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橫斷山脈的高山峽穀,在滇、川、藏“大三角”地帶的叢林草莽之中,綿延盤旋著一條神秘的古道,它的線路主要有兩條:一條從四川雅安出發,經瀘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薩,再到尼泊爾、印度,國內路線全長3100多公裏;另一條路線從雲南普洱茶產地(今西雙版納、思茅等地)出發,經大理、麗江、中旬、德欽,到西藏邦達、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達、拉薩,然後再經江孜、亞東,分別到緬甸、尼泊爾、印度,國內路線全長3800多公裏。這就是世界上地勢最高、山路最險、距離最遙遠的文化傳播古道--“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起源於唐宋時期的“茶馬互市”。因康藏地區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高寒地帶沒有蔬菜,藏民們的主食是糌粑、奶類、酥油、牛羊肉等,這些食物熱量高,不易分解。茶既能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熱,喝酥油茶就成為藏民的一種高原生活習慣,但藏區不產茶。內地,民間耕種、運送,以及軍隊征戰都需要大量的騾馬,藏區和川、滇邊地則產良馬。於是,具有互補性的茶和馬的交易便應運而生。這樣,藏區和川、滇邊地出產的騾馬、毛皮、藥材等與內地出產的茶葉、布匹、鹽和日用器皿等,在橫斷山區的高山深穀間南來北往,流動不息。
從唐代開始,曆代統治者都積極采取控製茶馬交易的手段。唐肅宗在蒙古的回紇地區驅馬茶市,開創了茶馬交易的先河。北宋在成都、秦州設置了榷茶和買馬司。元代時,官府廢止了茶馬治邊政策。到了明代,又恢複了茶馬政策,而且把這項政策作為統治西北地區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洪武初年,連年征戰,太祖朱元璋急需馬匹,因此非常重視茶馬貿易,並想通過以茶換馬來穩定西部少數民族的人心,以鞏固邊防。予是,官府出麵收購和貯藏茶葉以備換馬的需要,而商人買賣茶葉必須持有政府下發的“茶引”。洪武五年(1672),在秦州設立了茶馬司,專門管理茶馬交易的各項事宜。洪武三十年(1697),為了貿易的便利,撤掉了秦州茶馬司,在西寧建茶馬司。
但是這種由官府主持的貿易不能滿足藏、漢兩族人民的生活需求,所以兩族人民往往突破政府禁令進行民間貿易。明朝政府也曾一度開放禁令。明代的茶馬貿易,自洪武初年開始,與明王朝相伴始終。明中葉以後,由於朝政的腐敗,奸商與邊境官吏相勾結,以下等私馬偷換上等番馬,冒支上等茶葉,利用茶馬貿易攫取不法利益,致使國家得不到優良的馬匹,官方的茶馬貿易每況愈下,倒是民間往來頻繁,始終未斷,成為漢藏兩族人民經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如今的茶馬古道已經曆經近千年的滄桑歲月,古道是壯闊的,而對於當年行走在古道上的馬幫來說,那卻是一條充滿了艱險的征途。西南地區山高水急,水上交通不可想象。而山道險峻曲折,又根本無法行駛車輛。在這樣的條件下,馬幫成為唯一適用的運輸方式,成千上萬辛勤的馬幫,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為謀得生存奔波在雪域高原上,茶馬古道實際上是一條用人力和馬的腳力踩踏出來的道路。然而沿途壯麗的自然景觀卻激發了他們潛在的勇氣、力量和忍耐,造就了他們講信用、重義氣的性格。從一個山穀到又一個山穀,從一個村寨到又一個村寨,馬幫們踏出了一條溝通各地的生命之路,成為聯係大西南地區的紐帶。這些馬幫曾經駐足停留,進行商品集散的驛站,發展成為後來的城鎮。今天的麗江古城就是迄今為止茶馬古道上保存最為完好的古城,被譽為是“活著的茶馬重鎮”。
與此同時,藏傳佛教在茶馬古道上廣泛傳播,一些民間藝術家在過去漫長的時日中,在路邊的岩石上、瑪尼堆上繪製和雕刻了無數的經文咒語、佛陀、菩薩和許多高僧的形象,還有一些神靈的動物形象,如魚、蛇、貓等,還有一些被視為神異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為古道上漫長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聖和莊嚴。茶馬古道就像一條大走廊,連接著沿途各個民族,促進了滇西北納西族、白族、藏族等各兄弟民族之間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增進了民族間的團結和友誼,促使這些地區的藝術、宗教、風俗文化、意識形態等空前的繁榮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