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各方關注延安棗園的動向
一時間，毛澤東的動向，成了全國關注的焦點。
延安城西北，約十五華裏處，有一大片果園，園中以棗樹居多，人稱“棗園”。
這棗園原是地主申有安的產業，後來他把棗園連同園內的一大片窯洞都賣給了陝北軍閥高雙成。紅軍攻入延安，高雙成跑了，棗園歸公。後來，康生看中了那裏，把他手下的中央社會部搬進了棗園。從1943年初起，毛澤東住進棗園，中共中央機關也由楊家嶺遷此。
在棗圃東北半山坡上，五排窯洞分別住著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和任弼時，他們是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五位書記，人稱“五大書記”。
在“五大書記”所住的山坡之下的棗樹叢中，有一座新蓋的磚木結構的平房，人稱“中央書記處小禮堂”，是“五大書記”開會的地方。自從蔣介石的一封封電報飛人棗園，小禮堂的燈光常常徹夜通明……
最為關注著棗園動向的，當然要算蔣介石了。他給國民黨派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周勵武、羅伯倫發去電報，要他們弄清毛澤東的意圖。於是，周、羅求見毛澤東。毛澤東自然一眼便看穿他們的來意，答日：“目前不準備去重慶。”周、羅迅即把來自棗園的第一手消息，密報蔣介石。
重慶各界從報端得知蔣介石電邀毛澤東，毛澤東頓時成了“熱點人物”。各方人士都萬分關注著延安棗園的動靜。重慶各報發表各種文章，表明各種態度——其中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表達了對毛澤東的關心。
重慶《大公報》於22日發表社論《讀蔣主席再致延安電》，說道：“抗戰勝利了，但在勝利的歡欣中，人人都在懸注延安的態度……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行，以商國家之大計。”
重慶《新華日報》於22日發表社論《蔣介石先生哿電書後》，被國民黨當局扣發，隻得於翌日蓽頁印行，隨報附送。哿即電報20日代日韻目。社論指出：
一句最平凡的真理：要團結先要民主。像目前這樣一隻手叉住了對方的咽喉，暗中拳打腳踢，而麵孔上浮著奸笑來說“快來團結，快來團結”的做法，三歲的孩子也會知道不公平不合理和不可能團結得攏來的。
24日，重慶《新華日報》刊載讀者莫一塵的來信：
有些報紙的言論，非常強調毛先生出來，好像隻要他一出來，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可是，我要請問一下那些說空話的先生們：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在哪裏？葉挺在哪裏？廖承誌在哪裏？在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連合法的地位都沒有，在特務橫行、老百姓連半點人身自由都沒有的情況下，叫毛先生怎樣出來呢？
中國民主同盟此刻也發話了。這是由部分中間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組成的政治團體，最初成立於1939年11月，稱“統一建國同誌會”，1941年3月，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聯盟”；1944年9月，再度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以張瀾為主席，左舜生為秘書長，章伯鈞、羅隆基、沈鈞儒、黃炎培、梁漱溟等為中央常委。
中國民主同盟成了國民黨、中共之外的中國第三大黨。1945年3月7日，聯合國準備成立，周恩來在致國民黨王世傑信中，建議中國代表團人選“必須包括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三方麵的代表”。
中國民主同盟於1945年8月16日，發表《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
我們要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同時也要求有土地有人民也有武裝的中國共產黨，對我們的主張給以充分的考慮……我們承認國民黨對抗戰是盡了力的，同時我們承認共產黨也盡了力……
他們提出了十條主張，並以八個字來概括，即“民主統一，和平建國”。
8月21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編輯部在對形勢進行分析時，總主筆陶希聖說：“我們明知共產黨不會來渝談判，我們要假戲真做，製造空氣。”他又說：“即便共產黨來，利用談判拖一拖也好；共產黨拒絕談判，我們更有文章好做。”
耐人尋味的是，胡適自稱“閑人偶而好事”，致電毛澤東：
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
美國合眾社記者從重慶發出電訊，報道魏德曼的講話：
美駐華陸軍總司令魏德曼中將昨日（16日）下午在一記者招待會上答複記者，如中共領袖朱德、毛澤東依照建議到達重慶，彼不敢擔保彼等之安全。因此舉純係中國問題，但彼謂如中國政府要求給延安領袖之交通工具，則彼可以辦得到雲。
美國《紐約時報》發表社論，指出：
蔣主席邀請中國共產黨領袖赴渝共商國是……自中國共產黨過去情形視之，此次或將拒絕蔣主席之邀請，彼等並不願參加合作。
《紐約時報》的社論，正合蔣介石的心意。於是，中央社迅即轉譯，作為電訊發出，許多中國報紙加以刊載。這等於用美國人的話，將了毛澤東一軍！
莫斯科理所當然關注著延安的決策。雖說共產國際已經宣布解散，但斯大林仍不時通過蘇軍駐延安情報組，給毛澤東發來電報。斯大林先是給毛澤東來了一份電報說：中國不能再打內戰，要再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
這電文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快。毛澤東說：“我就不信，人民為了翻身搞鬥爭，民族就會滅亡？”
緊接著斯大林又給毛澤東來了電報，那口氣依然是上級發給下級的：“中國應該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毛澤東應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
至於延安各界，當然也非常關切著毛澤東是否去重慶。他們大都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
毛澤東決策親赴重慶
雖說各方意見紛至遝來，中共畢竟已是獨立的大黨，能夠獨立自主地作出決策。抗戰八年，中共來了個大發展：不僅黨員猛增到一百二十多萬，而且軍隊猛增到一百二十七萬，另有民兵二百六十八萬！須知，在八年前，蔣介石和周恩來談判時，雙方所“討價還價”的中共軍隊數目不過在兩三萬之間！此時，中共所控製的解放區，已達一百零四萬平方公裏，人口達一億二千五百五十萬……
在棗園的會議室裏，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討論著如何對待蔣介石的邀請電。
毛澤東在會上說，現在的情況是，抗日戰爭的階段已結束，進入和平建設階段。我們過去的口號是抗戰、團結、進步，現在的新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和平是能得到的。蘇、英、美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們需要和平，國民黨也不能下決心打內戰，因攤子未擺好、兵力分散、內部矛盾。
毛澤東還說，蔣介石想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他之所以可能采取暫時的和平，是由於上述諸條件。
會議決定周恩來先去重慶。至於毛澤東是否去重慶，暫不作決定。用周恩來的話來說，他先去重慶打“偵察戰”。國共雙方談得攏，毛澤東再去；談不攏，毛澤東就不必去。
不過，會議還是為毛澤東去重慶作了必要的人事安排：如果毛澤東去重慶，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另外，決定增補陳雲、彭真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宣言》。這一宣言提出了六條緊急措施。
這樣，毛澤東於翌日發出了致蔣介石的第三封電報，全文如下：
特急，重慶
蔣介石先生勳鑒：
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誌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複。
毛澤東
敬
文末的“敬”，為24日代日韻日。
毛澤東的三封電報，一封比一封向前邁進：第一封，要蔣介石先對朱德電報表態；第二封，隻說派出周恩來；第三封，才表示“亟願與先生會見”。
不過，第三封電報的意思，仍是“模糊”的。看上去，仿佛毛澤東馬上要去重慶，但細細琢磨，是分兩步走的意思：周恩來先去，毛澤東後到。毛澤東是否去還是要看蔣介石跟周恩來談得怎麽樣而定。正因為這樣，重慶報紙發表毛澤東這一電文時，標題是這樣的：《毛澤東電複蔣主席亟願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周恩來先行彼亦準備隨之來渝》。
真正作出毛澤東赴重慶的決定，是在25日夜。那天，王若飛從重慶趕回延安。
在棗園會議室裏，中共中央“五大書記”加上新增的陳雲、彭真兩位候補書記聚在—起。
王若飛介紹了重慶的各界反應，書記們反複斟酌著。毛澤東分析了形勢，認為他去重慶的話，有四個有利條件，即：一、我們的力量；二、全國的人心；三、蔣自己的困難；四、外國的幹預。毛澤東作出了結論，“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
這樣，中共中央於翌日發出了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
現在蘇、美、英三國均不讚成中國內戰，我黨又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誌赴渝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中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
一錘定音，毛澤東下定了赴重慶談判的決心。他充分意識到去重慶的風險，排除一切冗務，找劉少奇密談了一天一夜，吩咐一切。他作了最壞的打算。
據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師哲回憶，劉少奇後來曾透露了毛澤東談話的一些內容，其中有一句話，給人印象最深。毛澤東說：“須知蔣委員長隻認得拳頭，不認識禮讓。”
毛澤東的意思是，他到了重慶，如果蔣介石要動“拳頭”，發動對延安的進攻，隻有以“拳頭”對“拳頭”，他在重慶反而好說話。倘若“禮讓”，他在重慶說起話來腰杆子就不硬了。毛澤東這話，和他過去所說的蔣介石“怕硬不怕軟”是一個意思。
也就在26日，中共中央給中國戰區盟軍參謀長魏德曼發去一封電報，要求美軍派出專機前來延安，並請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隨機一起前來。中共中央要美軍派出專機，而不是要蔣介石派出專機，顯然是考慮到毛澤東的安全。因為飛機失事之類的事故，是很難加以調查的。用美軍的專機，又有美國駐華大使陪同，自然是要安全得多。
毛澤東向劉少奇麵授機宜畢，27日下午美國一架草綠色的三引擎飛機，便降落在延安機場。那是赫爾利的專機。從機艙裏走出來的，是身材高大、一身西服的赫爾利和一身戎裝、戴著眼鏡的國民黨代表張治中，他們專程前來迎接毛澤東……
延安城西北，約十五華裏處，有一大片果園，園中以棗樹居多，人稱“棗園”。
這棗園原是地主申有安的產業，後來他把棗園連同園內的一大片窯洞都賣給了陝北軍閥高雙成。紅軍攻入延安，高雙成跑了，棗園歸公。後來，康生看中了那裏，把他手下的中央社會部搬進了棗園。從1943年初起，毛澤東住進棗園，中共中央機關也由楊家嶺遷此。
在棗圃東北半山坡上，五排窯洞分別住著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和任弼時，他們是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五位書記，人稱“五大書記”。
在“五大書記”所住的山坡之下的棗樹叢中，有一座新蓋的磚木結構的平房，人稱“中央書記處小禮堂”，是“五大書記”開會的地方。自從蔣介石的一封封電報飛人棗園，小禮堂的燈光常常徹夜通明……
最為關注著棗園動向的，當然要算蔣介石了。他給國民黨派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周勵武、羅伯倫發去電報，要他們弄清毛澤東的意圖。於是，周、羅求見毛澤東。毛澤東自然一眼便看穿他們的來意，答日：“目前不準備去重慶。”周、羅迅即把來自棗園的第一手消息，密報蔣介石。
重慶各界從報端得知蔣介石電邀毛澤東，毛澤東頓時成了“熱點人物”。各方人士都萬分關注著延安棗園的動靜。重慶各報發表各種文章，表明各種態度——其中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表達了對毛澤東的關心。
重慶《大公報》於22日發表社論《讀蔣主席再致延安電》，說道：“抗戰勝利了，但在勝利的歡欣中，人人都在懸注延安的態度……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行，以商國家之大計。”
重慶《新華日報》於22日發表社論《蔣介石先生哿電書後》，被國民黨當局扣發，隻得於翌日蓽頁印行，隨報附送。哿即電報20日代日韻目。社論指出：
一句最平凡的真理：要團結先要民主。像目前這樣一隻手叉住了對方的咽喉，暗中拳打腳踢，而麵孔上浮著奸笑來說“快來團結，快來團結”的做法，三歲的孩子也會知道不公平不合理和不可能團結得攏來的。
24日，重慶《新華日報》刊載讀者莫一塵的來信：
有些報紙的言論，非常強調毛先生出來，好像隻要他一出來，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可是，我要請問一下那些說空話的先生們：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在哪裏？葉挺在哪裏？廖承誌在哪裏？在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連合法的地位都沒有，在特務橫行、老百姓連半點人身自由都沒有的情況下，叫毛先生怎樣出來呢？
中國民主同盟此刻也發話了。這是由部分中間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組成的政治團體，最初成立於1939年11月，稱“統一建國同誌會”，1941年3月，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聯盟”；1944年9月，再度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以張瀾為主席，左舜生為秘書長，章伯鈞、羅隆基、沈鈞儒、黃炎培、梁漱溟等為中央常委。
中國民主同盟成了國民黨、中共之外的中國第三大黨。1945年3月7日，聯合國準備成立，周恩來在致國民黨王世傑信中，建議中國代表團人選“必須包括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三方麵的代表”。
中國民主同盟於1945年8月16日，發表《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
我們要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同時也要求有土地有人民也有武裝的中國共產黨，對我們的主張給以充分的考慮……我們承認國民黨對抗戰是盡了力的，同時我們承認共產黨也盡了力……
他們提出了十條主張，並以八個字來概括，即“民主統一，和平建國”。
8月21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編輯部在對形勢進行分析時，總主筆陶希聖說：“我們明知共產黨不會來渝談判，我們要假戲真做，製造空氣。”他又說：“即便共產黨來，利用談判拖一拖也好；共產黨拒絕談判，我們更有文章好做。”
耐人尋味的是，胡適自稱“閑人偶而好事”，致電毛澤東：
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
美國合眾社記者從重慶發出電訊，報道魏德曼的講話：
美駐華陸軍總司令魏德曼中將昨日（16日）下午在一記者招待會上答複記者，如中共領袖朱德、毛澤東依照建議到達重慶，彼不敢擔保彼等之安全。因此舉純係中國問題，但彼謂如中國政府要求給延安領袖之交通工具，則彼可以辦得到雲。
美國《紐約時報》發表社論，指出：
蔣主席邀請中國共產黨領袖赴渝共商國是……自中國共產黨過去情形視之，此次或將拒絕蔣主席之邀請，彼等並不願參加合作。
《紐約時報》的社論，正合蔣介石的心意。於是，中央社迅即轉譯，作為電訊發出，許多中國報紙加以刊載。這等於用美國人的話，將了毛澤東一軍！
莫斯科理所當然關注著延安的決策。雖說共產國際已經宣布解散，但斯大林仍不時通過蘇軍駐延安情報組，給毛澤東發來電報。斯大林先是給毛澤東來了一份電報說：中國不能再打內戰，要再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
這電文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快。毛澤東說：“我就不信，人民為了翻身搞鬥爭，民族就會滅亡？”
緊接著斯大林又給毛澤東來了電報，那口氣依然是上級發給下級的：“中國應該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毛澤東應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
至於延安各界，當然也非常關切著毛澤東是否去重慶。他們大都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
毛澤東決策親赴重慶
雖說各方意見紛至遝來，中共畢竟已是獨立的大黨，能夠獨立自主地作出決策。抗戰八年，中共來了個大發展：不僅黨員猛增到一百二十多萬，而且軍隊猛增到一百二十七萬，另有民兵二百六十八萬！須知，在八年前，蔣介石和周恩來談判時，雙方所“討價還價”的中共軍隊數目不過在兩三萬之間！此時，中共所控製的解放區，已達一百零四萬平方公裏，人口達一億二千五百五十萬……
在棗園的會議室裏，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討論著如何對待蔣介石的邀請電。
毛澤東在會上說，現在的情況是，抗日戰爭的階段已結束，進入和平建設階段。我們過去的口號是抗戰、團結、進步，現在的新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和平是能得到的。蘇、英、美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們需要和平，國民黨也不能下決心打內戰，因攤子未擺好、兵力分散、內部矛盾。
毛澤東還說，蔣介石想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他之所以可能采取暫時的和平，是由於上述諸條件。
會議決定周恩來先去重慶。至於毛澤東是否去重慶，暫不作決定。用周恩來的話來說，他先去重慶打“偵察戰”。國共雙方談得攏，毛澤東再去；談不攏，毛澤東就不必去。
不過，會議還是為毛澤東去重慶作了必要的人事安排：如果毛澤東去重慶，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另外，決定增補陳雲、彭真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宣言》。這一宣言提出了六條緊急措施。
這樣，毛澤東於翌日發出了致蔣介石的第三封電報，全文如下：
特急，重慶
蔣介石先生勳鑒：
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誌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複。
毛澤東
敬
文末的“敬”，為24日代日韻日。
毛澤東的三封電報，一封比一封向前邁進：第一封，要蔣介石先對朱德電報表態；第二封，隻說派出周恩來；第三封，才表示“亟願與先生會見”。
不過，第三封電報的意思，仍是“模糊”的。看上去，仿佛毛澤東馬上要去重慶，但細細琢磨，是分兩步走的意思：周恩來先去，毛澤東後到。毛澤東是否去還是要看蔣介石跟周恩來談得怎麽樣而定。正因為這樣，重慶報紙發表毛澤東這一電文時，標題是這樣的：《毛澤東電複蔣主席亟願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周恩來先行彼亦準備隨之來渝》。
真正作出毛澤東赴重慶的決定，是在25日夜。那天，王若飛從重慶趕回延安。
在棗園會議室裏，中共中央“五大書記”加上新增的陳雲、彭真兩位候補書記聚在—起。
王若飛介紹了重慶的各界反應，書記們反複斟酌著。毛澤東分析了形勢，認為他去重慶的話，有四個有利條件，即：一、我們的力量；二、全國的人心；三、蔣自己的困難；四、外國的幹預。毛澤東作出了結論，“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
這樣，中共中央於翌日發出了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
現在蘇、美、英三國均不讚成中國內戰，我黨又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同誌赴渝和蔣介石商量團結建國大計，中國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
一錘定音，毛澤東下定了赴重慶談判的決心。他充分意識到去重慶的風險，排除一切冗務，找劉少奇密談了一天一夜，吩咐一切。他作了最壞的打算。
據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師哲回憶，劉少奇後來曾透露了毛澤東談話的一些內容，其中有一句話，給人印象最深。毛澤東說：“須知蔣委員長隻認得拳頭，不認識禮讓。”
毛澤東的意思是，他到了重慶，如果蔣介石要動“拳頭”，發動對延安的進攻，隻有以“拳頭”對“拳頭”，他在重慶反而好說話。倘若“禮讓”，他在重慶說起話來腰杆子就不硬了。毛澤東這話，和他過去所說的蔣介石“怕硬不怕軟”是一個意思。
也就在26日，中共中央給中國戰區盟軍參謀長魏德曼發去一封電報，要求美軍派出專機前來延安，並請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隨機一起前來。中共中央要美軍派出專機，而不是要蔣介石派出專機，顯然是考慮到毛澤東的安全。因為飛機失事之類的事故，是很難加以調查的。用美軍的專機，又有美國駐華大使陪同，自然是要安全得多。
毛澤東向劉少奇麵授機宜畢，27日下午美國一架草綠色的三引擎飛機，便降落在延安機場。那是赫爾利的專機。從機艙裏走出來的，是身材高大、一身西服的赫爾利和一身戎裝、戴著眼鏡的國民黨代表張治中，他們專程前來迎接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