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春秋人物正解

齊桓公：態度決定高度

齊桓公，名小白，前685年至前643年在齊國執政。當時齊國轄地約相當於今山東北部，算得上是一個大國。齊桓公的父親齊僖公執政時，已有“小伯”之稱，桓公上台後，任用大政治家管夷吾為相，尊之為仲父，放手地讓他進行內政的管理和改革，幾年後，齊國兵精糧足，實力強大，桓公於是實施“尊王攘夷”的戰略方針，國向北擴張的勢頭。在周室微弱無力的背景下，桓公曾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威名遠揚，成為春秋時代諸侯國的第一霸主。

齊桓公在位四十三年，他所以能在政治舞台上創造出顯赫的業績，有其重要的自身因素。

一炮打響“尊王攘夷”

東周以來，天下大亂，諸侯國間的兼並和各國內部的政變頻繁發生，這時，小國迫切需要有一種力量來保護自己，以免在兼並戰爭中被大國吃掉；大國也需要有一種力量以形成對內部政變勢力的威懾和製止；華夏諸國還同時需要一種強大力量來幫助自己抵禦夷狄戎蠻的剽悍武力，他們需要的這種力量是超越並高居於自身之上的，而數百年來掌握這種力量的周室已完全喪失了這種能力，因而完全放棄了自己平暴戡亂的責任。於是，時代在呼喚霸主。齊桓公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先行走上政治舞台。

各諸侯國及各層政治勢力對以周室為代表的舊的禮儀製度和社會秩序都具有一種矛盾的態度，他們有可能發展自己時就破壞這種製度和秩序，而他們受到威脅時就希望保持這種製度和秩序，從這方麵說來，新崛起的霸主比昔日的王室更切合他們的需要。齊桓公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首先動手，經營霸業。

治理一個動蕩的社會需要有兩個前提，一個是強力，另一個是指導思想。齊國經過管仲幾年的改革和經營，已基本具備了第一個前提，但無論是桓公本人還是管仲，都沒有提出全新的指導思想，這一是由於他們缺乏應有的氣魄、勇氣和知識能力；二是西周以來嚴密的禮儀製度和濃厚的禮儀觀念壓抑束縛了人們理論亂隻能加重社會的混亂。桓公既然沒有提出治理社會的指導思想，就必然要在這一問題的空白點上尋找填充物，他因而繼續打出了恢複傳統禮儀製度的旗號，並隨時準備對這一旗號做出自己的解釋。

治理社會具備了兩個前提，於是便引出了一個戰略策略的問題。齊桓公既然以恢複傳統禮儀為公開的指導思想，那他必須要在政治上借重於這種禮儀的代表者周王朝，於是提出了“尊王”的戰略方針，這一戰略方針的提出和實施，一是使齊桓公在紛亂的政治舞台上迅速表明了自己活動的指導思想和政治立場，從而表明了自己對各層政治勢力所要求的行為規範，二是使他在一係列的政治活動中極大地借重了周室的政治影響力，增大了自己政治行為的合法性。他在每次大的會盟和軍事行動前都奏請周王，在葵丘之會上堂而皇之地設下天王的虛位，在首止之會上不讓周世子鄭歃盟，以表示諸侯不敢與王儲相平等，對周王處處表現了極大的尊敬。然而，周王既是他尊敬的對象，更是他利用的對象。

他對周王的一切奏請和匯報隻是一種表麵的形式，他選擇政治活動的主動權一直由自己掌握。周惠王本欲傳位於次子帶，他窺察了惠王的這一心意後故意大會諸侯，擁戴世子鄭，惠王死後又派八國大夫連轂入周，壓迫王室立鄭，從而在王室扶植了自己的政治力量。齊桓公對周王的尊敬和利用原本是合而為一的。

居處黃河中下遊的中原諸國常常受到域外之國的襲掠，大家有共同的利益需要維護，齊桓公於是提出了“攘夷”的戰略方針，攘，即是打擊。齊國既然有了較強的軍事力量，那就需要顯現於列國，夷戎的侵擾正好提供了英雄的用武之處，齊桓公北征山戎（約在今河北省灤縣、遷安縣之間），兵定孤竹（今河北盧龍南），南抵蠻楚（時居長江中遊），盟師召陵（今河南郾城），維護了中原諸提出和實施，是立德的手段，又是立威的手段，通過這兩個合而為一的手段，他有效地團結了中原諸國，充當了他們的領袖，從而能縱橫捭闔，在曆史舞台上建功立業。

齊桓公的政績確實顯赫一時，未可磨滅，然而，春秋時代的社會動蕩是曆史發展的結果，大亂是由於舊的禮儀製度對於社會現狀的不相符合引起的，齊桓公既然沒有麵對現實，對治亂提出全新的指導思想，而隻是打出了維護傳統的禮儀製度及觀念的旗號，那就不可能徹底根治社會的動蕩，盡管他對傳統的思想有自己的發揮和修補，但其效果隻會限於對社會動蕩的暫時抑製，他甚至沒有預防得了動亂對自身的波及與危害。在他生命的終了，身邊的親隨將他封鎖宮中，不通消息，無人照料，最後慘死於病榻。身後五個兒子帶頭作亂，“朝中成敵國，路上絕行人”，而整個列國的動亂也愈演愈烈，這不能說與他治亂的這一缺陷無關。而這一問題是齊桓公的政治視力所不能企及的。

“德以柔中國”的攻心戰略

齊桓公的政治目標既然在稱霸，並因之要借重周室，因而他的一切具體活動就不以兼並諸國、取代周室為目的，他所要爭取為了立德於諸侯，齊桓公對周圍各國恩禮交加，厚往薄來。

燕國（轄地相當今河北北部和遼寧西端）受到山戎的侵掠，桓公率兵北征救燕，之後跋山涉水，平定孤竹，事後將北辟的五百裏土地送給燕國，燕君非常感激，在桓公歸國時送出燕界，猶戀戀不舍，不覺已入齊境五十餘裏。桓公說：“自古諸侯相送，不出境外。寡人不可無禮於燕君。”（第二十一回）於是將行至以北的五十裏地割讓給燕國，燕君苦苦相辭，無奈而受，於是在其地築城，命名為燕留，表示留桓公之德於燕地。北狄之兵攻破了邢國（今河北邢台），桓公率師趕走了狄兵，但邢城已被燒掠一空，桓公遂和邢君商定地點，命隨行各國準備築城工具，在夷儀（今山東聊城西南）幫助邢國重新建都，並從齊國運來各種生活急需品。同期衛國（今河南淇縣一帶）亦被北狄攻陷，衛懿公戰死疆場，大臣們退至漕邑（今河南滑縣舊縣城東），聚民數千人，創廬立舍，缺衣少食，非常淒慘。齊桓公派兵送衛文公回國嗣位，一並送有良馬、祭服，送牛、羊、豬、雞、狗各三百，又對衛文公的夫人另贈美帛及日用品。最後還留下甲士三千以助守漕邑。不久，齊桓公親至漕邑，見衛文公粗布為衣，寄居民舍，非常同情，於是號召幾個國家在楚丘（今河南滑縣東）為衛國築城建都，稱之為“封衛”。衛文公為了感謝桓公的再造之恩，特作《衛風·木瓜》之詩：“投我以木瓜兮，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兮，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兮，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第二十三回，又見《詩經·衛風》）

桓公常對鄰國報以誠實友善的態度。魯莊公之後，慶父反複作亂，桓公派上卿高傒去魯，協助魯臣擁立魯僖公繼位，安定了魯國。與慶父同謀為亂的哀薑是從齊國出嫁之女，也算與桓公有親緣關係，但桓公認為：“魯桓閔二公不得令終，皆以我薑之故。若不行討，魯人必以為戒，姻好絕矣。”（第二十二回）處於這種考慮，受益，遂提出願率兵從師，桓公婉辭道：“北方險遠之地，寡人不敢勞君玉趾。若遂有功，君之靈也；不然，而借兵於君未晚。”（第二十一回）兵至燕都薊城（今北京城西南隅）外，齊燕兩軍會師，燕君非常感激，願率本國之兵為前隊，桓公說：“燕方經兵困，何忍複令衝鋒？君姑將後軍，為寡人聲勢足矣。”伐戎之役，齊軍一直充當著作戰的主力。當時接近山戎的無終國（約在今天津薊縣）派大將虎兒斑領兵支援齊軍，虎兒斑首戰失利，損失了不少兵力，慚愧地來見桓公，桓公對他說：“勝負常事，將軍勿以為意。”（第二十一回）當即以名馬賜虎兒斑。攻破了山戎巢穴令支後，桓公在投降的戎兵中挑選精壯千人交虎兒斑，以作為對先前損失的補充。大軍從孤竹班師之日，又將小泉山下的土地送給無終國。這種誠實友善的態度自然使他贏得了諸侯的傾慕。

桓公還注意在外事中取信於鄰。桓公上台不久，曾與魯君相會，會間，魯將曹沫突然持劍脅逼桓公，要求歸還先前侵占的汶陽（今山東泰安西南）之田，這實是一種劫持，桓公答應後，曹沫釋劍就列，齊國隨臣均憤憤不平，準備劫持魯君以作為報複，桓公勸阻說：“寡人已許曹沫矣！匹夫約言，尚不失信，況君乎？”（第十八回）堅持將汶陽之田如數還魯。諸侯聽到這件事後，很佩服桓公的信義，一些國家相繼遣使與齊國著維護傳統禮儀製度的旗幟，那他必然要率先遵循這類行為規範，他的睦鄰行為既是團結鄰邦的手段，同時又與他政治上的指導思想相一致。通過對諸侯的恩禮交加、厚往薄來，齊桓公廣泛地立德於諸侯，實現了對諸侯人心的征服。

成大事者必會用人

無論是戰略目標的製定和實施，還是具體活動的完成，都需要人的努力，齊桓公所以能稱霸諸侯，從最直接的原因上來說，是他愛戴人才，委政於大賢，這也是他能作為英明君主的最突出之點。

桓公上台前曾居處莒國（今山東莒縣），齊國在一場突然的內亂後國內無君，大臣們本要去魯國（約相當於今山東省西南部）迎立桓公的異母兄子糾為君，桓公聞訊，急忙回國搶位，準備先入為主，子糾的老師管夷吾擔心桓公地近人先，遂輕騎追之，並箭射桓公，桓公一時急中生智，咬破舌頭，吐血詐死才逃過了性命。桓公上台後，他的老師鮑叔牙推薦管夷吾之才，桓公不念舊仇，親自迎於郊外，並同車入朝，齊國的百姓為之駭然震驚。回朝後桓公與之長談三日，遂拜為相國，尊之為仲父，並明告國人：“國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憑仲父裁決。”（第十六回）將政事全權委任。為了進一步顯示尊重之意，他下令禁止國人稱夷吾之名，規定不問貴賤，一律稱管夷吾為仲。

當時齊國妒忌管仲的大有人在。桓公身邊隨從之臣豎刁等人對桓公說：向聞“君出令，臣奉令”，今君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齊國以後就沒有君主的地位了。桓公笑著回答：寡人於仲父，猶身此後，齊國的軍政大事都主要地由管仲決定，討戎、救邢、封衛、伐楚及多次會盟諸侯，其行動方案的製定及具體的實施方法多出管仲之謀，桓公不曾多加幹預。

桓公和管仲本是有前隙的仇人，特別是在他們共同為政的開初幾年，其關係如果稍微處理不好，就會觸發前隙，影響二人的合作關係。同時，管仲是被桓公釋怨而用的人，內心難免有不少顧慮。他們二人關係的主動權完全在桓公一方，桓公對管仲使用上的信任專一和對誣枉之言的拒斥，無疑對他們合作關係的鞏固與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的確，桓公與管仲的關係與傳統的“君令臣奉”的君臣關係是有所徑庭的，然而，這正是桓公的英明所在。自己追求的是非常的功業，管仲是非常的人才，任用非常的人才而從事非常的功業，一定得有非常的用人方式。事實上，管仲正是由於桓公非常的用人方式才得以大展其才，而桓公正是由於管仲的雄才大展才得以稱霸諸侯。沒有非常的用人方式，就沒有曆史的齊桓公！

齊桓公在用人上的高明除了上述不計前仇、任之而專並能拒斥枉言等顯著特點外，還有以下方麵：第一，能識才之長。一次，齊桓公在射獵時遇到一種怪異現象，疑懼而病，急召管仲相問，管仲一時回答不出，回去設法另請了一位名叫皇子的高士前來給桓公作了解釋，桓公病愈後重賞了管仲，身邊的人不解地問為什麽要給管仲賜賞，桓公回答說：管仲能夠任眾人之智，這也應算他的高明。桓公認為他能聽到皇子之言，實際上是得益於管仲的任眾之明。

第二，用大才而不拘小過。桓公有一次行軍至峱山（今山東淄博市東）之下，有一位牧牛的人，名叫寧戚，他短褐單衣，破笠赤腳，在路邊主動和桓公搭話，桓公見寧戚具有大才，當晚行軍休息說：“此人廓達之才，不拘小節，恐其在衛，或有細過。訪得其過，爵之則不光，棄之則可惜！”（第十八回）立即在燈燭下拜寧戚為大夫，使其與管仲同參國政。桓公認為像寧戚那樣的人過去一定有些細小過失，為了用其大才，則對其小過不予追究考慮。

第三，不搞論資排輩，因才委任。齊國當時有高、國二氏為先朝老臣，上卿之爵，資曆很深，桓公上台後，堅持將管仲排在高國之前，恩禮遠在二臣之上。新結識了寧戚後，又讓寧戚協助管仲主持政務。桓公因才任人，有多大的能力就讓挑多重的擔子。

第四，堅持任用一個人才群。桓公上台後，除任用管仲之外，一並任用了“五傑”，包括寧越、王子成父、賓須無、東郭牙和隰朋，加上他的老師鮑叔牙和後來提拔的寧戚，以及世卿高、國，真可謂人才濟濟。這些人才各有所長，組成了以管仲為中心的人才群，在齊桓公一生的政治活動中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五，對部下坦誠相見，透露心底。桓公初任管仲，有一次兩人一起議論霸業，桓公問管仲：“寡人不幸而好田，又好色，得毋害於霸乎？”（第十六回）按當時的傳統觀念，君主好田獵，必然影響政務，但尚可理解；而如果喜好女色，則必然是不堪造就的。齊桓公敢於放棄君主的虛榮，將所謂“齷齪”的心跡向部下表白，反映了他對部下超常的信任與坦誠，這類坦誠並不會損傷自己在部下心目中的形象，反而會加深與部下的感情。桓公在晚年招待逃亡齊國的晉國公子重耳，席間問知重耳未曾攜帶內眷，笑著對他說：“寡人獨處一宵，如度一年。”（第三十一回）立即設法為重耳婚配，重耳感歎地說，齊公對人這樣坦誠相見，他成就霸業不是很自然的嗎！重耳即是後來的晉文公。他的感歎反映了對桓公這種待人方式的高度讚許。桓公好田好色，無疑是他的缺點，但他把這種缺點吐露於管仲並得到管仲的許可後，君臣二人又在長期共事貪色信讒：英雄氣短的悲劇。

桓公曾向管仲表示說，自己好田好色。他確實是一個喜好女色、生活奢侈的人，他上台後將政事交付管仲，一味與婦人飲酒作樂，他先後有正式夫人九人，偶侍巾枕的婢妾尚不包括，每次出征，總要隨帶姬嬪以供娛樂。他聽說有一個名叫雍巫的人精於烹調，便召來開玩笑說：“寡人嚐鳥獸蟲魚之味幾遍矣，所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第十七回）及到飯時，雍巫獻上了一盤蒸肉，嫩如乳羊，甘美無比，桓公吃完後方知是雍巫殺了他三歲的長子，讓自己嚐人肉之味。他晚年時自謂功高無比，廣建宮室，務求壯麗，一切乘輿服飾攀比周王，以追求舒適快樂。他生活上這類驕奢淫逸的習氣，一直構成事業的潛在危害，隻是由於他用人方式的成功和管仲治政上的雄才，才僥幸避免了這一危害的顯現。管仲、寧戚、隰朋等相繼去世後，情況就立即發生了變化，雍巫、豎刁等人欺桓公老邁，把政專權，肆無忌憚，幾個兒子各恃母寵，謀圖奪位，在雍、豎的支持下終於導致了齊國的大內亂。管仲臨終前，也曾明確告誡，讓他以後萬勿親近雍巫等人，認為這些人雖然能給人君帶來快樂，但潛伏著極大的禍害，“譬之於水，臣為之堤防焉，勿令泛濫。今堤防去矣，將有橫流之患，君必遠之。”（第二十九回）

管仲死後，桓公遵其遺言逐走雍巫等人，但總覺得身邊的侍者不能體意舒心，一直是食不甘味、夜不酣寢，口無戲語，麵無笑容。

長期養成的浪蕩習性已使他無法適應這種變化，於是他又拒諫召回這些人加以任用，悲劇就發生在這裏。不久，桓公病臥於床，雍巫料病難以治愈，遂假傳桓公之語，懸牌宮門，不許任何人入宮相時已蟲攢屍骨，皮肉皆腐。同時，這次內亂也自毀了齊國約四十年的霸主地位。從最直接的意義上講，桓公晚年對淫逸習性的放任，不僅殃及自身，而且中斷了自己創立的霸業。

齊桓公是春秋前期政治舞台上的一顆明星。在時代呼喚霸主的時候，他借重於大賢之佐先期經營，首先登上了霸主地位。

他南征北討，樹威樹德，充當了諸侯國的真正領袖。由於各種局限，他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卻沒有較徹底地根治社會的動蕩，從而把重新創霸的使命留給了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