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一節 回族工作

我本來是一個長期從事敵軍秘密工作、統戰工作和我軍政治工作的幹部，自1947年3月起，在彭總的直接命令和指導下，開始做起了民族工作。隴東戰役前夕，因部隊要進入回族地區作戰，彭總命我起草了《西北野戰軍進入回族地區工作守則》（簡稱《回民工作守則》），經多次修改後發至西野全軍執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之後，隨著部隊進入藏區，彭總又命我做起了藏族工作以及維族工作等。彭總是我黨我軍傑出的軍事家，這是眾所周知和具有共識的評價，但他也是我黨我軍一位傑出的統戰工作、聯絡工作和民族工作的領導者卻鮮為人知。現就我親身經曆的一些重要史實概述如下。

在1947年5月的隴東戰役中，由於各部隊模範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和認真遵守上述《回民工作守則》的各項規定，不僅用行動揭穿了馬匪捏造的我軍“殺回滅教”、“先甜後苦”、“男人當擔架”，“女人作慰勞”等反動欺騙宣傳，消除了回民群眾的疑懼心理，而且使回民群眾主動地組織了運輸隊、擔架隊，給予我軍以熱情支持。

隴東戰役中，俘虜了一大批回族官兵，發現有的回族官兵拒絕和漢人俘虜一起吃飯。我及時向彭總做了匯報，彭總說：“這件事從表麵看是件生活小事，但實質上卻是一個關係到如何正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正確對待少數民族俘虜的重大問題。戰爭這玩意，要取得勝利，從戰術上講，必須善於武鬥——消滅敵人；從戰略上講，還必須善於文鬥——征服人心。而文鬥的最高原則，即是‘攻心為上’；而‘攻心為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則是如何優待俘虜。我黨我軍現行的優待俘虜政策——不殺、不打、不罵、不搜腰包，願留者歡迎加入人民解放軍，願去者發給路費和通行證歡送是完全正確的，行之有效的。但由於我西北人民解放軍所麵臨的敵軍，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由回族所組成的西北四馬——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等回族軍隊，其中青海的馬步芳和他的兒子馬繼援的國民黨八十二軍，曾殘酷殺害過我西路軍指戰員，懼怕我軍報複的心理狀態很嚴重，又受誣稱我軍‘殺回滅教’的反動欺騙宣傳較重，故特別頑固。根據這個現實情況來看，在現行優待俘虜政策的基礎上，另外還需製定一個對回族俘虜官兵特別優待的規定，通知全軍認真執行，是完全必要的。這個任務就由你來完成。”彭總下達完命令之後，還回憶講述了當年在艱苦卓絕的長征途中，在甘肅慶陽與馬鴻逵部作戰時，俘虜了其中一個旅長冶成章（綽號叫野騾子），這是馬鴻逵最親信的一員猛將。當時，有些同誌出於狹隘的複仇心理，主張將其殺掉。彭總卻力排眾議，對冶以禮相待，並進行了耐心的說服教育工作，宣傳我黨我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和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優待俘虜政策，交還了他的馬匹和手槍，並送100塊大洋作路費，將其釋放回家，並托他向馬鴻逵致意，希望兩軍友好，團結一致抗日。這使冶成章受到很大感觸。臨行前，他熱淚盈眶地說：“我是一個野騾子，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一個粗人，不懂得多少道理。但我相信真主，真主教我有恩必報，對朋友要真誠。我以真主的名義向你發誓：我回去後，永遠不與貴軍為敵。”果然，由於冶成章回去後現身說法的宣傳，抗日戰爭期間，馬鴻逵部與我軍一直保持著較為平穩的關係，從未發生過大的摩擦。1945年，馬鴻逵還曾派了高參馬如龍和政客劉紹庭到過延安，重申保證不與我軍為敵的諾言。

遵照彭總指示，我率聯絡部一些幹部，參照《回民工作守則》和《優待俘虜守則》，起草了《優待回民俘虜官兵的特別守則》，成立了回民俘虜大隊，並專門設立了回民俘虜官兵的清真灶，製定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等規定。在釋放他們時，分別發給了印有優待回民俘虜的通行證和每人3-5元大洋的路費。

《特別守則》除呈送彭總批準頒發全軍遵照執行外，又在1949年7月一野政治部的《關於向西北大進軍政治工作的補充指示》中重申：關於俘虜政策，我們對馬匪當其尚在戰場上持槍抵抗時，除不放鬆戰場上各種瓦解工作外，應采取一切戰鬥手段，不惜從肉體上加以消滅。在開始作戰時，並不要打算抓獲多少俘虜來補充部隊。但一經解除武裝，就必須采取特別寬大的政策。除特別照顧其風俗習慣外，並給以生活上較寬的待遇（可另起夥食）與精神上的安慰，各級首長應親自與之懇談。絕不能加以侮辱或虐待。在集訓7天到10天後，準備在開始時期，不分官兵（馬繼援除外），大膽釋放一批，並發給白洋（3-5元）作路費，爭取其從事實上認識與擁護我們的政策（長征結束後，曾給寧馬俘官以特別優待，收效甚大）。全軍必須深切體會這一政策，把握得穩，不僅能有效地、迅速地瓦解馬匪，而且在將來和平建設中均將起到巨大的作用。關於回族政策，除按照西北局印發之《回民工作手冊》堅決執行外，各部在回族區應加強對回民中的宣傳與組織工作，準備逐漸建立回族自己的武裝與政權。各級政治機關可專設一回民工作機構，大膽吸收回民中的進步分子（包括阿訇）參加工作。全軍應深刻認識取得少數民族工作的經驗，是我軍當前的重大政治任務之一。

1949年8月上旬，我軍向蘭州、西寧和寧夏進軍前夕，彭總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命我起草的《向蘭州、西寧、寧夏進軍解放大西北政治動員令》中，再次重申：“我軍即將到廣大的回民區與馬匪軍作戰，全軍應堅決執行回民政策與回民俘虜政策，對慘遭馬步芳、馬鴻逵蹂躪，災難深重的回民群眾應予深刻的階級同情，幫助其徹底解放。”並在全軍掀起了一次認真學習這一動員令的高潮。

政策是黨的生命，政治工作是人民解放軍的靈魂，隻有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人民解放軍，才能認真執行黨的各項政策，包括民族政策。一旦黨的正確政策通過人民解放軍認真地忠誠地遵守執行，即可變成巨大的力量。事實證明，西北人民解放軍由於認真地執行了民族政策和回民俘虜政策，在團結回民群眾，爭取回民上層，瓦解消滅回民反動武裝方麵，以至解放大西北戰爭中都起到了重大作用。正如彭總1949年9月呈毛主席的報告中所說的那樣：“臨夏係馬匪封建集團的巢穴，為甘、青兩省回、漢鬥爭的焦點，少數漢人壓迫回人，回人久思報複，回漢隔閡甚深；馬匪曆年抓兵苛征，引起回漢人民共同仇恨；馬匪反共的欺騙宣傳，曆時甚久，造成人民對我軍恐懼心理。特別是在我軍占領西安後，捏造我軍‘殺回滅教’、‘先甜後苦’，‘男人當擔架’，‘女人作慰勞’。並提出：‘拚命保命，破產保產’的口號來反抗我軍。我軍為揭穿馬匪欺騙宣傳，7月14日扶眉戰役結束後，釋放王治岐軍俘虜數百人，每人給路費1至2元白洋。7月25日固關戰鬥後，又釋放馬匪騎十四旅的一批俘虜，每人給路費1至3元白洋。這些俘虜放回後，對我軍影響很好，到處宣傳我軍不殺俘虜，並說拿起武器打共產黨的人都不殺，哪裏還會殺老百姓哩！過去聽說共產黨‘殺回滅教’全是假的。因此我軍進入天水、平涼、通渭、臨洮後，逃跑的回民均紛紛返家與漢人同聲歡迎我軍。過洮河向臨夏前進，仍有回民持槍沿途襲擾我軍，我即對這些回民武裝及馬匪軍俘虜采取即捉即放的辦法，仍給1-3元白洋的路費。加以我軍紀律嚴明，當先頭部隊通過後，翌日之後，居民夾道歡迎。我軍進入臨夏，對馬家當權派及在野之貴族家中財產一律保護。對馬步芳、馬步青、馬鴻逵之財產采取封存保管。尤以馬步青家的裝潢華麗、勝過北平皇宮，其蝴蝶樓（亦名二宮，即皇帝西宮之意）所藏之山珍、海味、白玉、輕裘及窖藏白銀、黃金為數甚多，已發現者即有黃金14斤，均絲毫未動。因此，影響馬家集團自動組織勸降團，分赴西寧及寧夏，呼籲放下武器。在我軍攻克蘭州、殲滅馬繼援主力後，馬步芳多數師、旅、團長均自動投降，全軍瓦解。這說明我軍進入臨夏，堅持各民族平等，互不報複，開各民族人民的和平會，促進各民族間的人民團結的政策及采取分化馬家集團的策略，事實證明是對的。”

1949年8月26日蘭州解放後，馬繼援逃回青海與其父馬步芳會麵。蘭州街上回民傷兵和官兵屍體遍地，散兵遊勇到處流竄，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回民群眾惶惶不安。對於我軍尊重回民風俗習慣，優待俘虜的政策，雖從我釋放回來的俘虜口中有所耳聞，但是否真的如此，仍半信半疑，從旁觀望。一夜之隔，原來街上到處可以看見的戴著白色“號帽”的回民忽然不見了。我們把這種異常情況向彭總做了匯報。彭總指示：要很快采取緊急措施，扭轉這種局麵。我們聯絡部的回民訓練班黨員和全體官兵動員起來，四處張貼了人民解放軍保護宗教寺廟、拱北（回族清真寺）及散兵遊勇到聯絡部報到登記的安民告示，以原回民解放官兵為骨幹成立了回民官兵解放大隊，並為回民專門設立了清真灶，請阿訇按宗教儀式給所宰殺的牛羊念經等。同時設立了回民醫療所，收容布滿陣地和街上的回民負傷官兵，進行革命人道主義的治療與優待。對滿布街巷和黃河鐵橋橋頭上的回民官兵屍體，也按回民宗教儀式進行了清理。另外，又通過蘭州地下黨市委書記楊實及其所領導的人員，對回民的上層頭目和宗教領袖，進行了聯絡和安撫工作。又是一夜之隔，蘭州的大街小巷又到處晃動著戴著白色“號帽”的人頭。回民的飲食行業和商店、攤販也都熙熙攘攘地開始營業，對我軍人員也按照宗教禮儀親切地招呼致意。一夜之隔，原來冷冷落落的聯絡部辦公駐地（原馬繼援的公館）門前，也熱鬧非凡，擁擠著大批潛藏的回民官兵，爭先恐後地繳槍、報到、登記，並自願要求到回民解放大隊受訓。很快，使一個暗藏在各個角落裏到處放冷槍，使人驚擾不寧的蘭州，變成了一個夜闌人靜、安居祥和的城市。有一位從延安來的老幹部，深有感觸地把當年曾在陝北流行的一首“信天遊”小調：“雞娃子叫來狗娃子咬，紅軍哥哥回來了……”改編成“雞不叫來狗不咬，紅軍哥哥回來了，一覺睡到大清早，戴上白帽帽，趕快提著籃籃上市場，公買公賣實在好”。當我把以上情況在前委擴大會上匯報時，從來不愛開玩笑的彭總高興地說：“範明，你這個墨水罐子（當時一野中對知識分子昵稱‘墨水罐子’，此語出自王震同誌南征勝利回到延安在作大報告時對政治部主任張宗翰同誌的誇獎），還真了不起！我看這個小調就是你瞎編的。”引起哄堂大笑。彭總接著說：“我不是誇獎你，而是說黨的英明、偉大、正確的民族政策這把利劍，一旦掌握在人民解放軍手裏，便成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武器。還是那句老話，軍隊政治工作和聯絡工作，必須牢牢掌握‘攻心為上，攻城次之，不戰而屈人之兵’這個戰略和精神。現在十九兵團即將進軍寧夏。馬鴻逵和馬鴻賓的軍事實力雖然還很強，但和咱們還有些聯係。估計現在大勢已去，大軍壓境的情況下，爭取和平解放的可能性還是有的，你們聯絡部要主動聯係一下，配合十九兵團做好這方麵的工作。”

之後，經與十九兵團楊得誌司令員、潘自力政治部主任、一野政治部甘泗淇主任、張德生副主任（此時已兼任甘肅省委書記）、地下黨負責同誌吳鴻賓、楊實等共同開會商討，決定由蘭州有名望的回族領袖郭南浦為主，原馬鴻逵部下現任保安旅旅長吳新吾為副，組成了蘭州各界赴寧夏勸和代表團，隨十九兵團到寧夏進行勸和工作。在十九兵團楊得誌司令員、李誌民政委、潘自力政治部主任親自主持和聯絡部甄華部長指導下，經過艱苦複雜的政治勸和與軍事鬥爭，終於爭取到馬鴻賓率八十一軍起義，和平解放了寧夏全境。十九兵團為此還給郭南浦贈送了一麵寫著“和平老人”的錦旗。

馬鴻賓回到蘭州，住在由聯絡部和他的管家整理一新的原公館裏。一天清晨，彭總忽然給我打電話，要我親自通知馬鴻賓，說他上午9時去拜訪。我當即通知馬鴻賓，他聽後受寵若驚地說：“我還沒有向彭總報到請罪，怎敢勞彭總大駕光臨草舍。”我說：“彭總和你是‘神交’已久的好朋友，親自來看望老朋友，歡迎你回來，請勿介意。”馬始釋然，一再表示感謝。我回來報告了彭總，彭總叫我屆時陪他去，並特別叮嚀說：“不要帶警衛人員，不要搞什麽警戒，隻許你一個人去。”我回到聯絡部待命，直到8點半鍾還未接到通知，非常著急，隻好坐在電話機旁等待。心神尚未安定，忽然看見彭總站在麵前說：“走吧！”我說：“聯絡部的小臥車準備好了，咱們上車就走。”彭總半開玩笑般批評說：“坐什麽小臥車，擺什麽架子，跟我坐吉普車走。”我跟他到門外一看，一輛繳獲來的戰利品破吉普車停在門前，既無警衛，又無秘書，僅司機一人坐在車上等著。我有點猶豫，彭總把手一揮說：“走吧，磨蹭什麽！”路上，彭總一言不發。快到公館門口時，隻見馬鴻賓的門外站著一群戴白帽的回族老人，分列路的兩旁，準備歡迎貴賓的樣子。但當他們隻看見一輛破爛吉普車時，認為是聯絡部的普通人員，未加在意。我們徑直到門口下車也未有一人過問。我陪著彭總一直走進門內，隻見馬鴻賓一人坐在桌旁吸水煙，若有所思。他猛不防看見我們已走到庭前，驚奇地丟掉了水煙袋，幾乎是撲到彭總麵前，拉住彭總的手說：“罪過！罪過！有失遠迎，有失遠迎！”彭總滿麵笑容和藹可親地說：“老友見麵，不必客套！”說著十分隨便地一P股就坐在了馬鴻賓剛才坐著的椅子旁邊。接著，他倆一見如故似的歡談起來。在整個談話過程中，彭總自始至終未涉及解放戰爭及和平解放寧夏等事宜，除了談些家常事務和老年人的養生之道外，隻向馬表示了希望他能改軍從政，主持甘政，加強民族團結，從頭開始建設蘭州等。馬鴻賓除了感謝彭總對他的信任之情外，盛讚我黨我軍的勝利是以德服人，使人心服口服，並引用孟子“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典故加以說明。最為有趣的是，當馬鴻賓說到，回族上層中對彭總原來都很敬畏，今日一見，方知彭總確是名實相符的“以德懷人的仁者”時，彭總詼諧地答道：“我是個粗人，向來歡迎愛國人士‘賓至如歸’，馬老今日歸來，豈不是名實相符的‘鴻賓’歸來，不勝歡迎。”說罷，兩人開心地哈哈大笑。談話後，馬鴻賓把原來準備好的一般宴席撤掉，並請他的夫人和子女拜見了彭總，懇切地說：“今天請你吃個家常便飯，讓我的內人給你做幾樣地道的清真菜，請你賞臉。”彭總愉快地答應了，並向他的夫人致謝。馬鴻賓將彭總和我邀到他的內室裏，三個人一起吃了一頓據說是回族最親密、最高貴的感恩節才能享用的“聖餐”。

事後，彭總在車上教導我說：“做統戰工作，特別是做民族統戰工作，必須謙虛謹慎，尊重他們，和他們交知己朋友。切忌盛氣淩人，以勝利者自居。要以座上賓的規格對待他們，改變他們階下囚的恐懼心理。今天我不坐臥車、不要警衛，以示對他的信任與尊重，就是這個道理。”不久，馬鴻賓當了甘肅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彭總派我兼任第一副主任。在之後的工作中，我和馬鴻賓也成了互相信任的真朋友。他有次感慨萬端地對我說：“國民黨軍隊中流傳過‘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的挖心話’的順口溜，今天看來，並非虛言。”我問他什麽叫共產黨的挖心話，他笑著說：“就是統戰化嘛。”毛主席說，敵之所惡，即我之所好。統戰工作這個精神武器，威力之大，從反麵也得到了實踐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