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蔣介石居然要毛澤東“出洋”
在中國千山萬嶺之中，唯一一座得到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偏愛的山，是廬山。
在中國千屋萬廈之中，唯一一座得到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垂青的房子，是美廬。
毛澤東喜愛廬山，住美廬，是後話。
蔣介石也跟廬山結下深緣。有人考證，說蔣介石上廬山二十多次，也有人說三十多次。筆者在廬山上查閱了線裝的《廬山續誌稿》，見到其中還有專門的《蔣公曆年駐山起居日錄》，詳細記載了蔣介石曆年在廬山的活動日程。
蔣介石如此看重廬山，其實是因為那時沒有冷氣機，而作為國民黨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又是中國的三大“火爐”之一，廬山是一片清涼世界，離南京又不遠，自然而然被選為“夏都”。每逢酷暑，不僅蔣介石上廬山，就連國民黨政府的各個部門也上山辦公，而美廬則成了蔣介石的總統官邸。
蔣介石上廬山，原本住廬山東側、青玉峽旁、觀音橋附近等處的行官。美廬原是英國人赫莉太太的私宅，建於1922年。赫莉太太和她的丈夫都是醫生，在廬山上開設“赫莉醫院”。赫莉太太的私宅，是當時廬山上最豪華、最寬敞的一幢，宋美齡甚為喜歡。於是，赫莉太太有意將此宅獻給中國第一夫人。蔣介石看到此屋後，最初並不中意，但是他頗信風水，以為此屋大吉大利：背有“靠山”，左右也有所依，而前有東穀河，表明“蛟龍出水”……如此這般，蔣介石也就深愛此屋，由勵誌社出麵向赫莉太太購屋，而名義上則是赫莉太太贈屋。於是，此屋改名“美廬”，含義雙關：既表明此屋甚美，又表明紀念宋美齡。蔣介石選擇了一個大吉大利的日子——1933年8月8日，喬遷美廬。
美廬綠門、綠窗、綠頂、綠柱，樓上有寬敞的陽台，四周有一萬五千平方米的花園，幽雅、清新、恬靜、秀美。蔣介石在園中植白竹，宋美齡則種淩霄花。
6月4日，周恩來由上海抵達廬山。8日，周恩來前往仙境般的美廬——這與毛澤東和賀子珍在延安所住的黃土窯洞，無疑有著天壤之別。在當時，蔣介石做夢也不會想到，二十多年後毛澤東會成為美廬的主人。
蔣介石在美廬寬敞的青石台階前，恭候周恩來的到來。
“蔣介石一周恩來”會談，就在美廬裏進行。
國共談判，從來曲曲折折，從未痛痛快快。照例，這一回也是如此。
談判一開始，蔣介石就下了一步使周恩來難堪的棋：
上一回說好，由中共方麵起草國共共同綱領。為此，在延安的窯洞裏，毛澤東和周恩來反複切磋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反複研究著，這才寫出了《關於禦侮救亡、複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
無可否認，在起草文件之類方麵，毛澤東要比蔣介石在行得多。大約也正是看中毛澤東這位當年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這一“特長”，蔣介石讓中共起草綱領。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這一綱領，多達五十二條！
本來，周恩來上山，是準備就這五十二條跟“老校長”討價還價一番……可是，蔣介石就像廬山的雲霧一樣變化莫測。蔣介石竟然說，這一回不討論綱領！
蔣介石的一句話，把毛澤東煞費苦心主持起草的五十二條，扔進了廢紙簍！
無奈，那時蔣強毛弱，兩人的力量之比，猶如廬山美廬與延安窯洞之比。周恩來不得不遷就那反複無常的蔣介石。所幸，周恩來的涵養功夫挺不錯，強壓住心頭的怒火。
這一回，蔣介石撂下共同綱領不談，卻提出了一個新主意，說是國共要合作，那就得成立一個“國民革命同盟會”。
沒辦法，隻好聽蔣介石的，周恩來隻得就這個“國民革命同盟會”，跟蔣介石切磋起來。切磋的結果，可從中共中央6月17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查到：
一、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幹部若幹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目之幹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二、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後執行。關於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
三、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
四、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可與第三國際發生代替共黨關係，並由此堅固聯俄政策，形成民族國家間的聯合。
關於這“國民革命同盟”，蔣介石跟周恩來在廬山上研究了許久，周恩來又電告毛澤東，毛澤東琢磨了許久。結果呢？還是老樣子，扔進了廢紙簍！
盡管蔣介石今日這花樣，明日那花樣，不斷翻新著，不過，周恩來的報告巾，有一段“蔣又告宋子文聲明”，倒是說出了他的本意：
一、共黨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間恐懼。
二、共黨應首先取得全國信用。
三、共黨不要使蔣太為難，以便將來發展。
蔣介石還向周恩來提及關於毛澤東未來的安排。這是一個敏感問題。
蔣介石說道：“朱毛兩同誌須出來做事。”
蔣介石的意思是毛澤東、朱德不要“坐鎮”延安，應該到南京來，在蔣介石手下混個一官半職。
有趣的是，蔣介石居然稱毛澤東、朱德為“同誌”！這在幾個月前是不可想象的。
當然，蔣介石要“朱毛兩同誌”“出來做事”，自然有他的算盤。他甚至把話說得更清楚，要安排朱德、毛澤東“出洋考察”。
怪不得此前就傳出毛澤東“出洋”的“馬路消息”！
蔣介石的“出洋考察”，其實早有先例：當年，蔣介石借廖仲愷被刺案，迫使政敵胡漢民“出洋考察”；眼下，蔣介石正要楊虎城將軍“出洋考察”一一5月27日，周恩來正是和楊虎城及夫人謝葆真一起從西安乘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上海。後來，楊虎城將軍在6月29日偕夫人一起“出洋考察”……
蔣介石如今要毛澤東、朱德“出洋考察”，無非是“驅逐出境”！
周恩來理所當然拒絕了蔣介石這等無理要求。
這一回，廬山上的談判倒退了！蔣介石、周恩來廬山會談
周恩來在廬山和延安之間穿梭。帶著廬山的霧氣，他在6月18日回到延安，和毛澤東商討蔣介石提出的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問題。
剛剛有了眉目，蔣介石於6月26日又給周恩來發來電報，邀他再上廬山。於是，周恩來帶著在延安起草的新文件，和博占、林伯渠一起，於7月4日到達西安。
就在周恩來一行到達上海的那一天，形勢急轉直下。
那一天——1937年7月7日，成為中國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一天。所謂“八年抗戰”，就是從這一天算起。
這天夜裏10時，位於北平西南十五公裏處、宛平縣境內的盧溝橋，一片緊張氣氛，正在那裏進行軍事演習的日軍，聲稱有一名士兵失蹤，需進入城內搜索。國民黨軍隊理所當然地拒絕這一要求。8日淩晨4時，盧溝橋畔響起了激烈的槍炮聲，日軍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當地國民黨駐軍二十幾軍吉星文團長率部奮起抵抗，史稱“盧溝橋事變”。
7月8日晨，北平市市長秦德純急電廬山，向蔣介石報告“盧溝橋事變”。
這一回，蔣介石的態度比六年前“九一八事變”時要好得多了。他在當天，致電國民黨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明確地指出：“宛平應同守勿遐，並須哞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
這與“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發給張學良的“我方應不予抵抗”的《銑電》，迥然不同。
毛澤東也迅速作出了反應。延安發出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
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
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
就態度而言，毛澤東比蔣介石更堅決；就影響而言，蔣介石比毛澤東更大——因為國民黨的軍權在蔣介石手中，而國民黨軍隊在當時比紅軍要強得多、大得多。
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致電蔣介石，全文如下：
廬山蔣委員長鈞鑒：
日寇進攻盧溝橋，實施其武裝攫取華北之既定步驟，聞訊之下，悲憤莫名！平津為華北重鎮，萬不容再有琉失。敬懇嚴令二十九軍，奮勇抵抗，並本三中全會禦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複失地。紅軍將士，成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詞，不勝屏營待命。
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叩翌日，彭德懷等“率人民抗日紅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又發表致蔣介石通電，表示：“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驅，與日寇決一死戰。”
這份電報公開表明，為了抗日，紅軍的紅帽子要換成“國民黨帽子”了。
大敵當前，同共同仇，盧溝橋的槍聲，促使了蔣介石和毛澤東迅速接近——盡管他們之間還有著這樣那樣的分歧。
日本內閣會議則在7月11日發表就“盧溝橋事變”作出的決定：
這次事件，完全是中國方麵有計劃的武裝抗日，已無懷疑的餘地。我們認為，不但必須最迅速地恢複華北的治安，並且有必要使中國對非法行為，特別是排日、侮日行為，表示道歉……
日本內閣的顛倒黑白的決定，在中國激起了公憤。
8月13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來到了國民政府的“夏都”——廬山。
這時，廬山上大員、名流雲集，其中許多人胸前都別著圓形白底藍色“五老峰”徽章。這特殊的徽章，是特殊會議的特殊通行證。這特殊的會議名日“廬山談話會”。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ql央要員、國民政府高級官員、各界名流，共二百三十一人。談話會在廬山牯嶺市街附近的牯嶺圖書館大禮堂裏舉行，會議由蔣介石、汪精衛主持。
雖說周恩來上了山，如他所言：“廬山談話會的時候，共產黨沒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誌三個人不露麵，是秘密的。”
周恩來還說，這個談話會“不是大家坐下來開圓桌會議，一道商量，而是以國民黨做主人，請大家談話一番”。
戰火正在山下燃燒，抗日成了廬山談話會的中心議題。就連國民黨內的親日派頭目汪精衛，此時在談話會上也大談抗日：
自“九一八”以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成為全國一致的口號……最近盧溝橋事件突發，危急情況更加嚴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誠團結，將全國的心力物力融成一片。
在宴會上，汪精衛還發表了一通十分動聽的祝酒詞，
我們現在耳朵裏聽著盧構橋的炮聲，眼睛裏見著前線戰士的拚命與戰地人民的受苦，實在沒有可以開顏相向的理由，但是想起在環境艱苦中，培養元氣，生機不斷，精神不死，實在可使我們感激奮發。謹此理由，滿舉一杯，祝各位先生健康。
蔣介石呢？7月17日，他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說。下麵的這一段話，在當時幾乎是家喻戶曉的：
如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這段蔣介石語錄，當時寫遍中國的大街小巷。這是蔣介石對於抗日的最明確的表態。
也就在這次演說中，蔣介石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倒十分真實：
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承認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的力量要有忠實的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
蔣介石這段話，說了自己為什麽“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求全”，即采取“不抵抗主義”的原因。
蔣介石的另一段話，說出了這次采取抗日態度的原因：
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我們五百年故都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也將成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變成了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的整個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蔣介石這番演講，極為重要，表明他抗日的決心。
照理，這一回廬山國共談判應該順利，但事實上卻出乎意料地變得異常艱難。
談判在蔣介石、邵力子、張衝和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之間進行。周恩來帶著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上山，蔣介石改了兩句，卻又扔在一邊。蔣介石在許多問題上“加價”，弄得周恩來頗為為難。
其中最明顯的是關於紅軍改編後的指揮權問題。
上一回，蔣介石提出紅軍改編之後，由“政訓處”指揮。
周恩來當即表示疑惑不解，問道：“委員長，政訓處如何能指揮部隊？”
蔣介石傲然道：“我是革命領袖，我要他們指揮，他們就能指揮。”
這一回，蔣介石又改口說：“政治機關隻管聯絡，無權指揮。可以周恩來為主任，毛澤東為副主任。”
顯而易見，蔣介石故意提出的“周正毛副”，是中共所無法接受的。
周恩來無奈，在山上給蔣介石寫了一信：
此與來（注：周恩來自稱）上次在廬所麵聆及歸陝向黨中諸同誌所麵告者出入甚大，不僅事難做通，且使來一再失信於黨中同誌，恐可是礙此後各事之進行。
蔣介石依然我行我素，不把中共放在眼裏。
那些日子，毛澤東正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授《實踐論》、《矛盾論》。接到周恩來發自廬山的電報，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反複無常，怒氣衝衝。他決心對蔣介石采取強硬態度。
7月20日，署名“洛、毛”的電報，從延安發給廬山上的周恩來：
周轉林：
甲，日軍進攻之形勢已成，抗戰有實現之可能。
乙，我們決心采取蔣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
丙，請你們回來麵商之。
此處的林，指林伯渠。
接到毛澤東、張聞天的電報，周恩來、博古、林伯渠隨即下山，飛往上海了。
周恩來等在上海會晤了宋慶齡，向她通報了國共談判的情況。7月27日，周恩來等飛抵西安。
蔣介石密邀毛澤東赴南京
毛澤東派了周恩來等上廬山，誠心誠意前來談判，蔣介石要擺架子；當毛澤東令周恩來等拂袖而去，蔣介石卻又忽地電邀毛澤東本人前往南京！
蔣介石是那麽難以捉摸！
人們常常以為，在重慶談判時蔣介石才給毛澤東發來邀請電報，其實早在1937年8月1日，毛澤東便已收到蔣介石托張衝發來的緊急電報，密邀他和朱德、周恩來即飛南京，共商“國防問題”。
剛剛在廬山上談崩了，怎麽又會邀毛澤東到南京會談呢？毛澤東一時弄不明白蔣介石的用意，急急給周恩來發電報。
周恩來於8月2日給張衝發了電報，告知毛澤東的意見：如開國防會議，則周恩來同朱德、葉劍英去；如係談話，則周恩來同博古、林伯渠、葉劍英去。
這就是說，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非到關鍵時刻，是不會去南京跟蔣介石見麵的。
翌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告知：“國防計劃宜由周、朱、葉攜往麵交，不宜由電報拍往。”
毛澤東在電報中還指出：
此次赴寧須求得下列問題一同解決：
一、發表宣言。
二、確定政治綱領。
三、決定國防計劃。
四、發表紅軍指揮係統及確定初步補充數量。
五、紅軍作戰方針。
8月4日張衝複電周恩來，說此次赴寧開國防會議。
這時，周恩來正和朱德在陝西雲陽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接張衝電報後，他倆於8月5日來到西安。9日，朱德、周恩來和葉劍英飛往南京，出席蔣介石召開的國防會議。
朱德作為紅軍總司令，在南京公開露麵，而且出席國防會議，這表明紅軍不再是“匪軍”，已經贏得了合法的地位。
借開國防會議的機會，國共又開始了談判——南京談判。本來，這一回談判，預計也不會太妙。正在這時，一樁新的突發事件，使國共之間的馬拉鬆談判一下子加快了步伐。
那是8月13日，三十多萬日軍在統帥永野修身及上海派遣軍總司令鬆井石根指揮下，大舉撲向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熊熊戰火，已經燒到國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跟前了。蔣介石再也無法“委曲求全”，終於痛下抗戰決心。14日，國民政府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書》，堅決表示：
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
抗日戰爭從此全麵展開。
蔣介石的曆史軌跡頗為令人尋味：日軍每進逼一步，他就向毛澤東靠攏一步。
“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如今，大敵當前，兄弟攜手。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日本“促進”了國共合作！
於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國共談判變得順利了，蔣介石也不再耍脾氣了。
毛澤東在8月18日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提出同國民黨談判的十項條件。
當天，蔣介石在談判中邁出了一大步——同意發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22日，這一任命正式發表，意味著國共公開合作。
這時，朱德和周恩來已經急急離開了南京……
中共首腦聚集洛川私塾窯洞
在延安之南有一座小縣城，名叫洛川。在洛川城東北方向十公裏，有一個不起眼的小村，名叫馮家村。全村隻有一條街，四五十戶人家而已。不過，小村靠在延安一西安公路之側，交通倒很方便。
朱德和周恩來離開南京，途經西安，馬不停蹄地直奔這個小村。
自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馮家村西北角的一所私塾裏，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裏舉行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頗為重要，史稱“洛川會議”。
當時，洛川正處於國民黨統治區與共產黨紅區交界的地方。縣長是國民黨的，縣城裏也駐紮著少量國民黨部隊，而四周的農村卻是紅軍的天下。
選擇馮家村這個小村開會，為的是安全、保密，而且交通方便。筆者實地訪問過馮家村。那個私塾，實際上隻是兩孔青磚砌成的窯洞而已。窯洞前有一個小小的院子，種著一棵桑樹。這兩孔窯洞，一孔成了毛澤東的辦公室兼臥室；另一孔則成了會場，小課桌並在一起，放在窯洞中間，四周圍著一圈長板凳。
長板凳上坐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朱德、任弼時、關向應、凱豐、張國燾，還坐著各方麵的負責人彭德懷、劉伯承、賀龍、張浩、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張文彬、蕭勁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平、傅鍾等，共二十二人。
會議所麵臨的，正是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曾麵臨的兩大問題，即抗日問題和國共合作。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主題報告——這在當時已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的中共，每逢這類會議，總是這樣進行，據當事人傅鍾後來回憶，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日“山雀滿天飛”。毛澤東的意思是趁抗日之際，趁國共合作之際，把中共黨員如山雀般撒出去，滿天飛，飛向全中國！
毛澤東還說，中共主力如果上華北前線，要像下圍棋那樣做幾個“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隻有這樣才能戰勝日軍。
毛澤東強調，紅軍雖然馬上要換“帽子”，但是戴“國民黨帽子”之後，依然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穿國民黨軍服的紅軍！
毛澤東向來主張“黨指揮槍”，換“帽子”之後的紅軍，仍必須絕對服從中共的領導——雖然表麵上是受蔣委員長的領導。
不過，由於國共合作，中共對於軍隊的領導體製不能不作相應的改動：中共的最高軍事領導機構原本叫“中革軍委”，全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自1936年12月7日起，出任“中革軍委”主席（原主席為朱德，在朱德之前的實際負責人為周恩來）。眼下，實行國共合作，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勢必要取消。於是這次會議決定改設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仍簡稱“中革軍委”。這個“中革軍委”，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這個“中革軍委”和國民黨的軍事委員會旗鼓相當。
當同民黨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宣布對紅軍的改編以及對朱德、彭德懷的任命之後，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革軍委”在洛川會議上也作出相應的決定，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及副主席朱德、周恩來共同署名於8月25日發布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
宣布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將前敵總指揮部政名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以來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
這一命令清楚地表明，“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實際上是屬於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是屬於毛澤東領導的。
值得順便提一筆的是，在洛川會議舉行的日子裏，一位來自上海的青年女性，經西安前往延安，途經洛川。此人後來竟成了毛澤東夫人。她原名李雲鶴，藝名藍蘋，進入紅區改名江青……
在中國千屋萬廈之中，唯一一座得到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垂青的房子，是美廬。
毛澤東喜愛廬山，住美廬，是後話。
蔣介石也跟廬山結下深緣。有人考證，說蔣介石上廬山二十多次，也有人說三十多次。筆者在廬山上查閱了線裝的《廬山續誌稿》，見到其中還有專門的《蔣公曆年駐山起居日錄》，詳細記載了蔣介石曆年在廬山的活動日程。
蔣介石如此看重廬山，其實是因為那時沒有冷氣機，而作為國民黨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又是中國的三大“火爐”之一，廬山是一片清涼世界，離南京又不遠，自然而然被選為“夏都”。每逢酷暑，不僅蔣介石上廬山，就連國民黨政府的各個部門也上山辦公，而美廬則成了蔣介石的總統官邸。
蔣介石上廬山，原本住廬山東側、青玉峽旁、觀音橋附近等處的行官。美廬原是英國人赫莉太太的私宅，建於1922年。赫莉太太和她的丈夫都是醫生，在廬山上開設“赫莉醫院”。赫莉太太的私宅，是當時廬山上最豪華、最寬敞的一幢，宋美齡甚為喜歡。於是，赫莉太太有意將此宅獻給中國第一夫人。蔣介石看到此屋後，最初並不中意，但是他頗信風水，以為此屋大吉大利：背有“靠山”，左右也有所依，而前有東穀河，表明“蛟龍出水”……如此這般，蔣介石也就深愛此屋，由勵誌社出麵向赫莉太太購屋，而名義上則是赫莉太太贈屋。於是，此屋改名“美廬”，含義雙關：既表明此屋甚美，又表明紀念宋美齡。蔣介石選擇了一個大吉大利的日子——1933年8月8日，喬遷美廬。
美廬綠門、綠窗、綠頂、綠柱，樓上有寬敞的陽台，四周有一萬五千平方米的花園，幽雅、清新、恬靜、秀美。蔣介石在園中植白竹，宋美齡則種淩霄花。
6月4日，周恩來由上海抵達廬山。8日，周恩來前往仙境般的美廬——這與毛澤東和賀子珍在延安所住的黃土窯洞，無疑有著天壤之別。在當時，蔣介石做夢也不會想到，二十多年後毛澤東會成為美廬的主人。
蔣介石在美廬寬敞的青石台階前，恭候周恩來的到來。
“蔣介石一周恩來”會談，就在美廬裏進行。
國共談判，從來曲曲折折，從未痛痛快快。照例，這一回也是如此。
談判一開始，蔣介石就下了一步使周恩來難堪的棋：
上一回說好，由中共方麵起草國共共同綱領。為此，在延安的窯洞裏，毛澤東和周恩來反複切磋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反複研究著，這才寫出了《關於禦侮救亡、複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
無可否認，在起草文件之類方麵，毛澤東要比蔣介石在行得多。大約也正是看中毛澤東這位當年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這一“特長”，蔣介石讓中共起草綱領。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這一綱領，多達五十二條！
本來，周恩來上山，是準備就這五十二條跟“老校長”討價還價一番……可是，蔣介石就像廬山的雲霧一樣變化莫測。蔣介石竟然說，這一回不討論綱領！
蔣介石的一句話，把毛澤東煞費苦心主持起草的五十二條，扔進了廢紙簍！
無奈，那時蔣強毛弱，兩人的力量之比，猶如廬山美廬與延安窯洞之比。周恩來不得不遷就那反複無常的蔣介石。所幸，周恩來的涵養功夫挺不錯，強壓住心頭的怒火。
這一回，蔣介石撂下共同綱領不談，卻提出了一個新主意，說是國共要合作，那就得成立一個“國民革命同盟會”。
沒辦法，隻好聽蔣介石的，周恩來隻得就這個“國民革命同盟會”，跟蔣介石切磋起來。切磋的結果，可從中共中央6月17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查到：
一、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幹部若幹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目之幹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二、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後執行。關於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
三、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
四、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可與第三國際發生代替共黨關係，並由此堅固聯俄政策，形成民族國家間的聯合。
關於這“國民革命同盟”，蔣介石跟周恩來在廬山上研究了許久，周恩來又電告毛澤東，毛澤東琢磨了許久。結果呢？還是老樣子，扔進了廢紙簍！
盡管蔣介石今日這花樣，明日那花樣，不斷翻新著，不過，周恩來的報告巾，有一段“蔣又告宋子文聲明”，倒是說出了他的本意：
一、共黨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間恐懼。
二、共黨應首先取得全國信用。
三、共黨不要使蔣太為難，以便將來發展。
蔣介石還向周恩來提及關於毛澤東未來的安排。這是一個敏感問題。
蔣介石說道：“朱毛兩同誌須出來做事。”
蔣介石的意思是毛澤東、朱德不要“坐鎮”延安，應該到南京來，在蔣介石手下混個一官半職。
有趣的是，蔣介石居然稱毛澤東、朱德為“同誌”！這在幾個月前是不可想象的。
當然，蔣介石要“朱毛兩同誌”“出來做事”，自然有他的算盤。他甚至把話說得更清楚，要安排朱德、毛澤東“出洋考察”。
怪不得此前就傳出毛澤東“出洋”的“馬路消息”！
蔣介石的“出洋考察”，其實早有先例：當年，蔣介石借廖仲愷被刺案，迫使政敵胡漢民“出洋考察”；眼下，蔣介石正要楊虎城將軍“出洋考察”一一5月27日，周恩來正是和楊虎城及夫人謝葆真一起從西安乘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上海。後來，楊虎城將軍在6月29日偕夫人一起“出洋考察”……
蔣介石如今要毛澤東、朱德“出洋考察”，無非是“驅逐出境”！
周恩來理所當然拒絕了蔣介石這等無理要求。
這一回，廬山上的談判倒退了！蔣介石、周恩來廬山會談
周恩來在廬山和延安之間穿梭。帶著廬山的霧氣，他在6月18日回到延安，和毛澤東商討蔣介石提出的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問題。
剛剛有了眉目，蔣介石於6月26日又給周恩來發來電報，邀他再上廬山。於是，周恩來帶著在延安起草的新文件，和博占、林伯渠一起，於7月4日到達西安。
就在周恩來一行到達上海的那一天，形勢急轉直下。
那一天——1937年7月7日，成為中國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一天。所謂“八年抗戰”，就是從這一天算起。
這天夜裏10時，位於北平西南十五公裏處、宛平縣境內的盧溝橋，一片緊張氣氛，正在那裏進行軍事演習的日軍，聲稱有一名士兵失蹤，需進入城內搜索。國民黨軍隊理所當然地拒絕這一要求。8日淩晨4時，盧溝橋畔響起了激烈的槍炮聲，日軍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當地國民黨駐軍二十幾軍吉星文團長率部奮起抵抗，史稱“盧溝橋事變”。
7月8日晨，北平市市長秦德純急電廬山，向蔣介石報告“盧溝橋事變”。
這一回，蔣介石的態度比六年前“九一八事變”時要好得多了。他在當天，致電國民黨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明確地指出：“宛平應同守勿遐，並須哞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
這與“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發給張學良的“我方應不予抵抗”的《銑電》，迥然不同。
毛澤東也迅速作出了反應。延安發出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
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
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
就態度而言，毛澤東比蔣介石更堅決；就影響而言，蔣介石比毛澤東更大——因為國民黨的軍權在蔣介石手中，而國民黨軍隊在當時比紅軍要強得多、大得多。
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致電蔣介石，全文如下：
廬山蔣委員長鈞鑒：
日寇進攻盧溝橋，實施其武裝攫取華北之既定步驟，聞訊之下，悲憤莫名！平津為華北重鎮，萬不容再有琉失。敬懇嚴令二十九軍，奮勇抵抗，並本三中全會禦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複失地。紅軍將士，成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詞，不勝屏營待命。
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叩翌日，彭德懷等“率人民抗日紅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又發表致蔣介石通電，表示：“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驅，與日寇決一死戰。”
這份電報公開表明，為了抗日，紅軍的紅帽子要換成“國民黨帽子”了。
大敵當前，同共同仇，盧溝橋的槍聲，促使了蔣介石和毛澤東迅速接近——盡管他們之間還有著這樣那樣的分歧。
日本內閣會議則在7月11日發表就“盧溝橋事變”作出的決定：
這次事件，完全是中國方麵有計劃的武裝抗日，已無懷疑的餘地。我們認為，不但必須最迅速地恢複華北的治安，並且有必要使中國對非法行為，特別是排日、侮日行為，表示道歉……
日本內閣的顛倒黑白的決定，在中國激起了公憤。
8月13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來到了國民政府的“夏都”——廬山。
這時，廬山上大員、名流雲集，其中許多人胸前都別著圓形白底藍色“五老峰”徽章。這特殊的徽章，是特殊會議的特殊通行證。這特殊的會議名日“廬山談話會”。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ql央要員、國民政府高級官員、各界名流，共二百三十一人。談話會在廬山牯嶺市街附近的牯嶺圖書館大禮堂裏舉行，會議由蔣介石、汪精衛主持。
雖說周恩來上了山，如他所言：“廬山談話會的時候，共產黨沒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誌三個人不露麵，是秘密的。”
周恩來還說，這個談話會“不是大家坐下來開圓桌會議，一道商量，而是以國民黨做主人，請大家談話一番”。
戰火正在山下燃燒，抗日成了廬山談話會的中心議題。就連國民黨內的親日派頭目汪精衛，此時在談話會上也大談抗日：
自“九一八”以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成為全國一致的口號……最近盧溝橋事件突發，危急情況更加嚴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誠團結，將全國的心力物力融成一片。
在宴會上，汪精衛還發表了一通十分動聽的祝酒詞，
我們現在耳朵裏聽著盧構橋的炮聲，眼睛裏見著前線戰士的拚命與戰地人民的受苦，實在沒有可以開顏相向的理由，但是想起在環境艱苦中，培養元氣，生機不斷，精神不死，實在可使我們感激奮發。謹此理由，滿舉一杯，祝各位先生健康。
蔣介石呢？7月17日，他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說。下麵的這一段話，在當時幾乎是家喻戶曉的：
如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這段蔣介石語錄，當時寫遍中國的大街小巷。這是蔣介石對於抗日的最明確的表態。
也就在這次演說中，蔣介石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倒十分真實：
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承認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的力量要有忠實的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
蔣介石這段話，說了自己為什麽“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求全”，即采取“不抵抗主義”的原因。
蔣介石的另一段話，說出了這次采取抗日態度的原因：
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我們五百年故都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也將成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變成了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的整個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蔣介石這番演講，極為重要，表明他抗日的決心。
照理，這一回廬山國共談判應該順利，但事實上卻出乎意料地變得異常艱難。
談判在蔣介石、邵力子、張衝和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之間進行。周恩來帶著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上山，蔣介石改了兩句，卻又扔在一邊。蔣介石在許多問題上“加價”，弄得周恩來頗為為難。
其中最明顯的是關於紅軍改編後的指揮權問題。
上一回，蔣介石提出紅軍改編之後，由“政訓處”指揮。
周恩來當即表示疑惑不解，問道：“委員長，政訓處如何能指揮部隊？”
蔣介石傲然道：“我是革命領袖，我要他們指揮，他們就能指揮。”
這一回，蔣介石又改口說：“政治機關隻管聯絡，無權指揮。可以周恩來為主任，毛澤東為副主任。”
顯而易見，蔣介石故意提出的“周正毛副”，是中共所無法接受的。
周恩來無奈，在山上給蔣介石寫了一信：
此與來（注：周恩來自稱）上次在廬所麵聆及歸陝向黨中諸同誌所麵告者出入甚大，不僅事難做通，且使來一再失信於黨中同誌，恐可是礙此後各事之進行。
蔣介石依然我行我素，不把中共放在眼裏。
那些日子，毛澤東正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授《實踐論》、《矛盾論》。接到周恩來發自廬山的電報，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反複無常，怒氣衝衝。他決心對蔣介石采取強硬態度。
7月20日，署名“洛、毛”的電報，從延安發給廬山上的周恩來：
周轉林：
甲，日軍進攻之形勢已成，抗戰有實現之可能。
乙，我們決心采取蔣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
丙，請你們回來麵商之。
此處的林，指林伯渠。
接到毛澤東、張聞天的電報，周恩來、博古、林伯渠隨即下山，飛往上海了。
周恩來等在上海會晤了宋慶齡，向她通報了國共談判的情況。7月27日，周恩來等飛抵西安。
蔣介石密邀毛澤東赴南京
毛澤東派了周恩來等上廬山，誠心誠意前來談判，蔣介石要擺架子；當毛澤東令周恩來等拂袖而去，蔣介石卻又忽地電邀毛澤東本人前往南京！
蔣介石是那麽難以捉摸！
人們常常以為，在重慶談判時蔣介石才給毛澤東發來邀請電報，其實早在1937年8月1日，毛澤東便已收到蔣介石托張衝發來的緊急電報，密邀他和朱德、周恩來即飛南京，共商“國防問題”。
剛剛在廬山上談崩了，怎麽又會邀毛澤東到南京會談呢？毛澤東一時弄不明白蔣介石的用意，急急給周恩來發電報。
周恩來於8月2日給張衝發了電報，告知毛澤東的意見：如開國防會議，則周恩來同朱德、葉劍英去；如係談話，則周恩來同博古、林伯渠、葉劍英去。
這就是說，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非到關鍵時刻，是不會去南京跟蔣介石見麵的。
翌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告知：“國防計劃宜由周、朱、葉攜往麵交，不宜由電報拍往。”
毛澤東在電報中還指出：
此次赴寧須求得下列問題一同解決：
一、發表宣言。
二、確定政治綱領。
三、決定國防計劃。
四、發表紅軍指揮係統及確定初步補充數量。
五、紅軍作戰方針。
8月4日張衝複電周恩來，說此次赴寧開國防會議。
這時，周恩來正和朱德在陝西雲陽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接張衝電報後，他倆於8月5日來到西安。9日，朱德、周恩來和葉劍英飛往南京，出席蔣介石召開的國防會議。
朱德作為紅軍總司令，在南京公開露麵，而且出席國防會議，這表明紅軍不再是“匪軍”，已經贏得了合法的地位。
借開國防會議的機會，國共又開始了談判——南京談判。本來，這一回談判，預計也不會太妙。正在這時，一樁新的突發事件，使國共之間的馬拉鬆談判一下子加快了步伐。
那是8月13日，三十多萬日軍在統帥永野修身及上海派遣軍總司令鬆井石根指揮下，大舉撲向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熊熊戰火，已經燒到國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跟前了。蔣介石再也無法“委曲求全”，終於痛下抗戰決心。14日，國民政府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書》，堅決表示：
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
抗日戰爭從此全麵展開。
蔣介石的曆史軌跡頗為令人尋味：日軍每進逼一步，他就向毛澤東靠攏一步。
“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如今，大敵當前，兄弟攜手。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日本“促進”了國共合作！
於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國共談判變得順利了，蔣介石也不再耍脾氣了。
毛澤東在8月18日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給周恩來發來電報，提出同國民黨談判的十項條件。
當天，蔣介石在談判中邁出了一大步——同意發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22日，這一任命正式發表，意味著國共公開合作。
這時，朱德和周恩來已經急急離開了南京……
中共首腦聚集洛川私塾窯洞
在延安之南有一座小縣城，名叫洛川。在洛川城東北方向十公裏，有一個不起眼的小村，名叫馮家村。全村隻有一條街，四五十戶人家而已。不過，小村靠在延安一西安公路之側，交通倒很方便。
朱德和周恩來離開南京，途經西安，馬不停蹄地直奔這個小村。
自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馮家村西北角的一所私塾裏，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裏舉行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頗為重要，史稱“洛川會議”。
當時，洛川正處於國民黨統治區與共產黨紅區交界的地方。縣長是國民黨的，縣城裏也駐紮著少量國民黨部隊，而四周的農村卻是紅軍的天下。
選擇馮家村這個小村開會，為的是安全、保密，而且交通方便。筆者實地訪問過馮家村。那個私塾，實際上隻是兩孔青磚砌成的窯洞而已。窯洞前有一個小小的院子，種著一棵桑樹。這兩孔窯洞，一孔成了毛澤東的辦公室兼臥室；另一孔則成了會場，小課桌並在一起，放在窯洞中間，四周圍著一圈長板凳。
長板凳上坐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朱德、任弼時、關向應、凱豐、張國燾，還坐著各方麵的負責人彭德懷、劉伯承、賀龍、張浩、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張文彬、蕭勁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平、傅鍾等，共二十二人。
會議所麵臨的，正是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曾麵臨的兩大問題，即抗日問題和國共合作。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主題報告——這在當時已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的中共，每逢這類會議，總是這樣進行，據當事人傅鍾後來回憶，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日“山雀滿天飛”。毛澤東的意思是趁抗日之際，趁國共合作之際，把中共黨員如山雀般撒出去，滿天飛，飛向全中國！
毛澤東還說，中共主力如果上華北前線，要像下圍棋那樣做幾個“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隻有這樣才能戰勝日軍。
毛澤東強調，紅軍雖然馬上要換“帽子”，但是戴“國民黨帽子”之後，依然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穿國民黨軍服的紅軍！
毛澤東向來主張“黨指揮槍”，換“帽子”之後的紅軍，仍必須絕對服從中共的領導——雖然表麵上是受蔣委員長的領導。
不過，由於國共合作，中共對於軍隊的領導體製不能不作相應的改動：中共的最高軍事領導機構原本叫“中革軍委”，全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自1936年12月7日起，出任“中革軍委”主席（原主席為朱德，在朱德之前的實際負責人為周恩來）。眼下，實行國共合作，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勢必要取消。於是這次會議決定改設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仍簡稱“中革軍委”。這個“中革軍委”，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這個“中革軍委”和國民黨的軍事委員會旗鼓相當。
當同民黨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宣布對紅軍的改編以及對朱德、彭德懷的任命之後，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革軍委”在洛川會議上也作出相應的決定，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及副主席朱德、周恩來共同署名於8月25日發布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
宣布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將前敵總指揮部政名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以來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
這一命令清楚地表明，“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實際上是屬於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是屬於毛澤東領導的。
值得順便提一筆的是，在洛川會議舉行的日子裏，一位來自上海的青年女性，經西安前往延安，途經洛川。此人後來竟成了毛澤東夫人。她原名李雲鶴，藝名藍蘋，進入紅區改名江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