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節 毛澤東專心於農民運動
毛澤東在辭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之後，仍勾留在羊城。他的主要精力，從宣傳工作轉向農民運動——因為他被任命為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
這時，毛澤東的助手不再是作家沈雁冰，而是蕭楚女。“楚女”這名字，會使人以為是湖北女子或是楚楚動人的女子，實際上卻是一位跟毛澤東同齡的男子。他是湖北漢陽人氏，本名樹烈，學名楚汝——後來去掉“三點水”，變成了“楚女”，故意用其反義。有時，他寫文章，以“醜侶”為筆名，倒是用其原義。
蕭楚女此人，出身貧寒，當過學徒、報童、小販，1922年加人中國共產黨。他擅長寫作，工作勤勉，為人豪爽。他是農民運動講習所唯一的專職教員，跟毛澤東一起教授學員。那時，蕭楚女正患肺病，支撐著病體講課，據當時聽課的學員筆記所載，毛澤東如此講述農民運動的重要性：
中國的農民問題，在以前沒有人研究過，遠自文武周公，近至現在各學校都沒有人研究它。現在中國能代表一般民眾的利益的黨，有兩個，一是共產黨，一是國民黨。共產黨對於農民問題，比較注重些。而國民黨對於此問題，二年前才開始注意。在國民革命時候應該注意農運了。辛亥革命的失敗，政權落幹軍閥之手，完全是未得三萬萬二千萬農民的幫助和擁護。
國民革命，就是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的革命。唯有把農民動員起來，參加革命，國民革命才能成功。農民一支軍，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尤不可拋棄……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毛澤東醉心於中國農民運動，以至於被人們稱為“中國農民運動的大王”。
就在毛澤東忙著在廣州番禺學宮為農運學員們講課的時候，蔣介石步步高升：
6月5日，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6月29日，出任國民政府委員。
7月5日，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人部部長。
7月6日，張靜江以患足疾為理由辭職，蔣介石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這樣，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成為國民黨的第一號人物。
7月9日，廣州東校場人頭攢動，十萬軍民雲集那裏，舉行北伐誓師大會。蔣介石頭戴大蓋帽，一身戎裝，在萬眾歡呼聲中宣誓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介石發表就職演說：“今天，是國民革命軍舉行誓師典禮的紀念，亦是本總司令就職的日子。本總司令自覺才力綿薄，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負如此重大的責任，惶恐萬分。但現在北洋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已來重重包圍我們、壓迫我們了，如果國民革命的勢力不集中統一起來，一定不能衝破此種包圍，解除此種壓迫。所以本總司令不敢推辭重大的責任，隻有竭盡個人的天職，擔負起來，以生命交給黨、交給國民政府、交給國民革命軍各位將士。自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這一天，成了蔣介石的“登基”之日。隨著傳媒的廣泛報道，蔣介石的知名度迅速上升，“蔣總司令”之稱由此而起。而此時此刻，毛澤東並不為人所注意。
國共依然保持著合作，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員並肩北伐，蘇聯顧問亦在總司令麾下效力。蔣介石率八個軍，十萬兵馬，向北推進。
9月3日，蔣介石在武昌城下塗家灣指揮攻城，毛澤東則前往黃埔軍校，發表演講。毛澤東演講的題日是《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的關係》。
11月，毛澤東接中共中央通知，偕妻楊開慧及二子離開廣州，前往上海。來滬後，毛澤東出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不久，毛澤東挈婦攜子經武漢回到老家湖南，寫出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列為《毛澤東選集》第二篇的著作……
在中共內部，陳獨秀並不看重毛澤東，倒是瞿秋白非常讚賞他。1927年4月，瞿秋白在為長江書店所印毛澤東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書作序時指出：“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蔣介石陷入國民黨內群雄紛爭之中就在這時，1927年4月12日淩晨4時，上海響起密集的槍聲，顯示了蔣總司令手中槍杆子的威力。蔣介石下令“清黨”，大批逮捕、槍殺中共黨員，史稱“四一二政變”。
蔣介石走了三步棋：一年前的“三二○事件”，隻是嶄露頭角的他實行反共的“火力偵察”；接著，《整理黨務案》的通過，表明他決心從國民黨中“分共”；這一回，已經立穩腳跟、大權在握的他，以武力實行“清黨”，亦即反共。
外電急急報道：“在中國，‘KMT’與‘CP’火拚，徹底決裂！”
“KMT”，國民黨的英文縮寫；“CP”，共產黨的英文縮寫。
“CP”當時自然鬥不過“KMT”，因為蔣介石手中握有槍杆子。蕭楚女、陳延年、趙世炎等，一個個倒在血泊裏。
毛澤東倒是從中悟出了一個真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雖說有人挖苦毛澤東是“槍杆子主義”，毛澤東卻不悔。1927年秋天，毛澤東在湖南發動了秋收起義，然後帶著兵馬上了江西西部的井岡山，走上了用槍杆子對付槍杆子的道路——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叫做“武裝鬥爭”；用斯大林的話來說，那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蔣介石呢？雖說他在清共、反共方麵步步得手，可是他在國民黨內卻不孚眾望。
他獨攬大權，引起了不滿。那個汪精衛，依然是他在國民黨內的勁敵。雖然汪精衛被迫遠走法國，但他的“影子”仍威脅著蔣介石。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南洋大樓召開。會議掀起反獨裁運動。蔣介石、張靜江拒絕出席。毛澤東作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倒是出席了會議。此會推選尚在國外的汪精衛出任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裁撤了原由蔣介石擔任部長的軍人部。這是蔣介石上台後頭一回受挫。
於是，4月1日，汪精衛興高采烈地從法國回到上海。汪精衛成了國民黨左派領袖。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後，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中央下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免去其一切職務，通緝拿辦。一時間，蔣介石聲名狼藉。
不過，到了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也實行“分共”，又跟蔣介石走在一起了！
就在這時，蔣介石率北伐軍在與軍閥孫傳芳作戰時敗北，受到各方指責。8月13日，蔣介石宣布下野，辭去總司令之職——這是蔣介石政治生涯中頭一回跌到最低點，離“四一二政變”不過四個月而已！
一個多月後，蔣介石出走日本…
擠走了蔣介石之後，國民黨內又爆發了汪精衛跟李宗仁的爭鬥。汪、李相持不下，不得不提出請蔣介石複職。
一下子，蔣介石“行情”看漲，從日本返滬。
1928年2月上旬，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跟一年前的二屆三中全會截然不同，這一回蔣介石由落到起，由沉到浮，他被推舉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手中的黨政軍大權失而複得！
於是，人們對他的稱呼，從“蔣校長”、“蔣總司令”，變為“蔣主席”。
這年10月8日，蔣介石又兼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集三“主席”於一身。另外，他還兼任海陸空軍總司令。
1929年3月，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三全”大會，胡漢民與蔣介石合作，在會上致開幕詞。大會通過了《獎慰蔣中正同誌案》，大有“大樹特樹”蔣介石“最高領袖”權威的味道。汪精衛則拒不出席會議，指責會議代表百分之八十由蔣氏“圈定和指派”、“所謂代表者，已完全喪失其意義”。
“三全”大會加深了國民黨內部的紛爭，新軍閥們紛紛反蔣。先是桂係反蔣，爆發蔣桂戰爭；接著，閻錫山、馮玉祥義揭起反蔣之幟，爆發蔣、閻、馮大戰。一時間，打得好熱鬧。反蔣派擁戴汪精衛為領袖，另立中央，選舉汪精衛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再度成為蔣介石的對手。
蔣介石和閻、馮在中原展開大戰，好不容易，蔣介石戰勝了對手。這時，蔣介石才騰出手來，坐鎮南昌，對江西的朱（德）毛（澤東）紅軍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圍剿”。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擔任立法院長的胡漢民，不再與蔣介石合作，在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猛烈抨擊蔣介專製獨裁，又爆發蔣、胡之爭。1931年2月28日，胡漢民被騙至蔣介石的總司令部，遭到軟禁。消息傳出，輿論嘩然。
汪精衛看準了時機，第三次跟蔣介石作對。汪精衛舉起了“護黨救國”、“打倒獨裁”之旗，聯合反蔣派，於1931年5月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汪精衛任主席，向全國發布《反蔣宣言》。
於是，蔣介石調兵遣將討汪，爆發了寧粵之戰……
看來，在四分五裂、群雄並存的國民黨內部，蔣介石欲成為最高領袖、“絕對權威”，也並非易事。一部國民黨史，簡直成了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三巨頭”的紛爭史！國共分別確立了蔣介石、毛澤東為領袖就在蔣汪對抗、寧粵衝突之際，1931年9月18日晚10時，沈陽北大營響起了炒豆般的槍聲。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下令發動突然襲擊，炮轟沈陽城。蔣介石命令張學良的東北軍：“遇有日軍尋釁，務須慎重避免衝突”、“絕對不準抵抗”。
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導致一百三十萬平方公裏、三千萬人民的東三省，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裏，落人日軍之手！
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激起全國上下的憤慨之情。汪精衛借此機會，猛烈抨擊蔣介石，堅持要蔣介石下野。
國民黨的四分五裂，此時達到了高潮：
國民黨的“一全”大會，在孫中山主持下召開；
國民黨的“二全”大會，在汪精衛主持下召開；
國民黨的“三全”大會，在蔣介石主持下召開；
眼下，竟然有三個“四全”大會，分別在南京、廣州和上海舉行！
在南京，蔣介石主持了“四全”大會；
在廣州，孫科主持了“四全”大會——理應由汪精衛、胡漢民主持，會議開了一半，胡漢民回粵主持；
在上海，汪精衛主持召開了一個“四全”大會。
國民黨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
日軍侵略，民怨沸騰，而國民黨的“三巨頭”又如此分庭抗禮！無可奈何，蔣介石不得不於1931年12月15日發表《蔣主席辭職電》，宣布下野——這是蔣介石平生第二回下野！
口中嘟囔著“娘希匹”，蔣介石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
總算蔣、汪、胡三派合一，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於1931年12月下旬在南京召開。蔣介石“下野”於奉化，汪精衛稱病在上海，胡漢民也說自己“血壓高”，留在廣州。“三巨頭”都沒有在四屆一中全會上露麵，會議由於右任主持。會議作出了折中的方案，即由蔣、汪、胡三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常委，輪流擔任主席；此外，改組國民政府，推舉空頭元老林森為主席，由孫科任行政院長。
沒有“三巨頭”出席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畢竟缺乏權威性。
就在四屆一中全會結束半個多月，一場重要的幕後交易在杭州進行：已經“下野”的蔣介石，從老家奉化來到杭州，住人澄廬。他寫了一封密信，托陳銘樞、顧孟餘赴滬，麵交汪精衛。一直“稱病”的汪精衛見信，立即精神抖擻，百病皆無，趕往杭州。於足，這兩個多年來互為政敵的巨頭，在澄廬通宵密談，“相見甚歡”。這次密談，變“蔣汪對抗”為“蔣汪聯盟”。
消息不脛而走，胡漢民氣歪了鼻子——因為汪、胡有密約在先，兩人聯合反蔣，誰也不與蔣單獨密談。如今，汪背棄了胡，胡也就決心獨力與蔣、汪對抗。
蔣汪攜手，返回南京。1932年1月28日，汪精衛接替孫科，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主持政府工作；3月6日，蔣介石複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掌握軍權。從此，人們對蔣介石改稱“蔣委員長”。
由此，形成了維持多年的“蔣汪體製”，形成了“汪主政、蔣主軍、蔣汪聯合主黨”的格局。胡漢民則在兩廣主持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跟蔣汪保持半獨立的狀態，但畢竟在中央失去了地盤。在蔣、汪之間，蔣掌兵權，實力勝於汪……
在中共黨內，鬥爭也頗激烈：
連任五屆總書記的陳獨秀，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於1927年7月12日下台；
取而代之的糕秋白，又閃犯了“左”傾盲動錯誤而下台；
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犯了“左”傾冒險錯誤而遭批判；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他的得意門生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領導權，又開始實行“左”傾機會主義……
這一右三“左”，折騰著中共走馬燈似的改換領袖，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到博古……
1933年2月28日，蔣介石發表了《告共黨書》，以譏誚的口吻，論及了中共的黨內鬥爭：
中國自有共產黨以來，沒有一時一刻不在錯誤路線當中。
十五年、十六年（引者注：此處指民國紀元，亦即1926、1927年。下同，不另注）有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動主義的錯誤；十八年六次大會（引者注：指中共“六大”）又發生了農民問題及職工運動的錯誤；至於所謂立三路線的破產，鄧中夏退卻路線的荒謬，都是你們自己所宣告的。以此推論，你們便再若幹年，也無非是一個錯誤的環境，這種鐵的事實是在雄辯著共產主義不能施行於中國，即共產黨不能存在於中國。
無論你是什麽策略，什麽路線，左的，右的，折中的，總之是此路不通，遲早要壽終正寢……
蔣介石說這番話時，中共確實正處於領袖危機之中——由於中共那時沒有一個能夠穩穩地掌舵的領袖，使中共連連失誤。
然而，在蔣介石說那番話的一年多之後——1935年1月，中共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脫穎而出，成為中共舵手。
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即洛甫）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而毛澤東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軍權，成為中共實際上的領袖。
毛澤東也走過了曲折的時浮時沉的政治道路：
他上了井岡山之後，與朱德會師，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為軍長，他為黨代表。這樣，他的最初的稱呼日“毛黨代表”。
1930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成立，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治委員。這樣，人稱“毛委員”。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出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從此，對毛澤東的習慣稱呼便叫“毛主席”。
不過，在中共黨內，毛澤東曆受打擊，時而被“開除出政治局”，時而被撤銷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前委書記職務。他又幾番病重，以致一度誤傳他病死，共產國際還為他發了訃告！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遭到批判，被戴上“三頂帽子”：一曰“槍杆子主義”，二曰“一貫機會主義”，三曰“狹隘經驗論”。
那時，中共受共產國際領導，毛澤東未曾在蘇聯受訓，得不到共產國際信任，遭到以王明、博古為首的從蘇聯歸來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排斥。然而，毛澤東畢竟在錯綜複雜的黨內鬥爭中，顯示了他的睿智和才華。特別是處在當時殘酷的戰爭環境中，誰能領導部隊打勝仗，誰就會在黨內、軍隊中享有威信。
如果說蔣介石還算在日本振武學校念過一點軍事的話，毛澤東則連這麽點“資本”都沒有。詩人氣質的他，原本書生一個，寫文章是他的看家本事，打仗則純屬外行。奇怪的是，此人“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居然從中諳熟韜略。雖說也曾打過幾回敗仗，但他十有七八能克敵製勝。就連蔣介石坐鎮指揮，也多次敗在這位“筆杆子”手下……如此這般，當中共中央總負責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連連指揮失誤，幾乎斷送了紅軍之際，毛澤東在黨內、軍內呼聲甚高，也就順理成章地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
從此，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與以蔣介石為領袖的中國國民黨相對抗；實際上，也就開始了以毛澤東和蔣介石為棋手（亦即“旗手”）的兩黨對抗的棋賽……
雖說在此之前，蔣介石跟毛澤東有過幾番較量。那時，蔣介石似乎對井岡山上的朱毛紅軍不屑一顧，稱之“朱毛股匪”，先是幾番“會剿”，接著又幾次“圍剿”——不過，那隻是大搏鬥之前的“熱身賽”。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紅軍終於從覆滅的邊緣得以挽回，沒有成為“石達開第二”而葬身大渡河畔。紅軍挺進陝北，在保安站穩了腳跟，再不是“朱毛股匪”。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之後的紅軍，在陝北迅速擴大，已成為一支不可小覷的軍事力量。
於是，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開始了第一次真正的較量……
§§第二章 幕後密使
這時，毛澤東的助手不再是作家沈雁冰，而是蕭楚女。“楚女”這名字，會使人以為是湖北女子或是楚楚動人的女子，實際上卻是一位跟毛澤東同齡的男子。他是湖北漢陽人氏，本名樹烈，學名楚汝——後來去掉“三點水”，變成了“楚女”，故意用其反義。有時，他寫文章，以“醜侶”為筆名，倒是用其原義。
蕭楚女此人，出身貧寒，當過學徒、報童、小販，1922年加人中國共產黨。他擅長寫作，工作勤勉，為人豪爽。他是農民運動講習所唯一的專職教員，跟毛澤東一起教授學員。那時，蕭楚女正患肺病，支撐著病體講課，據當時聽課的學員筆記所載，毛澤東如此講述農民運動的重要性：
中國的農民問題，在以前沒有人研究過，遠自文武周公，近至現在各學校都沒有人研究它。現在中國能代表一般民眾的利益的黨，有兩個，一是共產黨，一是國民黨。共產黨對於農民問題，比較注重些。而國民黨對於此問題，二年前才開始注意。在國民革命時候應該注意農運了。辛亥革命的失敗，政權落幹軍閥之手，完全是未得三萬萬二千萬農民的幫助和擁護。
國民革命，就是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的革命。唯有把農民動員起來，參加革命，國民革命才能成功。農民一支軍，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尤不可拋棄……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毛澤東醉心於中國農民運動，以至於被人們稱為“中國農民運動的大王”。
就在毛澤東忙著在廣州番禺學宮為農運學員們講課的時候，蔣介石步步高升：
6月5日，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6月29日，出任國民政府委員。
7月5日，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人部部長。
7月6日，張靜江以患足疾為理由辭職，蔣介石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這樣，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成為國民黨的第一號人物。
7月9日，廣州東校場人頭攢動，十萬軍民雲集那裏，舉行北伐誓師大會。蔣介石頭戴大蓋帽，一身戎裝，在萬眾歡呼聲中宣誓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介石發表就職演說：“今天，是國民革命軍舉行誓師典禮的紀念，亦是本總司令就職的日子。本總司令自覺才力綿薄，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負如此重大的責任，惶恐萬分。但現在北洋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已來重重包圍我們、壓迫我們了，如果國民革命的勢力不集中統一起來，一定不能衝破此種包圍，解除此種壓迫。所以本總司令不敢推辭重大的責任，隻有竭盡個人的天職，擔負起來，以生命交給黨、交給國民政府、交給國民革命軍各位將士。自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這一天，成了蔣介石的“登基”之日。隨著傳媒的廣泛報道，蔣介石的知名度迅速上升，“蔣總司令”之稱由此而起。而此時此刻，毛澤東並不為人所注意。
國共依然保持著合作，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員並肩北伐，蘇聯顧問亦在總司令麾下效力。蔣介石率八個軍，十萬兵馬，向北推進。
9月3日，蔣介石在武昌城下塗家灣指揮攻城，毛澤東則前往黃埔軍校，發表演講。毛澤東演講的題日是《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的關係》。
11月，毛澤東接中共中央通知，偕妻楊開慧及二子離開廣州，前往上海。來滬後，毛澤東出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不久，毛澤東挈婦攜子經武漢回到老家湖南，寫出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列為《毛澤東選集》第二篇的著作……
在中共內部，陳獨秀並不看重毛澤東，倒是瞿秋白非常讚賞他。1927年4月，瞿秋白在為長江書店所印毛澤東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書作序時指出：“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蔣介石陷入國民黨內群雄紛爭之中就在這時，1927年4月12日淩晨4時，上海響起密集的槍聲，顯示了蔣總司令手中槍杆子的威力。蔣介石下令“清黨”，大批逮捕、槍殺中共黨員，史稱“四一二政變”。
蔣介石走了三步棋：一年前的“三二○事件”，隻是嶄露頭角的他實行反共的“火力偵察”；接著，《整理黨務案》的通過，表明他決心從國民黨中“分共”；這一回，已經立穩腳跟、大權在握的他，以武力實行“清黨”，亦即反共。
外電急急報道：“在中國，‘KMT’與‘CP’火拚，徹底決裂！”
“KMT”，國民黨的英文縮寫；“CP”，共產黨的英文縮寫。
“CP”當時自然鬥不過“KMT”，因為蔣介石手中握有槍杆子。蕭楚女、陳延年、趙世炎等，一個個倒在血泊裏。
毛澤東倒是從中悟出了一個真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雖說有人挖苦毛澤東是“槍杆子主義”，毛澤東卻不悔。1927年秋天，毛澤東在湖南發動了秋收起義，然後帶著兵馬上了江西西部的井岡山，走上了用槍杆子對付槍杆子的道路——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叫做“武裝鬥爭”；用斯大林的話來說，那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蔣介石呢？雖說他在清共、反共方麵步步得手，可是他在國民黨內卻不孚眾望。
他獨攬大權，引起了不滿。那個汪精衛，依然是他在國民黨內的勁敵。雖然汪精衛被迫遠走法國，但他的“影子”仍威脅著蔣介石。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南洋大樓召開。會議掀起反獨裁運動。蔣介石、張靜江拒絕出席。毛澤東作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倒是出席了會議。此會推選尚在國外的汪精衛出任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裁撤了原由蔣介石擔任部長的軍人部。這是蔣介石上台後頭一回受挫。
於是，4月1日，汪精衛興高采烈地從法國回到上海。汪精衛成了國民黨左派領袖。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後，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中央下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免去其一切職務，通緝拿辦。一時間，蔣介石聲名狼藉。
不過，到了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也實行“分共”，又跟蔣介石走在一起了！
就在這時，蔣介石率北伐軍在與軍閥孫傳芳作戰時敗北，受到各方指責。8月13日，蔣介石宣布下野，辭去總司令之職——這是蔣介石政治生涯中頭一回跌到最低點，離“四一二政變”不過四個月而已！
一個多月後，蔣介石出走日本…
擠走了蔣介石之後，國民黨內又爆發了汪精衛跟李宗仁的爭鬥。汪、李相持不下，不得不提出請蔣介石複職。
一下子，蔣介石“行情”看漲，從日本返滬。
1928年2月上旬，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跟一年前的二屆三中全會截然不同，這一回蔣介石由落到起，由沉到浮，他被推舉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手中的黨政軍大權失而複得！
於是，人們對他的稱呼，從“蔣校長”、“蔣總司令”，變為“蔣主席”。
這年10月8日，蔣介石又兼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集三“主席”於一身。另外，他還兼任海陸空軍總司令。
1929年3月，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三全”大會，胡漢民與蔣介石合作，在會上致開幕詞。大會通過了《獎慰蔣中正同誌案》，大有“大樹特樹”蔣介石“最高領袖”權威的味道。汪精衛則拒不出席會議，指責會議代表百分之八十由蔣氏“圈定和指派”、“所謂代表者，已完全喪失其意義”。
“三全”大會加深了國民黨內部的紛爭，新軍閥們紛紛反蔣。先是桂係反蔣，爆發蔣桂戰爭；接著，閻錫山、馮玉祥義揭起反蔣之幟，爆發蔣、閻、馮大戰。一時間，打得好熱鬧。反蔣派擁戴汪精衛為領袖，另立中央，選舉汪精衛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再度成為蔣介石的對手。
蔣介石和閻、馮在中原展開大戰，好不容易，蔣介石戰勝了對手。這時，蔣介石才騰出手來，坐鎮南昌，對江西的朱（德）毛（澤東）紅軍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圍剿”。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擔任立法院長的胡漢民，不再與蔣介石合作，在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猛烈抨擊蔣介專製獨裁，又爆發蔣、胡之爭。1931年2月28日，胡漢民被騙至蔣介石的總司令部，遭到軟禁。消息傳出，輿論嘩然。
汪精衛看準了時機，第三次跟蔣介石作對。汪精衛舉起了“護黨救國”、“打倒獨裁”之旗，聯合反蔣派，於1931年5月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汪精衛任主席，向全國發布《反蔣宣言》。
於是，蔣介石調兵遣將討汪，爆發了寧粵之戰……
看來，在四分五裂、群雄並存的國民黨內部，蔣介石欲成為最高領袖、“絕對權威”，也並非易事。一部國民黨史，簡直成了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三巨頭”的紛爭史！國共分別確立了蔣介石、毛澤東為領袖就在蔣汪對抗、寧粵衝突之際，1931年9月18日晚10時，沈陽北大營響起了炒豆般的槍聲。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下令發動突然襲擊，炮轟沈陽城。蔣介石命令張學良的東北軍：“遇有日軍尋釁，務須慎重避免衝突”、“絕對不準抵抗”。
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導致一百三十萬平方公裏、三千萬人民的東三省，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裏，落人日軍之手！
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激起全國上下的憤慨之情。汪精衛借此機會，猛烈抨擊蔣介石，堅持要蔣介石下野。
國民黨的四分五裂，此時達到了高潮：
國民黨的“一全”大會，在孫中山主持下召開；
國民黨的“二全”大會，在汪精衛主持下召開；
國民黨的“三全”大會，在蔣介石主持下召開；
眼下，竟然有三個“四全”大會，分別在南京、廣州和上海舉行！
在南京，蔣介石主持了“四全”大會；
在廣州，孫科主持了“四全”大會——理應由汪精衛、胡漢民主持，會議開了一半，胡漢民回粵主持；
在上海，汪精衛主持召開了一個“四全”大會。
國民黨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
日軍侵略，民怨沸騰，而國民黨的“三巨頭”又如此分庭抗禮！無可奈何，蔣介石不得不於1931年12月15日發表《蔣主席辭職電》，宣布下野——這是蔣介石平生第二回下野！
口中嘟囔著“娘希匹”，蔣介石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
總算蔣、汪、胡三派合一，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於1931年12月下旬在南京召開。蔣介石“下野”於奉化，汪精衛稱病在上海，胡漢民也說自己“血壓高”，留在廣州。“三巨頭”都沒有在四屆一中全會上露麵，會議由於右任主持。會議作出了折中的方案，即由蔣、汪、胡三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常委，輪流擔任主席；此外，改組國民政府，推舉空頭元老林森為主席，由孫科任行政院長。
沒有“三巨頭”出席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畢竟缺乏權威性。
就在四屆一中全會結束半個多月，一場重要的幕後交易在杭州進行：已經“下野”的蔣介石，從老家奉化來到杭州，住人澄廬。他寫了一封密信，托陳銘樞、顧孟餘赴滬，麵交汪精衛。一直“稱病”的汪精衛見信，立即精神抖擻，百病皆無，趕往杭州。於足，這兩個多年來互為政敵的巨頭，在澄廬通宵密談，“相見甚歡”。這次密談，變“蔣汪對抗”為“蔣汪聯盟”。
消息不脛而走，胡漢民氣歪了鼻子——因為汪、胡有密約在先，兩人聯合反蔣，誰也不與蔣單獨密談。如今，汪背棄了胡，胡也就決心獨力與蔣、汪對抗。
蔣汪攜手，返回南京。1932年1月28日，汪精衛接替孫科，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主持政府工作；3月6日，蔣介石複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掌握軍權。從此，人們對蔣介石改稱“蔣委員長”。
由此，形成了維持多年的“蔣汪體製”，形成了“汪主政、蔣主軍、蔣汪聯合主黨”的格局。胡漢民則在兩廣主持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跟蔣汪保持半獨立的狀態，但畢竟在中央失去了地盤。在蔣、汪之間，蔣掌兵權，實力勝於汪……
在中共黨內，鬥爭也頗激烈：
連任五屆總書記的陳獨秀，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於1927年7月12日下台；
取而代之的糕秋白，又閃犯了“左”傾盲動錯誤而下台；
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犯了“左”傾冒險錯誤而遭批判；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他的得意門生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領導權，又開始實行“左”傾機會主義……
這一右三“左”，折騰著中共走馬燈似的改換領袖，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到博古……
1933年2月28日，蔣介石發表了《告共黨書》，以譏誚的口吻，論及了中共的黨內鬥爭：
中國自有共產黨以來，沒有一時一刻不在錯誤路線當中。
十五年、十六年（引者注：此處指民國紀元，亦即1926、1927年。下同，不另注）有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動主義的錯誤；十八年六次大會（引者注：指中共“六大”）又發生了農民問題及職工運動的錯誤；至於所謂立三路線的破產，鄧中夏退卻路線的荒謬，都是你們自己所宣告的。以此推論，你們便再若幹年，也無非是一個錯誤的環境，這種鐵的事實是在雄辯著共產主義不能施行於中國，即共產黨不能存在於中國。
無論你是什麽策略，什麽路線，左的，右的，折中的，總之是此路不通，遲早要壽終正寢……
蔣介石說這番話時，中共確實正處於領袖危機之中——由於中共那時沒有一個能夠穩穩地掌舵的領袖，使中共連連失誤。
然而，在蔣介石說那番話的一年多之後——1935年1月，中共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脫穎而出，成為中共舵手。
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即洛甫）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而毛澤東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軍權，成為中共實際上的領袖。
毛澤東也走過了曲折的時浮時沉的政治道路：
他上了井岡山之後，與朱德會師，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為軍長，他為黨代表。這樣，他的最初的稱呼日“毛黨代表”。
1930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成立，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治委員。這樣，人稱“毛委員”。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出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從此，對毛澤東的習慣稱呼便叫“毛主席”。
不過，在中共黨內，毛澤東曆受打擊，時而被“開除出政治局”，時而被撤銷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前委書記職務。他又幾番病重，以致一度誤傳他病死，共產國際還為他發了訃告！
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遭到批判，被戴上“三頂帽子”：一曰“槍杆子主義”，二曰“一貫機會主義”，三曰“狹隘經驗論”。
那時，中共受共產國際領導，毛澤東未曾在蘇聯受訓，得不到共產國際信任，遭到以王明、博古為首的從蘇聯歸來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排斥。然而，毛澤東畢竟在錯綜複雜的黨內鬥爭中，顯示了他的睿智和才華。特別是處在當時殘酷的戰爭環境中，誰能領導部隊打勝仗，誰就會在黨內、軍隊中享有威信。
如果說蔣介石還算在日本振武學校念過一點軍事的話，毛澤東則連這麽點“資本”都沒有。詩人氣質的他，原本書生一個，寫文章是他的看家本事，打仗則純屬外行。奇怪的是，此人“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居然從中諳熟韜略。雖說也曾打過幾回敗仗，但他十有七八能克敵製勝。就連蔣介石坐鎮指揮，也多次敗在這位“筆杆子”手下……如此這般，當中共中央總負責博古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連連指揮失誤，幾乎斷送了紅軍之際，毛澤東在黨內、軍內呼聲甚高，也就順理成章地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
從此，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與以蔣介石為領袖的中國國民黨相對抗；實際上，也就開始了以毛澤東和蔣介石為棋手（亦即“旗手”）的兩黨對抗的棋賽……
雖說在此之前，蔣介石跟毛澤東有過幾番較量。那時，蔣介石似乎對井岡山上的朱毛紅軍不屑一顧，稱之“朱毛股匪”，先是幾番“會剿”，接著又幾次“圍剿”——不過，那隻是大搏鬥之前的“熱身賽”。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紅軍終於從覆滅的邊緣得以挽回，沒有成為“石達開第二”而葬身大渡河畔。紅軍挺進陝北，在保安站穩了腳跟，再不是“朱毛股匪”。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之後的紅軍，在陝北迅速擴大，已成為一支不可小覷的軍事力量。
於是，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開始了第一次真正的較量……
§§第二章 幕後密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