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審張、赦張、幽張
張學良此人，確實令蔣介石頗為頭疼：
讓他回西安吧，蔣委員長的麵子往哪裏擱？
把他抓起來吧，輿論壓力吃不消——他放了你蔣介石，又親自送你回南京，你若把他抓起來，未免太不仗義了！
左思右想，卻又左右不是。
蔣介石畢竟老謀深算，他在南京演出了一出鬧劇……
張學良的專機，在26日稍晚於蔣介石的專機，飛抵南京。與張學良同機到達的，有他的七名副官、隨行工作人員和兩名司機。
這七名副官是劉令俠、趙維振、王慶山、夏寶珠、劉雲清、張庭豔、陳玉。兩名司機是譚延斌、董拜瑞。
趙維振是張學良的侍衛副官。據他回憶，一下飛機，張學良一行和宋子文一起，乘上宋子文的一輛汽車以及南京張公館的兩輛汽車，直奔宋公館。
宋公館坐落在風景如畫的玄武湖畔雞鳴寺北極閣，那裏綠樹蓊鬱，幽雅宜人。宋公館內有兩幢二層小洋樓，宋子文把後麵的一幢讓給張學良下榻。
最初的日子，還算不錯。張學良在南京走訪親朋好友，往來自由。隻是外出時，總有兩輛汽車跟著，一輛是南京警務廳的，一輛是軍統局的，或坐便衣警察，或坐便衣特務。
那時，說是“保護”張學良，倒也還是說得過去。
張學良還在宋子文的陪同之下，打牌、玩球，看來，他在南京日子過得自在、瀟灑。
就是在那些日子裏，蔣介石在悄然策劃著怎樣“收拾”他……
其實，張學良也已料到蔣介石不會輕易放過他。據趙維振回憶，29日下午，當張學良在宋公館送別來訪的張群、吳鐵城、吳國楨時，張群對他說：“我們請你一聚。”張學良當即道：“要請趕快請，晚了可就趕不上啦！”
張學良說這句話，是因為他已意識到自由自在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31日上午，9點多光景，宋子文帶著戴笠進來。戴笠通知張學良，要開軍事委員會會議，馬上就去。
張學良隨著戴笠走了。
張學良到了那裏，才知道不是開會，而是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對他進行審判！
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審判長為李烈鈞，審判官為朱培德、鹿鍾膦，軍法官為陳恩普、邱毓楨，書記官為袁祖憲、郭作民。
審判長李烈鈞為資深國民黨人。他年長蔣介石五歲，江西武寧人，早在1907年便加入同盟會，在國民黨“一全”大會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後來任國民政府常委兼軍事委員會常委。李烈鈞在“九一八事變”後力主抗日，此刻蔣介石要他出任審判長審判力主抗日的張學良，他真是有苦說不出。
台灣《傳記文學》雜誌曾刊載李烈鈞的回憶錄，他回憶道：
31日開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後我借朱，鹿兩審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環顧法庭，四麵布置周密，警戒森嚴。我命將張學良帶上。不一會兒，張學良麵帶笑容，趨立案前，我因為他是陸軍上將，又是未遂犯，讓他坐下，但他仍筆直地站著。
我招呼他走近一些。
我問張學良：“你知道犯什麽罪嗎？”張學良回答：“我不知道。”我翻開陸軍刑法給他看，並對他說：“陸軍刑法的前幾條，都是你犯的罪。你怎麽膽敢出此言？”
張學良態度從容，答話直率，毫無顧忌。我心想：學良真是張作霖的兒子啊！我問他：“我們準備了一份向你提問的問題，要你回答，你願先看看這些問題嗎？”學良回答：“很好，請給我看看。”
現今，在南京的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裏，尚可查到當年審判張學良的記錄。據記錄載，麵對法庭，張學良作如下答複：
這回的事，由我一人負責。我對蔣委員長是極信服的，我曾將我們意見，前後數次口頭及書麵上報告過委員會委員長。我們一切的人都是愛國的人。我們痛切的難過國土年年失卻，漢奸日日增加，而愛國之士所受之壓迫反過於漢奸，事實如殷汝耕同沈鈞儒相比如何乎。我們也無法表現意見幹我們的國人，也無法貢獻於委員長，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領袖容納我的主張。我可以說，我們此次並無別的要求及地盤金錢等，完全為要求委員長準我們作抗日一切的準備及行動，開放一切抗日言論，團結抗日一切力量起見。我們認為目下中國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難解決。中國抗日非委員長領導不可，不過認為委員長還未能將抗日力量十分發揚，而親日者之障礙高於抗日者之進行。如果我們有別的方法達到我們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尤為令法庭諸公難堪的是，張學良掏出隨身所帶的《銑電》，公之於眾。
《銑電》，即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兩日（9月16日，電報韻目代日為“銑”）蔣介石發給張學良的電報：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在東北如何挑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忿，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正是這個《銑電》，迫使東北軍在日軍大舉侵略麵前“不予抵抗”。
正是由於“不予抵抗”，日軍一口就吞掉東北三省。
從此，張學良替蔣介石受過，得了個“雅號”日“不抵抗將軍”。
就連中共，那時也接二連三抨擊張學良。1935年8月1日，中共發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其中便稱“蔣介石、汪精衛、張學良等賣國賊”，是“少數人麵獸心的敗類”！
正是這個《銑電》，使張學良背上了黑鍋。
也正是這個《銑電》，促使張學良發動了西安事變。
今日，張學良居然被推上了被告席，他也就無所顧忌，擲出了蔣介石的《銑電》，以正視聽。
張學良的一切申辯都無濟於事，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在上午當即作出判決。
《判決書》稱此案為“對上官暴行脅迫案”，判決如下：張學良首謀夥黨對於上官為暴行脅迫，減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
這一判決一經宣布，引起一片嘩然。
當天下午2時，事情又發生戲劇性的變化。蔣介石派人送一公文至國民政府，請求特赦張學良！
蔣介石的呈文如下：
為呈請事：竊以西安之變，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惑於人言，輕於國紀，躬蹈妄行，事後感凜德威，頓萌悔悟，親詣國門，上書待罪，業蒙鈞府飭交軍事委員會依照陸海空軍刑法酌情審斷，處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繩，情罪俱當，從輕減處，已見寬宏……
蔣介石在說了一通張學良罪有應得的話之後，筆鋒一轉，說“該員勇於改悔”、“自投請罪”等等，提議“予以特赦，並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續，藉瞻後效，而示逾格之寬容……”
上午審張，下午赦張，蔣介石精心導演了這一幕：仿佛李烈鈞在上午給了張學良一記耳光，而蔣介石在下午給了張學良一顆糖！
其實，耳光是蔣介石打的，糖也是蔣介石給的。
當兩條戲劇性的消息翌日見報之後，引起的新聞轟動不亞於二十天前蔣介石在西安被拘的消息。
1937年元旦，西安震怒了！東北軍、西北軍集結在西安西關操場，抗議蔣介石扣張。楊虎城發出號召：“踏上民族解放鬥爭的血路！”
自從審張之後，張學良便“失蹤”了！在宋公館，再也不見張學良瀟灑的身影。
他被秘密轉移到了南京西麵中山外（常被誤傳為太平門外）孔祥熙公館。那裏也是一幢漂亮的兩層小洋樓，已經事先騰空，眼下成了張學良的軟禁之處。
張學良失去了與外界的聯係，失去了自由。他的身邊隻有副官劉令俠。他的另八名隨行人員被“請”往南京珠江路憲兵十六團團部，解除了武裝。
戲演到這裏，尚未結束，因為蔣介石的呈文，是呈給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國民政府的態度如何呢？
1937年1月4日上午11時，國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二十二次會議，作出重要決議案：
張學良所處十年徒刑，準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既然要“嚴加管束”，亦即要幽禁張學良，而且沒有規定時限。
從此，張學良開始了漫長的幽禁生活，他的行蹤一直處於絕密狀態：從南京孔公館，到奉化溪口，轉安徽黃山，人江西萍鄉，進湖南郴州、永興、沅陵，又押往貴州修文、桐梓、貴陽。1946年11月，他被秘密押往台灣……漫漫五十多個春秋，張學良在沉寂的幽禁之中度過。
從審張、赦張到幽張，蔣介石精心運用了他的政治手腕，終於解決了令他困惑不已的一道政治難題……
讓他回西安吧，蔣委員長的麵子往哪裏擱？
把他抓起來吧，輿論壓力吃不消——他放了你蔣介石，又親自送你回南京，你若把他抓起來，未免太不仗義了！
左思右想，卻又左右不是。
蔣介石畢竟老謀深算，他在南京演出了一出鬧劇……
張學良的專機，在26日稍晚於蔣介石的專機，飛抵南京。與張學良同機到達的，有他的七名副官、隨行工作人員和兩名司機。
這七名副官是劉令俠、趙維振、王慶山、夏寶珠、劉雲清、張庭豔、陳玉。兩名司機是譚延斌、董拜瑞。
趙維振是張學良的侍衛副官。據他回憶，一下飛機，張學良一行和宋子文一起，乘上宋子文的一輛汽車以及南京張公館的兩輛汽車，直奔宋公館。
宋公館坐落在風景如畫的玄武湖畔雞鳴寺北極閣，那裏綠樹蓊鬱，幽雅宜人。宋公館內有兩幢二層小洋樓，宋子文把後麵的一幢讓給張學良下榻。
最初的日子，還算不錯。張學良在南京走訪親朋好友，往來自由。隻是外出時，總有兩輛汽車跟著，一輛是南京警務廳的，一輛是軍統局的，或坐便衣警察，或坐便衣特務。
那時，說是“保護”張學良，倒也還是說得過去。
張學良還在宋子文的陪同之下，打牌、玩球，看來，他在南京日子過得自在、瀟灑。
就是在那些日子裏，蔣介石在悄然策劃著怎樣“收拾”他……
其實，張學良也已料到蔣介石不會輕易放過他。據趙維振回憶，29日下午，當張學良在宋公館送別來訪的張群、吳鐵城、吳國楨時，張群對他說：“我們請你一聚。”張學良當即道：“要請趕快請，晚了可就趕不上啦！”
張學良說這句話，是因為他已意識到自由自在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31日上午，9點多光景，宋子文帶著戴笠進來。戴笠通知張學良，要開軍事委員會會議，馬上就去。
張學良隨著戴笠走了。
張學良到了那裏，才知道不是開會，而是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對他進行審判！
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審判長為李烈鈞，審判官為朱培德、鹿鍾膦，軍法官為陳恩普、邱毓楨，書記官為袁祖憲、郭作民。
審判長李烈鈞為資深國民黨人。他年長蔣介石五歲，江西武寧人，早在1907年便加入同盟會，在國民黨“一全”大會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後來任國民政府常委兼軍事委員會常委。李烈鈞在“九一八事變”後力主抗日，此刻蔣介石要他出任審判長審判力主抗日的張學良，他真是有苦說不出。
台灣《傳記文學》雜誌曾刊載李烈鈞的回憶錄，他回憶道：
31日開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後我借朱，鹿兩審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環顧法庭，四麵布置周密，警戒森嚴。我命將張學良帶上。不一會兒，張學良麵帶笑容，趨立案前，我因為他是陸軍上將，又是未遂犯，讓他坐下，但他仍筆直地站著。
我招呼他走近一些。
我問張學良：“你知道犯什麽罪嗎？”張學良回答：“我不知道。”我翻開陸軍刑法給他看，並對他說：“陸軍刑法的前幾條，都是你犯的罪。你怎麽膽敢出此言？”
張學良態度從容，答話直率，毫無顧忌。我心想：學良真是張作霖的兒子啊！我問他：“我們準備了一份向你提問的問題，要你回答，你願先看看這些問題嗎？”學良回答：“很好，請給我看看。”
現今，在南京的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裏，尚可查到當年審判張學良的記錄。據記錄載，麵對法庭，張學良作如下答複：
這回的事，由我一人負責。我對蔣委員長是極信服的，我曾將我們意見，前後數次口頭及書麵上報告過委員會委員長。我們一切的人都是愛國的人。我們痛切的難過國土年年失卻，漢奸日日增加，而愛國之士所受之壓迫反過於漢奸，事實如殷汝耕同沈鈞儒相比如何乎。我們也無法表現意見幹我們的國人，也無法貢獻於委員長，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領袖容納我的主張。我可以說，我們此次並無別的要求及地盤金錢等，完全為要求委員長準我們作抗日一切的準備及行動，開放一切抗日言論，團結抗日一切力量起見。我們認為目下中國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難解決。中國抗日非委員長領導不可，不過認為委員長還未能將抗日力量十分發揚，而親日者之障礙高於抗日者之進行。如果我們有別的方法達到我們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尤為令法庭諸公難堪的是，張學良掏出隨身所帶的《銑電》，公之於眾。
《銑電》，即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兩日（9月16日，電報韻目代日為“銑”）蔣介石發給張學良的電報：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在東北如何挑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忿，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正是這個《銑電》，迫使東北軍在日軍大舉侵略麵前“不予抵抗”。
正是由於“不予抵抗”，日軍一口就吞掉東北三省。
從此，張學良替蔣介石受過，得了個“雅號”日“不抵抗將軍”。
就連中共，那時也接二連三抨擊張學良。1935年8月1日，中共發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其中便稱“蔣介石、汪精衛、張學良等賣國賊”，是“少數人麵獸心的敗類”！
正是這個《銑電》，使張學良背上了黑鍋。
也正是這個《銑電》，促使張學良發動了西安事變。
今日，張學良居然被推上了被告席，他也就無所顧忌，擲出了蔣介石的《銑電》，以正視聽。
張學良的一切申辯都無濟於事，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在上午當即作出判決。
《判決書》稱此案為“對上官暴行脅迫案”，判決如下：張學良首謀夥黨對於上官為暴行脅迫，減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
這一判決一經宣布，引起一片嘩然。
當天下午2時，事情又發生戲劇性的變化。蔣介石派人送一公文至國民政府，請求特赦張學良！
蔣介石的呈文如下：
為呈請事：竊以西安之變，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惑於人言，輕於國紀，躬蹈妄行，事後感凜德威，頓萌悔悟，親詣國門，上書待罪，業蒙鈞府飭交軍事委員會依照陸海空軍刑法酌情審斷，處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繩，情罪俱當，從輕減處，已見寬宏……
蔣介石在說了一通張學良罪有應得的話之後，筆鋒一轉，說“該員勇於改悔”、“自投請罪”等等，提議“予以特赦，並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續，藉瞻後效，而示逾格之寬容……”
上午審張，下午赦張，蔣介石精心導演了這一幕：仿佛李烈鈞在上午給了張學良一記耳光，而蔣介石在下午給了張學良一顆糖！
其實，耳光是蔣介石打的，糖也是蔣介石給的。
當兩條戲劇性的消息翌日見報之後，引起的新聞轟動不亞於二十天前蔣介石在西安被拘的消息。
1937年元旦，西安震怒了！東北軍、西北軍集結在西安西關操場，抗議蔣介石扣張。楊虎城發出號召：“踏上民族解放鬥爭的血路！”
自從審張之後，張學良便“失蹤”了！在宋公館，再也不見張學良瀟灑的身影。
他被秘密轉移到了南京西麵中山外（常被誤傳為太平門外）孔祥熙公館。那裏也是一幢漂亮的兩層小洋樓，已經事先騰空，眼下成了張學良的軟禁之處。
張學良失去了與外界的聯係，失去了自由。他的身邊隻有副官劉令俠。他的另八名隨行人員被“請”往南京珠江路憲兵十六團團部，解除了武裝。
戲演到這裏，尚未結束，因為蔣介石的呈文，是呈給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國民政府的態度如何呢？
1937年1月4日上午11時，國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二十二次會議，作出重要決議案：
張學良所處十年徒刑，準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既然要“嚴加管束”，亦即要幽禁張學良，而且沒有規定時限。
從此，張學良開始了漫長的幽禁生活，他的行蹤一直處於絕密狀態：從南京孔公館，到奉化溪口，轉安徽黃山，人江西萍鄉，進湖南郴州、永興、沅陵，又押往貴州修文、桐梓、貴陽。1946年11月，他被秘密押往台灣……漫漫五十多個春秋，張學良在沉寂的幽禁之中度過。
從審張、赦張到幽張，蔣介石精心運用了他的政治手腕，終於解決了令他困惑不已的一道政治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