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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字獄

  封建社會中,因文字著述被羅織罪名、釀成冤案的,稱為文字獄。從明代開始,封建中央集權得到加強,文字獄的發生,也走向高潮。清朝取代明朝後,由於滿洲貴族以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社會矛盾十分尖銳,為了鎮壓下層人民和知識分子中的反抗,清政府製造的文字獄也達到了頂點。粗略計算,從清順治二年(1645年)僧人函可作私史被流徒案到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生員賀國盛上“篤國策”案,共發生有案可查的大小文字獄110餘次,因之被殺、被流放者達二百餘人之多。這些文字獄,按其性質,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從順治初年到康熙末年,為第一階段。這個時期的文字獄,主要表現在部分明朝遺民、下層士人對清滿洲貴族“以夷淩華”不滿,從而在撰述中仍用明朝紀年,甚至詆毀清政權,遭致鎮壓的幾件大案。順治二年,僧人函可在自撰詩文野史中流露出留戀明朝、攻擊清朝的思緒,被人舉報,清政權將函可流放東北,禁止刊行其詩作。順治十八年(1661年),浙江發生了清初最大的文字獄案--莊廷《明史》案。浙江富戶莊廷購到明末文士朱國楨所撰《明史》稿本,竊為己作,並補寫了崇禎朝和南明史事。其中奉南明弘光、隆武、永曆政權為政朔,又有指斥清朝詞句。被人告發,釀成大獄。已死的莊廷被剖棺戮屍,其弟莊廷铖等72人被殺,株連下獄的族人鄰裏達上千人。被害人中還包括江南名士查繼佐、潘檉章、陸圻等多人。此案至康熙二年(1663年)才結案。康熙四年(1665年)江南人鄒流騎因刊刻其師吳偉業著《鹿樵紀聞》被下獄,焚書。同年山東即墨文士黃培詩集中有懷戀舊明、攻擊清朝詩句,黃被處死,2130餘人下獄,江南名士顧炎武也被株連。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是當時另一樁大獄。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在明史館修明史時,把明朝遺老記述收入己作《南山集》,根據安徽桐城文士方孝標《滇黔紀聞》議論南明史事,認為順治朝不屬正統。被禦史趙申喬告發,戴名世處斬,江南名士方苞、王源等大族三百餘人或下獄,或流放東北為奴。

  雍正朝為文字獄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由於康熙多位皇子之間發生奪位之事,雍正帝繼位後便以文字獄形式翦除敵對勢力,許多文字獄表現了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雍正三年(1725年)權重一時的大將軍年羹堯引起雍正帝猜忌,抓住他奏折中“夕惕朝乾”四字寫錯,定下數十條大罪將其處死抄家。年氏朋黨官員五十餘人受株連革職。其中年羹堯門下幕僚汪景祺在所作《西征隨筆》中為功臣受貶鳴不平,並有影射攻擊雍正帝、誹謗滿族的詞句。汪景祺被處斬,親族流放東北為奴。次年,年羹堯的另一幕僚錢名世因曾寫詩吹捧年氏,雍正帝將其圈禁,特製“名教罪人”匾額加以羞辱。同年,內閣學士查嗣庭在任江西主考官時,雍正帝以其出試題荒謬,有“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是把雍正“正”字拆成“一止”;又有依附權臣隆科多,對康熙時《南山集》文字獄不滿等罪狀,將查氏處死,家人流放。雍正六年(1728年)發生了雍正朝最大的文字獄曾靜、張熙投書案。湖南文人曾靜令其弟子張熙投書川陝總督嶽鍾琪,稱他是嶽飛後人,勸其起兵反清,並列舉雍正有弑父篡位,殺兄屠弟的罪行。嶽立即向朝廷舉報,將曾、張拘捕。在審理中,查出曾靜的思想是讀了清初學者呂留良著作後產生的,宮中記述來自被鎮壓的雍正諸弟胤禛、胤禟手下太監。於是雍正把呂留良的子孫及胤禛、胤禟餘黨盡行下獄。並發布多次諭旨,批駁對他的攻擊,匯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廣為刊刻發布。已死的呂留良及其子呂葆中開棺戮屍,其餘兒子、弟子多人處死,族人大批流放為奴。曾靜、張熙作為自新之人釋放,但乾隆時又被處死。

  清代文字獄的高潮是在第三階段,即乾隆朝。這一時期清統治進入相對穩定階段,民族矛盾、內部矛盾相對緩和,而階級矛盾、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清朝廷一方麵實行文化專製的高壓手段,另一方麵利用修書來羈縻上層知識分子。文字獄表現的特點是案例繁多,大案卻少;無辜受害者多,有意攻擊者少。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一件震動全國的文字獄--偽孫嘉淦奏稿案可算作一個例子。乾隆四年(1739年),京師曾有傳聞,指斥朝中權要張廷玉、鄂爾泰等。至乾隆十六年雲南忽然發現一份流傳於商人中的工部尚書孫嘉淦奏折底稿,稿中指責乾隆帝犯有“五不解、十大過”,如征金川恣意用兵,南巡費用無度等。乾隆帝下令在全國追查,發現傳抄者極廣,遍及十幾個省內,上至提督,下至販夫走卒,近至京師官學,遠至土司邊寨。追查中被株連下獄者達數千人,仍不知首作者下落。兩年多以後,隻得指控江西千總盧魯生、劉時達父子為罪魁,處死結案。乾隆二十年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是一件影響較大的案件。乾隆前期,雍正帝老臣鄂爾泰、張廷玉兩人勢力極大,黨附頗多,互相攻擊排擠,乾隆帝抓住鄂門下弟子胡中藻詩中一些字句捕風捉影,對兩派都進行了打擊。乾隆四十年以後,隨著《四庫全書》的修撰,全國掀起了一場查抄禁書浪潮,發生的文字獄多與此有關。在著書立說中,除徐述夔《一柱樓詩稿》有較明顯的反清意向外,其餘多是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的冤案。

  乾隆朝以後,由於川陝五省白蓮教大起義給統治者以沉重打擊,使其無暇顧及文化方麵的控製,文字獄急劇減少,懲治也漸漸寬鬆。如嘉慶四年(1799年)江蘇監生周砎上條陳指責朝政,達幾十款之多,嘉慶帝並未如乾隆例子以嚴懲,僅令送回原籍管束了事。

  清朝文字獄是封建社會的必然產物,對中國文化思想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阻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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