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明回憶錄：1914~1950

第二節 不應有的插曲

1942年秋，從河南鞏縣新溝出發，經汜水虎牢關、偃師、洛陽、靈寶閿鄉，入潼關到臨潼渭北櫟陽鎮郝邢村我的家中。將護送部隊在我家中安排就緒後的第二天早晨，即由衛平（尹省三）接我隻身急行軍於當夜抵達涇陽口子鎮一個小客棧裏住下，避過軍警的盤查，在夜闌人靜的午夜之後，在碉堡林立的哨兵鼻子底下闖過了封鎖線，拂曉抵達關中邊區鐵王鎮的接待站，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滿以為遊子歸家，從此便可以很順利地去到延安麵呈匯報，完成黨交給我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到馬欄後，我才第一次見到了張德生同誌和省委軍委負責人汪鋒同誌，還見到了楊信和張西鼎。汪鋒和楊信對我此行匯報態度不積極，把一切問題都推到去中央解決。張西鼎告訴我，汪鋒同誌對蒙定軍和我有看法，認為我們對他的領導不夠尊重，眼睛向上，隻看中央。解放後，汪鋒同誌曾對我說，當時張西鼎向他們匯報的情況不實，使他們認為我們不尊重省委的領導等等。在這裏我之所以說起這些往事，絕沒有責備何人的意思，我隻是要實事求是地去談曆史，使這段曆史較清晰地原原本本地呈現給後人。

事情的詳細經過是這樣的。

當我抱著赤子歸家的幸福而歡樂心情從鐵王鎮回到馬欄關中地委（即中共陝西省委）時，由一位和我很熟悉的聯絡員楊信，冷冰冰地把我安排到一個還滲水滿地的窯洞裏住下，一連十幾天既見不到有人找我談話，也不見有給我安排去延安的消息，獨坐孤窯，十分焦急。隻好到窯外走動。忽然去年派到省委請示工作，久假不歸的鄧謙（張西鼎，在邊區化名鄧謙）同誌搬來和我同住，我非常高興。老友相見，分外親熱，問他為何久留？工委給省委打了多次電報，也不回複，他詫異地說：怎麽，你還不知道？我說：知道什麽？他說：省委已經把三十八軍工委的關係掐斷了。我震驚地問：為什麽？他說：三十八軍工委尾大不掉，所以掐斷關係，讓其自生自滅。不但不叫他回部隊，也不讓與部隊聯係。我說：尾大不掉，指何而言。張說：省軍委去年叫我回部隊向蒙傳達：一要我接替你的組織、統戰工作，隻叫你管宣傳，二要把三十八軍的大部黨員撤回邊區。你們說這是取消路線，拒不執行，所以把工委關係掐斷了，害得我也回不去。我說，這都屬於黨內的正常爭論，並且都得到楊清書記（即歐陽欽）的核準，認為工委的意見和措施是符合實際的。這種“尾大不掉，掐斷關係，讓其自生自滅”的重大決定怎麽能由個人作出？張笑了笑說：楊清已走，現任書記是張德生。我說：不管誰當書記，毛主席指名叫我去延安麵談，我到這裏已經十多天了，既不安排放行，又不說明原因，不知何故？張說：省委已向中央做了報告，要求我和你同去見毛主席。我說那也好，隻是這樣曠日持久地拖延時日，恐怕不好。張說：中央至今還沒有複電，隻好等著。就這樣拖了一個多月，既不能向延安發報說明至今滯留於馬欄的情況，又不能向前方發報說明被滯留原因。隻好聽天由命地等著。

事後才知道還有一段不尋常的故事。原來在我滯留馬欄期間，前方工委和趙壽山久久得不到我去延安的任何消息，趙和工委給省委發報查詢，久未得到答複。在此情況下，使趙疑竇叢生，情緒不安，於是轉求崔仲遠同誌給中央發報詢問究竟，崔仲遠給中央的電報如下：

公兄轉葉劍英、吳鐵錚、博古、南漢宸諸兄：

一、弟去年四月奉勇（指趙壽山）命由渝返部（指由重慶三十八軍駐渝辦事處主任職回三十八軍）。

二、陝西省委近忽調此間新委學生連長章希汀（張西鼎）、搜索連連長何克用（郝克勇）先後返陝。章以招生名義，勇（趙）不知前往。何則係中央徑電勇（趙）著去談話，轉陝數月均無音訊。頃據此間負責人（指蒙定軍）談，章何二人業經陝方撤退不再來此，不知何故。查何年來工作成績頗得勇（趙）信任，且此次亦係勇遵我方意見（去延見公麵談）如竟不回，影響兩方年來友情甚巨，斯不僅使仇者快，且予中間人士印象亦必惡劣。兼之新任連長（指張西鼎）相繼失去勇之信任。故對章何我方如需何等撤離宜先返複命後，再借詞脫退。否則亦希諸兄速電勇說明原委並要何給勇來一對外信。

三、此間如已決定不再設組織，我意對留此須分頭說明，以免影響情緒。調北亦應令其先行清理手續，請假不準時以逃了之，事後托人來信申明。

四、弟之去留問題。亦祈明示。

五、複電請於公字後加一明，以資識別。

弟××（因係情報代號，此不錄）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

毛主席發報詢問省委究竟，省委複報說，省委意見：代表應由省委選派。郝、張為代表前赴延安麵談。前方又屢次來電，不同意張為代表，並由趙直接給毛主席發報，說明張不能為代表之由。毛在前方工委與省委不同意見爭執下，遲疑不決，直到12月上旬，接到崔仲遠電報後，才知道陝西省委（實際上是個人）掐斷了三十八軍黨的關係，並將我作為撤回省委的幹部扣留的底細，於是采取了折中方案，1942年12月13日給趙複電：“勤兄：迭電敬悉。（一）何張到某地已令來延，細談後當令一人返轅複命。（二）兄處方針，宜委曲求全，撤退極左分子，消滅某方借口，以求自全，否則危險極大，希予考慮。弟公元亥”。如此，才使我得於12月上旬，在張西鼎陪同下，起程赴延，於同月下旬到了延安南區合作社。遙望延安的窯洞燈光輝煌，鱗次櫛比，星羅棋布，氣勢雄偉，恍如當年（1930年）初到上海讀書時的感受一般。於是快馬加鞭，風馳電掣般地跑上了華石砭西北局所在地，第一個見到了收發室餘建國同誌，他親熱地把我們引見給了當時任西北局秘書長的楊清（歐陽欽）同誌。楊清同誌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把我們安排到西北局四層樓（窯洞）西北拐角的一個僻靜安全的窯洞裏，對我們的生活和應注意保密安全事宜等都做了關懷備至的周密安排。我這個長期做地下工作的遊子感受到了回到革命大家庭的溫暖，一下子把在馬欄所受的冷遇和壓製感一掃而光。滿以為在毛主席頷頤之下，當可順利地完成親聆教誨的光榮任務。

當我們住下後，楊清同誌和賈拓夫同誌找我單獨談了話，除說明毛主席對我安全回到延安很高興，以及關懷等情況外，要我專心一意，聚精會神地寫好三個材料。一是向毛主席的匯報提綱；二是三十八軍黨內黨外情況的詳細材料；三是個人的詳細自傳。並給我安排了一個寫材料的另外一個專門窯洞。叮嚀我這些材料必須絕對保密，不要給任何人看，寫好了後，交楊清同誌。於是，我便專心一意地夜以繼日地在短短的一個月內，寫好了30多萬字的三大本材料，交給了楊清同誌。之後如釋重負的悠閑起來。有一天，偶爾到西北局的閱報欄和壁報欄去看《輕騎隊》的小報文章，偶然看見了我當年在西安中山中學的老同學張光天，他對我默默地點了點頭，我高興地急欲上前同他握手問好，可是他卻搖搖頭躲開了，使我莫名其妙，大惑不解。第二天，時任西北局書記的高崗，讓他的秘書穀瑞同誌叫我到他的石窯洞裏去“談話”。進去一看，高崗氣呼呼地坐在上麵，歐陽欽坐在旁邊，在座的還有李卓然、賈拓夫等負責同誌。高崗沒頭沒腦地問我和張光天是什麽關係？我說，張光天與我是西安中山中學的同學，當時他是黨員，我是團員。並說明1933年前後，我和張光天的女朋友的哥哥閻自強在上海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讀書時，曾與當時在上海以學世界語身份為掩護，做地下秘密工作的張光天有過聯係，並曾與張光天到上海龍華監獄裏探望過複旦大學黨的負責人鄧君同誌，將我的一部鄧演達所著的《中國文學大綱》精裝本，達爾文的《進化論》送給了他，而後鄧君因病死在獄中等等。高崗聽罷後，劈頭蓋臉地問歐陽欽：“他說得對嗎？”歐陽欽說：對！他和張光天說得一致。並解釋說，張光天當時確實是由陝西調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的黨員，鄧君和他的兩個弟弟鄧鑒、鄧釗都是共產黨員。在歐陽欽這樣有力的證明麵前，高崗竟揮袖而起，用手砍著自己的脖子說：“張光天要不是特務，殺我的頭！”歐陽欽和我都不再說話，結果不歡而散。事後我才知道，賈拓夫和歐陽欽當時都是高崗懷疑的對象，張光天則是被定為陝西“紅旗黨”的大特務，張西鼎由於歐陽欽不叫他和我共同寫匯報材料，也不給他安排去見毛主席的任何準備事宜而不滿，對我的一舉一動進行監視和盯梢。有一次我熟睡中，他從我的枕頭下偷看我寫的材料，被我發現，我對他做了批評。他辯解說，你和我都是組織上委派來見毛主席的代表，看一下你所寫的材料，有什麽不可。我說，不是我不讓你看，這是組織上的規定。他氣呼呼地把材料甩給我。當他看見我與張光天相見的上述情況後，通過高崗的秘書向高崗告了密。高崗如獲至寶，欲以此搞突然襲擊，一箭雙雕，將歐陽欽、張光天和我都打成“紅旗黨”。不料陷害陰謀未逞，高崗惱羞成怒，屢次從中作梗，遲遲不讓我去晉謁毛主席，同時把前方不斷催問的電報全部扣壓，不報給毛主席。賈拓夫同誌為此曾與高崗爭執了幾次，仍然無效情況下，一天晚上來看我。他對我說：你的情況我很熟悉，要見毛主席的事受到了很大阻難，上不通天，下不通趙。唯一打開僵局的辦法，要我寫一個請求趙壽山給我帶回陝西的部隊繼續發給經費、給養和臂章的電報，由他送給毛主席批發（因為西北局不能直接給三十八軍重慶辦事處發此電報）。這樣便可以繞過高崗，說明你已到西北局久待未見的原委。我當即遵命寫了這份電報：“勤座鈞鑒：（一）職返陝時所率之人員槍支，祈勿調回前方。（二）四二年度新臂章路證等件祈竟〔徑〕寄渭北我家為盼。職克勇叩固。”賈拓夫持此電報前去見毛主席，備述以上情況。主席怒責“分散主義”後，當即在原電上批示：“發重慶，克勇致勤電——請繼續發給經費給養，葉劍英辦。”並當即通知歐陽欽陪我單獨去見他。這樣，就在當年引導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的“陝北才子”賈拓夫同誌的巧設良計下，我才得以闖過難關，麵謁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