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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文公:流浪君主的暮年輝煌

晉文公,名重耳,前636年至前628年為晉國國君,當時晉國地盤約在今山西西南部。重耳的父親晉獻公執政時,惑於新立的夫人驪姬之言,迫害和驅逐群公子,重國,有幾十名賢臣相隨。十二年後,新君晉惠公又派人謀殺他,他與隨臣經衛國逃亡齊國,齊桓公熱情地接待了他。居齊七年後,因齊國政局的大動蕩,他又在隨臣的主謀下,經曹、宋、鄭至楚國,被楚成王待上賓。數月後,秦國因不滿東鄰晉國的執政,派人從楚國接回重耳,以武力扶植他回國為君。晉文公上台後,整頓內政,擴充軍隊,積極從事政治軍事活動。勤王室,破曹、衛,尤其是城濮之戰挫敗楚軍,製止了楚國北進的鋒芒,使他一躍成為中原諸侯的霸主。

晉文公以六十歲的高齡上台執政,在位八年。在執政期間,他頻繁地活動於政治舞台上,憑借豐富的閱曆經驗和深遠的韜略治國治軍,在短時間內迅速締造了一個強大的霸國,從而顯示了他高超的政治才能。

快意恩仇的軍事勝利

晉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受到過一些國家的熱情款待,更遭到過另一些國家的冷落和侮辱,備嚐了流亡途中的辛酸。偌大的年紀,他當時承受了這些痛苦,但對這些痛苦的強壓抑使他在心理上留下了深重的痕跡。上台後,他執秉了一個大國的政權,逞誌報怨的念頭時時導引他對軍國大計的製定和實施。

當年從翟國倉皇逃齊時路經衛國,衛文公閉門不納,他們一群人繞道經過衛地五鹿(今河南濮陽東北),饑餓難忍,向耕田的農夫乞食,農夫送土塊相侮,重耳餓困難行,隨臣介子推自割股肉以供食。後來,晉文公借故伐衛,繞道至於五鹿,感歎地對部下說:“此介子推割股處也。”不覺淒然淚下。當年的隨行大臣魏率大軍一舉攻破五鹿。嗣父執政的衛成公急忙派人前來謝罪請和,晉文公嚴辭拒絕,並表示:“寡人旦夕當踏平楚丘矣。”楚丘是齊桓公當年為衛國新建的國都,晉文公的態度表現了他必欲滅衛而後罷休的決心。衛成公無奈,避居於襄牛,使弟弟叔武暫攝國事,才一時免於國亡之難。

重耳當年離齊去宋時途經曹國,曹共公本不願接納,但當聽說重耳具有駢脅體形,即肋骨連成一片,於是將其引入城中安排洗澡,而曹共公和他的侍臣們擁入浴室,觀看嬉笑。晉文公這次伐衛之後立刻移兵攻曹,最終攻破曹國,活捉並拘禁了曹共公。

文公還取來曹國仕籍,將朝官三百人全部按籍捉拿,盡行誅戮,抄沒其家,一時破滅了曹國。

晉文公伐衛破曹後,積極地準備戰楚救宋。楚在泓水之戰中打敗宋襄公後,向北擴張的野心更大。楚成王統兵拜將,糾合四路諸侯攻齊圍宋,後來把用兵的重點放在宋國,宋國先君宋襄公當年對流亡中的晉文公恩禮交加,曾使流亡君臣異常感動,這次晉國不願坐視不救,而且,晉國在戰略上不能允許楚國兵鋒北犯,於是,在進行了積極的外交準備和周密的軍事布置後,晉國在城濮(今山東鄄城西南臨濮集)迅速打敗了楚軍。當年重耳離宋去楚時路經鄭國,鄭文公亦閉門不納,這時鄭君派人前來謝罪,晉文公發怒道:鄭聞楚敗而懼,非出本心,寡人當親率師徒,至於城戰撤兵。

晉國在短時間內的巨大軍事勝利震動了列國,一向追隨楚國的鄭、許及眾多的中間力量陸續投靠晉國。晉文公在列國的政治舞台上逞武揚威,迅速為自己鍛造了堅固的稱霸基礎。

晉文公在執政之始曾碰到一次偶然事變。當時周襄王被弟弟叔段勾結翟兵驅趕到了鄭國的汜地,周王主要向秦、晉通告了情況,請求救援,晉國君臣商議說:“昔齊桓之能合諸侯,惟尊王也。”他們決定立即抓住這個時機,公開亮出“尊王”的旗幟以開始創霸,認為“繼文侯輔周之勳,光武公啟晉之烈,皆在於此”(第三十八回)。為了一攬勤王之功,霸業獨占,晉文公派人客氣地辭絕了秦穆公欲派的軍隊。晉國以大軍平定了周室叛亂,迎回了周襄王,周王異常感激,將周室四邑溫(今河南溫縣西)、原(今河南濟源西北)、陽樊(今河南濟源西南),攢茅(今河南獲嘉西北)全部賞賜與晉。及城濮勝楚後,周王因其大功,遂於踐土(今河南原陽西南)親自犒勞晉文公,一並會盟眾諸侯,周王冊命晉文公為盟主,晉文公遂成了名正言順、名副其實的諸侯領袖。

晉文公是春秋時代真正接替齊桓公成為霸主的人物,但晉文公的創霸與齊桓公有所不同:第一,齊桓公的創霸有較早的思想準備和較長的時間準備,他提出“尊王攘夷”的戰略方針,以此作為創霸的起點。晉文公長期流亡,在位時間又短,創霸前沒有設定出較係統的戰略策略思想,挾怨報恨事實上成了他創霸的起點。第二,齊桓公的軍事目標主要在於外夷,他在中原諸國厚往薄來,實施立德的原則。晉文公的軍事目標主要在於仇怨國,他在中原諸國中用兵逞武,基本上以立威為主。第三,在和周王的關係上,齊桓公顯得更為主動和殷勤,而晉文公則表現得更實際。

在抑製楚國的戰爭中,齊國當時隻要求取得象征性的勝利,晉國盡管晉文公對於創霸沒有較多地準備,但他畢竟創建了一個更為紮實和更為穩固的霸業。晉文公個性品格上所具有的深遠韜略和智謀補償了創霸中戰略準備的不足,使他的創霸表現出了特有的個性。

老於算計,滴水不漏

晉國自晉獻公執政的後期始,連續經曆了幾次動蕩和內亂,政局極不穩定,晉文公繼位後,連續實施了幾項策略,才基本上扭轉了這一局勢。第一次,鑒於晉國幾年來朝政多變,大臣間的關係複雜難測,文公在上台後的幾天內既不加封一有功之人,也不加戮一有罪之人,他外示安逸,舉動不測,靜觀朝中動靜。果然,幾天前迫於形勢而投降的政敵呂省、郤芮之流按捺不住,他們摸不清文公究竟要出什麽招數,因而暗中集結勢力,謀圖政變。晉文公采用高深莫測的手段,既誘使政敵提前暴露,免遺後禍,又看清了朝臣關係的大體脈絡,為立位後的獎賞和日後施政用人搜集了較準確的參考依據。第二次,當他知道了呂、郤等人的具體密謀後,晚上如常就寢,五更時托言腹病如廁,秘密地帶數人出後門離國。次日大臣們入朝,見文公的免朝牌,均知他患病臥床。呂、郤之黨乘機作亂,他們放火焚宮,準備乘亂圍宮殺掉文公,結果未尋見文公,又恐眾大臣率兵圍剿,事後急忙投奔秦國,不料卻在秦穆公前見到了早先來到的晉文公,被文公斬殺。晉文公采取秘密出宮去秦的辦法,既脫免於難,又以臥病在床的假象引誘政敵自我暴露,待其罪行昭彰而誅殺之。第三次,鑒於呂、郤之黨甚眾,文公為安定人心,回國後頒行大赦,但這些人雖見赦文,猶不自文公一行途中受困,乞食於五鹿。這次文公有意重用頭須,呂、郤黨屬見之,私下議論說:“頭須竊君之藏,今且仍舊錄用,況他人乎?”(第三十七回)於是訛言漸息,政局逐步穩定。

還在重耳居翟時,國內大臣裏克在晉獻公身後連續殺掉兩個幼君,與三十多朝臣聯名具表,迎請重耳回國為君,重耳見表上沒有最富威望的老臣狐突簽名,心中疑懼,他對隨居之臣講:“二君新誅,其黨未盡,入而求出,何可得也?”(第二十八回)考慮到這些因素,他決定暫不入國,再等待機會,於是他對前來迎接的使者說:“重耳得罪於父,逃死四方。生既不得展問安侍膳之誠,死又不得盡視衾哭位之禮,何敢乘亂而貪國,大夫其更立他子,重耳不敢違!”(第二十八回)其時,秦穆公也派人去見重耳,提出願派軍隊護送他歸國為君,重耳出見秦使說:“君惠吊亡臣重耳,辱以後命。亡人無寶,仁親為寶,父死之謂何,而敢有他誌?”說罷伏地大哭,稽首告謝而退。這裏,重耳以仁義之名為托辭,將自己不立即回國的真實想法掩飾了起來。他預察到晉國政局將繼續動蕩的必然性,退而待機,又托以仁義之辭,顯示了他政治謀略的高深。

十九年後,他感到回國的時機成熟,遂在秦國的支持下迅速回國,並連續采取幾項策略,徹底消除了國內的不安定因素,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晉文公在處理和楚成王的關係上很富有策略。他逃亡時在鄭國受到冷遇後,南行見到楚成王,成王待以國君之禮,非常親厚。有一次楚王問他說:“公子若返晉國,何以報寡人?”他回答說:“子女玉帛,君所餘也,羽毛齒革,則楚地之所產,何以報君王?”看來他想回避這個問題,但楚王開玩笑地一再追問說:“雖然,必有所報,寡人願聞之。”重耳考慮了一下,回答說:若以君王之靈,得複晉國,願同歡好,以安百姓。倘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的這句話絕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有著極深的用意。當時楚國極力想朝北發展,但苦於北方沒有接應的國家。晉公子重耳的到來,使他們產生了新的希望,因為晉國當時還遠未達到足以和楚抗衡爭霸的程度,楚成王厚待重耳,在私人利益上絲毫無求於他,完全是想在中原培植親楚力量,以配合楚國的北進戰略。然而,楚王這種設想的成功還決定於另一個方麵,即重耳在六十歲的年齡上是否還有返國執政的自信心,楚王希望重耳能不減其誌,充滿信心。但他需要對重耳進行考察了解。他向重耳提出“公子若返晉國,何以報寡人”的問題,實際上是對重耳的巧妙考察,他想由此了解重耳究竟把自己設定在國家的什麽位置上,他平常到底在什麽位置上思考問題,從而決定對重耳的態度。重耳看來是完全看透了楚王的心思,他在回答中有意顯示了自己對回國後執秉朝政的自信,又不失一個老年人應有的自尊。他把自己放置在晉國國君的位置上答其所問,又以誠摯姿態顯示膽略氣魄,正好投合了楚王的心意,充分贏得了楚王的尊重,雖然會惹怒一些沒有戰略眼光的楚臣,但無礙於事。相反,如果他這時在回答中卑言自謙,必然會失去楚王的尊敬和器重,甚至會受到冷落。看來,重耳答語中的內涵是極為高深的。後來,秦穆公準備兵送重耳回國,派人去楚國迎請他,重耳本來同意,但不知道楚王是否樂意看到他親近於秦,於是假意對楚王說:“亡人委命於君王,不願入秦。”(第三十五回)重耳的表麵之詞,表現出他更親近於楚國,防止了楚對他更親近於秦的忌恨,目的是為避免楚王對他去秦的阻擋或扣留。

晉文公在處理與鄰國的關係上很有算計。有一次,他相約與秦國一同伐鄭,晉國元帥先軫提醒說:“若使秦共伐,秦必爭之,不如獨用本國之兵。”晉文公解釋說:“鄭鄰晉而遠於秦,秦何利焉?”

事,他就堅決而巧妙地拒絕秦國參與。晉興兵伐鄭,鄭國在旦暮不保的情況下派使求降,晉文公向鄭國提出了接受投降的兩個條件,一個是要鄭文公交出身邊的重要謀臣叔詹,一個是要鄭文公立公子蘭為世子。叔詹是鄭國的幾世老臣,為鄭君出謀劃策,是鄭文公的得力助手,讓鄭國交出叔詹,等於抽掉了鄭國的頂梁之柱,使其失去了叛離晉國的有力助手。公子蘭是早年自鄭投奔晉國、一直受晉文公寵幸的人物,立公子蘭為世子,實際上是在鄭國扶植起了親晉勢力,且保證了鄭對於晉的長久依附。不久,鄭文公死,公子蘭繼位為君,晉文公對於鄭國的政策即告成功。

晉文公挾恨攻滅曹國,逐走衛君,由於當時伐楚的策略需要,他答應為之複國,但將曹共公拘禁於五鹿,遲遲不予赦放。衛成公雖勉強自複其國,但在後來的一次會盟上,晉文公借故將他拘禁,欲交付周王誅殺,因周王未同意,晉文公即派大臣先蔑將衛成公押送京城洛陽監禁,又以給衛君醫病為名讓醫衍隨行,要醫衍用毒藥鴆殺衛成公,臨行前告訴醫衍:“若不用心,必死無赦。”之後又吩咐先蔑:“作急在意,了事之日,一同醫衍回話。”(第四十三回)晉文公既想殺掉衛成公,以泄往日之憤,又不想落下誅殺諸侯的惡名,可謂用心良苦。

晉文公在勤王之後,周王賞給他四邑之地,但在收納這些地方時,在兩個地方遇到了阻力。陽樊守將不願歸晉,以兵相抗,晉文公聞之,寫信給對方說:“四邑之地,乃天子之賜,寡人不敢違命。”表明了堅決收地的決心,另外又表示,如果守將不願歸晉,可以率眾回周。他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用和平方式解決了陽樊的問題。周王所賜的原邑,乃是周卿士原伯貫的封地,原伯貫在戰翟時兵敗被擒,正逃歸居原,晉文公恐其不服,遂親往收原。晉文公在收原時采取了一種極有策略的攻心手段。他下令門獻城,晉文公告訴他:“寡人原約攻城以三日為期,三日不下,解圍去之。今滿三日矣,寡人明早退師。爾百姓自盡守城之事,不必又懷二念。”(第三十八回)黎明,他真的著手撤兵。原城的人看到晉文公寧失城而不失信,認為他是一個寬仁有道之君,紛紛出城降晉,原伯貫知民心已變難禁,隻得投降。兩城之收納,顯示了晉文公手段的高明。

在軍事爭鬥的戰場,晉文公總是小心謹慎,深謀遠慮,每求必勝。晉在攻滅曹國前,曹大夫於朗向晉軍密寫降書,約定黃昏獻門,讓晉文公率兵進城,擒拿曹君。晉文公與元帥先軫商量後,在軍中選擇了一名長須偉貌、相似自己的人,經過一番打扮,讓他坐君車隨軍入城,這名假文公領軍剛至城下,就被曹軍亂箭射死,原來於朗乃是假降。晉文公謹慎小心,使自己免於死難。城濮之戰前,晉文公更是反複權衡、再三考慮,盡管他的大臣們已為這次戰役布置了周密的計劃,但他仍不放心,一直在是否打和怎樣打的問題上揣摸不定。臨戰的前一天,他向大臣明告了自己的持疑之念,狐偃分析說:“戰而勝,可以伯諸侯;即使不勝,我國外河內山,足以自固,楚其奈我何?”(第四十回)這已經從最壞處作了考慮,文公意猶不定。晚上,他寢不安席,作了一場噩夢。楚將黎明來下戰書,當時已勢在必戰,他讓統軍元帥再行閱檢兵車。共七百乘,精兵五萬餘人。他又登台察視軍容,見其少長有序,進退有節,方才表示:“以此應敵可矣。”戰役勝利後,楚將子玉率敗兵逃歸,晉國眾將前來向晉文公稱賀,文公謝而不受,麵有憂色。眾將問他為何勝了敵人反倒憂愁,文公回答說:“子玉非甘出人下者,勝不可恃,能勿懼乎?”(第四十一回)晉文公在戰前的謹慎和戰後的憂慮,表現了他作為晉國最高領導人的遠見。

總之,在內政、外交及軍事諸方麵,晉文公都顯示了他的韜高超的獎罰旨在教育部下晉文公幾次用獎賞的形式激勵部下,他的獎賞有其獨特的高超之處。在平定了呂省、郤芮的政變陰謀並穩定了國內政局後,晉文公施行了複國大賞,他將群臣分為三等,以隨從流亡的為第一等,以通送情報的為第二等,以後來迎降的為第三等。三等之中,又按其功勞之輕重分有不同的級別。當年流亡的人中,有一名叫壺叔的小臣,他十九年中一直為文公侍服寢食車馬,辛苦不少,因三賞未及於他,便前去詢問。文公把他叫到跟前來告訴說:“夫導我以仁義,使我肺腑開通者,此受上賞;輔我以謀義,使我不辱諸侯者,此受次賞;冒矢石,犯鋒鏑,以身衛寡人者,此複受次賞。故上賞賞德,其次賞才,又其次賞功。若夫奔走之勞,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賞之後,行且及汝矣。”(第三十七回)壺叔愧服而退。城濮之戰中,晉文公接受了狐偃的建議,開戰前履行了當年對楚王所說的“倘與君王以兵車會於平原廣澤之間,請避君王三舍”的諾言,戰役中謀籌布陣的是元帥先軫。戰後行賞時,晉文公以狐偃為首功,以先軫為次。眾將詢問文公說;“城濮之役,設奇破楚,皆先軫之功,今反以狐偃為首,何也?”文公回答說:“城濮之役,軫曰:‘必戰楚,毋失敵。’偃曰:‘必避楚,毋失信。’夫勝敵者,一時之功也;全信者,萬世之利也。奈何以一時之功,而加萬世之利乎?是以先之。”(第四十二回)眾將無不悅服。晉文公是把獎賞作為對部下進行人格引導的手段,因此,他不僅實施獎賞,而且向部下明確告訴自己的獎賞原則;他不僅製定獎賞原則,而且注意把仁、德放在重獎的位置上。他的獎賞原則體現了他對部下所要求的輕重點,通過明確的獎賞,他將這些要求公開地顯示晉國包圍鄭國時,曾向鄭提出了撤兵的條件,其中一個是要交出鄭大夫叔詹,叔詹堅決地說服了鄭文公,主動去晉軍見晉文公,晉文公見之大聲斥責說:“汝執鄭國之柄,使其君失禮於賓客”,遂命速取鼎鑊,要將其烹之。叔詹從容鎮定地對文公說了一段話,大意是說:你們君臣當年路過鄭國,我告訴鄭君,你們都是人才,回國後必定大有所為,勸他迎接,但天降鄭禍,我的話未被采納。今天你們以兵伐鄭,又是我說服鄭君,主動出城以救一城之難。叔詹最後厲聲而言:“夫料事能中,智也:盡心謀國,忠也;臨難不避,勇也;殺身救國,仁也。仁智忠勇俱全,有臣如此,在晉國之法,固宜烹矣!”於是按住鼎耳大呼道:“自今已往,事君者以詹為戒!”(第四十四回)文公被其言語所動,命將叔詹赦而勿殺,並對叔詹改口說道:“寡人聊以試子,子真烈士也!”加禮厚待之。晉文公把罰罪不僅看作一種懲罰手段,而且要作為對部下的教育手段,他本是要挾恨懲罰叔詹,但叔詹說明了他是本國仁智忠勇之臣,因而文公就無法對他下手,因為殺掉仁智忠勇之臣,是與文公對部下慣常的教育原則相抵觸的,他赦免了叔詹,實際上是向部下表示:忠君無罪。他最後甚而厚待叔詹,更是向部下表示:救國有功。

晉軍在攻滅曹國時,大將魏、顛頡嚴重違犯軍令,文公聞之,當即欲將二人正罪誅殺,趙衰建議說:“此二人有十九年從亡奔走之勞,近又立有大功,可以赦之!”文公發怒道:“臣不遵令,不謂之臣,君不能行令於臣,不謂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國?諸大夫有勞於寡人者甚眾,若皆可犯令擅行,寡人自今不複能出一令矣。”(第三十九回)他把守令罰罪提到維係君臣關係、得以立國的高度來看待,堅持要殺掉兩人。趙衰又建議說:主公之言甚當。

然魏材勇,諸將莫及,殺之誠為可惜!且罪有首從,臣以為借顛“臣請以君命問之,如其必死,誠如君言。倘或可驅馳,願留此虎將,以備緩急。”經文公同意,趙衰去看望了魏,事後向文公匯報了魏體格健壯的情況,堅持將其赦免,文公表示說:“苟足以申法而警眾,寡人亦何樂乎多殺。”(第四十回)遂免其死罪,將其革職。這次處罰,在軍隊中震動很大,將士們都私下議論說:“顛魏二將有十九年從亡大功,一違君命,或誅或革,況他人乎?國法無私,各宜謹慎!”於是三軍肅然守令。晉文公在處罰問題上嚴守軍法,不徇舊情。但相比之下,他對處罰持有更慎重的態度,達到申法警眾的效果即可。因為他不把處罰單純看成是對違法者實行的懲罰,而是看成對所有部下進行教育的手段。

獎賞和懲罰的形式不同,實施的對象也不同,但晉文公把二者都看成是對部下的教育手段,通過獎懲,他要告訴部下應該怎樣做和不能怎樣做,這是他實施高超的獎懲方式所把握的主旨。

贏得人心的領袖魅力

晉文公君位的取得、事業的成功,乃至於他生命的延存都得益於一些偶然性,在一些關鍵的地方,他身邊的賢臣和夫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狐突是晉獻公執政時很有威望的朝臣,重耳居蒲時,狐突在朝聽說晉獻公要派人去捉拿重耳,急忙叫來兒子,讓他立即往蒲,幫助重耳出奔,並要狐偃和他的兄弟狐毛對重耳“同心輔佐,以圖後舉”(第二十七回)。狐偃連夜奔蒲城通報情況,等晉獻公派勃鞮來蒲時,又虧狐氏兄弟幫助重耳翻牆逃免,勃鞮砍掉了重耳的衣袂回朝複命。重耳奔翟後,晉獻公又派勃鞮率兵前去捉拿,朝其勸解,即召還了勃鞮之師。十餘年後,晉惠公上台,又派勃鞮去殺重耳,他讓勃鞮以重金去秘密地購求刺客,並限其三天內起身行事。狐突聽說勃鞮以重金購求勇力之士,心懷疑惑,經仔細打聽,知道了晉惠公的密謀,即刻寫密書一封,派人星夜往翟告知險情。不料勃鞮在受命後的第二天就動身了,狐突誠恐重耳行動稍遲,遂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趕至,二次催促重耳迅即逃避。多虧狐突報訊催促,重耳才得以提前逃身。晉惠公的兒子晉懷公上台後,下令要朝臣喚回跟隨重耳流亡的親友,但狐突拒絕召回自己的兩個兒子,懷公對他威脅說:“二子若來,免汝一死!”取來筆簡,強令狐突寫信,狐突大書“子無二父,臣無二君”八字,舒頸受刑,他最終以自己的生命保障了重耳一夥流亡集團的鞏固和延存。

重耳在齊七年,已另治家室,他非常溺愛齊薑,朝夕歡宴,不問外事,身邊的從亡大臣想見他都很困難。這些大臣眼見得齊桓公之後,齊國不可複振,準備另去他國,別作良圖,於是相聚在一片老桑林中,謀劃了劫持重耳去投宋國的方案。不料他們的方案被十幾個正在桑林為蠶采葉的齊薑的婢妾聽去了,這些婢妾告訴了齊薑,齊薑為了保密,乃將采葉之人幽至一室,晚上全部殺之,以滅其口,又說服重耳起行,重耳其時迷戀齊薑,誌氣已墮,遂回答說:“人生安樂,人割房闈之愛,以成公子之名,賢德千古罕有。”(第三十四回)這天晚上,齊薑置酒宮中,對重耳說:“知公子有四方之誌,特具一杯餞行耳。”重耳回答說:“人生如白駒過隙,苟可適誌,何必他求?”

齊薑一再勸行,重耳勃然變色。齊薑帶笑對他說:“行者,公子之誌,不行者,公子之情。此酒為餞公子,今且以留公子矣。願與公子盡歡可乎?”重耳大喜痛飲,齊薑不斷勸酒,直使重耳酩酊大醉,狐偃一夥即將重耳放於早已備好的車上,急忙出城上路。重耳酒醒知情後,大罵群臣,表示:“未得晉,先失齊,吾不願行。”狐偃故意說:“齊侯知公子之逃,必發兵來追,不可複也。”逼迫重耳去宋。

因為有這一行,才有後來的奔楚去秦,才有後來的複國稱霸。

晉文公和群臣的關係結交,應該說是比較深的。狐突以命相殉,介子推割股啖食,眾大臣相從十九年而不散離,這些都是很少見到的。晉文公在和人的交往上有一個特點,這就是很注意塑造自我形象。他當年拒絕了晉國三十多位大臣迎他為君的請求,而托以仁義之辭,就博得了不少好名聲。他餓困於衛國五鹿時,魏等人提議剽掠村落,聊以食飲,他堅決表示說:“剽掠者謂之盜。吾寧忍餓,豈可行盜賊之事乎?”(第三十一回)路過曹國時,曹大夫僖負羈背著曹共公,私下向重耳送了幾盤食品,將白璧藏於盤中,重耳接受了食品,將白璧退還,再三不受,僖負羈回後感歎說:“晉公子窮困如此,而不貪吾璧,其誌不可量也。”(第三十五回)晉文公有遠大的追求,故能識透眼前利益的微小,而不被其牽動。

晉文公在與大臣們的交往中還常常抱以恭敬謙遜的態度,他十七歲時,就已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狐射姑,凡朝野知名人士,盡力納交,他尊重朝臣,故而團結了一大批人才。他自蒲出亡時,除二狐之外,又有趙衰、胥臣、魏、狐射姑、顛頡、介子推、先軫等一批知名人士專程前來追隨,他當即對大家表示;“諸君子能晉文公在與夫人和大臣們的私下接觸中有時談笑自若,富有情趣。他居翟十二年,後來倉皇出逃前對夫人季隗說:子宜盡心撫育二子,待我二十五年不至,方可嫁他人。”(第三十一回)季隗回答說:“妾今二十五歲矣,再過二十五年,妾當老死,尚嫁人乎?”

文公回國為君後,翟君送回了季隗,文公問她相別年數,季隗答:“別來八載,今三十有二矣。”文公笑著說:“猶幸不及二十五年矣。”(第三十七回)城濮之戰後,楚軍敗逃,文公讓晉軍移駐楚軍大寨,就食楚軍所遺的大量糧草,他在軍中開玩笑說:“此楚人館穀我也。”從城濮回師時,鄭文公前來訂盟請好,談話間說到楚將子玉在退軍中已經自殺,鄭君離去後,晉文公私下對諸臣講:“吾今日不喜得鄭,喜楚之失子玉也。子玉死,餘人不足慮,諸卿可高枕而臥矣!”(第四十一回)晉文公的情趣和幽默使他得以更好地融洽人際關係。

晉獻公在世時,他的幾位夫人相互爭寵和陷害,導致家庭內部的複雜矛盾,引發了晉國一次次的內亂。也許是吸取了父親的教訓,晉文公一上台就極妥善地處理了家庭關係。他返晉前夕與秦穆公的女兒懷嬴結婚,回國後立為夫人。齊薑和季隗先後返晉後,文公將她們倆人昔日的作為和賢德私述於懷嬴,懷嬴非常稱讚,堅持要把夫人正位讓給她們,文公遂重新排定了宮中序位,三人都很歡喜。晉文公在接班後事的安排上也采取了幾項措施,一是早先確定了兒子的世子地位,使拜懷嬴為繼母,以保證日後秦國對的支持;二是將其他兒子打發到別的國家,以避免兒子間的權位之爭;三是臨死前召來趙衰、先軫等多位在世大臣入受顧命,防止大臣們各樹一黨的現象,並保證他們之間的互相監督。

事實上,這些措施較穩妥地保障了晉襄公的地位。晉文公執政隻有八年,但晉國的霸業在文公身後尚延續了幾代,不像齊國的迷信鬼神的必然:政治觀念劍走偏鋒。

重耳早年過的是貴公子的生活,後來長期流亡,寄人籬下,窮困交迫,曆盡辛酸,他備嚐了人間生活的苦難和世情的冷漠。生活的反差震撼了他的心靈;影響了他對人生的態度。他對自己所曾受到的冷遇和侮辱,總是銘心刻骨,尋機報複;而對別人施予的溫暖和關懷,也總是終生不忘,永誌圖報。

晉文公在軍事上伐衛、破曹、攻鄭,明顯地滲透著報複心理,他後來答應為曹、衛複國,但遲遲不赦其君,又欲借醫病而鴆殺衛君。他一上台,就謀刺了逃奔至高梁(今山西臨汾東北)的晉懷公子圉。當年受晉獻公和晉惠公指使,去蒲、翟二次捉拿文公的勃鞮求見,文公讓近侍傳話給他說:“汝斬寡人之袂,此衣猶在,寡人每一見之寒心。汝又至翟行刺寡人,惠公限汝三日起身,汝次日即行,幸我天命見右,不遭毒手。今寡人入國,汝有何麵目來見?”

(第三十六回)有一天,在翟國竊走金帛的藏吏頭須求見,文公發怒道:“此人竊吾庫藏,致寡人行資缺乏,乞食曹衛,今日尚何見為?”(第三十七回)有人向他推薦郤芮的兒子郤缺之才,他一開始表示:“其父有大罪,安可用其子乎?”(第四十四回)。他對往日的怨恨記得很深,似乎不曾須臾去懷。

狐毛狐偃二人與重耳有親戚關係,二人在早年逃蒲前就跟隨重耳。重耳從秦國渡河返國時,狐偃請求辭別,重耳堅決拒絕,並含淚對河發誓:“孤返國,若忘了舅氏之勞,不與同心共政者,子孫不昌!”(第三十六回)又取白璧投於河中道:“河伯為盟證也!”二狐死時,文公已近七十歲的高齡,他哭之大慟,對人說:寡人得脫了原城,晉文公遂封趙衰為原大夫,他對大臣們說:“昔趙衰以壺飧從寡人於衛,忍饑不食,此信士也。寡人以信得原,還以信守之。”(第三十八回)曹國大夫僖負羈當年曾給文公一行饋贈食品,後被曹君罷職回家。晉國攻破曹國後,文公急忙打聽僖負羈,知他家住北門,於是傳令:“不許驚動,如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斬首!”(第三十九回)晉將魏、顛頡二人不服,放火燒了僖家,致僖負羈死亡,文公見到負羈的妻子和五歲的兒子,流著淚對其妻說道:“賢嫂不必愁煩,寡人為汝育之。”(第三十九回)即在懷中拜其子為大夫,厚葬負羈,攜其妻子歸晉。事後文公又將肇事者顛頡斬首,將魏革職,略表了他對僖負羈的愧意。

楚王當年也曾厚待過文公,由於政治鬥爭的嚴酷,晉楚爭霸的戰爭當時在戰略上實在避免不了,於是不得已打了城濮之戰,先軫等大臣精心布置了城濮之戰,把晉軍置於勢在必戰的地步,但晉文公在戰前一直狐疑不定,決戰前的晚上,他夢見先年出亡之時,自己身在楚國,與楚王手搏為戲,氣力不加,仰麵倒地,楚王伏於身上,擊破其腦,以口吸之。文公的夢,實際上是排泄了心中戰楚之前的極大內疚心理,表達了他潛意識中的強度不安。他始終沒有忘記楚王當年的恩惠,正是這一原因,他在楚軍敗退後急忙使先軫傳令各軍:“但逐楚兵出了宋衛之境足矣,不必多事擒殺,以傷兩國之情,負了楚王施惠之意。”(第四十一回)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他在城濮戰後不久就和楚國通使和好。

早年外部環境的長期壓抑,使晉文公養成了不多外露的性格,無法吐露的思想被埋藏心中,必然要在人的心緒中久久回繞、反複激蕩,而心靈深處對問題的反複思索必然造成思想深沉、慮事精細的思維特點。因為思維精細,因而晉文公對往日的人情總是耿耿存懷、恩怨分明、從不含糊;也正因為他的思維過於細密,秦國發兵,這時他對天禱祝,著以布筮,算卦得爻,狐偃把所得的卦爻解釋為上吉之兆,他才下決心向秦國請兵。國內政局剛穩定後,大臣們力勸他以勤王之舉開始創霸之業,勤王出兵前,他先讓太史郭偃占卜,得大吉之兆,他仍有狐疑,又讓狐偃布筮,得大吉卦爻,這才下令出軍。城濮交戰前一晚,他夢見楚王伏於自己身上吸自己之腦,醒後大懼,即刻召狐偃告訴所夢,狐偃巧妙地解釋說:“君仰麵倒地,得天相照;楚王伏於身上,乃伏地而請罪也。腦所以柔物,君以腦予楚,柔服之矣,非勝而何?”(第四十回)文公這才消除了恐懼。狐偃的解釋也許是有意要幫助晉文公下定行動的決心,有其主觀任意性,但晉文公相信這些神秘的東西,將其視為做出最後決定的依據,這也是這類曆史人物的曆史局限性。

晉文公晚年對鬼神的迷信可能發展到極致,這一特點因而成了有些人得以改變他某些政治態度的利用條件。晉文公在率諸侯之兵攻許國(今河南許昌東)時,因積勞和染寒而生病,他夢見有一穿衣戴冠之鬼向自己求食,醒來後很是恐懼,病勢加重。當時被文公拘禁於五鹿的曹共公正派小臣帶來重賂為自己求赦。

晉文公臥床不起後,召太卜郭偃占問吉凶,曹國小臣遂將重賂獻於郭偃,求他借鬼神之事為曹共公求赦,郭偃前去占卦後對文公說:“以卦合之於夢,必有失國之鬼神,求赦於君也。”(第四十三回)又說,這可能是因為未複曹國,曹國的開國先祖失去了國祀,前來相求,故有此夢此疾。晉文公聽後心下豁然釋疑,病勢頓減,即日派人前去五鹿釋放曹共公,並將先前所占之地歸還。晉文公曾讓周襄王將衛成公帶至洛陽監禁,暗中吩咐醫衍鴆殺衛君,並派晉臣先蔑前去監督執行,但衛臣寧俞通過“鬧鬼計”欺騙了晉國君臣,解救了衛成公。後衛成公自謀複國,文公亦未幹涉。晉文公複曹複衛的行為未必為錯,他慮事精細的性格特點也未可指在包含著不少的教訓。但這卻非晉文公所能理解。

晉文公是春秋時代的大政治實踐家,他在缺乏充足的戰略思想準備時,憑借自己豐富的閱曆和長於算計的性格特征,團結臣下,立德立信,造成一個文武兼備、忠貞不貳的強大的領導集團,在列國的政治舞台上報怨揚武,縱橫捭闔,短時間內創建了一個更具規模和更為輝煌的霸業。他以自己的政治實踐向社會布告了武力和謀略的意義及立威立信的重要,並以這種實踐將列國爭霸的局麵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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