有去過西安，對變亂經過不很清楚，恐怕難孚領袖厚望。”蔣介石卻說：“這沒有關係的，你就照我說過的寫好了。”
2月2日，陳布雷隨蔣介石來到杭州，蔣介石再度把日記交給陳布雷，補充敘述西安事變的經曆。陳布雷無法違命，隻得在極度痛苦中為蔣介石寫完《西安半月記》。陳布雷在日記中坦言：“餘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此後，他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為人捉刀是苦惱的”。他曾比喻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難違夫子”！
陳布雷內心的隱痛日益加劇，使備受煎熬。
1948年11月12日，陳布雷對陶副官說：“我要理一個發。”在理完發之後，他對陶副官說：“我今夜要趕寫一些重要東西，任何客人不見，電話也不接，你也不要上來催我睡覺，我寫好自己會服藥睡的。”他上了樓梯，走到一半時又回過身子，補充了一句：“讓我安靜些！”
副官以為他要寫重要文章，也就為他謝客。他真的在閉門寫作，隻是所寫的是他的遺書！陳布雷寫了給蔣介石的遺書，其中宣稱：“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無一毫其他私念。”他又給妻子、兄弟和友人留下了一封封遺書。夜裏，他服用了大量安眠藥，於11月13日上午離開了這個世界……
“讓我安靜些！”成了陳布雷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陳布雷之死，據雲直接的原因有二：一是麵對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的局麵，他曾向蔣介石建議，與共產黨和談，遭到蔣介石痛斥，聲言“和談即投降”；二是在1948年11月8日國民黨中央會議上，蔣介石說“抗戰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陳布雷以為此言不妥，在整理蔣介石的講話記錄時，刪去了此話，又遭蔣介石斥責。
又據傳，最使蔣介石惱火的是：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作了名為《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1948年初，國民黨情報部門把毛澤東的報告文本放到了蔣介石的辦公桌上。蔣介石仔仔細細地看罷，正巧陳布雷進來，蔣介石無意中朝陳布雷說了一句：“你看人家的文章寫得多好！”陳布雷脫口而出，頂了一句：“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寫的！”這一句話，深深刺痛了蔣介石的心。
蔣介石得知陳布雷死訊後，立即赴現場悼念，極為惋惜。他寫下“當代完人”四字，追悼陳布雷。蔣介石高度評價陳布雷：“畏壘椽筆，逾百萬師”，“綜其生平，履道之堅，謀國之忠，持身之敬，臨財之廉，足為人倫坊表”。
1948年11月14日，《中央日報》刊載中央社電訊，宣稱：
陳布雷氏於昨日上午8時，以心髒病突發逝世。陳氏前晚與友人談話後，仍處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寢為時甚晚。昨晨，隨從因陳氏起床較晚，入室省視，見麵色有異，急延醫診治，發現其脈搏已停，施以強心針無效。陳氏現年五十九歲，體力素弱，心髒病及失眠症由來已久，非服藥不能安睡。最近數日略感疲勞；仍照常辦公，不以為意。不料竟因心髒衰弱，突告不起……
四天之後，11月18日中央社在電訊中，才詳細報道陳布雷之死的真實情況：
布雷先生素患神經衰弱，以致常苦幹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藥三片始能入睡，有時子夜半醒來，再服數片，始能略睡，晨起總在上午7時左右。本月13日至上午10時，尚未見起床，秘書蔣君章推門進入臥室，見布雷先生麵色有異，急請總統府醫官陳廣煜、熊凡救治，兩醫官判斷布雷先生係服安眠藥過量，其心髒已於兩小時前停止跳動。其時，蔣秘書於布雷先生臥榻枕旁，發現遺書一封，囑其不必召醫救治，並囑其慎重發表消息，不可因此舉而使反動派捏造謠言。蔣秘書即遵守遺言，發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髒衰弱逝世。陳氏家屬及秘書隨從檢點遺物，又於公文篋中發現上總裁書二紙，及分致張道藩、洪蘭友、潘公展、程滄波、陳方、李惟果、陶希聖諸友人，及留交陳夫人及公子之書信，均先後分別呈送，並由諸友人陸續送交陳委員治喪委員會，複於15日發現陳氏11日手書雜記，亦呈總裁閱覽……
陳布雷之死，使蔣介石在四麵楚歌之中，又增添了幾分憂傷。
順便提一句，陳布雷有六男兩女，長女陳秀、次女陳璉均為中共地下黨員，也頗為出人意料，隻是陳布雷生前對此並不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