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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汶口文化陶文是原始文字鼻祖

  袁長江

  山東地區大汶口文化,可以說得上是東方文明的源頭,地處中樞之勢,與中原及周邊地區進行著廣泛的文化交流,相互間發生了深刻的影響。魯東南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遺址成群或零散分布於山前平原、河穀地帶的台地上,足以說明沂蒙地區是中國文化的發祥地和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中心地區之一,並為中華文明起源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1975年日照東海峪遺址揭示了文化三疊層,提供了可靠的大汶口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的首例地層依據,證明兩者屬同一文化譜係,即是說典型的龍山文化是直接承繼了大汶口文化而發展起來的。

  1957年在莒縣陵陽河發現了最早的大汶口文化遺址。特別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遺址範圍內相繼采集和出土了大汶口文化的陶尊文字,在學術界反響強烈,引發了曆史、考古、古文字等學科的著名學者、專家的研究興趣。根據考古調查和發掘資料,魯東南地區已發現的大汶口文化陶文有6個地點,10多個種類,20多個單字,還在魯西南的安徽淮北地區的尉遲寺遺址出土了與大汶口文化相同的作日出的山嶽形意符文字。這些陶尊文字都是出土於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階段,它是早於龍山文化的始文字。沂蒙地區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的出土,客觀地反映了沂蒙地區超越了文字萌芽階段的原始文字。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既是象形,也是寓意字。著名古文字專家唐蘭先生在論述大汶口文化陶文和安徽尉遲寺發現的作日出山嶽形的符號認為:這種意符文字“已是很進步的文字”,並可視為文明時代的標識,而且指稱其為少昊文化(國)的文字。著名曆史學家田昌五先生則進一步釋昊為字,有如銅器上的族徽。邵望禾先生認為: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閃爍著文明火花”的文字,從山東的東南部推廣使用到淮北地區,足以說明夷人諸國地域之擴大,其間並有地方文化類型之不同,而語言文字卻是又相對統一的。

  著名古文字學專家於省吾先生認為,陵陽河發現的字,可釋為“旦”字“謂是雲氣承托著初出山的太陽,早晨旦明的景象如繪。這是原始的旦字,也是一個會意字,寫成楷書則作……當時已有更早的簡單獨體字演化成複體字,是原始文字由發生而日趨發展的時期。”

  裘錫圭先生認為:“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原始文字,它們跟漢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們之間似乎存在著一脈相承的關係。”

  北京大學高明先生認為:“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是時代最早的陶文,應以莒縣陵陽河與諸城前寨等遺址出土的陶文為冠。”

  香港學仁張光裕先生認為:“陵陽河出土陶文中〈旦〉字從文字觀點看,顯然已經逐漸脫離了刻符或象形的範疇,進入了‘會意字’的階段。”

  台灣學者李孝定先生認為:大汶口文化之陶文“太像後世的文字了,其係文字不容否認。”

  諸多學者都認為大汶口文化之陶文是文字。但是仍然存有分歧,即對其在發展階段和時限上的歧見。有的認為是“處在原始階段的象形文字”或者是作為文字萌芽的“圖像文字”。

  關於文字的起源和發展,汪寧先生的《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一文中刊載了流行的說法:“一般公式是:個人記號――幫助記憶的表意符號――圖畫文字――象形文字。”黃家祥先生在《夏文化研究述略》一文中提出:“說是標記――木刻――結繩――圖畫記事――文字。”

  根據文字發明的一般公式,顯然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已入圍原始文字的範疇,這是不存疑問的事實。研究漢文字起源,一般都是從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畫的符號開始的。有的認為是“記號”,有的認為是“文字”。黃家祥先生認為:“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二裏頭文化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符,有它的共性,其中有為數不少的同類刻符,雖然無法辨認,但它作為文字的前身和始祖可能不會有多大問題的。”“金、甲文中的數字文字的寫法,與這些刻符中的某一部分極為相似,不能說殷商文字中繼承了它的□遺。”

  我們認為倘若這些刻畫符號不是後世某些文字的前身或者尚未發展成熟的文字,那麽我們可以質疑記錄語言的符號是怎樣產生的,又如何發展和表現出來的?成熟的文字之前,必經有一個原始發展階段的漫長過程。因此,我們認定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符陶文,應該是原始文字。從某種意義上說,符號就是始文字的前身,始文字的產生也是由某些符號演變而來的。不然的話,像《雲書》中具備的成熟文字突然“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成為有係統的規範文字,這是不符合文字產生和發展規律的。沒有始文字的產生,係統的成熟文字就成了無本之源。

  在某種特定情況下,由於原始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文字的產生是和國家同時出現的。有的學者同仁,根據考古調查和發掘所得的資料,把大汶口文化遺址分為四個等級。並認為:大汶口文化聚落一到四級“已具有比較典型的金字塔形等級結構”。從而證明該聚落一級群的社會最晚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階段已進入階段社會,應建立國家。這從群內陵陽河,大朱家村,�頭遺址的發掘資料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張學海先生指出:“可以斷定距今5000年前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社會出現了質變,這時大部分大中聚落群已由原始社會過渡到階級社會,建立了國家。”偉大的導師恩格斯說:“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國家的產生是進入文明社會的根本標誌。夏鼐先生則將文字的產生列為文明起源標誌的第一要素。

  龍山文化分布在全國廣大地區,各地區的文化麵貌又各具特點,因此又分為山東龍山文化(典型龍山文化)、河南龍山文化、河北龍山文化、山西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客省莊二期文化)等。典型龍山文化是直接繼承了大汶口文化發展起來的,其分布範圍與大汶口文化分布地區基本吻合。在山東章丘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中亦發現有少量刻畫符號文字,繼城子崖後,在河南登封縣王城崗亦出土刻畫文字符號兩例,嗣後在河南偃師二裏頭文化發現大口尊口沿內刻畫有文字符號,在形體上已很像甲骨文。李學勤先生指出:“在河北省槁城台西和磁縣下土垣出土的陶器刻畫符號,有的比殷墟早,有的和殷墟時期相當,絕大部分是和甲骨文同樣的文字,如台西發現的‘刀’、‘止’、‘臣’等字,都很容易辨認。殷墟所出土的陶器上,每出有和台西、下土垣相仿的刻畫,這些已經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字了。”李學勤先生的論斷,使我們得到了下麵的認識,即從仰韶文化的刻畫符號到大汶口文化時期陶器上刻畫的文字符號,至龍山文化晚期(包括二裏頭文化)陶器上的刻畫文字符號,終至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其始文字的產生和發展序列是一脈相承的,而陶器上的文字符號是這一發展過程的客觀反映。

  1984~1986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鎬京考古隊在發掘清理五號西周宮室建築基址時,發現了一座客省莊二期文化(陝西龍山文化時期)的灰坑,出土了龍山時期的灰陶片,並出土了數十枚骨刻符號和原始文字。摘其要者,抄錄於後:

  骨,其尖端部位刻畫有一個筆畫繁多的符號文字,並能清楚地看出筆畫交錯重疊的先後關係。

  骨□根:刻畫符號和文字較多,在骨□根下部,刻有一字,像雙手平伸下垂,兩腳分立的形。可釋讀為“大”字或者“人”字。

  骨錐:在接近尖端處刻有“爪”形的字,不釋。

  肋骨:在肋骨凹麵邊緣處分別刻有3字,其中1字像蠍子形狀,可釋為“�”字。其餘2字不識。

  骨片:在其骨麵刻畫著“h”字,像是側身垂手而立的人形,可釋為“元”字。鹿角:刻畫有四五個字形,刻畫繁多,筆畫密集,不易辨認。

  從陝西龍山文化出土的骨刻文字,不難看出是與殷墟甲骨文極為相近的文字,就是說,殷墟甲骨文有些字是從陝西龍山文化的始文字演變而成的。例如:字形,釋讀為“萬”字,在殷墟一期甲骨文中寫成形。又如:形,釋讀為“大”字,在殷墟甲骨文中作形。

  無獨有偶,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第七中學教師郝鳳亮先生是一位業餘的文物愛好者,在赤峰地區收集和采集了大量骨刻器物和陶器之類的文物。給我們寄來了不少骨器和骨刻符號文字,我們釋讀不了或者不認識。其中有一個灰質陶罐是郝先生在夏家店下層文化層中采集到的。陶罐為敞口,平唇,圓腹,腹部下飾三道弦紋,平底。在其頸部刻畫有與花園村陝西龍山文化極為相似的字形。所不同者,陝西龍山文化是刻在骨器上,而夏家店文化是陰刻在陶罐上。

  經內蒙古考古工作者對陰河與英金河的石城址夏家店下層文化的C14測定數據為:

  赤峰蜘蛛山距今3965±90,樹輪校正4360±140年。

  建示水泉距今3780±90,樹輪校正4130±110年。

  北票豐下距今3550±80,樹輪校正3840±130年。

  敖漢大甸子:

  距今3430±85,樹輪校正3685±135年,m759年。

  距今3390±90,樹輪校正3645±135年,m454.

  “從五個C14所測定的數據,約為BC2300年至BC1600年,這與用考古學方法推定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的主要階段基本相符,年代大約相當於中原地區的二裏頭文化和二裏崗文化階段,屬於夏商文化階段。”

  內蒙古赤峰地區的夏家店文化,C14測定時間相當於二裏頭文化,即龍山文化晚期,相當於黃帝時期或者夏初。我們認為仰韶文化時期的刻畫符號,便是始文字的前身,符號本身就孕育著始文字的一些因素。李學勤先生在論述仰韶時期的刻畫符號時說“超出了刻畫符號的範圍”。到了大汶口文化時期,就出現了陶尊上的個體文字;至龍山文化時期,還出現了兩三個或四五個字連在一起,像長安花園村陝西龍山文化的一枚鹿角上就是四五個字連在一起。“大”字和“萬”字與殷墟甲骨文極為相近,就說明殷墟甲骨文是在龍山文化時期、夏文化初期文字基礎上繼承和發展起來的。內蒙古赤峰地區夏家店文化陶罐上刻畫的“大”字和陝西龍山文化出土的“大”字酷肖,說明了在曆史上的同一時期,雖處在不同地域,但其語言文字是相對統一的。

  《說文序》:“倉頡之初作書,並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倉頡是黃帝時的史官,傳說是倉頡創造了文字。從仰韶文化的刻畫符號到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個體刻字,再到龍山文化時期數個字連在一起來看,黃帝時期倉頡造字是完全可能的,事實也是如此,本文列舉的始文字的資料就說明了從“依類象形”到“形聲相益”的文字產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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