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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審蕭勁光引起的爭執
李德的到來，使“獨立房子”變得熱鬧起來。這座“三居室”的“獨立房子”正中的客堂間，成了會議室。李德到來不久，博古便通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們，在“獨立房子”開會，跟李德見麵。
接到通知後，項英、劉伯承從偏東方向烏石壟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機關沿田埂走過來，毛澤東從東北方向元太屋的中央政府機關走出來，博古、張聞天、凱豐則從正南方向下肖的中共臨時中央機關走過來。不到五分鍾，他們就都到了“獨立房子”。
博古和張聞天事先提醒過李德，跟毛澤東見麵時，如果有誰提及“羅明路線”，要盡量回避，據告“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反應很敏感”，因為他同羅明“執行的是同一條路線”。於是，李德便“把博古的勸告牢牢記在心上”。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這樣記述：
過了幾天，在我住處召開了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博古、洛甫、毛澤東、項英、劉伯承和另外二三個同誌，他們的名字我記不起來，其中有青年團書記。三個有名的委員沒有出席，朱德和周恩來在前線，王稼祥在1932年被彈片打成重傷（應為1933年春——引者注），住在野戰醫院……
會議由項英主持。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從1933年5月11日移駐瑞金沙洲壩，規定“當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同誌在前方時，其主席職務，由項英同誌代理”（《關於中革軍委移駐瑞金的通令》，1933年5月17日）。據李德回憶，“博古把我介紹給大家，毛澤東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歡迎”。
就這樣，李德跟毛澤東結識了。毛澤東不懂外語，由博古充當翻譯。在場的人當中，除了毛澤東和項英之外，其餘的人差不多都能用俄語跟李德交談。
李德後來在《中國紀事》中這樣記述他對毛澤東的印象：
給我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毛澤東。他是一個身材修長的，幾乎可以說是很瘦削的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他給我最初印象，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家和軍人，不如說是一個思想家和詩人。在很少的幾個慶祝會上，我們見麵時很隨便。在這種場合，他總是保持一種威嚴而又謹慎的態度，總是鼓勵別人喝酒、說話和唱歌，他自己則在談話中插進一些格言，這些格言聽起來好像是無關緊要的，但總有一定的含義，有時還含有一種惡意的暗示。很長時間我都吃不慣味道很厚的幕，像油炸辣椒，這種菜在中國南方，尤其在毛澤東的故鄉湖南是很普遍的。這就引起了毛澤東的譏諷，他說，“真正革命者的食糧是紅辣椒”和“誰不吃紅辣椒，誰就不能戰鬥”。當有人第一次提出，我們的主力是否應突破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封鎖這個問題時，他用一句毫不相幹的話（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話）回答說：“良庖歲更刀，割也；族皰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總之，他喜歡引用民問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國曆史上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訴我，曆來很著名的紅軍八項政治原則和四項策略原則中的一部分也是毛澤東從曆史中，也就是從19世紀後半葉太平天國起義的口號中吸收過來的。他根據中國古代軍事著作《孫子兵法》提出了“不打無把握之仗”的原則，但在長征路上他又引用孫子的另一句話“投入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毛澤東不僅在私人談話中或小範圍裏運用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還把它們引用到他的講話中，並以革命的激情從中引出令人銘記的口號。我自己就經常看到，他是怎樣用這種辦法深深地影響了聽他講話的農民和士兵……
李德也從博古他們那裏得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威信：
他們知道，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我們有時開玩笑說，他的影響是利用了“民眾的激情”，其實倒不如說是基於長期共同進行武裝鬥爭的傳統。這種傳統使毛澤東同農民的關係非常密切……
李德同樣也從博古他們那裏知道毛澤東受到了排擠第四次中央全會以後，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統治地位受到嚴重損害。1931年中央局的建立，1932年在寧都召開的擴大會議，以及最後1933年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遷至瑞金，所有這些對他來說都是警報信號。他的影響明顯地減弱了……
雖說初次見麵時，李德跟毛澤東彼此客氣了一番，不過，由於李德完全站在博古一邊，他和毛澤東的衝突注定是不可避免的。
就在李德到來不久，果真，他跟毛澤東之間，發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執。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說：“幾乎就在我到達的同一天，傳來了黎川失守的惡訊。”他和毛澤東的頭一回交鋒，就在這“黎川失守”事件上……
黎川，廣昌東北的一座縣城，靠近福建峻秀的武夷山。黎川是在1933年9月28日失守的。
黎川之戰，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前哨戰。
從1933年7月18日到9月18日，兩個月間蔣介石在廬山上辦了三期軍官訓練班，親自作了二十三次訓話和講課，此刻下山了！
南昌，從1933年5月起設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此刻變得忙碌起來。蔣介石在賽克特的謀劃下，正忙於調集一百萬大軍、二百架飛機，部署第五次“圍剿”。內中五十萬大軍用於江西，以求剿滅中央蘇區。
此時，黎川成了中央蘇區的北部門戶。蔣介石的第一步棋，便是派出陳誠的三個師——第三路軍第八縱隊第五、六、七十九師，朝黎川縣城推進。紅軍主力在朱德、周恩來率領下，正在福建跟國民黨十九路軍作戰，駐守黎川的是蕭勁光部隊。
蕭勁光此人，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國防部副部長。1955年，成為十位獲得大將軍銜的將領之一。他是湖南長沙人，毛澤東的老鄉。1920年秋，當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新漁陽裏六號掛起“外國語學社”招牌時，他成了那裏的學生，跟任弼時、柯慶施有著同窗之誼。在那裏，他成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最早的團員之一。翌年，他便赴蘇聯學習，瞿秋白成了他的老師。1922年，他加人中國共產黨。1924年1月21日，當列寧去世時，他和任弼時等曾代表中國留學生為列寧守靈。回國後，他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六師黨代表，參加了北伐。1927年他再度赴蘇，在列寧格勒軍政學院學習了三年。此後他回國，進人中央蘇區。此刻，這位資曆頗深的蕭勁光，擔任閩贛軍區司令員兼第七軍團政委，司令部便設在黎川城裏。
在麵對蔣軍三個師的時候，蕭勁光手下卻隻有七十個兵！
蕭勁光是這樣回憶的：
我的主力部隊已隨三軍團到福建去了，剩下一個獨立師，在敵人進攻前的一個星期又調往峭石，歸前總直接指揮。當時我手上隻有一支七十人的教導隊和一些地方遊擊隊守黎川。在敵人進攻的前幾天，中共又命令閩贛省委和省政府撤出黎川城。隨即，顧作霖（省委書記）、邵式平（省政府主席）兩同誌率黨政機關撤出了。為不致引起群眾恐慌，隻留一個合作社沒撤。
當蔣介石的三個師進攻黎川時，蕭勁光隻得率教導隊撤出黎川縣城，退到城外六十裏的溪口。蕭勁光有過多年戰鬥經驗，又兩度赴蘇學習，他知道在敵我兵力懸殊的情況下，唯一的選擇是撤退。
消息傳到瑞金，引起了博古和張聞天的憤懣。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寫道：“蕭勁光在黎川城不戰而棄，帶領他的獨立部隊倉皇撤退，而讓地方部隊聽任命運的擺布。博古和洛甫把這種情況稱之為過時了的濟南戰方法的回潮……”
於是，黎川失守馬上被扯到“羅明路線”上去，扯到毛澤東頭上去。
李德支持博古、張聞天的觀點，而毛澤東則支持蕭勁光，以為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蕭勁光應當撤退，放棄黎川，誘敵深入，在閩西建寧、泰寧一帶與敵周旋。
蕭勁光奉命“收複赤色黎川”。他組建了紅七軍團，任軍團長兼政委。1933年11月11日，當前總得知敵一個主力師要趕往滸灣，便命蕭勁光率部阻擊，以待彭德懷的三軍團趕到，向敵發起主攻。滸灣在黎川西北。蕭勁光在滸灣跟敵人打了一天一夜。翌日傍晚，彭德懷率三軍團趕到。這時，彭德懷患瘧疾，冷透骨髓，隻得由彭雪楓指揮。第三天，敵人在十幾架飛機掩護下，出動了裝甲車，衝破了紅軍的防線，打通了去滸灣的道路。
滸灣失利，主要是三軍團沒有打好。彭德懷主動向前總說明了情況，申明“責任不在蕭勁光”。
可是，譴責的拳頭仍落到了蕭勁光頭上。蕭勁光這樣說及當時的情景：“滸灣失利後，博古同誌他們想整彭德懷同誌，但不敢動他，就把戰鬥失利的罪名強加在我的頭上。他們下令撤了我的職，調往前總審查。”
李德也力主對蕭勁光實行懲罰，下令審判蕭勁光。
於是，蕭勁光成了“軍內的‘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前總主辦的《鐵拳》雜誌出了《反蕭勁光機會主義專號》，刊載顧作霖等批判蕭勁光的文章。
1934年1月6日上午，瑞金最高臨時軍事裁判庭召開公審大會，蕭勁光被押上法庭。法庭上一片緊張氣氛。在書記宣讀對蕭勁光的控告書之後，蕭勁光據理爭辯：“我手上的兵都被調走了，敵人是一個軍三個師，我怎能守住黎川呢？再說上級也沒有讓我死守黎川。我到差不多被敵人包圍的嚴重情況下，才帶領七十餘人的教導隊撤出，這有什麽錯呢？”旁聽的人知道真相，也不再喊口號了。
可是，法庭根據李德的意見，仍堅持判處蕭勁光五年徒刑，開除黨籍、軍籍。
中央蘇區的報紙刊登報道，說蕭勁光“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紅軍用血肉換來的一部分軍用品送給敵人，做了敵人的內應”。
蕭勁光被關起來的時候，賀子珍來看他。賀子珍向他轉告了毛澤東的話，使他在最困難的時候得到鼓舞。毛澤東說，你應該撤退，做得對！對你的處罰是完全錯誤的！
毛澤東的意見，得到了王稼祥的支持。
雖說王稼祥受傷，正在病中，但他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的判決書要他審批。王稼祥拒絕簽字！
李德堅持要判處蕭勁光五年徒刑，找博古幫忙，以壓倒毛澤東和王稼樣。博古借口工作忙，不再過問此事。
李德無奈。審判蕭勁光之事，不了了之。蕭勁光關了才一個月，就被調到紅軍大學去當教員。
王稼祥原本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自寧都會議以來，他跟毛澤東逐漸接近。他不僅幫助了蕭勁光，而且還幫助了鄧小平。
鄧小平被撤除了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之後，也被關了禁閉。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裏曾作了這樣的描述：
一天，在被衛兵押回禁閉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陸定一的妻子唐叉貞。
“我俄壞了”，鄧小平時她說，“肚子根本吃不飽”。她可憐他，花一塊銀元買了兩隻雞。做好後，她給衛兵捕了個信，要他們把鄧小平帶到她的住所吃飯。鄧小平吃了一隻，把另外一隻拿回禁閉宣。
唐義貞是湖北武昌人，1909年7月出生在那裏的一個中醫之家。1926年6月加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據陸定一回憶：“記得我們第一次在莫斯科見麵時，她穿紫紅色的金絲絨旗袍，溫存、文雅，是一個典型的‘東方女性’。後來，在共同的戰鬥中進一步了解她。她是一位勇敢、堅強的女布爾什維克。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我們心心相印，使我們由同誌、戰友發展成夫妻……”
陸定一和唐義貞於1929年冬在蘇聯結為秦晉之好。在陸定一回國後，唐義貞在蘇聯學習醫務，1930年秋回到上海。1931年4月，當顧順章叛變時，周恩來緊急轉移，就借住在上海陸定一、唐義貞家。1931年冬，何叔衡和唐義貞裝扮成父女倆，從上海經秘密交通線進入江西蘇區。唐義貞在瑞金擔任中央衛生部衛生材料廠廠長。她在鄧小平最困難的時刻送給他兩隻雞，鄧小平在幾十年後仍深深記得這件事。
索爾茲伯裏還寫及：“正是在這個時刻，鄧的夫人阿金（金維映）和鄧離婚，改嫁給高大英俊、深思熟慮的羅邁。”
據方誌敏之弟方誌純回憶：
那時，“她，約摸二十幾歲年紀，高挑挑的個子，清秀的臉龐，一對明眸閃爍著溫情的光芒……聽說她原來在上海，來到江西中央蘇區後，與廣大紅軍指戰員一樣，過著艱苦的生活，每天吃的是‘包幹飯’——用席草編成草包蒸的飯，幾分錢的菜金；冬天睡的是‘金絲被’——用稻草當墊被；夏天要與‘飛機’、‘坦克’作戰——經受蚊子、臭蟲的叮咬……”“她有文化，又有一張潑辣的嘴巴，無論開會作報告，還是個別促膝交談，她的一番八情入理、生動活潑的話語，特別能打動人們的心弦。”
索爾茲伯裏說“阿金是廣東人”，其實她是浙江省岱山縣人，生於1904年，1926年加人中國共產黨，時年二十二歲。1927年2月，她成為中共定海縣三人領導小組成員，參加過領導定海、寧波的鹽民運動。1930年，她在上海擔任上海絲織業黨團書記。1930年她進人中央蘇區，擔任中共於都、勝利縣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長。後來金維映參加了長征。1938年春去蘇聯學習、養病，1941年底病逝於莫斯科。
鄧小平從禁閉室獲釋後，被派往中央蘇區北部的樂安縣南村當“巡視員”。那裏是與白區交界之處。派遣者的本意，是因為那裏生活艱苦，“流放”鄧小平。不料，鄧小平去那裏才十天，就被急急調回來。起初，鄧小平不明白內中的原因，後來才聽說，因為那裏靠近白區，生怕鄧小平跑掉。
鄧小平回到瑞金，沒有人敢要他。倒是王稼祥敢於要他，對他說：“你到我這兒來吧！”王稼祥調鄧小平到紅軍總政治部任秘書長。當了兩三個月，上邊有人說：“怎麽能讓鄧小平當秘書長？”於是王稼祥把鄧小平安排在紅軍機關報《紅星》報當一名編輯……福州南較場升起“反叛”之旗蔣介石虎視眈眈，在奪得了黎川城之後，正欲發動第五次“圍剿”，一樁突然發生的事變，卻打亂了他的陣腳。
那是1933年11月20日，福州南較場的旗杆上，忽地升起一麵新奇的旗幟——上紅下藍二橫條，正中嵌一顆五角黃星。頓時，鞭炮聲、鼓樂聲大作，上千人在南較場上發出熱烈的歡呼。
一個新的政權“中華共和國”宣告成立。新奇的旗幟，出現在福州大街小巷，那便是“中華共和國”的國旗。
第一麵“中華共和國”國旗，是在福州南較場上由蔡廷鍇親手升起的。蔡廷鍇是國民黨第十九路軍軍長兼副總指揮。他曾受過中共影響，參加過南昌起義，隨後率部離去。1932年1月28日，當日軍發動“一·二八事變”，突然從上海日租界向閘北中國駐軍進攻時，蔣介石把十九路軍視為異己，調往福建，攻打紅軍。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讓十九路軍和紅軍兩敗俱傷，坐收漁翁之利。
蔡廷鍇和蔣光鼐無奈，隻得率部進攻紅軍，與朱德、周恩來交手。蔣介石部隊進攻黎川時，紅軍主力正在朱德、周恩來率領下跟十九路軍作戰。
前有紅軍，後是大海，十九路軍打不過紅軍，又後退無路。這支隊伍畢竟受過中共影響，又曾高舉抗日的旗幟，終於下定決心，舉行兵變，實行“聯共反蔣抗日”，著手成立“中華共和國”。
蔡廷鍇、蔣光鼐尋求與中共取得聯係，希冀得到支持。他們物色到一個頗為恰當的人物，以設法打開中央蘇區之門。此人名叫陳公堵。在《紅色的起點》一書中，曾寫及他：“雖與陳公博隻一字之差，兩人其實毫無瓜葛。他是湖南長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壽康，曾用名吳明、無名。陳公培是1919年去北京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學習的。在1920年6月他經滬赴法。在上海，他與陳獨秀見麵，讚同陳獨秀關於籌建中共的主張。7月，他前往法國……”
陳公培是旅法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之一，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他回國後參加過北伐，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1927年他參加南昌起義。部隊在潮汕失敗後，他脫離了中共。但是陳公培在中共方麵，有許多老朋友。於是，1933年9月22日，他攜帶蔣光鼐親筆所寫《十九路軍與紅軍聯絡證明》，進入中央蘇區，在延平的王台會見了彭德懷。彭德懷設宴款待陳公培，那豬肉、雞放在臉盆裏端上來。彭德懷曾回憶說，“我們就是用臉盆盛菜、盛飯，用臉盆洗腳，洗臉，一直沿襲到抗美援朝”。
彭德懷馬上電告瑞金。中共臨時中央起初回電，批評彭德懷“對此事還不夠重視，招待也不周”，大抵以為那“臉盆宴會”未免太寒酸了！可是，沒幾天，中共臨時中央又給彭德懷來電，稱“第三黨比國民黨還壞”。所謂“第三黨”，指的就是處於國、共兩黨之外的“生產人民黨”，又稱“生產大眾黨”。那是蔡廷鍇、蔣光鼐正在和李濟深、陳銘樞籌建中的一個政黨。彭德懷不由得搖頭，“覺得知識分子總是有他的歪道理”，朝令夕改，都能說出一番“歪道理”。
其實，中共臨時中央對於十九路軍問題，內部有著激烈的爭論。舉棋不定，導致朝令夕改。一種意見以為十九路軍的“反叛”，使紅軍多了一支友軍，中共多了一個盟友；另一種意見以為他們搞的是“社會民主黨”、“第三黨”，要堅決予以鬥爭、揭露。
內中，最令彭德懷困惑的是，項英於9月25日來電，要彭德懷對陳公培“耍一個滑頭”。電報原文如下：朱周彭滕：
目前在我軍結束東戰線向北消滅蔣敵援閩部隊（軍委已另有命令來），對公培之事絕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與集中時便帶耍一個滑頭，向公培表示紅軍履行以前宣言，誠意與他們訂立反帝反蔣作戰協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帶之兵，但須絕時注意不要暴露我軍之企圖，而實際來集中我之兵力，請你們酌情進行。
項英
這樣的“耍滑頭”的談判，難以取得真誠的成果。
於是，陳公培在回到福州之後，隻得在10月下旬再來中央蘇區。這一回，他跟蔡廷鍇的秘書長徐名鴻一起來瑞金，徐名鴻作為十九路軍全權代表。
博古給毛澤東打來了電話（那時已安裝了軍用電話），告知這次談判是由政府出麵的。毛澤東雖被架空，但畢竟還是政府首腦。於是，在瑞金，由毛澤東出麵，接待了陳公培和徐名鴻。那天，毛澤東特地換上一身新衣。中共臨時中央指定周恩來、葉劍英負責談判工作，派出潘健行作為全權代表。
潘健行是何人？原來，他就是潘漢年！此人精明能幹，能文能武。他十八歲便加入創造社，主編《洪水》。十九歲時加人中國共產黨。1930年，二十四歲的他代表中共主持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工作，跟魯迅共商文壇大事。不久，他又轉入秘密戰線，參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3年5月14日，國民黨特務在上海突然逮捕了他的堂兄、中共黨員潘梓年以及女作家丁玲，他麵臨被捕的危險，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他急速離開上海，經秘密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來到瑞金後，他化名潘健行。
他在瑞金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又幹起“文”這一行。當周恩來物色跟十九路軍談判的全權代表時，點將點到他頭上。這不光因為他擅長交際，而且由於他在特科工作時，曾跟十九路軍中共秘密黨員有過密切聯係，跟徐名鴻也有過交往。
潘漢年與徐名鴻在瑞金重逢，談判頗為順利。10月26日，雙方便簽署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共十一款。協定末，雙方如此署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全權代表潘健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
協定指出，雙方“準備進行反日反蔣的軍事同盟”。
協定簽畢後，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又一次接見了徐名鴻，並派出潘漢年作為常駐福州代表，黃一青（即黃火青）為秘書，隨徐名鴻一起返回福州。
有了這份協定，蔡廷鍇、蔣光鼐心定了，11月20日在福州南較場升起了“中華共和國”國旗，宣告與蔣介石決裂。22日，選舉李濟深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定1933年為中華共和國元年，首都設在福州，史稱“福建事變”。同日，“生產人民黨”宣告正式成立，陳銘樞為總書記。
福州高舉起反蔣大旗，打亂了蔣介石的陣腳。蔣介石不得不把已經擺好的第五次“圍剿”的陣勢改變，急調十一個師入閩，“進剿”十九路軍。
這時，毛澤東提出了大膽的策略：
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
彭德懷的見解與毛澤東相似：
他“寫了一個電報給總政委轉中央博古，建議：留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誌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博古批評這個建議，說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此事是路經建寧總政委處轉告的。”
坐失良機，良機坐失！那年月，中共臨時中央“左”得厲害，把盟友推向了敵人一邊。早在1932年3月，王明就針對當時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戰一事，發表文章，認為：
任何國民黨匪徒、上海的資產階級、十九路軍將領都不是上海抗戰的組織者，相反，他們事實上都是這次戰爭的敵人。
“福建事變”發生後半個月，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於12月5日公開發表了《中共中央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聲稱福建政府“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正是為了要維持這一統治，為了要阻止全中國民眾的革命化與他們向著蘇維埃道路的前進”！
博古在他的《為實現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做了什麽和將做些什麽》一文中，特別強調要“最嚴格的、無情的揭露福建派口號與政綱的反動性，及其領袖的動搖、妥協、投降、出賣……”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坐失良機。那時，蔣介石最怕的便是十九路軍和紅軍的聯合。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晏道剛，曾在回憶錄中極為生動地描述過蔣介石的恐慌之情；
當時蔣介石進行撫州指揮，深恐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合，神色異常緊張。好幾天我與他同坐汽車時，見他忽而自言自語，忽而揮拳舞掌。他坐在房子裏就不時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軍歌高聲歌唱。每逢他出現醜態時，宣鐵吾（蔣的侍衛長）就找我去看，說他又在發神經了。宋美齡到撫州，發現蔣的床下隱藏著他的原配老婆帶給他的寧波小菜罐壇，都被宋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還夾著“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確實使蔣的日子不太好過。每天晚餐後，蔣就找我和林蔚去問是否有紅軍與十九路軍聯係的情報，囑我們密切注意，並每日派飛機轟炸紅軍，偵察其行動方向。後來未發現紅軍與十九路軍聯係的征候，蔣才決定親自飛往建甌指揮進攻十九路軍的戰事。
十九路軍失去了紅軍的支持，成了一支孤軍。蔣介石五萬大軍入閩，十九路軍所轄五個軍中的四個軍倒戈，投向了蔣介石。1934年1月15日，“中華共和國”的首都福州易幟，升起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蔣光鼐、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先後亡命香港，曆時兩個月的“福建事變”也就降下帷幕。
蔣介石消滅了異己十九路軍，鬆了一口氣，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蘇區發動“圍剿”……
接到通知後，項英、劉伯承從偏東方向烏石壟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機關沿田埂走過來，毛澤東從東北方向元太屋的中央政府機關走出來，博古、張聞天、凱豐則從正南方向下肖的中共臨時中央機關走過來。不到五分鍾，他們就都到了“獨立房子”。
博古和張聞天事先提醒過李德，跟毛澤東見麵時，如果有誰提及“羅明路線”，要盡量回避，據告“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反應很敏感”，因為他同羅明“執行的是同一條路線”。於是，李德便“把博古的勸告牢牢記在心上”。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這樣記述：
過了幾天，在我住處召開了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博古、洛甫、毛澤東、項英、劉伯承和另外二三個同誌，他們的名字我記不起來，其中有青年團書記。三個有名的委員沒有出席，朱德和周恩來在前線，王稼祥在1932年被彈片打成重傷（應為1933年春——引者注），住在野戰醫院……
會議由項英主持。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從1933年5月11日移駐瑞金沙洲壩，規定“當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同誌在前方時，其主席職務，由項英同誌代理”（《關於中革軍委移駐瑞金的通令》，1933年5月17日）。據李德回憶，“博古把我介紹給大家，毛澤東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歡迎”。
就這樣，李德跟毛澤東結識了。毛澤東不懂外語，由博古充當翻譯。在場的人當中，除了毛澤東和項英之外，其餘的人差不多都能用俄語跟李德交談。
李德後來在《中國紀事》中這樣記述他對毛澤東的印象：
給我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毛澤東。他是一個身材修長的，幾乎可以說是很瘦削的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他給我最初印象，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家和軍人，不如說是一個思想家和詩人。在很少的幾個慶祝會上，我們見麵時很隨便。在這種場合，他總是保持一種威嚴而又謹慎的態度，總是鼓勵別人喝酒、說話和唱歌，他自己則在談話中插進一些格言，這些格言聽起來好像是無關緊要的，但總有一定的含義，有時還含有一種惡意的暗示。很長時間我都吃不慣味道很厚的幕，像油炸辣椒，這種菜在中國南方，尤其在毛澤東的故鄉湖南是很普遍的。這就引起了毛澤東的譏諷，他說，“真正革命者的食糧是紅辣椒”和“誰不吃紅辣椒，誰就不能戰鬥”。當有人第一次提出，我們的主力是否應突破敵人對中央蘇區的封鎖這個問題時，他用一句毫不相幹的話（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話）回答說：“良庖歲更刀，割也；族皰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總之，他喜歡引用民問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國曆史上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訴我，曆來很著名的紅軍八項政治原則和四項策略原則中的一部分也是毛澤東從曆史中，也就是從19世紀後半葉太平天國起義的口號中吸收過來的。他根據中國古代軍事著作《孫子兵法》提出了“不打無把握之仗”的原則，但在長征路上他又引用孫子的另一句話“投入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毛澤東不僅在私人談話中或小範圍裏運用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還把它們引用到他的講話中，並以革命的激情從中引出令人銘記的口號。我自己就經常看到，他是怎樣用這種辦法深深地影響了聽他講話的農民和士兵……
李德也從博古他們那裏得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威信：
他們知道，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我們有時開玩笑說，他的影響是利用了“民眾的激情”，其實倒不如說是基於長期共同進行武裝鬥爭的傳統。這種傳統使毛澤東同農民的關係非常密切……
李德同樣也從博古他們那裏知道毛澤東受到了排擠第四次中央全會以後，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統治地位受到嚴重損害。1931年中央局的建立，1932年在寧都召開的擴大會議，以及最後1933年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遷至瑞金，所有這些對他來說都是警報信號。他的影響明顯地減弱了……
雖說初次見麵時，李德跟毛澤東彼此客氣了一番，不過，由於李德完全站在博古一邊，他和毛澤東的衝突注定是不可避免的。
就在李德到來不久，果真，他跟毛澤東之間，發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執。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說：“幾乎就在我到達的同一天，傳來了黎川失守的惡訊。”他和毛澤東的頭一回交鋒，就在這“黎川失守”事件上……
黎川，廣昌東北的一座縣城，靠近福建峻秀的武夷山。黎川是在1933年9月28日失守的。
黎川之戰，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前哨戰。
從1933年7月18日到9月18日，兩個月間蔣介石在廬山上辦了三期軍官訓練班，親自作了二十三次訓話和講課，此刻下山了！
南昌，從1933年5月起設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此刻變得忙碌起來。蔣介石在賽克特的謀劃下，正忙於調集一百萬大軍、二百架飛機，部署第五次“圍剿”。內中五十萬大軍用於江西，以求剿滅中央蘇區。
此時，黎川成了中央蘇區的北部門戶。蔣介石的第一步棋，便是派出陳誠的三個師——第三路軍第八縱隊第五、六、七十九師，朝黎川縣城推進。紅軍主力在朱德、周恩來率領下，正在福建跟國民黨十九路軍作戰，駐守黎川的是蕭勁光部隊。
蕭勁光此人，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國防部副部長。1955年，成為十位獲得大將軍銜的將領之一。他是湖南長沙人，毛澤東的老鄉。1920年秋，當上海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新漁陽裏六號掛起“外國語學社”招牌時，他成了那裏的學生，跟任弼時、柯慶施有著同窗之誼。在那裏，他成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最早的團員之一。翌年，他便赴蘇聯學習，瞿秋白成了他的老師。1922年，他加人中國共產黨。1924年1月21日，當列寧去世時，他和任弼時等曾代表中國留學生為列寧守靈。回國後，他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六師黨代表，參加了北伐。1927年他再度赴蘇，在列寧格勒軍政學院學習了三年。此後他回國，進人中央蘇區。此刻，這位資曆頗深的蕭勁光，擔任閩贛軍區司令員兼第七軍團政委，司令部便設在黎川城裏。
在麵對蔣軍三個師的時候，蕭勁光手下卻隻有七十個兵！
蕭勁光是這樣回憶的：
我的主力部隊已隨三軍團到福建去了，剩下一個獨立師，在敵人進攻前的一個星期又調往峭石，歸前總直接指揮。當時我手上隻有一支七十人的教導隊和一些地方遊擊隊守黎川。在敵人進攻的前幾天，中共又命令閩贛省委和省政府撤出黎川城。隨即，顧作霖（省委書記）、邵式平（省政府主席）兩同誌率黨政機關撤出了。為不致引起群眾恐慌，隻留一個合作社沒撤。
當蔣介石的三個師進攻黎川時，蕭勁光隻得率教導隊撤出黎川縣城，退到城外六十裏的溪口。蕭勁光有過多年戰鬥經驗，又兩度赴蘇學習，他知道在敵我兵力懸殊的情況下，唯一的選擇是撤退。
消息傳到瑞金，引起了博古和張聞天的憤懣。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寫道：“蕭勁光在黎川城不戰而棄，帶領他的獨立部隊倉皇撤退，而讓地方部隊聽任命運的擺布。博古和洛甫把這種情況稱之為過時了的濟南戰方法的回潮……”
於是，黎川失守馬上被扯到“羅明路線”上去，扯到毛澤東頭上去。
李德支持博古、張聞天的觀點，而毛澤東則支持蕭勁光，以為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蕭勁光應當撤退，放棄黎川，誘敵深入，在閩西建寧、泰寧一帶與敵周旋。
蕭勁光奉命“收複赤色黎川”。他組建了紅七軍團，任軍團長兼政委。1933年11月11日，當前總得知敵一個主力師要趕往滸灣，便命蕭勁光率部阻擊，以待彭德懷的三軍團趕到，向敵發起主攻。滸灣在黎川西北。蕭勁光在滸灣跟敵人打了一天一夜。翌日傍晚，彭德懷率三軍團趕到。這時，彭德懷患瘧疾，冷透骨髓，隻得由彭雪楓指揮。第三天，敵人在十幾架飛機掩護下，出動了裝甲車，衝破了紅軍的防線，打通了去滸灣的道路。
滸灣失利，主要是三軍團沒有打好。彭德懷主動向前總說明了情況，申明“責任不在蕭勁光”。
可是，譴責的拳頭仍落到了蕭勁光頭上。蕭勁光這樣說及當時的情景：“滸灣失利後，博古同誌他們想整彭德懷同誌，但不敢動他，就把戰鬥失利的罪名強加在我的頭上。他們下令撤了我的職，調往前總審查。”
李德也力主對蕭勁光實行懲罰，下令審判蕭勁光。
於是，蕭勁光成了“軍內的‘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前總主辦的《鐵拳》雜誌出了《反蕭勁光機會主義專號》，刊載顧作霖等批判蕭勁光的文章。
1934年1月6日上午，瑞金最高臨時軍事裁判庭召開公審大會，蕭勁光被押上法庭。法庭上一片緊張氣氛。在書記宣讀對蕭勁光的控告書之後，蕭勁光據理爭辯：“我手上的兵都被調走了，敵人是一個軍三個師，我怎能守住黎川呢？再說上級也沒有讓我死守黎川。我到差不多被敵人包圍的嚴重情況下，才帶領七十餘人的教導隊撤出，這有什麽錯呢？”旁聽的人知道真相，也不再喊口號了。
可是，法庭根據李德的意見，仍堅持判處蕭勁光五年徒刑，開除黨籍、軍籍。
中央蘇區的報紙刊登報道，說蕭勁光“把赤色的黎川城，以及紅軍用血肉換來的一部分軍用品送給敵人，做了敵人的內應”。
蕭勁光被關起來的時候，賀子珍來看他。賀子珍向他轉告了毛澤東的話，使他在最困難的時候得到鼓舞。毛澤東說，你應該撤退，做得對！對你的處罰是完全錯誤的！
毛澤東的意見，得到了王稼祥的支持。
雖說王稼祥受傷，正在病中，但他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的判決書要他審批。王稼祥拒絕簽字！
李德堅持要判處蕭勁光五年徒刑，找博古幫忙，以壓倒毛澤東和王稼樣。博古借口工作忙，不再過問此事。
李德無奈。審判蕭勁光之事，不了了之。蕭勁光關了才一個月，就被調到紅軍大學去當教員。
王稼祥原本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自寧都會議以來，他跟毛澤東逐漸接近。他不僅幫助了蕭勁光，而且還幫助了鄧小平。
鄧小平被撤除了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之後，也被關了禁閉。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裏曾作了這樣的描述：
一天，在被衛兵押回禁閉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陸定一的妻子唐叉貞。
“我俄壞了”，鄧小平時她說，“肚子根本吃不飽”。她可憐他，花一塊銀元買了兩隻雞。做好後，她給衛兵捕了個信，要他們把鄧小平帶到她的住所吃飯。鄧小平吃了一隻，把另外一隻拿回禁閉宣。
唐義貞是湖北武昌人，1909年7月出生在那裏的一個中醫之家。1926年6月加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據陸定一回憶：“記得我們第一次在莫斯科見麵時，她穿紫紅色的金絲絨旗袍，溫存、文雅，是一個典型的‘東方女性’。後來，在共同的戰鬥中進一步了解她。她是一位勇敢、堅強的女布爾什維克。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我們心心相印，使我們由同誌、戰友發展成夫妻……”
陸定一和唐義貞於1929年冬在蘇聯結為秦晉之好。在陸定一回國後，唐義貞在蘇聯學習醫務，1930年秋回到上海。1931年4月，當顧順章叛變時，周恩來緊急轉移，就借住在上海陸定一、唐義貞家。1931年冬，何叔衡和唐義貞裝扮成父女倆，從上海經秘密交通線進入江西蘇區。唐義貞在瑞金擔任中央衛生部衛生材料廠廠長。她在鄧小平最困難的時刻送給他兩隻雞，鄧小平在幾十年後仍深深記得這件事。
索爾茲伯裏還寫及：“正是在這個時刻，鄧的夫人阿金（金維映）和鄧離婚，改嫁給高大英俊、深思熟慮的羅邁。”
據方誌敏之弟方誌純回憶：
那時，“她，約摸二十幾歲年紀，高挑挑的個子，清秀的臉龐，一對明眸閃爍著溫情的光芒……聽說她原來在上海，來到江西中央蘇區後，與廣大紅軍指戰員一樣，過著艱苦的生活，每天吃的是‘包幹飯’——用席草編成草包蒸的飯，幾分錢的菜金；冬天睡的是‘金絲被’——用稻草當墊被；夏天要與‘飛機’、‘坦克’作戰——經受蚊子、臭蟲的叮咬……”“她有文化，又有一張潑辣的嘴巴，無論開會作報告，還是個別促膝交談，她的一番八情入理、生動活潑的話語，特別能打動人們的心弦。”
索爾茲伯裏說“阿金是廣東人”，其實她是浙江省岱山縣人，生於1904年，1926年加人中國共產黨，時年二十二歲。1927年2月，她成為中共定海縣三人領導小組成員，參加過領導定海、寧波的鹽民運動。1930年，她在上海擔任上海絲織業黨團書記。1930年她進人中央蘇區，擔任中共於都、勝利縣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長。後來金維映參加了長征。1938年春去蘇聯學習、養病，1941年底病逝於莫斯科。
鄧小平從禁閉室獲釋後，被派往中央蘇區北部的樂安縣南村當“巡視員”。那裏是與白區交界之處。派遣者的本意，是因為那裏生活艱苦，“流放”鄧小平。不料，鄧小平去那裏才十天，就被急急調回來。起初，鄧小平不明白內中的原因，後來才聽說，因為那裏靠近白區，生怕鄧小平跑掉。
鄧小平回到瑞金，沒有人敢要他。倒是王稼祥敢於要他，對他說：“你到我這兒來吧！”王稼祥調鄧小平到紅軍總政治部任秘書長。當了兩三個月，上邊有人說：“怎麽能讓鄧小平當秘書長？”於是王稼祥把鄧小平安排在紅軍機關報《紅星》報當一名編輯……福州南較場升起“反叛”之旗蔣介石虎視眈眈，在奪得了黎川城之後，正欲發動第五次“圍剿”，一樁突然發生的事變，卻打亂了他的陣腳。
那是1933年11月20日，福州南較場的旗杆上，忽地升起一麵新奇的旗幟——上紅下藍二橫條，正中嵌一顆五角黃星。頓時，鞭炮聲、鼓樂聲大作，上千人在南較場上發出熱烈的歡呼。
一個新的政權“中華共和國”宣告成立。新奇的旗幟，出現在福州大街小巷，那便是“中華共和國”的國旗。
第一麵“中華共和國”國旗，是在福州南較場上由蔡廷鍇親手升起的。蔡廷鍇是國民黨第十九路軍軍長兼副總指揮。他曾受過中共影響，參加過南昌起義，隨後率部離去。1932年1月28日，當日軍發動“一·二八事變”，突然從上海日租界向閘北中國駐軍進攻時，蔣介石把十九路軍視為異己，調往福建，攻打紅軍。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讓十九路軍和紅軍兩敗俱傷，坐收漁翁之利。
蔡廷鍇和蔣光鼐無奈，隻得率部進攻紅軍，與朱德、周恩來交手。蔣介石部隊進攻黎川時，紅軍主力正在朱德、周恩來率領下跟十九路軍作戰。
前有紅軍，後是大海，十九路軍打不過紅軍，又後退無路。這支隊伍畢竟受過中共影響，又曾高舉抗日的旗幟，終於下定決心，舉行兵變，實行“聯共反蔣抗日”，著手成立“中華共和國”。
蔡廷鍇、蔣光鼐尋求與中共取得聯係，希冀得到支持。他們物色到一個頗為恰當的人物，以設法打開中央蘇區之門。此人名叫陳公堵。在《紅色的起點》一書中，曾寫及他：“雖與陳公博隻一字之差，兩人其實毫無瓜葛。他是湖南長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壽康，曾用名吳明、無名。陳公培是1919年去北京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學習的。在1920年6月他經滬赴法。在上海，他與陳獨秀見麵，讚同陳獨秀關於籌建中共的主張。7月，他前往法國……”
陳公培是旅法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之一，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他回國後參加過北伐，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1927年他參加南昌起義。部隊在潮汕失敗後，他脫離了中共。但是陳公培在中共方麵，有許多老朋友。於是，1933年9月22日，他攜帶蔣光鼐親筆所寫《十九路軍與紅軍聯絡證明》，進入中央蘇區，在延平的王台會見了彭德懷。彭德懷設宴款待陳公培，那豬肉、雞放在臉盆裏端上來。彭德懷曾回憶說，“我們就是用臉盆盛菜、盛飯，用臉盆洗腳，洗臉，一直沿襲到抗美援朝”。
彭德懷馬上電告瑞金。中共臨時中央起初回電，批評彭德懷“對此事還不夠重視，招待也不周”，大抵以為那“臉盆宴會”未免太寒酸了！可是，沒幾天，中共臨時中央又給彭德懷來電，稱“第三黨比國民黨還壞”。所謂“第三黨”，指的就是處於國、共兩黨之外的“生產人民黨”，又稱“生產大眾黨”。那是蔡廷鍇、蔣光鼐正在和李濟深、陳銘樞籌建中的一個政黨。彭德懷不由得搖頭，“覺得知識分子總是有他的歪道理”，朝令夕改，都能說出一番“歪道理”。
其實，中共臨時中央對於十九路軍問題，內部有著激烈的爭論。舉棋不定，導致朝令夕改。一種意見以為十九路軍的“反叛”，使紅軍多了一支友軍，中共多了一個盟友；另一種意見以為他們搞的是“社會民主黨”、“第三黨”，要堅決予以鬥爭、揭露。
內中，最令彭德懷困惑的是，項英於9月25日來電，要彭德懷對陳公培“耍一個滑頭”。電報原文如下：朱周彭滕：
目前在我軍結束東戰線向北消滅蔣敵援閩部隊（軍委已另有命令來），對公培之事絕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與集中時便帶耍一個滑頭，向公培表示紅軍履行以前宣言，誠意與他們訂立反帝反蔣作戰協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帶之兵，但須絕時注意不要暴露我軍之企圖，而實際來集中我之兵力，請你們酌情進行。
項英
這樣的“耍滑頭”的談判，難以取得真誠的成果。
於是，陳公培在回到福州之後，隻得在10月下旬再來中央蘇區。這一回，他跟蔡廷鍇的秘書長徐名鴻一起來瑞金，徐名鴻作為十九路軍全權代表。
博古給毛澤東打來了電話（那時已安裝了軍用電話），告知這次談判是由政府出麵的。毛澤東雖被架空，但畢竟還是政府首腦。於是，在瑞金，由毛澤東出麵，接待了陳公培和徐名鴻。那天，毛澤東特地換上一身新衣。中共臨時中央指定周恩來、葉劍英負責談判工作，派出潘健行作為全權代表。
潘健行是何人？原來，他就是潘漢年！此人精明能幹，能文能武。他十八歲便加入創造社，主編《洪水》。十九歲時加人中國共產黨。1930年，二十四歲的他代表中共主持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工作，跟魯迅共商文壇大事。不久，他又轉入秘密戰線，參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3年5月14日，國民黨特務在上海突然逮捕了他的堂兄、中共黨員潘梓年以及女作家丁玲，他麵臨被捕的危險，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他急速離開上海，經秘密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來到瑞金後，他化名潘健行。
他在瑞金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又幹起“文”這一行。當周恩來物色跟十九路軍談判的全權代表時，點將點到他頭上。這不光因為他擅長交際，而且由於他在特科工作時，曾跟十九路軍中共秘密黨員有過密切聯係，跟徐名鴻也有過交往。
潘漢年與徐名鴻在瑞金重逢，談判頗為順利。10月26日，雙方便簽署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共十一款。協定末，雙方如此署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全權代表潘健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
協定指出，雙方“準備進行反日反蔣的軍事同盟”。
協定簽畢後，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又一次接見了徐名鴻，並派出潘漢年作為常駐福州代表，黃一青（即黃火青）為秘書，隨徐名鴻一起返回福州。
有了這份協定，蔡廷鍇、蔣光鼐心定了，11月20日在福州南較場升起了“中華共和國”國旗，宣告與蔣介石決裂。22日，選舉李濟深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定1933年為中華共和國元年，首都設在福州，史稱“福建事變”。同日，“生產人民黨”宣告正式成立，陳銘樞為總書記。
福州高舉起反蔣大旗，打亂了蔣介石的陣腳。蔣介石不得不把已經擺好的第五次“圍剿”的陣勢改變，急調十一個師入閩，“進剿”十九路軍。
這時，毛澤東提出了大膽的策略：
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
彭德懷的見解與毛澤東相似：
他“寫了一個電報給總政委轉中央博古，建議：留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誌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博古批評這個建議，說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此事是路經建寧總政委處轉告的。”
坐失良機，良機坐失！那年月，中共臨時中央“左”得厲害，把盟友推向了敵人一邊。早在1932年3月，王明就針對當時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戰一事，發表文章，認為：
任何國民黨匪徒、上海的資產階級、十九路軍將領都不是上海抗戰的組織者，相反，他們事實上都是這次戰爭的敵人。
“福建事變”發生後半個月，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於12月5日公開發表了《中共中央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聲稱福建政府“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正是為了要維持這一統治，為了要阻止全中國民眾的革命化與他們向著蘇維埃道路的前進”！
博古在他的《為實現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做了什麽和將做些什麽》一文中，特別強調要“最嚴格的、無情的揭露福建派口號與政綱的反動性，及其領袖的動搖、妥協、投降、出賣……”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坐失良機。那時，蔣介石最怕的便是十九路軍和紅軍的聯合。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晏道剛，曾在回憶錄中極為生動地描述過蔣介石的恐慌之情；
當時蔣介石進行撫州指揮，深恐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合，神色異常緊張。好幾天我與他同坐汽車時，見他忽而自言自語，忽而揮拳舞掌。他坐在房子裏就不時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軍歌高聲歌唱。每逢他出現醜態時，宣鐵吾（蔣的侍衛長）就找我去看，說他又在發神經了。宋美齡到撫州，發現蔣的床下隱藏著他的原配老婆帶給他的寧波小菜罐壇，都被宋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還夾著“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確實使蔣的日子不太好過。每天晚餐後，蔣就找我和林蔚去問是否有紅軍與十九路軍聯係的情報，囑我們密切注意，並每日派飛機轟炸紅軍，偵察其行動方向。後來未發現紅軍與十九路軍聯係的征候，蔣才決定親自飛往建甌指揮進攻十九路軍的戰事。
十九路軍失去了紅軍的支持，成了一支孤軍。蔣介石五萬大軍入閩，十九路軍所轄五個軍中的四個軍倒戈，投向了蔣介石。1934年1月15日，“中華共和國”的首都福州易幟，升起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蔣光鼐、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先後亡命香港，曆時兩個月的“福建事變”也就降下帷幕。
蔣介石消滅了異己十九路軍，鬆了一口氣，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蘇區發動“圍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