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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

  甲午戰爭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逐漸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迅速發展,從而醞釀成一場變法維新的政治運動。

  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鄉試,在京期間,他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請求朝廷批準,實行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這一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主張。由於當政大臣的阻撓,此書沒有送到皇帝手中。兩年後,康有為回到廣州,開始招收學生講學,後來正式設立“萬木草堂”學館,宣傳變法維新的道理,康有為變法維新的思想體係趨於成熟。在這裏聽講的有他的弟子梁啟超、徐勤等人。在講學的同時,康有為先後撰寫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等著作,為變法維新運動做了思想準備。

  戊戌變法時期學會、學堂、報館分布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康有為和梁啟超聯絡十八省在京應試的1300多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於五月二日齊集都察院門前,請願上書,反對《馬關條約》的簽訂,提出“拒絕議和,遷都抗戰,變法圖強”的主張,史稱此舉為“公車上書”。上書雖未到達光緒皇帝之手,卻引起朝野各界巨大震驚,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思潮發展成為政治運動的起點。

  “公車上書”後,康有為中進士,授職工部主事。是年六月,他又第三次上書光緒皇帝,得到光緒帝的讚同;七月,康有為和梁啟超主辦《萬國公報》(後改為《中外紀聞》),日印1000份,一個月後,增至日印3000份,這是改良派在維新運動中創辦的第一份報紙;同年八月,康、梁又聯合帝黨官員侍讀學士文廷式,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推陳熾為提調、梁啟超為書記員。強學會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又得到帝黨官員翁同和等人的支持,發展很快。同年十月,康有為又到上海組織強學會,吸收了章炳麟等人入會,並出版《強學報》。強學會由北京發展到上海,聲勢愈大,愈加引起頑固派的憎恨。次年,強學會和《中外紀聞》被查封。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八月,維親派又在上海創辦《時務報》,由梁啟超任主筆。梁啟超寫的《變法通義》,在該報上連載。闡述了中國需要變法的必要性。上海的《時務報》和嚴複在天津創辦的《國聞報》居於南北輿論界的領導地位。嚴複並譯述《天演論》,介紹西方進化論學說,推動了變法運動的發展。《時務報》在幾個月之內,發行額達到一萬多份,風靡全國。第二年十月,湖南成立“時務學堂”,培養變法人才,梁啟超應聘任中學總教習,譚嗣同也經常在學堂講學,並發表《仁學》一書,批判了封建君主專製製度和封建倫理道德,主張衝破封建主義的一切羅網。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春,譚嗣同等人又在長沙創同學會,湖南成為不斷推動變法運動走向高潮的又一個中心。從此維新派在全國許多省的活動迅速發展。

  維新運動的迅猛高漲,變法思想的廣泛傳播,同統治階層發生尖銳矛盾,在清政府中掌握實權的頑固派,形成了以慈禧為首的“後黨”,對變法維新思想和活動,發動還擊。改良派與頑固派圍繞三個問題進行了論戰:一是要不要變法、要不要改變封建君主專製製度;二是要不要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的問題;三是要不要廢除八股取士的科舉製度、要不要提倡新學、提倡西學的問題。這場論戰,推動了變法維新運動向前發展。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俄國派艦隊占領旅順、大連。改良派抓住這個時機,把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推向一個新高潮。同年十二月,康有為從上海到北京,向光緒皇帝第五次上書,提出若不及時變法,將會麵臨外國侵略者的“瓜分豆剖”,人民也會“揭竿斬木”起來反抗,並提出了救亡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國是,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即全麵實行變法;中策是精選有才能的官員,聽他們關於變法的意見,謀議既定,決策施行;下策是朝廷通令各省督撫,根據各省的不同情況,實行變法。康有為認為:三策中間,能行上策,可以自強;能行中策,也可以保持一個弱國的地位;僅行下策,或者不至於全部淪亡。這次上書雖未及時送到光緒皇帝麵前,卻在全國廣為流傳,產生了巨大影響。於是光緒皇帝命李鴻章、翁同和、榮祿等五人召見康有為問話,康有為陳述了變法的意見,並批駁了榮祿的“祖宗之法不能變”的頑固思想和李鴻章的維持現狀的保守思想。隨後,康有為又呈遞了上清帝的第六書,也就是《應詔統籌全局折》,提出了全麵變法的三條根本辦法。即第一條“大誓群臣惟革命舊維新”;第二條“開製度局於宮中,將一切政事重新商定”;第三條在午門設立“待治所”,派禦使為監收,許天下人上書。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康有為向皇帝呈進第七次上書《俄大彼得變政記》,並附一奏折,再次要求實行變法。光緒皇帝看到康有為的這些奏折,對康有為的變法主張,越來越加以重視,維新運動開始與光緒皇帝結合起來。

  與康有為連續上書的同時,改良派和各省在京的人士紛紛組織學會,號召推行新政。同年四月,康有為等人在各學會的基礎上,擴大成立“保國會”,會章提出:“保國、保種、保教”三項宗旨,並規定在北京、上海兩地設立總會,各省各縣設立分會。“保國會”實際上是一個維新派的具有全國性的政黨的芻型。不久,保浙會、保川會、保滇會等又相繼成立。

  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上諭,下詔變法。光緒皇帝在宣布變法後的第五天,召見康有為,授予他“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允其專折奏事;七月三日,光緒帝又破例召見隻有舉人身份的梁啟超,賞他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九月五日又任命譚嗣同、楊銳、劉光弟、林旭等四人為軍機處章京,賞四品銜,參與新政。改良派同光緒帝進一步接近,紛紛上奏折,遞條陳,提出許多新政建議。光緒皇帝把其中認為可以采納的作為詔書,諭令頒布。在103天變法維新時間內,共頒布詔令一百多種,其中重要的有:一,振興農工商業,設立工商局,設立路礦總局,辦郵政,改劃財政,編製國家預算;二,裁汰冗員,取消重疊的行政機構,允許官民上書言事,取消旗人由國家供養的特權,許自謀生計;三,裁汰綠營,訓練陸海軍,各省軍隊均改用洋槍、洋操,許私人辦兵工廠;四,廢八股取士製度,改試策論,廣設新學堂,提倡西學,在北京設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許民間創辦報館等。然而頑固派卻用各種方式阻撓新政的推行。後黨和帝黨的鬥爭日益激化。在《明定國是》詔書頒布後不久,以慈禧為首的後黨,連續采取措施,恐嚇和防範光緒和維新派。先是突然免去翁同和一切職務,勒令回藉:然後令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到慈禧麵前謝恩;繼而又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統率北洋三軍。帝黨和後黨維新和守舊的鬥爭越來越激烈。光緒帝感到事態嚴重,又亟謀對策。九月二十一日,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宣布自己重新“親政”,軟禁光緒,除京師大學堂外,百日維新期間的所有新政全部廢除,並下令速撲、殺害維新派人士。康有為、梁啟超先後逃往香港和日本。九月二十八日,譚嗣同、暢銳、林旭、劉光弟、康廣仁、楊深秀等六人被殺害,時人稱之為“戊戌六君子”。戊戌變法運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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