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
到了重慶，果真不出毛澤東所料，蔣介石不願在那空白的位置上簽名。——盡管赫爾利聲稱那五條曾事先征得過蔣介石的同意，實際上蔣介石並不同意。蔣介石譏諷赫爾利是“大傻瓜”。
十天之後，蔣介石終於作出了反應。他提出了三條反建議，作為新的國共談判方案：
一、國民政府允將中共軍隊加以改編，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
二、中共應將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委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委會。
三、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之國家。
蔣介石的三條回避了聯合政府問題，也就回避了要害問題。這下子，把毛澤東和赫爾利已經簽好的文件變成一張廢紙。蔣介石很明確地表示：中共要求聯合政府，他不能接受，因為他不是波蘭流亡政府。
毛澤東得知蔣介石的三條之後，於11月21日當天電複周恩來，指出蔣介石的方案是“黨治不動，請幾個客，限製我軍”。
蔣介石通過他的代表王世傑又一次提出，希望毛澤東到重慶來，跟他當麵談判。周恩來當即作了說明：“毛澤東同誌很願出來。他曾向軍事委員會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及赫爾利將軍說過他很願出來。但他出來必須能夠解決問題，而不是為了辯論。現在聯合政府問題不能解決，所以還不是他出來的時候。”
會談陷入了僵局。12月7日，周恩來和董必武飛回延安，準備出席在翌日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包瑞德同機而行。飛機在飛過西安之後，好久不見延安的標誌——山頂上的寶塔。周恩來意識到駕駛員迷航了。他走過去對包瑞德說：“上校，我覺得有點不對頭了。下麵的地形是我完全陌生的。再說這時我們也應該到延安了。我想我們現在是在向西飛行，而不是向北。”
包瑞德朝窗外一看，也發覺不對，有點慌了。這時，周恩來說：“讓駕駛員拐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後向前飛，就可以飛到一條河的上空，那條河就是渭河。然後，再朝北飛行。”周恩來仿佛成了領航員。駕駛員照著周恩來指點的方向飛行，果真走出了迷航。機翼下出現了寶塔。機艙裏人們都稱讚起周恩來，周恩來卻說：“我來來回同跟國民黨談判，總是飛這條路，成了‘老經驗’啦。可惜，我飛了那麽多個來回，國共談判還在‘迷航’之中。”
確實，國共談判反反複複、起起伏伏，依然在兜圈子。
在周恩來、董必武回延安之後，由王若飛在重慶跟國民黨談判。12月12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從延安給王若飛打來聯名電報：“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這種原則立場我黨曆來如此。希望美國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如此做……”
在1945年元旦到來之際，蔣介石發表了元旦廣播。他說：“我覺得我們國民大會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戰爭結束以後……我現在準備建議中央，一俟我們軍事形勢穩定，反攻基礎確立，最後勝利更有把握的時候，就要及時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歸政於全國的國民。”
毛澤東在1月3日，便以“延安權威人士”的名義，寫出了《評蔣介石元旦廣播》。
毛澤東以極為尖刻的語言，對蔣介石的元旦廣播嗤之以鼻：“蔣氏及其一群的所謂‘國民大會’，早已臭名遠播，不搬還可藏拙，搬出一次就會臭氣大發一次。孟子說道：‘西予蒙不沽，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是個美人，蒙了不潔，人皆掩鼻。一個獨夫渾身浸在糞缸裏，怎能叫中國人民不掩著鼻子開跑步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糞。”
毛澤東又在那裏罵蔣介石“獨夫”了！凡是這類字眼出現在毛澤東筆下之時，便是國共關係寒暑表裏的水銀柱急劇下降之際。
在周恩來回延安之後，赫爾利幾度邀請周恩來到重慶，繼續談判。1945年1月24日，周恩來又飛重慶。
在赫爾利的斡旋下，國共再開談判。
2月13日，在赫爾利的陪同下，周恩來會晤蔣介石。蔣介石的一句話，深深激怒了周恩來，致使周恩來三天後就回延安去了。蔣介石說了這麽一句話：“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
蔣介石說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麽可談的呢？
就在這個時候，美國朋友赫爾利的態度也變了。他原來聲稱充當國共之間調解人，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場，如今，他倒向了蔣介石，實行“扶蔣反共”。
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赫爾利的變化——在毛澤東看來，以為赫爾利原本戴的是“假麵具”，現在露出真相。
1945年春，赫爾利和魏德曼回美國述職。赫爾利在美國各種公眾場合，發表談話，強調扶蔣反共：“隻要向蔣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數量較小的援助，共產黨在中國的叛變就可以鎮壓下去。”“美國隻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羅斯福總統表示接受赫爾利的對華政策。也就在這個時候，羅斯福總統於4月12日因腦溢血溘然逝世，副總統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
毛澤東以新華社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和《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猛烈地抨擊了赫爾利：“美國的赫爾利，中國的蔣介石，在以中國人民為犧牲品的共同目標下，一唱一和，達到了熱鬧的頂點。”“在同一個赫爾利的嘴裏，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變成了美人，而中共則變成了魔怪。”
十天之後，蔣介石終於作出了反應。他提出了三條反建議，作為新的國共談判方案：
一、國民政府允將中共軍隊加以改編，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
二、中共應將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委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委會。
三、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之國家。
蔣介石的三條回避了聯合政府問題，也就回避了要害問題。這下子，把毛澤東和赫爾利已經簽好的文件變成一張廢紙。蔣介石很明確地表示：中共要求聯合政府，他不能接受，因為他不是波蘭流亡政府。
毛澤東得知蔣介石的三條之後，於11月21日當天電複周恩來，指出蔣介石的方案是“黨治不動，請幾個客，限製我軍”。
蔣介石通過他的代表王世傑又一次提出，希望毛澤東到重慶來，跟他當麵談判。周恩來當即作了說明：“毛澤東同誌很願出來。他曾向軍事委員會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及赫爾利將軍說過他很願出來。但他出來必須能夠解決問題，而不是為了辯論。現在聯合政府問題不能解決，所以還不是他出來的時候。”
會談陷入了僵局。12月7日，周恩來和董必武飛回延安，準備出席在翌日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包瑞德同機而行。飛機在飛過西安之後，好久不見延安的標誌——山頂上的寶塔。周恩來意識到駕駛員迷航了。他走過去對包瑞德說：“上校，我覺得有點不對頭了。下麵的地形是我完全陌生的。再說這時我們也應該到延安了。我想我們現在是在向西飛行，而不是向北。”
包瑞德朝窗外一看，也發覺不對，有點慌了。這時，周恩來說：“讓駕駛員拐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後向前飛，就可以飛到一條河的上空，那條河就是渭河。然後，再朝北飛行。”周恩來仿佛成了領航員。駕駛員照著周恩來指點的方向飛行，果真走出了迷航。機翼下出現了寶塔。機艙裏人們都稱讚起周恩來，周恩來卻說：“我來來回同跟國民黨談判，總是飛這條路，成了‘老經驗’啦。可惜，我飛了那麽多個來回，國共談判還在‘迷航’之中。”
確實，國共談判反反複複、起起伏伏，依然在兜圈子。
在周恩來、董必武回延安之後，由王若飛在重慶跟國民黨談判。12月12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從延安給王若飛打來聯名電報：“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這種原則立場我黨曆來如此。希望美國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如此做……”
在1945年元旦到來之際，蔣介石發表了元旦廣播。他說：“我覺得我們國民大會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戰爭結束以後……我現在準備建議中央，一俟我們軍事形勢穩定，反攻基礎確立，最後勝利更有把握的時候，就要及時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歸政於全國的國民。”
毛澤東在1月3日，便以“延安權威人士”的名義，寫出了《評蔣介石元旦廣播》。
毛澤東以極為尖刻的語言，對蔣介石的元旦廣播嗤之以鼻：“蔣氏及其一群的所謂‘國民大會’，早已臭名遠播，不搬還可藏拙，搬出一次就會臭氣大發一次。孟子說道：‘西予蒙不沽，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是個美人，蒙了不潔，人皆掩鼻。一個獨夫渾身浸在糞缸裏，怎能叫中國人民不掩著鼻子開跑步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糞。”
毛澤東又在那裏罵蔣介石“獨夫”了！凡是這類字眼出現在毛澤東筆下之時，便是國共關係寒暑表裏的水銀柱急劇下降之際。
在周恩來回延安之後，赫爾利幾度邀請周恩來到重慶，繼續談判。1945年1月24日，周恩來又飛重慶。
在赫爾利的斡旋下，國共再開談判。
2月13日，在赫爾利的陪同下，周恩來會晤蔣介石。蔣介石的一句話，深深激怒了周恩來，致使周恩來三天後就回延安去了。蔣介石說了這麽一句話：“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
蔣介石說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麽可談的呢？
就在這個時候，美國朋友赫爾利的態度也變了。他原來聲稱充當國共之間調解人，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場，如今，他倒向了蔣介石，實行“扶蔣反共”。
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赫爾利的變化——在毛澤東看來，以為赫爾利原本戴的是“假麵具”，現在露出真相。
1945年春，赫爾利和魏德曼回美國述職。赫爾利在美國各種公眾場合，發表談話，強調扶蔣反共：“隻要向蔣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數量較小的援助，共產黨在中國的叛變就可以鎮壓下去。”“美國隻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羅斯福總統表示接受赫爾利的對華政策。也就在這個時候，羅斯福總統於4月12日因腦溢血溘然逝世，副總統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
毛澤東以新華社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和《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猛烈地抨擊了赫爾利：“美國的赫爾利，中國的蔣介石，在以中國人民為犧牲品的共同目標下，一唱一和，達到了熱鬧的頂點。”“在同一個赫爾利的嘴裏，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變成了美人，而中共則變成了魔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