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國共談判在山城艱難地進行著
多霧的山城，像一團謎。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的談判，也如同一團謎。
重慶談判牽動著億萬顆心。盡管是一團謎，人們的關注之情，卻是那般的強烈。
重慶《大公報》在29日發表了王芸生所寫的社論《毛澤東先生來了！》，有一段話很能代表當時一些知識分子的善良心願：
說來有趣，中國傳統的小說戲劇，內容演述無窮無盡的離合悲歡，最後結果一定是一幕大團圓。以悲劇始，以喜劇終，這可說是中國文學藝術的嗜好。有人以為藝術可以不拘一格，但中國人有他的傳統偏愛，我們寧願如此。現在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他與蔣主席有十九年的闊別，經長期內爭，八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於國家大勝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認真地演這幕大團圓的喜劇吧，要知道這是中國人民所最嗜好的！
曆史學家侯外廬從國共兩黨的曆史來分析，以為這回國共談判的前景未必樂觀。他打了個比方：“老頭子和青年人難成婚姻！”毛澤東笑答：“不行的話，可以刮胡子嘛。”
不過，蔣介石不願“刮胡子”。重慶談判進展維艱。
既然蔣介石要中共方麵先提方案，中共方麵由周恩來、王若飛出麵，國民黨方麵由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出麵，經過幾天初步交談，中共方麵於9月3日提出了方案，共十一條，要點如下：
一、確定和平建國方針，以和平、團結、民主為統一的基礎，實行民國十i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宣布的三民主義。
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
三、承認各黨派合法平等地位並長期合作和平建國。
四、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部隊。
五、嚴懲漢奸，解散偽軍。
六、重劃受降地區，中共應參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裝衝突，令各部隊暫留原地待命。
八、結束黨治過程中，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辦法。
十、軍隊國家化之必要辦法。
十一、黨派平等合作之必要辦法。
9月4日，中共方案提交給國民黨代表。蔣介石看了後，在當天的日記中寫著讀後感：“腦筋深受刺激。”
蔣介石親自擬定了另一方案，即《對中共談判要點》。這《要點》一開頭便寫道：“中共代表們昨日提出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倘該方案之第一、二條尚有誠意，則其以下各條在內容上與精神上與此完全相矛盾，即不應提出。”
在蔣介石看來，中共的方案中，隻有“實行i民主義”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這兩條“尚有誠意”，其他九條純屬“不應提出”之列。
於是，蔣介石在《要點》中提出了他的四條：
一、中國軍隊之編組，以十二個師為最高限度。駐地問題，可由中共提出具體方案，經雙方商討決定。
二、承認解放區絕對行不通。隻要中共對於軍令政令之統一能真誠做到，各縣行政人員經中央考核後，可酌予留任，省級行政人員亦可延請中共人員參加。
三、擬將原國防最高委員會改組為政治會議，由各黨派人士參加，中央政府之組織與人事，擬暫不動，中共方麵如現在即欲參加，亦可予以考慮。
四、原當選之國民大會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額。
雙方的方案相距甚遠，使談判變得艱難。
其中，最核心的一條，依然是軍隊。一如往日的國共談判，雙方仍在軍隊問題上討價還價。這一回，由毛澤東和蔣介石直接討價還價：
毛澤東“開價”：中共已有一百多萬軍隊，至少應編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
蔣介石“還價”：以十二個師為最高限度。
毛澤東的“開價”，是蔣介石“還價”的整整四倍！這麽大的差距，使得雙方談來談去，難以取得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價”。
那時，蔣介石的軍隊為二百六十三個師，即使中共編四十八個師，國民黨部隊仍為中共的六倍。
另一個問題，則是政權問題。毛澤東要求蔣介石承認中共所領導的解放區，而蔣介石則一口回絕，“絕對行不通”！
談判的地點，從林園改到桂園，又從桂園改到堯廬。堯廬即曾家岩德安裏蔣介石的侍從室。
談判桌上，雙方僵持。談判桌外，蔣介石和毛澤東頻頻交往，倒是客客氣氣：
8月29日晚，蔣介石前往林園二號樓，探望毛澤東。
9月2日晚8時半，蔣介石在林園宴請毛澤東，並介紹毛澤東和國民黨官員、參政員見麵，其中有孫科、熊式輝、陳立夫、王雲五、白崇禧、翁文灝等，還有那位提出電邀毛澤東來渝的吳鼎昌。熊式輝、白崇禧則是曾與毛澤東在戰場上多次較量的對手。宴罷，毛澤東和蔣介石在林園進行第二次直接會談。
9月4日下午5時，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出席軍事委員會舉行的慶祝勝利茶會。會畢，毛澤東和蔣介石在軍事委員會進行第三次直接會談。
9月5日晚6時半，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在國民黨中央幹部學校禮堂，出席招待蘇聯大使彼得洛夫的茶會，並同觀京劇《穆桂英掛帥》。京劇由重慶厲家班演出。f道明任總招待，蔣經國為副總招待。毛澤東對京劇饒有興趣。茶話會開始時，蔣介石致歡迎詞，毛澤東致答詞。
9月12日中午，蔣介石邀毛澤東午餐。午餐後，蔣介石和毛澤東進行第四次直接會談。
9月17日中午，毛澤東赴林園與蔣介石作第五次直接會談，赫爾利在場。
除了蔣介石和毛澤東這國共兩巨頭作了五次直接會談之外，周恩來、王若飛和張群、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等又進行了許多次會談。
筆者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所藏的蔣介石日記中，查到蔣介石所記的與毛澤東的多次見麵：
8月31日，“晚宴毛澤東”。
9月4日，下午“5時舉行慶祝勝利典禮後約毛共在辦公室談話片刻”。
9月12日，“正午約毛澤東談話約半小時，餘示以至誠與大公，允其所有困難無不為之解決，而彼尚要求編其二十八師之兵數耳”。
9月17日，“正午約毛澤東、哈雷照相、談話。據嶽軍言恩來向其表示者前次毛所對餘言可減少其提軍額之半數者，其實為指其四十八師之數已照其共匪總數減少一半之意也。果爾側共匪誠不可與言矣。當時彼明言減少半數為二十八師之數字也。是無信不誠有如此也”。
蔣介石在8月31日所寫日記中的《上月反省錄》中，聲稱：“毛澤東應召來渝，此雖為德威所致而實上帝所賜也。”蔣介石居然把毛澤東來重慶談判，歸功於“上帝”。
各方關注桂園“何先生”的行蹤
國共雙方的每一次會談，國共雙方均有記錄在案。這記錄分兩種，一種是當場的速記，字跡顯得潦草；另一種記錄，是用小楷字工工整整寫在豎行紅格花箋紙上，顯而易見是經過整理謄抄以供各方內部傳閱及存檔用的。中共方麵是由當時任毛澤東秘書的王炳南整理的；國民黨方麵，則是由蔣介石秘書陳布雷整理的。如今，在北京中央檔案館存有中共方麵的記錄，在南京第二曆史檔案館陳布雷卷宗內存有國民黨方麵的記錄，在台灣則保存著國民黨方麵的另一份記錄。
此外，還有一種奇特的記錄，專記“何先生”每日的行蹤。這種記錄日《情報日報》，每日呈送蔣介石。
以下是《情報日報》的作者事後回憶的大致內容：
一、何先生今天×點××分到十八號。
二、上午×點有某人（男、女或外國人，包括相貌、身材、服裝、年齡），乘小轎車（汽車號碼）到十八號會何先生，於×點××分離去。何先生把客人送出十八號上汽車，目送汽車走後，就幔步返回。這時街上不少人停步觀看何先生。我們向老吳提出：何先生把客送出門外，我們對何先生的安全很擔心。老吳點頭表示會意，沒有答複。
三、中午，何先生赴×××宴會（寫明請客人的姓名住址）。
四、下午2時半，何先生接見一名新聞記者，接著又接見兩名外國記者。3時半，何先生走到花園迎接一位坐小轎車的客人，好像是事先電話約定的。
五、下午5時，何先生赴某街某號訪×××、×××，接著又赴某街某號訪友，不知名。回到十八號後，不久即離去，老吳沒有通知，我們沒有隨車護送。
其中的“十八號”，即重慶中山四路十八號，即桂園。不言而喻，“何先生”乃毛澤東；“老吳”則是毛澤東警衛副官朱學友的代號。
透露這一內情的，是當年桂園的特別警衛班班長李介新。
李介新，憲兵特務。當毛澤東移居桂園時，憲兵司令部特高組少校組長楊香命李介新率一個班的憲兵特務，進駐桂園，據雲是奉總裁之命。當然，蔣介石此舉，也是為了確保毛澤東的安全。不管怎麽說，毛澤東畢竟是蔣介石請來的貴客。也不管怎麽說，毛澤東在重慶有個三長兩短，那賬總是要算在蔣介石頭上的。
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也對李介新的上司、憲兵第i團團長張醴泉作了如下吩咐：
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要來重慶，他在渝期間的安全責任由駐防重慶市區的憲兵第三團負責，要照校長出來時的特別警衛那樣采取保衛措施，以策安全。任務重大，你須特別注意，並準備少校官兵以備臨時靈活使用。如果需要你親自率領必要的官兵護衛毛先生時，由校長侍從室或憲兵司令部隨時電話通知。
不過，蔣介石也很注意毛澤東的行蹤，所以要李介新逐日填寫關於“何先生”的《情報日報》。起初，李介新為了弄清來訪者的姓名，在傳達室設立了會客登記簿。“老吳”發覺後，隨即關照他取消會客登記簿。所以，李介新也就在《情報日報》中寫某男某女了。
李介新的《情報日報》倒是一份可貴的實錄，記載了當時毛澤東頻繁的社會交往。
毛澤東在山城，確實活動頻繁，r泛接觸各界名流，從宋慶齡到中國民主同盟張瀾、章伯鈞、羅隆基、沈鈞儒、黃炎培、張申府，中國青年黨左舜生，國民黨人孫科、陳立夫、戴季陶、白崇禧，還有郭沫若、柳亞子等等，或宴請，或赴宴，或來訪，或回訪……
很多人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張治中是其中的一個。
張治中和蔣介石有著深誼。早在蔣介石當黃埔軍校校長之時，張治中便被蔣介石委任為軍官團團長。北伐時，張治中擔任蔣介石的行營主任；抗戰時，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湖南省省長；自1939年起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成為蔣介石身邊要人。他在1942年、1944年兩度作為國民黨代表，參與國共談判。
雖說張治中是蔣介石非常信任的人，但他在國共談判中跟周恩來建立起友誼，對毛澤東頗為尊重。正因為這樣，他才會讓出桂園給毛澤東居住。他又另派了自己的親信、憲兵第一團團長蔡隆仁，保衛毛澤東。
於是，蔡隆仁常駐桂園。有一回，蔡隆仁在查哨時，路過曾家岩錢劍夫家。錢劍夫是他的同鄉、同學，那時任職於國民政府行政院。蔡隆仁說起，毛澤東習慣於夜深工作，而且清早來桂園，喜歡外出散步，保衛工作不易做。
錢劍夫聞言，當即寫了四句話：“晨風加厲，白露為霜；伏莽堪虞，為國珍重。”
錢劍夫囑，將此條子送交毛澤東。蔡隆仁不解其意。尤其是“伏莽”，應是“伏蟒”。錢劍夫卻說，毛澤東自會明白含意。蔡隆仁隻得從命。
奇怪，自從毛澤東看了此條，果然不再在清早出桂同散步！
直到前些年，錢劍夫才說出其中奧秘。原來，《易經·同人》篇中有一句“伏戎於莽”。戎，即兵戎。莽，叢木。這句話的意思是小心有人暗伏草莽，施以兵戎。“堪虞”即警惕。至於前兩句則是陪襯。末句表達寫條子者的期望。深諳古文的毛澤東，當然明白那條子暗含的善意的提醒……
不過，蔣介石畢竟做過軟禁張學良之類不光彩的事，免不了，重慶傳出消息，說是蔣介石欲軟禁毛澤東。那消息有鼻子有眼，據雲是從蔣介石身邊某某人那裏傳出來的，絕對可靠。
自然，這消息不脛而走，傳人馮玉祥、於右任的耳朵。他倆來了個“反話正說”，給蔣介打電話，說要請報界辟謠：蔣主席請毛澤東來重慶，為的是共商國是，天下皆知，如今居然有好事者造謠中傷，稱蔣主席欲軟禁毛澤東，純係捕風捉影，子虛烏有……
蔣介石一聽，急了，連忙答道：“不必登報，不必登報。明人不做暗事，謠言不攻自破。中正為國為民之心，神人共知，請不必介意道聽途說！”
毛澤東呢？倒是坦然。他早在赴渝之前，便做了被囚以至被害的思想準備，並對劉少奇作了吩咐。不過，他卻也料到這回蔣介石未必敢於對他下毒手。他外出，照樣坐蔣介石撥給他的專車，由蔣介石所派的司機給他開車……
重慶談判牽動著億萬顆心。盡管是一團謎，人們的關注之情，卻是那般的強烈。
重慶《大公報》在29日發表了王芸生所寫的社論《毛澤東先生來了！》，有一段話很能代表當時一些知識分子的善良心願：
說來有趣，中國傳統的小說戲劇，內容演述無窮無盡的離合悲歡，最後結果一定是一幕大團圓。以悲劇始，以喜劇終，這可說是中國文學藝術的嗜好。有人以為藝術可以不拘一格，但中國人有他的傳統偏愛，我們寧願如此。現在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他與蔣主席有十九年的闊別，經長期內爭，八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於國家大勝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認真地演這幕大團圓的喜劇吧，要知道這是中國人民所最嗜好的！
曆史學家侯外廬從國共兩黨的曆史來分析，以為這回國共談判的前景未必樂觀。他打了個比方：“老頭子和青年人難成婚姻！”毛澤東笑答：“不行的話，可以刮胡子嘛。”
不過，蔣介石不願“刮胡子”。重慶談判進展維艱。
既然蔣介石要中共方麵先提方案，中共方麵由周恩來、王若飛出麵，國民黨方麵由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出麵，經過幾天初步交談，中共方麵於9月3日提出了方案，共十一條，要點如下：
一、確定和平建國方針，以和平、團結、民主為統一的基礎，實行民國十i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宣布的三民主義。
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
三、承認各黨派合法平等地位並長期合作和平建國。
四、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部隊。
五、嚴懲漢奸，解散偽軍。
六、重劃受降地區，中共應參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裝衝突，令各部隊暫留原地待命。
八、結束黨治過程中，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辦法。
十、軍隊國家化之必要辦法。
十一、黨派平等合作之必要辦法。
9月4日，中共方案提交給國民黨代表。蔣介石看了後，在當天的日記中寫著讀後感：“腦筋深受刺激。”
蔣介石親自擬定了另一方案，即《對中共談判要點》。這《要點》一開頭便寫道：“中共代表們昨日提出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倘該方案之第一、二條尚有誠意，則其以下各條在內容上與精神上與此完全相矛盾，即不應提出。”
在蔣介石看來，中共的方案中，隻有“實行i民主義”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這兩條“尚有誠意”，其他九條純屬“不應提出”之列。
於是，蔣介石在《要點》中提出了他的四條：
一、中國軍隊之編組，以十二個師為最高限度。駐地問題，可由中共提出具體方案，經雙方商討決定。
二、承認解放區絕對行不通。隻要中共對於軍令政令之統一能真誠做到，各縣行政人員經中央考核後，可酌予留任，省級行政人員亦可延請中共人員參加。
三、擬將原國防最高委員會改組為政治會議，由各黨派人士參加，中央政府之組織與人事，擬暫不動，中共方麵如現在即欲參加，亦可予以考慮。
四、原當選之國民大會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額。
雙方的方案相距甚遠，使談判變得艱難。
其中，最核心的一條，依然是軍隊。一如往日的國共談判，雙方仍在軍隊問題上討價還價。這一回，由毛澤東和蔣介石直接討價還價：
毛澤東“開價”：中共已有一百多萬軍隊，至少應編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
蔣介石“還價”：以十二個師為最高限度。
毛澤東的“開價”，是蔣介石“還價”的整整四倍！這麽大的差距，使得雙方談來談去，難以取得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價”。
那時，蔣介石的軍隊為二百六十三個師，即使中共編四十八個師，國民黨部隊仍為中共的六倍。
另一個問題，則是政權問題。毛澤東要求蔣介石承認中共所領導的解放區，而蔣介石則一口回絕，“絕對行不通”！
談判的地點，從林園改到桂園，又從桂園改到堯廬。堯廬即曾家岩德安裏蔣介石的侍從室。
談判桌上，雙方僵持。談判桌外，蔣介石和毛澤東頻頻交往，倒是客客氣氣：
8月29日晚，蔣介石前往林園二號樓，探望毛澤東。
9月2日晚8時半，蔣介石在林園宴請毛澤東，並介紹毛澤東和國民黨官員、參政員見麵，其中有孫科、熊式輝、陳立夫、王雲五、白崇禧、翁文灝等，還有那位提出電邀毛澤東來渝的吳鼎昌。熊式輝、白崇禧則是曾與毛澤東在戰場上多次較量的對手。宴罷，毛澤東和蔣介石在林園進行第二次直接會談。
9月4日下午5時，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出席軍事委員會舉行的慶祝勝利茶會。會畢，毛澤東和蔣介石在軍事委員會進行第三次直接會談。
9月5日晚6時半，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在國民黨中央幹部學校禮堂，出席招待蘇聯大使彼得洛夫的茶會，並同觀京劇《穆桂英掛帥》。京劇由重慶厲家班演出。f道明任總招待，蔣經國為副總招待。毛澤東對京劇饒有興趣。茶話會開始時，蔣介石致歡迎詞，毛澤東致答詞。
9月12日中午，蔣介石邀毛澤東午餐。午餐後，蔣介石和毛澤東進行第四次直接會談。
9月17日中午，毛澤東赴林園與蔣介石作第五次直接會談，赫爾利在場。
除了蔣介石和毛澤東這國共兩巨頭作了五次直接會談之外，周恩來、王若飛和張群、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等又進行了許多次會談。
筆者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所藏的蔣介石日記中，查到蔣介石所記的與毛澤東的多次見麵：
8月31日，“晚宴毛澤東”。
9月4日，下午“5時舉行慶祝勝利典禮後約毛共在辦公室談話片刻”。
9月12日，“正午約毛澤東談話約半小時，餘示以至誠與大公，允其所有困難無不為之解決，而彼尚要求編其二十八師之兵數耳”。
9月17日，“正午約毛澤東、哈雷照相、談話。據嶽軍言恩來向其表示者前次毛所對餘言可減少其提軍額之半數者，其實為指其四十八師之數已照其共匪總數減少一半之意也。果爾側共匪誠不可與言矣。當時彼明言減少半數為二十八師之數字也。是無信不誠有如此也”。
蔣介石在8月31日所寫日記中的《上月反省錄》中，聲稱：“毛澤東應召來渝，此雖為德威所致而實上帝所賜也。”蔣介石居然把毛澤東來重慶談判，歸功於“上帝”。
各方關注桂園“何先生”的行蹤
國共雙方的每一次會談，國共雙方均有記錄在案。這記錄分兩種，一種是當場的速記，字跡顯得潦草；另一種記錄，是用小楷字工工整整寫在豎行紅格花箋紙上，顯而易見是經過整理謄抄以供各方內部傳閱及存檔用的。中共方麵是由當時任毛澤東秘書的王炳南整理的；國民黨方麵，則是由蔣介石秘書陳布雷整理的。如今，在北京中央檔案館存有中共方麵的記錄，在南京第二曆史檔案館陳布雷卷宗內存有國民黨方麵的記錄，在台灣則保存著國民黨方麵的另一份記錄。
此外，還有一種奇特的記錄，專記“何先生”每日的行蹤。這種記錄日《情報日報》，每日呈送蔣介石。
以下是《情報日報》的作者事後回憶的大致內容：
一、何先生今天×點××分到十八號。
二、上午×點有某人（男、女或外國人，包括相貌、身材、服裝、年齡），乘小轎車（汽車號碼）到十八號會何先生，於×點××分離去。何先生把客人送出十八號上汽車，目送汽車走後，就幔步返回。這時街上不少人停步觀看何先生。我們向老吳提出：何先生把客送出門外，我們對何先生的安全很擔心。老吳點頭表示會意，沒有答複。
三、中午，何先生赴×××宴會（寫明請客人的姓名住址）。
四、下午2時半，何先生接見一名新聞記者，接著又接見兩名外國記者。3時半，何先生走到花園迎接一位坐小轎車的客人，好像是事先電話約定的。
五、下午5時，何先生赴某街某號訪×××、×××，接著又赴某街某號訪友，不知名。回到十八號後，不久即離去，老吳沒有通知，我們沒有隨車護送。
其中的“十八號”，即重慶中山四路十八號，即桂園。不言而喻，“何先生”乃毛澤東；“老吳”則是毛澤東警衛副官朱學友的代號。
透露這一內情的，是當年桂園的特別警衛班班長李介新。
李介新，憲兵特務。當毛澤東移居桂園時，憲兵司令部特高組少校組長楊香命李介新率一個班的憲兵特務，進駐桂園，據雲是奉總裁之命。當然，蔣介石此舉，也是為了確保毛澤東的安全。不管怎麽說，毛澤東畢竟是蔣介石請來的貴客。也不管怎麽說，毛澤東在重慶有個三長兩短，那賬總是要算在蔣介石頭上的。
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也對李介新的上司、憲兵第i團團長張醴泉作了如下吩咐：
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要來重慶，他在渝期間的安全責任由駐防重慶市區的憲兵第三團負責，要照校長出來時的特別警衛那樣采取保衛措施，以策安全。任務重大，你須特別注意，並準備少校官兵以備臨時靈活使用。如果需要你親自率領必要的官兵護衛毛先生時，由校長侍從室或憲兵司令部隨時電話通知。
不過，蔣介石也很注意毛澤東的行蹤，所以要李介新逐日填寫關於“何先生”的《情報日報》。起初，李介新為了弄清來訪者的姓名，在傳達室設立了會客登記簿。“老吳”發覺後，隨即關照他取消會客登記簿。所以，李介新也就在《情報日報》中寫某男某女了。
李介新的《情報日報》倒是一份可貴的實錄，記載了當時毛澤東頻繁的社會交往。
毛澤東在山城，確實活動頻繁，r泛接觸各界名流，從宋慶齡到中國民主同盟張瀾、章伯鈞、羅隆基、沈鈞儒、黃炎培、張申府，中國青年黨左舜生，國民黨人孫科、陳立夫、戴季陶、白崇禧，還有郭沫若、柳亞子等等，或宴請，或赴宴，或來訪，或回訪……
很多人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張治中是其中的一個。
張治中和蔣介石有著深誼。早在蔣介石當黃埔軍校校長之時，張治中便被蔣介石委任為軍官團團長。北伐時，張治中擔任蔣介石的行營主任；抗戰時，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湖南省省長；自1939年起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成為蔣介石身邊要人。他在1942年、1944年兩度作為國民黨代表，參與國共談判。
雖說張治中是蔣介石非常信任的人，但他在國共談判中跟周恩來建立起友誼，對毛澤東頗為尊重。正因為這樣，他才會讓出桂園給毛澤東居住。他又另派了自己的親信、憲兵第一團團長蔡隆仁，保衛毛澤東。
於是，蔡隆仁常駐桂園。有一回，蔡隆仁在查哨時，路過曾家岩錢劍夫家。錢劍夫是他的同鄉、同學，那時任職於國民政府行政院。蔡隆仁說起，毛澤東習慣於夜深工作，而且清早來桂園，喜歡外出散步，保衛工作不易做。
錢劍夫聞言，當即寫了四句話：“晨風加厲，白露為霜；伏莽堪虞，為國珍重。”
錢劍夫囑，將此條子送交毛澤東。蔡隆仁不解其意。尤其是“伏莽”，應是“伏蟒”。錢劍夫卻說，毛澤東自會明白含意。蔡隆仁隻得從命。
奇怪，自從毛澤東看了此條，果然不再在清早出桂同散步！
直到前些年，錢劍夫才說出其中奧秘。原來，《易經·同人》篇中有一句“伏戎於莽”。戎，即兵戎。莽，叢木。這句話的意思是小心有人暗伏草莽，施以兵戎。“堪虞”即警惕。至於前兩句則是陪襯。末句表達寫條子者的期望。深諳古文的毛澤東，當然明白那條子暗含的善意的提醒……
不過，蔣介石畢竟做過軟禁張學良之類不光彩的事，免不了，重慶傳出消息，說是蔣介石欲軟禁毛澤東。那消息有鼻子有眼，據雲是從蔣介石身邊某某人那裏傳出來的，絕對可靠。
自然，這消息不脛而走，傳人馮玉祥、於右任的耳朵。他倆來了個“反話正說”，給蔣介打電話，說要請報界辟謠：蔣主席請毛澤東來重慶，為的是共商國是，天下皆知，如今居然有好事者造謠中傷，稱蔣主席欲軟禁毛澤東，純係捕風捉影，子虛烏有……
蔣介石一聽，急了，連忙答道：“不必登報，不必登報。明人不做暗事，謠言不攻自破。中正為國為民之心，神人共知，請不必介意道聽途說！”
毛澤東呢？倒是坦然。他早在赴渝之前，便做了被囚以至被害的思想準備，並對劉少奇作了吩咐。不過，他卻也料到這回蔣介石未必敢於對他下毒手。他外出，照樣坐蔣介石撥給他的專車，由蔣介石所派的司機給他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