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蔣介石想找台階下台
不過，即使國共關係近於冰點的時候，蔣介石和毛澤東都還保持著克製：蔣介石沒有借皖南事變繼續大打，毛澤東沒有借皖南事變大鬧。
國共雙方都麵臨著一個共同的外敵——日本。蔣介石要顧忌各方的批評，毛澤東要考慮大敵當前。國共大打，“漁翁”日本得利。這樣，國共雙方都下不了大分裂的決心。
毛澤東的反擊，隻是在政治上，在輿論上，大造聲勢，如毛澤東所言，“政治上取攻勢，軍事上暫時仍取守勢”。
蔣介石呢？也隻局限於新四軍，隻局限於說新四軍“違抗軍令”，這把火沒有燒到八路軍，沒有燒到整個中共。
毛澤東在1月25日致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的電報中，便作出這樣“有節”的策略規定：“蔣現尚未提及八路與中共，故我們亦不提及整個國民黨及中央軍，八路及中共人員亦不公開出麵，看蔣怎樣來，我們便怎樣去，在這點上我們仍是防禦的。”
1月28日，毛澤東在黨內指示文件中，又提醒給蔣介石留點“麵子”。毛澤東寫道：“唯在蔣沒有宣布全部破裂時（宣布八路及中共叛變），我們暫時不公開提出反蔣口號，而以當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蔣介石的名字……”
正是由於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在互相指責中保持了克製，使國共關係瀕於大破裂的局麵，終於得以挽回。
最使蔣介石尷尬的是，就在他的“一·一七命令”發布之後，日軍居然便在24日把蔣介石的湯恩伯部隊十五萬人包圍於平漢鐵路以東！這表明，蔣介石一旦與毛澤東大決裂，日本便會大舉進攻！
日本陸相東條英機在30日發表講話，聲稱：“蔣政權內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戰，但日本決不能依賴國共糾紛，而是要依賴自己的力量來解決中國事件。”
日本的態度，也使蔣介石不能不考慮和中共重新和好。
不過，國共關係從冰點漸漸升溫，要有一個過程。最初，雙方都別別扭扭，冷冷淡淡，圓睜怒眼，板著麵孔。
周恩來在這陰晦寒冷的時刻，機警地指出：蔣介石一下子下不了台，正在尋找台階……
毛澤東也很清楚時局的轉變。他在2月14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作出判斷：“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國內外）。”“目前形勢是有了變化的，1月17日以前，他是進攻的，我是防禦的；17日以後反過來了，他已處於防禦地位，我之最大勝利在此。”“反共不會變，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國共是僵局（如陳布雷所說），但時間不會久，敵大舉進攻之日，即僵局變化之時……”
真是尷尬人偏遇尷尬事。蔣介石正在找台階下台之際，碰上了棘手的難題：早在皖南事變前十來天，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名單公布了。其中，中共參政員依然是毛澤東等七人。同時還公布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將在1941年3月1日開幕。眼下，3月1日逐漸臨近，而中共卻表示如果蔣介石不接受“十二條”，他們就不出席會議。蔣介石本來是以國民參政會來裝潢民主的，中共不出席會議，理所當然使蔣介石尷尬不堪。
中共的“十二條”，早在1月2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中，就明明白白地開列了：
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
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並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
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人；
四、恢複葉挺自由，繼續充當新四軍軍長；
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
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
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
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
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
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
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
十二、逮捕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顯而易見，毛澤東所開列的這十二條，是蔣介石所萬萬不能接受的。
其實，毛澤東心裏也很明白，蔣介石是不可能接受這十二條的。毛澤東在2月24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說了一些頗為微妙的話：“用蔣介石的手破了一條缺口的國共關係，隻有用我們的手才能縫好，我們的手即政治攻勢，即十二條，除此再無別的妙法。”“我們目的，不在蔣承認十二條或十二條之一部分，他是不會承認的（當然對黨內外群眾都不如此說，仍是要求蔣承認），而在於以攻勢打退攻勢。”“對於一個強力進攻者把他打到防禦地位，使他不再進攻了，國共好轉的可能性就有了。”
這就是說，在毛澤東看來，他的“十二條”，乃是一種“政治攻勢”。
毛澤東索性把這“政治攻勢”鬧大：讓周恩來以中共七參政員的名義，把這十二條幹脆送交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傑，要求國民參政會加以討論！周恩來還說明，在這十二條未得裁奪之前，中共參政員礙難出席會議！
在這一“政治攻勢”麵前，蔣介石顯得被動。雖說蔣介石想約周恩來一談，但聖誕節的那次談話猶在耳邊……
於是，蔣介石隻好請國共談判的元老張衝出馬。
毛澤東在參政會得了大麵子
張衝是周恩來的老朋友了。在反反複複的國共談判中，他們建立了友誼。
張衝在2月19日、20日兩天，來見周恩來，並不斷給周恩來打電話、寫信，請求周恩來暫且撤回給王世傑的公函，以便給蔣介石一點麵子，並由他從中安排周恩來和蔣介石見麵。
張衝對周恩來說：“蔣是吃軟不吃硬的，結果必致翻臉。”
周恩來答日：“反正已經半翻臉了。下一步不過是下討伐令，全國清黨！至於見蔣，必不能得出什麽結果。”
周恩來拒絕見蔣介石，使正在尋找台階的蔣介石失去了台階。
可是，國民參政會的開幕日子已迫在眉睫。蔣介石顯得十分焦急。
無可奈何，2月25日，張衝隻得在早晨急急拜晤周恩來，一口氣談了三個小時。
當天，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這樣描述：
我堅決告他，七參政員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說：為了國家計，他跪下都可以。我說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在新四軍問題後，政治壓迫，軍事進攻，我們確無讓步可能。張說：一朝中總有秦檜、嶽飛，我們是忠，他們是奸；我們要顧大局，他們是不顧大局的……彼此僵了三小時……張之唯一的要求，是出席參政會。
張衝差一點給周恩來跪下來了，還是不行。
周恩來搖頭，實際上是毛澤東在搖頭；周恩來不鬆口，實際上是毛澤東不鬆口。
張衝要跪下，實際上是蔣介石要跪下；張衝求饒，實際上是蔣介石求饒。
翌日，張衝又來。顯然，他又奉蔣介石新的指令而來。
果真，張衝降低了條件，說；“七位中共參政員不出席會議，可否請正在重慶的其中的兩位——董必武、鄧穎超出席會議。”
周思來依然搖頭，說道：“萬做不到。這樣做，將成為曆史上的滑稽劇！”
張衝又退了一步，說：“如果連董、鄧都不出席會議，那麽可否選毛澤東進入主席團名單？”
周恩來答曰：“這豈不成了單相思！”
張衝再退一步：“那就在董、鄧兩人之中，去一個人出席會議也好。”
周恩來挖苦道：“國民黨請客，被請者是‘奸黨’，而且還要‘奸黨’去捧場，豈有此理！”
張衝連忙解釋說：“罵你們是‘奸黨’的人，不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說話的。”
張衝所說的中央也就是蔣介石。張衝也請周恩來轉告他的中央，亦即毛澤東。
周恩來答道：“一切談判，我都報告中央的。中央說，中共參政員出席會議的希望是決不會有的。”
即便是周恩來如此嚴詞拒絕，蔣介石在第二天還是說：“參政會開會，中共參政員必不可少。”
蔣介石派張衝“三請”周恩來，周恩來仍拒見蔣介石！
蔣介石無可奈何，又派兩批特使，前去動員董必武、鄧穎超出席會議，依然無效。蔣介石明白，毛澤東是以中共參政員拒不出席來表示對皖南事變的抗議。也正因為如此，他千方百計要拉中共參政員出席會議。
會議開幕的前一天，蔣介石的侍從室，不斷給王世傑打電話，探聽消息，詢問中共參政員是否出席會議。
3月1日上午，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在重慶開幕。當天，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這樣寫及中共的勝利：
此次參政會我們得了大麵子，收了大影響。蔣親提主席名單，昨夜今朝連續派兩批特使迎董、鄧，一百多國民黨員鴉雀無聲，任各小黨派代表提議，最後延期一天，蔣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樣，無精打采地講話。全重慶全中國金世界在關心著、打聽著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著團結的人是共黨中央。毛同誌的威信，在兩個參政員及我們的態度上表現出來了。
也就在這份電報中，周恩來罵蔣介石為“大流氓”：“如出席，太便宜這個大流氓！”
當然，毛澤東這一著棋，使蔣介石嚐到了皖南事變的苦果。3月6日，蔣介石在會上作了《中共七參政員不出席參政會之說明》的長篇報告。這是他出於無奈，不得不對毛澤東提出的“十二條”作出正麵答複。蔣介石對毛澤東的“十二條”作出分析：“綜觀他的內容，大概可分為‘軍事’、‘政治’與‘黨派’三部分。”蔣介石逐一進行答複。
這樣，毛澤東的“十二條”、中共的立場，也就廣為人知了。
關於中共，蔣介石稱之為“在野黨”。他說：“就黨派來說現在國內黨派，由於曆史演進的結果，事實雖有執政黨與在野黨之分，以及各黨大小與曆史久暫之不同，但其精神是一律平等，尤其在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之內，更應該人人平等。”
照蔣介石這麽說，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區別，隻不過一個是執政黨，一個是在野黨，而兩黨是平等的。這等於完全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平等的地位，而不再以為中共是“共匪”了。
蔣介石在講話中，雖然指責了中共一番，但也不得不作出了保證：“以後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
蔣介石又一次呼籲，請毛澤東等中共七參政員出席會議。蔣介石說：“希望參政員諸君本著精誠團結，共同禦侮的精神，懇切向毛澤東、董必武等參政員勸勉，使中國共產黨能切實改變他過去的態度與行動，各中共參政員能在參政會內共聚一堂，精誠團結……”
也就在這一天，蔣介石以國民參政會名義，致電中共七位參政員，再一次敦促出席會議。
毛澤東當即在3月8日，以中共七位參政員的名義，致電國民參政會，回敬了蔣介石。毛澤東在電報中雖未指名道姓，卻尖銳地指責了蔣介石：“中共參政員，對於曆次參政會，無一次不出席，亦為諸先生所共見。唯獨本次參政會，則有礙難出席者在。蓋中共參政員，為政府所聘請，而最近政府對於中共，則幾視同仇敵，於其所領導之軍隊則殲滅之，於其黨員則捕殺之，於其報紙則扣禁之，尤以皖南事變及‘一·一七命令’，實為抗戰以來之巨變，其對國內團結，實有創巨痛深之影響。”
毛澤東還列舉了一係列事實，說明了不能赴會的原因：“新四軍被稱為叛軍矣，八路軍被稱為匪軍矣，共產黨被稱為奸黨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產黨，抗日與剿匪並重，剿匪不是內戰等等驚心動魄之口號，被正式之官府與正規之軍隊大書於牆壁矣。似此情形，若不改變，澤東等雖欲赴會，不獨於情難堪，於理無據，抑且於勢有所不能。”
蔣介石實在被動透了。在中共參政員拒不出席的情況之下，他還不得不選舉董必武為常駐參政員。
毛澤東笑謂蔣介石是“阿Q主義”！
蔣介石夫婦笑宴周恩來夫婦
國民參政會剛剛結束，蔣介石便說要約見周恩來——離那血肉橫飛的皖南事變不過兩個月！
這一回，毛澤東罵蔣介石為“大流氓”了！毛澤東在3月12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說：“蔣介石似非對我妥協一下不可。這個大流氓，實際是欺軟怕硬的。”
毛澤東可以說是摸透了蔣介石的脾氣。張衝稱蔣介石是“吃軟不吃硬”，其實蔣介石不是那麽回事。恰恰相反，如毛澤東所言，蔣介石是“欺軟怕硬”。毛澤東采取那麽強硬的態度，中共參政員拒不出席國民參政會，結果蔣介石反而軟了，反而要約見周恩來！
這一回，周恩來去了。為了緩和氣氛，宋美齡也出麵陪同。
那是在3月14日，蔣介石一見周恩來，打哈哈，說道：“兩月多未見麵，由於事忙，參政會前，因不便未見。”
由於翌日周恩來有一電報給毛澤東，匯報與蔣介石見麵的情況，所以如今可以從那份電報中查到蔣介石的原話。
周恩來寫道：“蔣談話目的在和緩對立空氣，粉飾表麵。”
蔣介石說：“現在開完會，可以談談。”
蔣介石問起了毛澤東，向周恩來打聽毛澤東的意圖。周恩來寫道：“（蔣）問延安有否電來，我答沒有。他要我電延，問最近意見。我告他，問題總要解決才有辦法。”
然而，當周恩來一提起“新四軍事件”（即皖南事變），蔣介石便“置不答”。
於是，周恩來隻能就一些小問題跟蔣介石談談，諸如發軍餉、《新華日報》的發行等等。
周恩來問起了葉挺。他說：“聞葉希夷已到，我要見他。”
蔣介石即答：“尚未到。當去查。如到，可見他。”
話不投機，雙方敷衍著，冷冷地談了半個多小時就結束了。倒是宋美齡出麵，說是下星期請周恩來吃飯。
這樣，蔣介石總算跟周恩來見了麵。
周恩來在致毛澤東的電報中，如此估價蔣介石的這一次會見：“其法寶仍是壓、嚇、哄三字。壓已困難，嚇又無效，現在正走著哄字。”
在接到周恩來電報的當天，毛澤東便從延安複電。毛澤東並不完全同意周恩來的分析。毛澤東指出：“蔣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讓步以謀妥協之意，因國內外形勢不容許他不讓步。”
看來，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判斷，比周恩來更正確些。
十一天後——3月25日，宋美齡出麵宴請周恩來、鄧穎超，由蔣介石、賀耀祖、張衝作陪。既然是“夫人外交”，又是“餐桌談判”，氣氛自然輕鬆得多。一邊頻頻勸酒，一邊“討價還價”。論酒量，蔣介石根本不是周恩來的對手；論談判，蔣介石也略輸周恩來一籌。
周恩來剛剮離開宴席，便給毛澤東發電報：“今天見麵仍隻是表麵上的輕微緩和，實際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緩和的事。”不管怎麽說，這一回宴請，表明國共關係從大破裂的危險境地挽回了，從冰點開始回升了，從雨雪交加轉為陰天，從怒目圓睜到略帶微笑。
從此，皖南事變掀起的軒然大波，終於得以漸漸平複。
1941年5月8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寫了黨內指示文件《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毛澤東總結了蔣介石的手法，日“一打一拉”。毛澤東這樣刻畫蔣介石：“在反共方麵，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變和1月17日的命令那種地步，又不願意最後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
毛澤東指出，中共要用這樣的方針對付蔣介石的“一打一拉”：“我黨的方針，便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麵政策。”
毛澤東強調：“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既然要“以拉對拉”，蔣介石在“拉”中共了，毛澤東也就來了個“拉”蔣。
1941年6月12日，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葉劍英共同署名的一份中共內部文件，明確指出：“目前我黨方針是拉蔣抗戰。”
毛澤東在7月8日致劉少奇的電報中，則這樣概括蔣介石的方針和中共的對策：“乘機取利，製日製共，是蔣的方針。因此我們對蔣還是既不讓又不攻的方針。”成天跟蔣介石打交道，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剖析，可以說入木三分了。
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
蔣介石“拉”毛澤東，毛澤東“以拉對拉”，也“拉”蔣介石一把。國共關係也就在這你“拉”我“拉”之中，得以緩和。
不過，這時的國共關係，不冷也不熱，不好也不壞。
就在這時節，兩樁在淩晨發生的突然事件，改變了世界的格局：
一是1941年6月22日淩晨4時，一百九十個師、三千七百多輛坦克、四千九百多架飛機、一百九十多艘艦艇，趁著人們正在酣睡的時刻，突然朝蘇聯撲來。一個半小時之後，即清晨5時半，德國駐蘇聯大使這才在莫斯科向蘇聯政府遞交了宣戰書……
二是1941年12月7日淩晨，大批日本飛機突然飛臨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主要海空軍基地珍珠港，擊毀擊傷美機二百六十多架、美艦十八艘。翌日，美國對日本宣戰。同日，英國對日本宣戰。
這兩樁發生在淩晨的“不宣而戰”的事件，導致德國、日本、意大利和美國、英國、蘇聯的公開對抗。既然中國是日本的敵國，中國也就成了美、英、蘇的盟友。
12月8日淩晨，正在重慶郊區黃山鄉別墅的蔣介石接到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的電話，獲知日軍偷襲珍珠港，急急忙忙趕往重慶。上午8時，蔣介石召集國民黨中央常委特別會議。蔣介石說：“我國對日宣戰，已無問題，手續亦甚容易……”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自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麵爆發以來，已有四年半時間，日軍已經吞噬了中國的大部分國土，蔣介石政府尚未對日正式宣戰呢！直至此時，才發表正式文告，對日、德兩國宣戰，即《對日宣戰之文告》、《對德宣戰之文告》。
不過，蔣介石倒頗有頭腦，建議中、美、英、蘇四國在亞洲建立某種軍事同盟會議。當天下午，蔣介石召見美、英、蘇駐華大使高思、卡爾、潘友新，把宣戰書和建議書交給了他們。
美國總統羅斯福熱烈支持蔣介石的建議。美國正在與日本交戰，很希望能把日本的主要兵力拖在中國。英國首相丘吉爾也認為蔣介石的建議不錯。隻是斯大林稱正忙於對德作戰，尚顧不上東線的日本一一其實，那是因為蘇聯和日本在1941年4月簽訂了《中立條約》，日本答應不進犯西伯利亞一線。
既然是蔣介石建議，蔣介石也就充當東道主。12月23日，東亞聯合軍事會議在重慶召開。美國派出勃裏特少將、馬格魯德少將，英國派出韋維爾元帥、鄧尼思少將，中國派出何應欽、商震，會議由蔣介石主持。
這是蔣介石第一回主持重要的國際性會議，也是中國第一次以大國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
德、日、意三國，日“法西斯軸心國”。既然德、日、意三國結盟，那麽反對他們的國家勢必也要結盟。
由美、英、蘇、中四國領銜，1942年元旦，二十六個國家代表齊聚美國華盛頓，簽訂反對法西斯軸心國的《聯合國家宣言》，結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於是，這二十六個國家日“盟國”，又稱“反軸心國”。後來又有十九個國家加入這一統一戰線。
在簽署宣言時，四個領銜國放在最前麵。美國總統羅斯福所擬的草稿上，最初的四國順序是美、中、蘇、英，中國名列第二，後來才改成美、英、蘇、中。雖說這麽一來，中國名列第四，但不管怎麽排，蔣介石政府畢竟進入了“四強”之列，蔣介石也就進入了同盟國“四巨頭”之列，與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並列齊名了。蔣介石在國際上的聲望，猛然升高了。
1942年1月3日，是蔣介石終生難忘的日子。這天，盟國第一最高區域統帥部成立。這一統帥部之下設中國戰區，羅斯福提議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盟軍統帥部最高統帥。
中國戰區除中國外，還包括越南、泰國等。
蔣介石在這天的日記上，這麽寫道：
我國簽字於共同宣言，羅斯福總統特別對子文表示：歡迎中國列為四強之一。此言聞之，但有慚惶而已！
翌日，蔣介石電複羅斯福，表示“同意就斯職”，並決定設統帥部於重慶。為了表示對美國的感謝，蔣介石還致電正在美國的宋子文，洽請羅斯福遴選美國高級將領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
1月5日，蔣介石在重慶就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
蔣介石在他的《元月反省錄》中，以欣慰的筆調寫道：
二十六國共同宣言發表後，中、英、美、蘇四國已成為反侵略之中心，於是我國遂列為四強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後，越南、泰國亦劃入本區內。國家之聲譽及地位，實為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虛名之害，能不戒懼乎哉？
不久，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派出了他的好友、陸軍中將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盟軍統帥部參謀長。
自從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蔣介石對於抗日也就變得積極。他以駐雲南的國民革命軍第五、第六、第六十六三個軍，組成遠征軍，開赴緬甸，協助英軍抗日。這在國民黨的作戰史上是空前的。
不過，蔣介石在與史迪威的合作中，卻常生芥蒂。
原本，羅斯福總統遴選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總參謀長，可謂最佳人選。史迪威比蔣介石年長五歲，高高的個子，一團頭發像一頂船形帽似的戴在頭上。他是美國佛羅裏達人，畢業於美國西點陸軍軍官學校，卻居然能講一口漢語，也認得中國的方塊字。他給中國士兵訓話時，會用漢語說起中國宋朝名將嶽飛如何抗擊入侵的金兵，也會講越王勾踐如何臥薪嚐膽，終於複仇的故事……
史迪威能夠成為“中國通”，是因為他早在1919年就來到中國，擔任駐華美軍的語言教官，特地取了“史迪威”這中文名字。他在中國幹了三年後回國，於1926年至1928年再度來華，擔任美軍駐天津第十五步兵團的營長。自1935年至1939年，他擔任美國駐華使館武官，對中國的抗戰極其熟悉。這一回，是他第四次奉派來華，身份更高了。他向蔣介石報到時，逐一說明了自己的多項職務：美國總統代表、駐華美軍司令官、中國戰區總參謀長……
這位史迪威將軍，天生傲慢，又天生尖刻。在蔣介石看來，他是統帥，史迪威不過是參謀長；在史迪威看來，他固然是參謀長，更是美國總統的代表。
史迪威要全權指揮那支在緬甸的國民黨遠征軍，蔣介石卻非要在重慶遙控指揮不可。史迪威罵蔣介石指揮無能，蔣介石則認為史迪威越權。史迪威見到蔣介石的光頭中間有一條棱，看上去像花生，便在背地裏稱蔣介石為“花生”，而把蔣介石手下那一大幫將領，稱之為“一籃子花生”……
不管史迪威怎麽奚落蔣介石，蔣介石畢竟是最高統帥。蔣介石向來就主張“三個一”。最高統帥的頭銜無疑大大提高了他作為中國最高領袖的聲譽。
宋美齡作為中國的“第一夫人”，於1942年11月飛抵美國。她在美國住了半年多。英語流利的她，擅長外交。她在美國奔走，呼籲支援中國抗日。她曾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美國報紙對她一片盛讚：“議員們被她的優雅風度、嫵媚和智慧迷住了！在議員們長達四分鍾的起立歡呼之後，她才開始講話……”
毛澤東以“感冒”為由第四次拒晤蔣介石
就在蔣介石就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之際，毛澤東於1月8日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我們方針是鞏固自己，沉機觀變。”
國共關係不好不壞，不冷不熱，相對穩定。蔣介石躍為國際領袖，毛澤東則在延安一邊“沉機觀變”，一邊“鞏固自己”。
毛澤東正是為了“鞏固自己”，在延安作了一係列報告，開展了著名的延安大整風：1941年5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1942年2月1日作《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8日作《反對黨八股》；1942年5月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的這一係列報告，強調要整頓中共的黨風、學風、文風，亦即整頓“蘭風”。
中共自1921年7月創建，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經曆了“一右三‘左’”的“左”搖右晃。自從遵義會議後確立了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名義上的中共總負責為張聞天）之後，忙於東征西戰，坐不下來。直至此時，毛澤東抓住了國共關係相對穩定之機，“鞏固自己”，開展延安整風，整頓思想、整頓組織、整頓軍隊、整頓文藝。對於中共而言，延安整風，使中共經曆了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毛澤東呢？他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把他的思想、理論係統化，形成了眾所周知的“毛澤東思想”。
就在國共關係平平穩穩的日子裏，忽然從蔣介石嘴裏傳出不平常的信息：他要邀請毛澤東去西安，在那裏跟他見麵！
屈指算來，這是蔣介石第四回邀請毛澤東了：頭一回，邀毛澤東到南京見麵；第二回，請毛澤東來武漢；第三回，約毛澤東赴西安；這一回，又是要約見毛澤東於西安。
蔣介石發出這一信號，是在1942年8月14日，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
蔣介石說起一個星期以後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約毛澤東先生一晤。請你速電延安。”
蔣介石說畢，又趕緊說道：“當然，如不便則不必，如不便則不必。”
蔣介石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為的是他知道毛澤東輕易不會離開延安的——前三回毛澤東不來，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周恩來當即電告毛澤東。周恩來以為，“在態度上看不出有何惡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測”。
蔣介石為什麽又邀毛澤東會麵呢？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在致周恩來的一份電報中，曾對抗戰以來的國共關係，作了總的分析：國內關係總是隨國際關係為轉移。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蘇芬戰爭及英美反蘇時期。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繼續存在、英美關係仍未好轉而軸心則成立三國同盟時期。自蘇德戰起，英美蘇關係好轉，直至今天，國共間即沒有大的衝突。這個時期，又分兩段，在英美蘇未訂具體同盟條約及滇緬路未斷以前，蔣的親蘇、和共決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後，他才下決心。
毛澤東提及的“滇緬路”，即雲南至緬甸的滇緬公路。當時，這是蔣介石的咽喉之路。因蔣介石偏居於西南一隅，英、美的軍用物資沿滇緬公路源源不斷運往重慶。4月29日，日占領了緬甸臘戍，切斷了滇緬公路，卡住了蔣介石的咽喉。雖說英美從此改為空運，但一則空運運量有限，二則飛機要飛越喜馬拉雅山，運輸十分困難。因此，蔣介石不得不倚重經蘇聯而來的陸路運輸。
親蘇必親共，蔣介石也就希冀改善與中共的關係。
這麽一來，國共關係要從不冷不熱轉熱，從不好不壞轉好，蔣介石也就向毛澤東遞上了橄欖枝。
蔣介石先是在7月21日約見周恩來，提出重開國共談判。毛澤東在7月31日致劉少奇的電報中，這樣談及國共關係的新趨勢：
最近恩來見蔣談得還好，蔣已重新指定張治中、劉為章和我們談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聯絡，蔣之聯絡參謀繼續來延安，都是好轉征兆，但不能求之過急。
這樣，正是在國共關係好轉之際，蔣介石提出了與毛澤東晤麵。
畢竟張學良的遭遇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周恩來深知毛澤東是不可能去西安見蔣介石的，於是，向中共中央提出兩種方案：
第一方案，毛澤東稱病，派林彪為代表到西安去見蔣介石；
第二方案，要求蔣介石帶周恩來去西安，周恩來再由西安飛延安，陪一位中共中央代表前來西安見蔣，這一代表可以是林彪或朱德。
在周恩來看來，第二方案，如派出的是朱德，蔣介石也許會同意。
毛澤東采用了第一方案，又兼及第二方案。
毛澤東要“稱病”，稱什麽病呢？這一時期，毛澤東身體不錯，不大生病。上一回，毛澤東沒有去武漢，稱的是牙病；這一回，毛澤東則稱感冒——雖說時值盛暑，似乎不大會感冒。
8月1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毛現患感冒，不能起程，擬派林彪同誌赴西安見蔣，請征蔣同意。如能征得蔣同意帶你至西安，你回延麵談一次，隨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見蔣則更好。”
據雲，這份電報是康生所擬，經毛澤東同意後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
周恩來接到電報後，即把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報的意思告訴蔣介石侍從室，讓其轉告蔣介石。
不過，毛澤東斟酌再三，以為蔣介石已經“三請”，此次還是以一見為好。何況當時蔣介石“看不出有何惡意”。於是，毛澤東在8月19日致電周恩來，改變了主意；“依目前形勢，我似應見蔣。”
毛澤東還告訴周恩來，他是否見蔣，中共中央還在研究之中，未作最後決定。
周恩來仍以為，蔣介石和毛澤東會麵的時機尚未成熟——再說“張學良第二”的可能性並非沒有，因為不久前的皖南事變記憶猶新。在收到毛澤東的電報後，周恩來於當天致電毛澤東：“最好林或朱先打開局麵，如蔣約林或朱隨其來渝，亦可答應，以便打開局麵，轉換空氣；一俟具體談判有眉目，你再來渝，便可見渠。”
毛澤東閱周恩來電報，還是以為以見蔣為好，“有益無害”。
毛澤東8月29日、9月3日兩度致電周恩來，與他切磋此事：“蔣到西安時，決先派林見蔣，然後我去見他。依目前國際國內大局，我去見蔣有益無害，俟林見蔣後即確定我去時間。”“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及蔣約見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係加以改善。這種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極大利益，哪怕具體問題一個也不解決也是值得的。蔣如約我到重慶參加10月參政會，我們應準備答應他。”“林彪準備在蔣電約後即動身去，我則在林去後再定去西安日期。”
周恩來反複考慮之後，於9月5日複一長電給中共中央書記處，詳陳己見。周恩來仍然以為：“見蔣時機尚未成熟。”
周恩來陳述了如下理由：
（一）蔣雖趨向政治解決，但他之所謂政治是要我們屈服，決非民主合作；
（二）蔣對我黨我軍的觀念仍為非合並即大部消滅；
（三）蔣對人的觀念仍包藏禍心（即打擊我黨領導，尤其對毛，西安事變後尚想毛、朱出洋，時至今日猶要葉挺太太勸葉悔過自新，吾屢次請回延不理，此次我在電答時提到願回延接林或朱出來亦不許），因此可說他對我黨我軍及民主觀念並無絲毫改變。
次之，在局勢方麵，並非對我有利：
（一）蔣對局勢的看法，一麵承認日寇有續攻中國可能，而英美一時無大力援華，且反內戰，但何（應欽）等卻看到蘇聯今日處境需要對華讓步，英美亦須中國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決西北及國內問題。
（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黨曆年主張的發展，而他卻認為由於蘇聯讓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
（三）毛出為謀改善根本關係，而蔣則利用此機會打擊地方和民主勢力，以陷我於孤立。
因此，蔣毛見麵的前途可能有兩個：一、表麵進行得很和諧，答應解決問題而散。
二、約毛來渝開參政會後，借口留毛長駐渝，不讓回延（此著萬不能不防）。若如此，於我損失太大。我們提議林出勿將話講死，看蔣的態度及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再定毛是否出來。
周恩來的電報，是打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由康生收下。
毛澤東見到周恩來這一電報，以為有理，遂打消了與蔣介石會晤的念頭。這樣，毛澤東第四次婉拒了蔣介石的會晤之邀。
不過，毛澤東在8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仍表示：林彪見蔣時，可表明“我極願見蔣”。毛澤東以為，“目前似已接近國共解決懸案”的“好時機”。
國共雙方都麵臨著一個共同的外敵——日本。蔣介石要顧忌各方的批評，毛澤東要考慮大敵當前。國共大打，“漁翁”日本得利。這樣，國共雙方都下不了大分裂的決心。
毛澤東的反擊，隻是在政治上，在輿論上，大造聲勢，如毛澤東所言，“政治上取攻勢，軍事上暫時仍取守勢”。
蔣介石呢？也隻局限於新四軍，隻局限於說新四軍“違抗軍令”，這把火沒有燒到八路軍，沒有燒到整個中共。
毛澤東在1月25日致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的電報中，便作出這樣“有節”的策略規定：“蔣現尚未提及八路與中共，故我們亦不提及整個國民黨及中央軍，八路及中共人員亦不公開出麵，看蔣怎樣來，我們便怎樣去，在這點上我們仍是防禦的。”
1月28日，毛澤東在黨內指示文件中，又提醒給蔣介石留點“麵子”。毛澤東寫道：“唯在蔣沒有宣布全部破裂時（宣布八路及中共叛變），我們暫時不公開提出反蔣口號，而以當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蔣介石的名字……”
正是由於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在互相指責中保持了克製，使國共關係瀕於大破裂的局麵，終於得以挽回。
最使蔣介石尷尬的是，就在他的“一·一七命令”發布之後，日軍居然便在24日把蔣介石的湯恩伯部隊十五萬人包圍於平漢鐵路以東！這表明，蔣介石一旦與毛澤東大決裂，日本便會大舉進攻！
日本陸相東條英機在30日發表講話，聲稱：“蔣政權內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戰，但日本決不能依賴國共糾紛，而是要依賴自己的力量來解決中國事件。”
日本的態度，也使蔣介石不能不考慮和中共重新和好。
不過，國共關係從冰點漸漸升溫，要有一個過程。最初，雙方都別別扭扭，冷冷淡淡，圓睜怒眼，板著麵孔。
周恩來在這陰晦寒冷的時刻，機警地指出：蔣介石一下子下不了台，正在尋找台階……
毛澤東也很清楚時局的轉變。他在2月14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作出判斷：“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國內外）。”“目前形勢是有了變化的，1月17日以前，他是進攻的，我是防禦的；17日以後反過來了，他已處於防禦地位，我之最大勝利在此。”“反共不會變，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國共是僵局（如陳布雷所說），但時間不會久，敵大舉進攻之日，即僵局變化之時……”
真是尷尬人偏遇尷尬事。蔣介石正在找台階下台之際，碰上了棘手的難題：早在皖南事變前十來天，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名單公布了。其中，中共參政員依然是毛澤東等七人。同時還公布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將在1941年3月1日開幕。眼下，3月1日逐漸臨近，而中共卻表示如果蔣介石不接受“十二條”，他們就不出席會議。蔣介石本來是以國民參政會來裝潢民主的，中共不出席會議，理所當然使蔣介石尷尬不堪。
中共的“十二條”，早在1月2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中，就明明白白地開列了：
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
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並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
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人；
四、恢複葉挺自由，繼續充當新四軍軍長；
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
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
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
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
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
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
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
十二、逮捕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顯而易見，毛澤東所開列的這十二條，是蔣介石所萬萬不能接受的。
其實，毛澤東心裏也很明白，蔣介石是不可能接受這十二條的。毛澤東在2月24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說了一些頗為微妙的話：“用蔣介石的手破了一條缺口的國共關係，隻有用我們的手才能縫好，我們的手即政治攻勢，即十二條，除此再無別的妙法。”“我們目的，不在蔣承認十二條或十二條之一部分，他是不會承認的（當然對黨內外群眾都不如此說，仍是要求蔣承認），而在於以攻勢打退攻勢。”“對於一個強力進攻者把他打到防禦地位，使他不再進攻了，國共好轉的可能性就有了。”
這就是說，在毛澤東看來，他的“十二條”，乃是一種“政治攻勢”。
毛澤東索性把這“政治攻勢”鬧大：讓周恩來以中共七參政員的名義，把這十二條幹脆送交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傑，要求國民參政會加以討論！周恩來還說明，在這十二條未得裁奪之前，中共參政員礙難出席會議！
在這一“政治攻勢”麵前，蔣介石顯得被動。雖說蔣介石想約周恩來一談，但聖誕節的那次談話猶在耳邊……
於是，蔣介石隻好請國共談判的元老張衝出馬。
毛澤東在參政會得了大麵子
張衝是周恩來的老朋友了。在反反複複的國共談判中，他們建立了友誼。
張衝在2月19日、20日兩天，來見周恩來，並不斷給周恩來打電話、寫信，請求周恩來暫且撤回給王世傑的公函，以便給蔣介石一點麵子，並由他從中安排周恩來和蔣介石見麵。
張衝對周恩來說：“蔣是吃軟不吃硬的，結果必致翻臉。”
周恩來答日：“反正已經半翻臉了。下一步不過是下討伐令，全國清黨！至於見蔣，必不能得出什麽結果。”
周恩來拒絕見蔣介石，使正在尋找台階的蔣介石失去了台階。
可是，國民參政會的開幕日子已迫在眉睫。蔣介石顯得十分焦急。
無可奈何，2月25日，張衝隻得在早晨急急拜晤周恩來，一口氣談了三個小時。
當天，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這樣描述：
我堅決告他，七參政員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說：為了國家計，他跪下都可以。我說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在新四軍問題後，政治壓迫，軍事進攻，我們確無讓步可能。張說：一朝中總有秦檜、嶽飛，我們是忠，他們是奸；我們要顧大局，他們是不顧大局的……彼此僵了三小時……張之唯一的要求，是出席參政會。
張衝差一點給周恩來跪下來了，還是不行。
周恩來搖頭，實際上是毛澤東在搖頭；周恩來不鬆口，實際上是毛澤東不鬆口。
張衝要跪下，實際上是蔣介石要跪下；張衝求饒，實際上是蔣介石求饒。
翌日，張衝又來。顯然，他又奉蔣介石新的指令而來。
果真，張衝降低了條件，說；“七位中共參政員不出席會議，可否請正在重慶的其中的兩位——董必武、鄧穎超出席會議。”
周思來依然搖頭，說道：“萬做不到。這樣做，將成為曆史上的滑稽劇！”
張衝又退了一步，說：“如果連董、鄧都不出席會議，那麽可否選毛澤東進入主席團名單？”
周恩來答曰：“這豈不成了單相思！”
張衝再退一步：“那就在董、鄧兩人之中，去一個人出席會議也好。”
周恩來挖苦道：“國民黨請客，被請者是‘奸黨’，而且還要‘奸黨’去捧場，豈有此理！”
張衝連忙解釋說：“罵你們是‘奸黨’的人，不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說話的。”
張衝所說的中央也就是蔣介石。張衝也請周恩來轉告他的中央，亦即毛澤東。
周恩來答道：“一切談判，我都報告中央的。中央說，中共參政員出席會議的希望是決不會有的。”
即便是周恩來如此嚴詞拒絕，蔣介石在第二天還是說：“參政會開會，中共參政員必不可少。”
蔣介石派張衝“三請”周恩來，周恩來仍拒見蔣介石！
蔣介石無可奈何，又派兩批特使，前去動員董必武、鄧穎超出席會議，依然無效。蔣介石明白，毛澤東是以中共參政員拒不出席來表示對皖南事變的抗議。也正因為如此，他千方百計要拉中共參政員出席會議。
會議開幕的前一天，蔣介石的侍從室，不斷給王世傑打電話，探聽消息，詢問中共參政員是否出席會議。
3月1日上午，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在重慶開幕。當天，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這樣寫及中共的勝利：
此次參政會我們得了大麵子，收了大影響。蔣親提主席名單，昨夜今朝連續派兩批特使迎董、鄧，一百多國民黨員鴉雀無聲，任各小黨派代表提議，最後延期一天，蔣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樣，無精打采地講話。全重慶全中國金世界在關心著、打聽著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著團結的人是共黨中央。毛同誌的威信，在兩個參政員及我們的態度上表現出來了。
也就在這份電報中，周恩來罵蔣介石為“大流氓”：“如出席，太便宜這個大流氓！”
當然，毛澤東這一著棋，使蔣介石嚐到了皖南事變的苦果。3月6日，蔣介石在會上作了《中共七參政員不出席參政會之說明》的長篇報告。這是他出於無奈，不得不對毛澤東提出的“十二條”作出正麵答複。蔣介石對毛澤東的“十二條”作出分析：“綜觀他的內容，大概可分為‘軍事’、‘政治’與‘黨派’三部分。”蔣介石逐一進行答複。
這樣，毛澤東的“十二條”、中共的立場，也就廣為人知了。
關於中共，蔣介石稱之為“在野黨”。他說：“就黨派來說現在國內黨派，由於曆史演進的結果，事實雖有執政黨與在野黨之分，以及各黨大小與曆史久暫之不同，但其精神是一律平等，尤其在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之內，更應該人人平等。”
照蔣介石這麽說，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區別，隻不過一個是執政黨，一個是在野黨，而兩黨是平等的。這等於完全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平等的地位，而不再以為中共是“共匪”了。
蔣介石在講話中，雖然指責了中共一番，但也不得不作出了保證：“以後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
蔣介石又一次呼籲，請毛澤東等中共七參政員出席會議。蔣介石說：“希望參政員諸君本著精誠團結，共同禦侮的精神，懇切向毛澤東、董必武等參政員勸勉，使中國共產黨能切實改變他過去的態度與行動，各中共參政員能在參政會內共聚一堂，精誠團結……”
也就在這一天，蔣介石以國民參政會名義，致電中共七位參政員，再一次敦促出席會議。
毛澤東當即在3月8日，以中共七位參政員的名義，致電國民參政會，回敬了蔣介石。毛澤東在電報中雖未指名道姓，卻尖銳地指責了蔣介石：“中共參政員，對於曆次參政會，無一次不出席，亦為諸先生所共見。唯獨本次參政會，則有礙難出席者在。蓋中共參政員，為政府所聘請，而最近政府對於中共，則幾視同仇敵，於其所領導之軍隊則殲滅之，於其黨員則捕殺之，於其報紙則扣禁之，尤以皖南事變及‘一·一七命令’，實為抗戰以來之巨變，其對國內團結，實有創巨痛深之影響。”
毛澤東還列舉了一係列事實，說明了不能赴會的原因：“新四軍被稱為叛軍矣，八路軍被稱為匪軍矣，共產黨被稱為奸黨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產黨，抗日與剿匪並重，剿匪不是內戰等等驚心動魄之口號，被正式之官府與正規之軍隊大書於牆壁矣。似此情形，若不改變，澤東等雖欲赴會，不獨於情難堪，於理無據，抑且於勢有所不能。”
蔣介石實在被動透了。在中共參政員拒不出席的情況之下，他還不得不選舉董必武為常駐參政員。
毛澤東笑謂蔣介石是“阿Q主義”！
蔣介石夫婦笑宴周恩來夫婦
國民參政會剛剛結束，蔣介石便說要約見周恩來——離那血肉橫飛的皖南事變不過兩個月！
這一回，毛澤東罵蔣介石為“大流氓”了！毛澤東在3月12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說：“蔣介石似非對我妥協一下不可。這個大流氓，實際是欺軟怕硬的。”
毛澤東可以說是摸透了蔣介石的脾氣。張衝稱蔣介石是“吃軟不吃硬”，其實蔣介石不是那麽回事。恰恰相反，如毛澤東所言，蔣介石是“欺軟怕硬”。毛澤東采取那麽強硬的態度，中共參政員拒不出席國民參政會，結果蔣介石反而軟了，反而要約見周恩來！
這一回，周恩來去了。為了緩和氣氛，宋美齡也出麵陪同。
那是在3月14日，蔣介石一見周恩來，打哈哈，說道：“兩月多未見麵，由於事忙，參政會前，因不便未見。”
由於翌日周恩來有一電報給毛澤東，匯報與蔣介石見麵的情況，所以如今可以從那份電報中查到蔣介石的原話。
周恩來寫道：“蔣談話目的在和緩對立空氣，粉飾表麵。”
蔣介石說：“現在開完會，可以談談。”
蔣介石問起了毛澤東，向周恩來打聽毛澤東的意圖。周恩來寫道：“（蔣）問延安有否電來，我答沒有。他要我電延，問最近意見。我告他，問題總要解決才有辦法。”
然而，當周恩來一提起“新四軍事件”（即皖南事變），蔣介石便“置不答”。
於是，周恩來隻能就一些小問題跟蔣介石談談，諸如發軍餉、《新華日報》的發行等等。
周恩來問起了葉挺。他說：“聞葉希夷已到，我要見他。”
蔣介石即答：“尚未到。當去查。如到，可見他。”
話不投機，雙方敷衍著，冷冷地談了半個多小時就結束了。倒是宋美齡出麵，說是下星期請周恩來吃飯。
這樣，蔣介石總算跟周恩來見了麵。
周恩來在致毛澤東的電報中，如此估價蔣介石的這一次會見：“其法寶仍是壓、嚇、哄三字。壓已困難，嚇又無效，現在正走著哄字。”
在接到周恩來電報的當天，毛澤東便從延安複電。毛澤東並不完全同意周恩來的分析。毛澤東指出：“蔣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讓步以謀妥協之意，因國內外形勢不容許他不讓步。”
看來，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判斷，比周恩來更正確些。
十一天後——3月25日，宋美齡出麵宴請周恩來、鄧穎超，由蔣介石、賀耀祖、張衝作陪。既然是“夫人外交”，又是“餐桌談判”，氣氛自然輕鬆得多。一邊頻頻勸酒，一邊“討價還價”。論酒量，蔣介石根本不是周恩來的對手；論談判，蔣介石也略輸周恩來一籌。
周恩來剛剮離開宴席，便給毛澤東發電報：“今天見麵仍隻是表麵上的輕微緩和，實際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緩和的事。”不管怎麽說，這一回宴請，表明國共關係從大破裂的危險境地挽回了，從冰點開始回升了，從雨雪交加轉為陰天，從怒目圓睜到略帶微笑。
從此，皖南事變掀起的軒然大波，終於得以漸漸平複。
1941年5月8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寫了黨內指示文件《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毛澤東總結了蔣介石的手法，日“一打一拉”。毛澤東這樣刻畫蔣介石：“在反共方麵，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變和1月17日的命令那種地步，又不願意最後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
毛澤東指出，中共要用這樣的方針對付蔣介石的“一打一拉”：“我黨的方針，便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麵政策。”
毛澤東強調：“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既然要“以拉對拉”，蔣介石在“拉”中共了，毛澤東也就來了個“拉”蔣。
1941年6月12日，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葉劍英共同署名的一份中共內部文件，明確指出：“目前我黨方針是拉蔣抗戰。”
毛澤東在7月8日致劉少奇的電報中，則這樣概括蔣介石的方針和中共的對策：“乘機取利，製日製共，是蔣的方針。因此我們對蔣還是既不讓又不攻的方針。”成天跟蔣介石打交道，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剖析，可以說入木三分了。
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
蔣介石“拉”毛澤東，毛澤東“以拉對拉”，也“拉”蔣介石一把。國共關係也就在這你“拉”我“拉”之中，得以緩和。
不過，這時的國共關係，不冷也不熱，不好也不壞。
就在這時節，兩樁在淩晨發生的突然事件，改變了世界的格局：
一是1941年6月22日淩晨4時，一百九十個師、三千七百多輛坦克、四千九百多架飛機、一百九十多艘艦艇，趁著人們正在酣睡的時刻，突然朝蘇聯撲來。一個半小時之後，即清晨5時半，德國駐蘇聯大使這才在莫斯科向蘇聯政府遞交了宣戰書……
二是1941年12月7日淩晨，大批日本飛機突然飛臨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主要海空軍基地珍珠港，擊毀擊傷美機二百六十多架、美艦十八艘。翌日，美國對日本宣戰。同日，英國對日本宣戰。
這兩樁發生在淩晨的“不宣而戰”的事件，導致德國、日本、意大利和美國、英國、蘇聯的公開對抗。既然中國是日本的敵國，中國也就成了美、英、蘇的盟友。
12月8日淩晨，正在重慶郊區黃山鄉別墅的蔣介石接到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的電話，獲知日軍偷襲珍珠港，急急忙忙趕往重慶。上午8時，蔣介石召集國民黨中央常委特別會議。蔣介石說：“我國對日宣戰，已無問題，手續亦甚容易……”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自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麵爆發以來，已有四年半時間，日軍已經吞噬了中國的大部分國土，蔣介石政府尚未對日正式宣戰呢！直至此時，才發表正式文告，對日、德兩國宣戰，即《對日宣戰之文告》、《對德宣戰之文告》。
不過，蔣介石倒頗有頭腦，建議中、美、英、蘇四國在亞洲建立某種軍事同盟會議。當天下午，蔣介石召見美、英、蘇駐華大使高思、卡爾、潘友新，把宣戰書和建議書交給了他們。
美國總統羅斯福熱烈支持蔣介石的建議。美國正在與日本交戰，很希望能把日本的主要兵力拖在中國。英國首相丘吉爾也認為蔣介石的建議不錯。隻是斯大林稱正忙於對德作戰，尚顧不上東線的日本一一其實，那是因為蘇聯和日本在1941年4月簽訂了《中立條約》，日本答應不進犯西伯利亞一線。
既然是蔣介石建議，蔣介石也就充當東道主。12月23日，東亞聯合軍事會議在重慶召開。美國派出勃裏特少將、馬格魯德少將，英國派出韋維爾元帥、鄧尼思少將，中國派出何應欽、商震，會議由蔣介石主持。
這是蔣介石第一回主持重要的國際性會議，也是中國第一次以大國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
德、日、意三國，日“法西斯軸心國”。既然德、日、意三國結盟，那麽反對他們的國家勢必也要結盟。
由美、英、蘇、中四國領銜，1942年元旦，二十六個國家代表齊聚美國華盛頓，簽訂反對法西斯軸心國的《聯合國家宣言》，結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於是，這二十六個國家日“盟國”，又稱“反軸心國”。後來又有十九個國家加入這一統一戰線。
在簽署宣言時，四個領銜國放在最前麵。美國總統羅斯福所擬的草稿上，最初的四國順序是美、中、蘇、英，中國名列第二，後來才改成美、英、蘇、中。雖說這麽一來，中國名列第四，但不管怎麽排，蔣介石政府畢竟進入了“四強”之列，蔣介石也就進入了同盟國“四巨頭”之列，與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並列齊名了。蔣介石在國際上的聲望，猛然升高了。
1942年1月3日，是蔣介石終生難忘的日子。這天，盟國第一最高區域統帥部成立。這一統帥部之下設中國戰區，羅斯福提議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盟軍統帥部最高統帥。
中國戰區除中國外，還包括越南、泰國等。
蔣介石在這天的日記上，這麽寫道：
我國簽字於共同宣言，羅斯福總統特別對子文表示：歡迎中國列為四強之一。此言聞之，但有慚惶而已！
翌日，蔣介石電複羅斯福，表示“同意就斯職”，並決定設統帥部於重慶。為了表示對美國的感謝，蔣介石還致電正在美國的宋子文，洽請羅斯福遴選美國高級將領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
1月5日，蔣介石在重慶就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
蔣介石在他的《元月反省錄》中，以欣慰的筆調寫道：
二十六國共同宣言發表後，中、英、美、蘇四國已成為反侵略之中心，於是我國遂列為四強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後，越南、泰國亦劃入本區內。國家之聲譽及地位，實為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虛名之害，能不戒懼乎哉？
不久，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派出了他的好友、陸軍中將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盟軍統帥部參謀長。
自從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蔣介石對於抗日也就變得積極。他以駐雲南的國民革命軍第五、第六、第六十六三個軍，組成遠征軍，開赴緬甸，協助英軍抗日。這在國民黨的作戰史上是空前的。
不過，蔣介石在與史迪威的合作中，卻常生芥蒂。
原本，羅斯福總統遴選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總參謀長，可謂最佳人選。史迪威比蔣介石年長五歲，高高的個子，一團頭發像一頂船形帽似的戴在頭上。他是美國佛羅裏達人，畢業於美國西點陸軍軍官學校，卻居然能講一口漢語，也認得中國的方塊字。他給中國士兵訓話時，會用漢語說起中國宋朝名將嶽飛如何抗擊入侵的金兵，也會講越王勾踐如何臥薪嚐膽，終於複仇的故事……
史迪威能夠成為“中國通”，是因為他早在1919年就來到中國，擔任駐華美軍的語言教官，特地取了“史迪威”這中文名字。他在中國幹了三年後回國，於1926年至1928年再度來華，擔任美軍駐天津第十五步兵團的營長。自1935年至1939年，他擔任美國駐華使館武官，對中國的抗戰極其熟悉。這一回，是他第四次奉派來華，身份更高了。他向蔣介石報到時，逐一說明了自己的多項職務：美國總統代表、駐華美軍司令官、中國戰區總參謀長……
這位史迪威將軍，天生傲慢，又天生尖刻。在蔣介石看來，他是統帥，史迪威不過是參謀長；在史迪威看來，他固然是參謀長，更是美國總統的代表。
史迪威要全權指揮那支在緬甸的國民黨遠征軍，蔣介石卻非要在重慶遙控指揮不可。史迪威罵蔣介石指揮無能，蔣介石則認為史迪威越權。史迪威見到蔣介石的光頭中間有一條棱，看上去像花生，便在背地裏稱蔣介石為“花生”，而把蔣介石手下那一大幫將領，稱之為“一籃子花生”……
不管史迪威怎麽奚落蔣介石，蔣介石畢竟是最高統帥。蔣介石向來就主張“三個一”。最高統帥的頭銜無疑大大提高了他作為中國最高領袖的聲譽。
宋美齡作為中國的“第一夫人”，於1942年11月飛抵美國。她在美國住了半年多。英語流利的她，擅長外交。她在美國奔走，呼籲支援中國抗日。她曾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美國報紙對她一片盛讚：“議員們被她的優雅風度、嫵媚和智慧迷住了！在議員們長達四分鍾的起立歡呼之後，她才開始講話……”
毛澤東以“感冒”為由第四次拒晤蔣介石
就在蔣介石就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之際，毛澤東於1月8日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我們方針是鞏固自己，沉機觀變。”
國共關係不好不壞，不冷不熱，相對穩定。蔣介石躍為國際領袖，毛澤東則在延安一邊“沉機觀變”，一邊“鞏固自己”。
毛澤東正是為了“鞏固自己”，在延安作了一係列報告，開展了著名的延安大整風：1941年5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1942年2月1日作《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8日作《反對黨八股》；1942年5月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的這一係列報告，強調要整頓中共的黨風、學風、文風，亦即整頓“蘭風”。
中共自1921年7月創建，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經曆了“一右三‘左’”的“左”搖右晃。自從遵義會議後確立了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名義上的中共總負責為張聞天）之後，忙於東征西戰，坐不下來。直至此時，毛澤東抓住了國共關係相對穩定之機，“鞏固自己”，開展延安整風，整頓思想、整頓組織、整頓軍隊、整頓文藝。對於中共而言，延安整風，使中共經曆了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毛澤東呢？他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把他的思想、理論係統化，形成了眾所周知的“毛澤東思想”。
就在國共關係平平穩穩的日子裏，忽然從蔣介石嘴裏傳出不平常的信息：他要邀請毛澤東去西安，在那裏跟他見麵！
屈指算來，這是蔣介石第四回邀請毛澤東了：頭一回，邀毛澤東到南京見麵；第二回，請毛澤東來武漢；第三回，約毛澤東赴西安；這一回，又是要約見毛澤東於西安。
蔣介石發出這一信號，是在1942年8月14日，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
蔣介石說起一個星期以後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約毛澤東先生一晤。請你速電延安。”
蔣介石說畢，又趕緊說道：“當然，如不便則不必，如不便則不必。”
蔣介石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為的是他知道毛澤東輕易不會離開延安的——前三回毛澤東不來，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周恩來當即電告毛澤東。周恩來以為，“在態度上看不出有何惡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測”。
蔣介石為什麽又邀毛澤東會麵呢？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在致周恩來的一份電報中，曾對抗戰以來的國共關係，作了總的分析：國內關係總是隨國際關係為轉移。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蘇芬戰爭及英美反蘇時期。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繼續存在、英美關係仍未好轉而軸心則成立三國同盟時期。自蘇德戰起，英美蘇關係好轉，直至今天，國共間即沒有大的衝突。這個時期，又分兩段，在英美蘇未訂具體同盟條約及滇緬路未斷以前，蔣的親蘇、和共決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後，他才下決心。
毛澤東提及的“滇緬路”，即雲南至緬甸的滇緬公路。當時，這是蔣介石的咽喉之路。因蔣介石偏居於西南一隅，英、美的軍用物資沿滇緬公路源源不斷運往重慶。4月29日，日占領了緬甸臘戍，切斷了滇緬公路，卡住了蔣介石的咽喉。雖說英美從此改為空運，但一則空運運量有限，二則飛機要飛越喜馬拉雅山，運輸十分困難。因此，蔣介石不得不倚重經蘇聯而來的陸路運輸。
親蘇必親共，蔣介石也就希冀改善與中共的關係。
這麽一來，國共關係要從不冷不熱轉熱，從不好不壞轉好，蔣介石也就向毛澤東遞上了橄欖枝。
蔣介石先是在7月21日約見周恩來，提出重開國共談判。毛澤東在7月31日致劉少奇的電報中，這樣談及國共關係的新趨勢：
最近恩來見蔣談得還好，蔣已重新指定張治中、劉為章和我們談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聯絡，蔣之聯絡參謀繼續來延安，都是好轉征兆，但不能求之過急。
這樣，正是在國共關係好轉之際，蔣介石提出了與毛澤東晤麵。
畢竟張學良的遭遇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周恩來深知毛澤東是不可能去西安見蔣介石的，於是，向中共中央提出兩種方案：
第一方案，毛澤東稱病，派林彪為代表到西安去見蔣介石；
第二方案，要求蔣介石帶周恩來去西安，周恩來再由西安飛延安，陪一位中共中央代表前來西安見蔣，這一代表可以是林彪或朱德。
在周恩來看來，第二方案，如派出的是朱德，蔣介石也許會同意。
毛澤東采用了第一方案，又兼及第二方案。
毛澤東要“稱病”，稱什麽病呢？這一時期，毛澤東身體不錯，不大生病。上一回，毛澤東沒有去武漢，稱的是牙病；這一回，毛澤東則稱感冒——雖說時值盛暑，似乎不大會感冒。
8月1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毛現患感冒，不能起程，擬派林彪同誌赴西安見蔣，請征蔣同意。如能征得蔣同意帶你至西安，你回延麵談一次，隨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見蔣則更好。”
據雲，這份電報是康生所擬，經毛澤東同意後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
周恩來接到電報後，即把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報的意思告訴蔣介石侍從室，讓其轉告蔣介石。
不過，毛澤東斟酌再三，以為蔣介石已經“三請”，此次還是以一見為好。何況當時蔣介石“看不出有何惡意”。於是，毛澤東在8月19日致電周恩來，改變了主意；“依目前形勢，我似應見蔣。”
毛澤東還告訴周恩來，他是否見蔣，中共中央還在研究之中，未作最後決定。
周恩來仍以為，蔣介石和毛澤東會麵的時機尚未成熟——再說“張學良第二”的可能性並非沒有，因為不久前的皖南事變記憶猶新。在收到毛澤東的電報後，周恩來於當天致電毛澤東：“最好林或朱先打開局麵，如蔣約林或朱隨其來渝，亦可答應，以便打開局麵，轉換空氣；一俟具體談判有眉目，你再來渝，便可見渠。”
毛澤東閱周恩來電報，還是以為以見蔣為好，“有益無害”。
毛澤東8月29日、9月3日兩度致電周恩來，與他切磋此事：“蔣到西安時，決先派林見蔣，然後我去見他。依目前國際國內大局，我去見蔣有益無害，俟林見蔣後即確定我去時間。”“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及蔣約見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係加以改善。這種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極大利益，哪怕具體問題一個也不解決也是值得的。蔣如約我到重慶參加10月參政會，我們應準備答應他。”“林彪準備在蔣電約後即動身去，我則在林去後再定去西安日期。”
周恩來反複考慮之後，於9月5日複一長電給中共中央書記處，詳陳己見。周恩來仍然以為：“見蔣時機尚未成熟。”
周恩來陳述了如下理由：
（一）蔣雖趨向政治解決，但他之所謂政治是要我們屈服，決非民主合作；
（二）蔣對我黨我軍的觀念仍為非合並即大部消滅；
（三）蔣對人的觀念仍包藏禍心（即打擊我黨領導，尤其對毛，西安事變後尚想毛、朱出洋，時至今日猶要葉挺太太勸葉悔過自新，吾屢次請回延不理，此次我在電答時提到願回延接林或朱出來亦不許），因此可說他對我黨我軍及民主觀念並無絲毫改變。
次之，在局勢方麵，並非對我有利：
（一）蔣對局勢的看法，一麵承認日寇有續攻中國可能，而英美一時無大力援華，且反內戰，但何（應欽）等卻看到蘇聯今日處境需要對華讓步，英美亦須中國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決西北及國內問題。
（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黨曆年主張的發展，而他卻認為由於蘇聯讓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
（三）毛出為謀改善根本關係，而蔣則利用此機會打擊地方和民主勢力，以陷我於孤立。
因此，蔣毛見麵的前途可能有兩個：一、表麵進行得很和諧，答應解決問題而散。
二、約毛來渝開參政會後，借口留毛長駐渝，不讓回延（此著萬不能不防）。若如此，於我損失太大。我們提議林出勿將話講死，看蔣的態度及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再定毛是否出來。
周恩來的電報，是打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由康生收下。
毛澤東見到周恩來這一電報，以為有理，遂打消了與蔣介石會晤的念頭。這樣，毛澤東第四次婉拒了蔣介石的會晤之邀。
不過，毛澤東在8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仍表示：林彪見蔣時，可表明“我極願見蔣”。毛澤東以為，“目前似已接近國共解決懸案”的“好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