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毛澤東抓住張滌非來了個“質問國民黨”
也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發表了堪稱“蔣介石主義”的代表作——《中國之命運》。《中國之命運》的主旋律，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書中強調的：“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
蔣介石說：“國民黨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義與責任義務，為組黨的精神。他絕不像其他黨派，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而以利害自私為結合的本能。”
蔣介石以為，“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於中國國民黨”。《中國之命運》還“迂回”攻擊“新式軍閥”、“新式割據”以及“奸黨”、“奸軍”等等。不言而喻，所謂“新式軍閥”、“新式割據”、“奸黨”、“奸軍”等指的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之命運》出版之後，成為國民黨統治區各機關、團體、軍隊、學校必須通讀的文件。人人要讀，人人要學。此書初版二十萬冊，不久，印至一百萬冊。
《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讀〈中國之命運〉》，對其作出高度評價：“這個大著已經指出了中國革命建國的南針，已經照耀了中國獨立自由的大道。”
三民主義青年團通過宣言，稱頌《中國之命運》是“我們革命建國的方向，以至個人修身立業的大道”。
《中國之命運》的出版，與國民黨關於共產國際解散所掀起的“解散中共”宣傳，匯成一股反共浪潮。
也就在這時，蔣介石要胡宗南調集了四五十萬軍隊，分兵九路，打算以閃電的速度進攻延安。
7月7日，原本是中國抗戰的紀念日。然而1943年的“七七”，國民黨部隊卻炮擊陝甘寧邊區關中軍分區，打響了內戰的炮聲。
蔣介石掀起了抗戰以來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國共關係，又驟然吃緊了。
毛澤東決定予以反擊，以防皖南事變重演。
7月9日，延安三萬人集會，發表通電，向全國呼籲製止內戰。朱德、劉少奇出席了大會。大抵考慮到給國共關係留點餘地，毛澤東沒有出席大會。
畢竟蔣介石吃過皖南事變那國內外一片譴責聲的苦頭，一聽延安的浩大聲勢，蔣介石懾於輿論壓力，於7月10日下令胡宗南部隊停止行動。
7月13日，毛澤東在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寫道：“我宣傳閃擊已收效……使蔣害怕不得不改變計劃。”
也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極為巧妙地抓住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所發的一條小小的電訊，大做文章，進行回擊。
那是在7月6日，新華社在重慶發出一條這樣的電訊：
[新華社重慶6日電]此間國民黨機關中央通訊社於七七紀念前夕，發表了一個破壞團結的新聞，該新聞稱：“西安各文化團體曾於第三國際解散後舉行座談會，討論國際形勢，並經決議聯名電延安毛澤東先生，促其自覺，及時解散共黨組織，放棄邊區割據。”電文已於6日發出。
同日新華社又發一電訊，詳述西安“新聞”：
[新華社西安6日電]確息，6月12日西安勞動營訓導處長、複興社特務頭子張滌非，召集西安文化團體開座談會，張滌非主席宣布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事打擊中共之必要，並提議打電報給毛澤東。張特務頭子當從衣袋內取出其預製之電文，內容首述第一次歐戰第二國際解散，第二次歐戰第三國際解散，證明馬列主義“破產”。次述第三國際解散為加強盟國團結，中共應解散以加強中國的團結。到會者懾於特務威風，不敢說話。當由張滌非說道，此稿應即送有關各機關簽名，五天內不答複者即為默認，有增刪意見者可以注明，以便最後修改拍出。此次偽造民意會議，共開十分鍾。被邀者三十餘團體，但到會者隻有九人，其中有秦鳳日報、華北新聞、工商報、三青團讀者導報、圖書審查會各一人。此外有李翼燕、王季高、李庵等人，均係“CC”特務頭子。
延安《解放日報》在7月8日刊載了以上兩條消息，加上了大標題《特務機關破壞團結假造民意竟敢提出“解散共產黨交出邊區”》。
7月12日，延安《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發表了重要社論，那標題火辣辣的：《質問國民黨》。這篇社論後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人們方知乃毛澤東手筆。
一開頭，毛澤東便指出；“近月以來，中國抗日陣營內部，發生了一個很不正常很駭怪的事實，這就是中國國民黨領導的許多黨政軍機關發動了一個破壞團結的運動。這個運動是以反對共產黨的姿態出現，而其實際，則是反對中華民族和反對中國人民的。”
緊接著，毛澤東便提到了國民黨中央通訊社那條電訊。毛澤東批駁道：“我們親愛的國民黨先生們，你們在第三國際解散之後所忙得不可開交的，單單就在於圖謀‘解散’共產黨，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幹漢奸黨和日本黨。這是什麽緣故呢？當你們指使張滌非寫電文時，何以不於要求解散共產黨之外，附帶說一句還有漢奸黨和日本黨也值得解散呢？”“難道你們以為共產黨太多了嗎？全中國境內共產黨隻有一個，國民黨卻有兩個，究竟誰是多了的呢？”
毛澤東對“國民黨先生們”如此進言道：“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兩個故事，是有道理的。你們應該和我們一道去把日本占領的地方統一起來，把鬼子趕出去才是正經，何必急忙忙地要來’統一這塊巴掌大的邊區呢？大好河山，淪於敵手，你們不急，你們不忙，而卻急於進攻邊區，忙於打倒共產黨，可痛也夫！可恥也夫！”
毛澤東對“國民黨先生們”進行了一係列質問。最後，毛澤東的筆鋒直指蔣介石。
毛澤東寫道：“正式向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請你下令把胡宗南的軍隊撤回河防，請你取締中央社，並懲辦漢奸張滌非。”
毛澤東抓住中央社那麽一條消息，抓住了張滌非，做了那麽一篇大文章！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引起一番風波
毛澤東緊接著又部署新的輿論反攻——批判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
據陳伯達對筆者談及，那時他正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毛澤東忽然找他和幾位“秀才”說：“蔣介石給你們出題目了，叫你們做文章呢！”
於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陳伯達、範文瀾、艾思奇、齊燕銘也就分頭著手寫文章。
陳伯達花了三天三夜，寫出了《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原擬作為《解放日報》社論發表。毛澤東審閱了全文，改標題為《評〈中國之命運〉》，這樣既簡練，又稍稍照顧了蔣介石的麵子；另外，改署陳伯達個人的名字。
據陳伯達回憶，文章開頭一段，是毛澤東親筆所加：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還未出版的時候，重慶官方刊物即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聖擔任校對的。許多人都覺得奇怪：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什麽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漢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衛千絲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難道國民黨中真的如此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後，陶希聖又寫了一篇歌頌此書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為什麽中央周刊這樣器重陶希聖的文章？難道蒜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聖的文章去傳布不成？總之，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毛澤東加了這一段話，一開始便點出陶希聖為蔣介石捉刀之事，再點明陶希聖的身份，貶了《中國之命運》。這種“毛澤東筆法”，頗為辛辣。這跟他抓住張滌非，來了個《質問國民黨》是一樣的。
陶希聖原名匯曾，筆名方峻峰，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係，在北京大學等校擔任過教授。他曾跟隨汪精衛逃離重慶，並在“汪記”國民黨裏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後來，他與汪精衛產生矛盾，於1940年1月，與高宗武一起逃到香港，揭露了汪日密約。1942年初，他回到重慶，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五組組長、《中央日報》總主筆。
陳伯達的文章，於7月21日刊於延安《解放日報》。當天，中共中央宣傳部便發出《關於廣泛印發〈評《中國之命運》〉的通知》，全文如下：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並轉各區黨委：
陳伯達同誌《評〈中國之命運〉》一文，本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並廣播兩次。
各地收到後，除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即印成小冊子（校對勿錯），使黨政軍民幹部一切能讀者每人得一本（陝甘寧邊區印一萬七千本），並公開發賣。一切幹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應設法在重慶、桂林等地密印密發。華中局應在上海密印密發。其他各根據地應散發到淪陷區人民中去。一切地方應注意散發到國民黨軍隊中去。應乘此機會作一次對黨內黨外的廣大宣傳，切勿放過此種機會。
中央宣傳部
國民黨的中宣部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列為“必讀之課本”，中共的中宣部則把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列為“必修之教本”，兩個中宣部在那裏唱對台戲。
同日，毛澤東在致重慶董必武的電報中，指出：“本日公布陳伯達駁斥蔣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以便在中國人民麵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係，並鞏固我黨自己和影響美英各國，各小黨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麵。”
這麽一來，蔣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很快被打下去。這一回，國共雙方不是在戰場上較量，卻是在打“宣傳戰”——蔣介石不能不輸毛澤東一籌！
值得順便提一筆的是，針對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中的“主題曲”，即“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延安《解放日報》在1943年8月25日刊載了針鋒相對的社論，題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
後來，有人由此編了一首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首歌唱開來了，連毛澤東和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也學會了，在家中唱了起來。毛澤東一聽，以為不妥，因為早在有了共產黨之前就有中國——顯然，“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存在語病。於是，毛澤東建議增加一個“新”字，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字之易，看得出毛澤東文筆之嚴謹。這首歌，迄今仍在中國大陸傳唱著，隻是已很少有人知道這首歌最初是從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論戰引起以及毛澤東過問這首歌……
雖說國共“宣傳戰”在報刊上“炮火連天”，毛澤東在7月13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卻很冷靜地表示：“保持國共一年和平，我黨即可能取得極有利地位。”
在1944年2月4日毛澤東致董必武的電報中，則稱：“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
這樣，國共關係在緊張了一陣子之後，又開始不好不壞、不冷不熱了……
蔣介石出席開羅“三巨頭”會議
1943年10月28日，對於蔣介石來說，是異常興奮的一天。
這天，蔣介石收到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電報，“祈極守秘密”。是什麽事如此秘密？宋美齡把電報譯給蔣介石聽：
莫斯科會議，至今進行甚速，極望其會議結果能有裨於各方，我正促成中、英、蘇、美同盟之團結。我尚不知斯大林能否與我相晤，但在任何情況下，我極望與閣下及丘吉爾能及早會晤於某處，時間為11月20日至25日之間。我想亞曆山大當為一良好地點……會議日期為三日。
這就是說，羅斯福要邀請蔣介石出席“四巨頭”會議。
羅斯福電報中所說的“莫斯科會議”，是指1943年10月19日，美、英、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中國外交部長沒有應邀出席。後來，根據羅斯福的提議，要發表《四強宣言》，邀請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出席並簽字。
羅斯福除了組織發表《四強宣言》外，又提議召開四強首腦會議，即“四巨頭”會議。於是，羅斯福給蔣介石發來了那份電報。
說實在的，那時的中國領土，大部分落人日本手中，稱中國為“強國”，把蔣介石列為“四巨頭”之一，有點名不副實。不過，也正因為這樣，收到羅斯福的邀請電，蔣介石才喜出望外。
羅斯福的電報中，特地提及了斯大林，不知斯大林是否願意出席“四巨頭”會議？
羅斯福的猜測不是多餘的。果真，斯大林不願出席“四巨頭”會議。其中的原因，是斯大林不願意跟蔣介石坐在一起開會。
是斯大林看不起蔣介石，或是由於中共的關係而不願跟蔣介石坐在一起？
其實，其中的原因和1942年12月蘇聯不願參加在重慶召開的聯合軍事會議一樣：蘇聯和日本在1941年4月簽訂了《中立條約》。斯大林不願與日本關係惡化，以免腹背受敵（日本和德國東西夾攻蘇聯）。這樣，斯大林不願跟蔣介石坐在一起，以免過分刺激日本。
於是，羅斯福隻得采取非常特殊又非常巧妙的辦法：他、丘吉爾先和蔣介石在開羅會談，然後，再由他、丘吉爾和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談。也就是說，把“四巨頭”會談拆成兩次不同的“三巨頭”會談，從而避免了斯大林和蔣介石坐在一起。
1943年11月17日，那位令蔣介石頭痛不已的參謀長史迪威從重慶飛往開羅。
翌日，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離開重慶飛往開羅。
開羅西南郊豪華的米那赫斯飯店，一下子成了貴賓雲集之處。飯店的總統房裏，分別住著羅斯福、丘吉爾和蔣介石，從窗口便可遠眺著名的胡夫金字塔。美、英、中三國高級官員們也住在這家飯店，以至於“浴室都緊張起來了”。四周，英國駐紮重兵保護。一門門高射炮，高翹著炮筒，日夜監視著天空。
這下子，蔣介石真的成了世界政壇巨頭，而宋美齡則以中國第一夫人的身份，以幹練的才華、優雅的風姿、嫻熟的英語，周旋於巨頭之間。蔣介石夫婦在開羅，正處於政治生涯的巔峰。
一幀曆史性的照片，成了開羅會議的縮影：羅斯福穿著深色西裝，卻敞著襯衫領子，沒有係領帶；丘吉爾一身白西裝，足蹬一雙白皮鞋，領帶係得整整齊齊；蔣介石一身戎裝，戴白手套，拿著大蓋帽；宋美齡則一身黑旗袍，加一件白色短外套。
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在開羅，簽訂了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
羅斯福在和蔣介石的交談中，再三表示美國不希望陷入中國內戰的陷阱，要求蔣介石能與延安“共產黨人組成一個聯合政府”，以求聯合起來共同抗日。
蔣介石和宋美齡於11月27日離開開羅。翌日，羅斯福、丘吉爾便和斯大林在德黑蘭會晤。斯大林對《開羅宣言》表示同意。於是，12月1日，《開羅宣言》正式發表。
蔣介石從開羅歸來，春風滿麵。確實，開羅之行，不僅提高了蔣介石的國際地位，也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由此爭得“四強”之一的地位，為後來中國成為聯合國常務理事國打下了基礎。就這一點來說，蔣介石為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做了好事。
開羅會議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前夕召開的。進入1944年，世界形勢大變：
美國部隊在日本控製下的塞班島、菲律賓等登陸，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連連敗北。日本東條英機內閣不得不因戰爭失利而下台，繼任的小磯內閣也處於四麵楚歌之中。
英、美部隊於這年6月在法國北部諾曼底登陸，開辟了第二戰場。
8月25日，法國首都巴黎光複。
蘇軍則重創德軍，把他們趕出了國土，並長驅直人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南斯拉夫。9月蘇軍攻人德國。
在中國，日軍卻為了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在河南、湖南、廣西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即豫湘桂戰役爆發——這隻是日軍的垂死掙紮。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已是指日可待了。
不過，蔣介石跟史迪威的矛盾，卻日益白熱化。史迪威認為蔣介石這“花生”以及那“一籃子花生”都不行、太無能，中國軍隊必須由他全權指揮。蔣介石豈能容忍這美國佬如此放肆？！一個參謀長，怎麽可以不把統帥放在眼裏？！史迪威甚至在回國述職時對羅斯福總統說：“不管這‘花生’是否同意，假如不在中國的最高指揮權上做點文章，我們就白費勁了。”羅斯福總統對史迪威持支持態度，這使蔣介石極為不快。
其實，不光是史迪威如此，就連1944年6月來華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華來士也向羅斯福報告：“蔣充其量隻是一個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們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或政治力量。”
羅斯福再度重申了他在開羅會議時對蔣介石說過的態度，希望國共合作。羅斯福托華來士向蔣介石轉告：國共兩黨黨員終究都是中國人，是朋友。朋友之間總有可以商量的餘地。如果雙方不能夠一致，可以找一個朋友來調解。他可以“充當那個朋友”。
羅斯福的話，使蔣介石不悅。
羅斯福總統在1944年7月6日、9月18日，兩度給蔣介石發電報，告知他要把史迪威晉升為上將，而且“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揮下統率所有中國軍隊和美國軍隊”。
9月19日，在接到羅斯福的第二次電報時，史迪威在給他夫人的信中得意洋洋地寫道：“我用漁叉，對準小人物，猛地刺去，刺了個透心涼！”
蔣介石則在當天的日記中咬牙切齒地寫道：“實為餘平生最大之恥辱也。”
就在蔣介石和史迪威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美國總統的特使帕特裏克·赫爾利少將來到中國。
赫爾利支持蔣介石，促使羅斯福轉變了態度。1944年10月5日，羅斯福總統終於下達了召回史迪威的命令。
這下子，史迪威氣壞了。他罵羅斯福是“橡皮腿”——立場不穩。可是，已無濟於事，“花生”畢竟戰勝了他。
這下子，蔣介石興高采烈了。他稱這是羅斯福總統送給他的“雙十節”賀禮——自從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發辛亥革命，10月10日便被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蔣介石在1944年“雙十節”發表演說，強調了抗戰即將勝利，暗示要著手反共。
毛澤東當即予以反駁。翌日，新華社發表評論《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乃是出自毛澤東的手筆。毛澤東猛烈地抨擊了蔣介石：
蔣介石的演說在積極方麵空洞無物，他沒有替中國人民所熱望的改善抗日陣線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極方麵，這篇演說卻充滿了危險性。蔣介石的態度越變越反常了，他堅決地反對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強烈地仇視中國共產黨，暗示了他所準備的反共內戰的借口。但是，蔣介石的這一切企圖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願意改變他自己的做法的話，他將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蔣介石說：“國民黨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義與責任義務，為組黨的精神。他絕不像其他黨派，用機巧權術，或殘忍陰謀，而以利害自私為結合的本能。”
蔣介石以為，“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於中國國民黨”。《中國之命運》還“迂回”攻擊“新式軍閥”、“新式割據”以及“奸黨”、“奸軍”等等。不言而喻，所謂“新式軍閥”、“新式割據”、“奸黨”、“奸軍”等指的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之命運》出版之後，成為國民黨統治區各機關、團體、軍隊、學校必須通讀的文件。人人要讀，人人要學。此書初版二十萬冊，不久，印至一百萬冊。
《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讀〈中國之命運〉》，對其作出高度評價：“這個大著已經指出了中國革命建國的南針，已經照耀了中國獨立自由的大道。”
三民主義青年團通過宣言，稱頌《中國之命運》是“我們革命建國的方向，以至個人修身立業的大道”。
《中國之命運》的出版，與國民黨關於共產國際解散所掀起的“解散中共”宣傳，匯成一股反共浪潮。
也就在這時，蔣介石要胡宗南調集了四五十萬軍隊，分兵九路，打算以閃電的速度進攻延安。
7月7日，原本是中國抗戰的紀念日。然而1943年的“七七”，國民黨部隊卻炮擊陝甘寧邊區關中軍分區，打響了內戰的炮聲。
蔣介石掀起了抗戰以來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國共關係，又驟然吃緊了。
毛澤東決定予以反擊，以防皖南事變重演。
7月9日，延安三萬人集會，發表通電，向全國呼籲製止內戰。朱德、劉少奇出席了大會。大抵考慮到給國共關係留點餘地，毛澤東沒有出席大會。
畢竟蔣介石吃過皖南事變那國內外一片譴責聲的苦頭，一聽延安的浩大聲勢，蔣介石懾於輿論壓力，於7月10日下令胡宗南部隊停止行動。
7月13日，毛澤東在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寫道：“我宣傳閃擊已收效……使蔣害怕不得不改變計劃。”
也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極為巧妙地抓住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所發的一條小小的電訊，大做文章，進行回擊。
那是在7月6日，新華社在重慶發出一條這樣的電訊：
[新華社重慶6日電]此間國民黨機關中央通訊社於七七紀念前夕，發表了一個破壞團結的新聞，該新聞稱：“西安各文化團體曾於第三國際解散後舉行座談會，討論國際形勢，並經決議聯名電延安毛澤東先生，促其自覺，及時解散共黨組織，放棄邊區割據。”電文已於6日發出。
同日新華社又發一電訊，詳述西安“新聞”：
[新華社西安6日電]確息，6月12日西安勞動營訓導處長、複興社特務頭子張滌非，召集西安文化團體開座談會，張滌非主席宣布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事打擊中共之必要，並提議打電報給毛澤東。張特務頭子當從衣袋內取出其預製之電文，內容首述第一次歐戰第二國際解散，第二次歐戰第三國際解散，證明馬列主義“破產”。次述第三國際解散為加強盟國團結，中共應解散以加強中國的團結。到會者懾於特務威風，不敢說話。當由張滌非說道，此稿應即送有關各機關簽名，五天內不答複者即為默認，有增刪意見者可以注明，以便最後修改拍出。此次偽造民意會議，共開十分鍾。被邀者三十餘團體，但到會者隻有九人，其中有秦鳳日報、華北新聞、工商報、三青團讀者導報、圖書審查會各一人。此外有李翼燕、王季高、李庵等人，均係“CC”特務頭子。
延安《解放日報》在7月8日刊載了以上兩條消息，加上了大標題《特務機關破壞團結假造民意竟敢提出“解散共產黨交出邊區”》。
7月12日，延安《解放日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發表了重要社論，那標題火辣辣的：《質問國民黨》。這篇社論後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人們方知乃毛澤東手筆。
一開頭，毛澤東便指出；“近月以來，中國抗日陣營內部，發生了一個很不正常很駭怪的事實，這就是中國國民黨領導的許多黨政軍機關發動了一個破壞團結的運動。這個運動是以反對共產黨的姿態出現，而其實際，則是反對中華民族和反對中國人民的。”
緊接著，毛澤東便提到了國民黨中央通訊社那條電訊。毛澤東批駁道：“我們親愛的國民黨先生們，你們在第三國際解散之後所忙得不可開交的，單單就在於圖謀‘解散’共產黨，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幹漢奸黨和日本黨。這是什麽緣故呢？當你們指使張滌非寫電文時，何以不於要求解散共產黨之外，附帶說一句還有漢奸黨和日本黨也值得解散呢？”“難道你們以為共產黨太多了嗎？全中國境內共產黨隻有一個，國民黨卻有兩個，究竟誰是多了的呢？”
毛澤東對“國民黨先生們”如此進言道：“鷸蚌相持，漁人得利‘，’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兩個故事，是有道理的。你們應該和我們一道去把日本占領的地方統一起來，把鬼子趕出去才是正經，何必急忙忙地要來’統一這塊巴掌大的邊區呢？大好河山，淪於敵手，你們不急，你們不忙，而卻急於進攻邊區，忙於打倒共產黨，可痛也夫！可恥也夫！”
毛澤東對“國民黨先生們”進行了一係列質問。最後，毛澤東的筆鋒直指蔣介石。
毛澤東寫道：“正式向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請你下令把胡宗南的軍隊撤回河防，請你取締中央社，並懲辦漢奸張滌非。”
毛澤東抓住中央社那麽一條消息，抓住了張滌非，做了那麽一篇大文章！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引起一番風波
毛澤東緊接著又部署新的輿論反攻——批判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
據陳伯達對筆者談及，那時他正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毛澤東忽然找他和幾位“秀才”說：“蔣介石給你們出題目了，叫你們做文章呢！”
於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陳伯達、範文瀾、艾思奇、齊燕銘也就分頭著手寫文章。
陳伯達花了三天三夜，寫出了《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原擬作為《解放日報》社論發表。毛澤東審閱了全文，改標題為《評〈中國之命運〉》，這樣既簡練，又稍稍照顧了蔣介石的麵子；另外，改署陳伯達個人的名字。
據陳伯達回憶，文章開頭一段，是毛澤東親筆所加：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還未出版的時候，重慶官方刊物即傳出一個消息：該書是由陶希聖擔任校對的。許多人都覺得奇怪：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什麽要讓自己的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漢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衛千絲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難道國民黨中真的如此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後，陶希聖又寫了一篇歌頌此書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為什麽中央周刊這樣器重陶希聖的文章？難道蒜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聖的文章去傳布不成？總之，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毛澤東加了這一段話，一開始便點出陶希聖為蔣介石捉刀之事，再點明陶希聖的身份，貶了《中國之命運》。這種“毛澤東筆法”，頗為辛辣。這跟他抓住張滌非，來了個《質問國民黨》是一樣的。
陶希聖原名匯曾，筆名方峻峰，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係，在北京大學等校擔任過教授。他曾跟隨汪精衛逃離重慶，並在“汪記”國民黨裏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後來，他與汪精衛產生矛盾，於1940年1月，與高宗武一起逃到香港，揭露了汪日密約。1942年初，他回到重慶，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五組組長、《中央日報》總主筆。
陳伯達的文章，於7月21日刊於延安《解放日報》。當天，中共中央宣傳部便發出《關於廣泛印發〈評《中國之命運》〉的通知》，全文如下：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並轉各區黨委：
陳伯達同誌《評〈中國之命運〉》一文，本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並廣播兩次。
各地收到後，除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即印成小冊子（校對勿錯），使黨政軍民幹部一切能讀者每人得一本（陝甘寧邊區印一萬七千本），並公開發賣。一切幹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應設法在重慶、桂林等地密印密發。華中局應在上海密印密發。其他各根據地應散發到淪陷區人民中去。一切地方應注意散發到國民黨軍隊中去。應乘此機會作一次對黨內黨外的廣大宣傳，切勿放過此種機會。
中央宣傳部
國民黨的中宣部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列為“必讀之課本”，中共的中宣部則把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列為“必修之教本”，兩個中宣部在那裏唱對台戲。
同日，毛澤東在致重慶董必武的電報中，指出：“本日公布陳伯達駁斥蔣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以便在中國人民麵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係，並鞏固我黨自己和影響美英各國，各小黨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麵。”
這麽一來，蔣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很快被打下去。這一回，國共雙方不是在戰場上較量，卻是在打“宣傳戰”——蔣介石不能不輸毛澤東一籌！
值得順便提一筆的是，針對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中的“主題曲”，即“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延安《解放日報》在1943年8月25日刊載了針鋒相對的社論，題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
後來，有人由此編了一首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首歌唱開來了，連毛澤東和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也學會了，在家中唱了起來。毛澤東一聽，以為不妥，因為早在有了共產黨之前就有中國——顯然，“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存在語病。於是，毛澤東建議增加一個“新”字，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字之易，看得出毛澤東文筆之嚴謹。這首歌，迄今仍在中國大陸傳唱著，隻是已很少有人知道這首歌最初是從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論戰引起以及毛澤東過問這首歌……
雖說國共“宣傳戰”在報刊上“炮火連天”，毛澤東在7月13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卻很冷靜地表示：“保持國共一年和平，我黨即可能取得極有利地位。”
在1944年2月4日毛澤東致董必武的電報中，則稱：“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
這樣，國共關係在緊張了一陣子之後，又開始不好不壞、不冷不熱了……
蔣介石出席開羅“三巨頭”會議
1943年10月28日，對於蔣介石來說，是異常興奮的一天。
這天，蔣介石收到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電報，“祈極守秘密”。是什麽事如此秘密？宋美齡把電報譯給蔣介石聽：
莫斯科會議，至今進行甚速，極望其會議結果能有裨於各方，我正促成中、英、蘇、美同盟之團結。我尚不知斯大林能否與我相晤，但在任何情況下，我極望與閣下及丘吉爾能及早會晤於某處，時間為11月20日至25日之間。我想亞曆山大當為一良好地點……會議日期為三日。
這就是說，羅斯福要邀請蔣介石出席“四巨頭”會議。
羅斯福電報中所說的“莫斯科會議”，是指1943年10月19日，美、英、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中國外交部長沒有應邀出席。後來，根據羅斯福的提議，要發表《四強宣言》，邀請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出席並簽字。
羅斯福除了組織發表《四強宣言》外，又提議召開四強首腦會議，即“四巨頭”會議。於是，羅斯福給蔣介石發來了那份電報。
說實在的，那時的中國領土，大部分落人日本手中，稱中國為“強國”，把蔣介石列為“四巨頭”之一，有點名不副實。不過，也正因為這樣，收到羅斯福的邀請電，蔣介石才喜出望外。
羅斯福的電報中，特地提及了斯大林，不知斯大林是否願意出席“四巨頭”會議？
羅斯福的猜測不是多餘的。果真，斯大林不願出席“四巨頭”會議。其中的原因，是斯大林不願意跟蔣介石坐在一起開會。
是斯大林看不起蔣介石，或是由於中共的關係而不願跟蔣介石坐在一起？
其實，其中的原因和1942年12月蘇聯不願參加在重慶召開的聯合軍事會議一樣：蘇聯和日本在1941年4月簽訂了《中立條約》。斯大林不願與日本關係惡化，以免腹背受敵（日本和德國東西夾攻蘇聯）。這樣，斯大林不願跟蔣介石坐在一起，以免過分刺激日本。
於是，羅斯福隻得采取非常特殊又非常巧妙的辦法：他、丘吉爾先和蔣介石在開羅會談，然後，再由他、丘吉爾和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談。也就是說，把“四巨頭”會談拆成兩次不同的“三巨頭”會談，從而避免了斯大林和蔣介石坐在一起。
1943年11月17日，那位令蔣介石頭痛不已的參謀長史迪威從重慶飛往開羅。
翌日，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離開重慶飛往開羅。
開羅西南郊豪華的米那赫斯飯店，一下子成了貴賓雲集之處。飯店的總統房裏，分別住著羅斯福、丘吉爾和蔣介石，從窗口便可遠眺著名的胡夫金字塔。美、英、中三國高級官員們也住在這家飯店，以至於“浴室都緊張起來了”。四周，英國駐紮重兵保護。一門門高射炮，高翹著炮筒，日夜監視著天空。
這下子，蔣介石真的成了世界政壇巨頭，而宋美齡則以中國第一夫人的身份，以幹練的才華、優雅的風姿、嫻熟的英語，周旋於巨頭之間。蔣介石夫婦在開羅，正處於政治生涯的巔峰。
一幀曆史性的照片，成了開羅會議的縮影：羅斯福穿著深色西裝，卻敞著襯衫領子，沒有係領帶；丘吉爾一身白西裝，足蹬一雙白皮鞋，領帶係得整整齊齊；蔣介石一身戎裝，戴白手套，拿著大蓋帽；宋美齡則一身黑旗袍，加一件白色短外套。
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在開羅，簽訂了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
羅斯福在和蔣介石的交談中，再三表示美國不希望陷入中國內戰的陷阱，要求蔣介石能與延安“共產黨人組成一個聯合政府”，以求聯合起來共同抗日。
蔣介石和宋美齡於11月27日離開開羅。翌日，羅斯福、丘吉爾便和斯大林在德黑蘭會晤。斯大林對《開羅宣言》表示同意。於是，12月1日，《開羅宣言》正式發表。
蔣介石從開羅歸來，春風滿麵。確實，開羅之行，不僅提高了蔣介石的國際地位，也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由此爭得“四強”之一的地位，為後來中國成為聯合國常務理事國打下了基礎。就這一點來說，蔣介石為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做了好事。
開羅會議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前夕召開的。進入1944年，世界形勢大變：
美國部隊在日本控製下的塞班島、菲律賓等登陸，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連連敗北。日本東條英機內閣不得不因戰爭失利而下台，繼任的小磯內閣也處於四麵楚歌之中。
英、美部隊於這年6月在法國北部諾曼底登陸，開辟了第二戰場。
8月25日，法國首都巴黎光複。
蘇軍則重創德軍，把他們趕出了國土，並長驅直人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南斯拉夫。9月蘇軍攻人德國。
在中國，日軍卻為了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在河南、湖南、廣西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即豫湘桂戰役爆發——這隻是日軍的垂死掙紮。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已是指日可待了。
不過，蔣介石跟史迪威的矛盾，卻日益白熱化。史迪威認為蔣介石這“花生”以及那“一籃子花生”都不行、太無能，中國軍隊必須由他全權指揮。蔣介石豈能容忍這美國佬如此放肆？！一個參謀長，怎麽可以不把統帥放在眼裏？！史迪威甚至在回國述職時對羅斯福總統說：“不管這‘花生’是否同意，假如不在中國的最高指揮權上做點文章，我們就白費勁了。”羅斯福總統對史迪威持支持態度，這使蔣介石極為不快。
其實，不光是史迪威如此，就連1944年6月來華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華來士也向羅斯福報告：“蔣充其量隻是一個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們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或政治力量。”
羅斯福再度重申了他在開羅會議時對蔣介石說過的態度，希望國共合作。羅斯福托華來士向蔣介石轉告：國共兩黨黨員終究都是中國人，是朋友。朋友之間總有可以商量的餘地。如果雙方不能夠一致，可以找一個朋友來調解。他可以“充當那個朋友”。
羅斯福的話，使蔣介石不悅。
羅斯福總統在1944年7月6日、9月18日，兩度給蔣介石發電報，告知他要把史迪威晉升為上將，而且“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揮下統率所有中國軍隊和美國軍隊”。
9月19日，在接到羅斯福的第二次電報時，史迪威在給他夫人的信中得意洋洋地寫道：“我用漁叉，對準小人物，猛地刺去，刺了個透心涼！”
蔣介石則在當天的日記中咬牙切齒地寫道：“實為餘平生最大之恥辱也。”
就在蔣介石和史迪威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美國總統的特使帕特裏克·赫爾利少將來到中國。
赫爾利支持蔣介石，促使羅斯福轉變了態度。1944年10月5日，羅斯福總統終於下達了召回史迪威的命令。
這下子，史迪威氣壞了。他罵羅斯福是“橡皮腿”——立場不穩。可是，已無濟於事，“花生”畢竟戰勝了他。
這下子，蔣介石興高采烈了。他稱這是羅斯福總統送給他的“雙十節”賀禮——自從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發辛亥革命，10月10日便被定為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蔣介石在1944年“雙十節”發表演說，強調了抗戰即將勝利，暗示要著手反共。
毛澤東當即予以反駁。翌日，新華社發表評論《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乃是出自毛澤東的手筆。毛澤東猛烈地抨擊了蔣介石：
蔣介石的演說在積極方麵空洞無物，他沒有替中國人民所熱望的改善抗日陣線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極方麵，這篇演說卻充滿了危險性。蔣介石的態度越變越反常了，他堅決地反對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強烈地仇視中國共產黨，暗示了他所準備的反共內戰的借口。但是，蔣介石的這一切企圖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願意改變他自己的做法的話，他將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