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博覽 4

仁宣之治

　　明初經過洪武、建文、永樂三朝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很快恢複發展起來，表現在耕地麵積不斷增多、賦稅收入的成倍增長和人口的不斷增加。同時，農業的恢複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繁榮和商業的活躍。隨著明初棉花的廣泛種植，棉紡織業也興盛起來，有“衣被天下”之稱的鬆江成為棉布生產中心，福建產布地區遍及建寧、延平、福州、漳州、興化等境內；采礦業也發展迅速，除去官營外，洪武二十八年（1395）開始允許民間開采出售礦產，每年隻需向國家繳納其利潤三十分之二的稅額。一直到宣德年間的30年中，全國鐵礦產量增加了七倍。此外，製瓷、製鹽等行業都有了較大發展。永樂年間還曾大規模治理、整修運河，使大運河貫通南北，南到江口，北至大通橋，運道全長三千多裏，極大地方便了南北經濟的交流，沿河商賈匯集，帶動了沿河城市的繁榮。經過明初七十年的恢複和發展，到仁宗、宣宗兩朝，終於發展到明朝的鼎盛時期，史家以此與周朝的成康、西漢的文景相比較，因此稱為“仁宣之治”。

　　仁宗朱高熾和宣宗朱瞻基都是守成之君，仁宣時期各項國家政策都由洪武、永樂時的嚴、急趨向平穩，政治、經濟措施都以保證社會安定和經濟繁榮為宗旨。如仁宗時停止政府的大批采購，讓利於民，平反冤獄等等。但仁宗隻在位一年，作為較少。而宣宗統治長達十年，其間，平定漢王叛亂，安撫趙王，穩定了國內形勢；任用賢臣能士，政治清明；撤兵安南（現越南北部），去掉困擾政府的沉重包袱；推行重農愛民的仁政，國泰民安。應該說是宣宗的承繼祖業，發奮圖強，勵精圖治，將明朝推向了天下大治的興旺局麵。

　　仁宣一代清明之治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政局的安定，而政局的安定又得益於朝廷能任人唯賢，重用了一批賢臣，這些人為穩定統治，整頓吏治，發展經濟，安定民生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仁宣兩朝，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溥、楊榮執掌朝政，使內閣製繼永樂朝之後得到極大發展，閣權逐漸超過了部權，國家統治機構得以完善。此三人是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四朝的元老，德高望重、聲譽卓越、多有建樹，被後世稱為“三楊輔政”。此外，當時朝臣中還有蹇義掌管吏部，此人擅長謀劃，為人謹慎，辦事周詳；夏原吉為戶部尚書，他是明朝著名的理財能手，永樂時就任戶部尚書，長期主持政府財政，成祖五次北征、鄭和下西洋、出兵安南、修建北京城等重大事件的後勤保障都是由他規劃籌措的。這幾位重臣各有所長，互相補充，而且他們都能以國家大事為重，相互包容，不計較個人恩怨。據記載，楊榮曾多次接受邊將饋贈的良馬，宣宗聽說了，向楊士奇詢問此事。楊士奇卻極力讚揚楊榮通曉軍務，是其他大臣不能比擬的，並說人雖有小毛病但應著眼大處，不能放棄不用。宣宗笑著告訴他，楊榮曾經在自己麵前說他和夏原吉的壞話。楊士奇聽後，沒有絲毫的怒意，反而對宣宗請求能夠像包容他一樣包容楊榮。後來楊榮知道了這件事，感覺十分慚愧，二人盡釋前嫌，成就一段“相相和”的佳話。而宣宗對這幾位重臣也十分的信任，對於他們提出的建議總是虛心接納，君臣之間的關係很是融洽。當時，皇帝勵精圖治，楊士奇等大臣同心輔佐，海內升平。

　　明宣宗朱瞻基在宣德朝的重大事件中，五位重臣起到了非常關鍵的籌劃作用。宣宗朱瞻基即位後，漢王朱高煦和趙王朱高燧一度妄想爭奪皇位。朱高煦是成祖的次子，英勇善戰，在朱棣靖難之役中屢立戰功，在世子朱高熾被立為太子時，他被封為漢王，就心懷怨怒。成祖病逝後，朱高熾即位，是為仁宗，但仁宗僅在位一年就病逝了，其子朱瞻基即位，是為宣宗。朱高煦認為少主新立，軟弱可欺，更加積極謀奪皇位。宣德元年（1426）朱高煦以為時機成熟，指責朱瞻基違背祖訓，又指責夏原吉等人為奸臣，仿照朱棣起兵舉事，派人到京師秘密聯絡英國公張輔做內應，張輔卻將他告發。這又是一場叔侄之間爭奪皇位的戰爭，麵對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亂，有些大臣主張派人出討，而以楊榮、夏原吉為首的大臣則力主皇帝親征。初登大寶的宣宗顯示出了與太祖、成祖相似的英武氣概，采納了楊榮、夏原吉的建議，親征朱高煦。皇帝親征的消息極大鼓舞了六軍將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來。而朱高煦顯然沒有料到年輕的皇帝竟然會親征，信心大失，在接到宣宗的勸降信後，立即率子投降。宣宗將朱高煦父子帶回京師，禁錮於西安門內，宣德四年（1429）將二人處死。同是叔父的趙王朱高燧也早存奪位之心。宣宗對他不僅沒有趁勢征討，反而接受了楊士奇、楊溥的勸諫，將要求削掉趙王護衛、將其拘禁的奏折，連同自己親繪的一幅《萬年鬆圖》一起派人送給了趙王。趙王收到這些奏疏後，驚恐之餘，又被皇帝的親情感動，立即上表謝恩，自請削去護衛，得以壽終。這場迅速而兵不血刃的平叛顯示了宣宗的英勇果敢和難得的政治家氣度，保證了自己初登大寶時政治上的穩定和社會的安定，為明朝繼續平穩順利地發展提供了契機。

　　此外，在宣宗君臣的不斷努力下，明廷還放棄了對安南的連年征戰，使得久經戰亂的明朝和安南都得到了穩定發展的環境；對蒙古實行安撫的政策，力主談判議和，這幾項對外的措施使明朝邊境安定下來，沒有再發生過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在國內，宣宗愛惜民力，與民休息，重視農業，力勸農桑，鼓勵墾荒，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社會財富迅速積累起來；商品生產程度也大大提高，手工業得到發展，開辟了許多新的商路，國內外貿易都有所發展；生活的安定，吏治的清明，使農民起義也很少發生。

　　但是日久，君臣就陶醉在一片太平景象中，而沒有意識到盛世下存在的隱患。特別是宣宗這位年輕的天子有一種愛好就是鬥蟋蟀，當時被叫做促織，因此被稱為“促織天子”。宣宗對鬥蟋蟀後來已經達到了癡迷的程度，經常派宦官到各地去選取上好的蟋蟀，鬥蟋蟀也因此在全國風行起來，蟋蟀的價格扶搖直上。當時蘇州的蟋蟀品質特別好，宣宗特意敕令蘇州知府況鍾協助太監采辦一千隻蟋蟀。上命下達，就攤派到當地的百姓的頭上，弄得家家雞犬不寧。據說當地一個糧長用一匹馬換得了一隻好蟋蟀，準備獻給皇帝，不料妻妾在觀看時不小心讓蟋蟀跑掉了。妻妾自知闖禍自殺了，糧長見家破人亡自己也上吊了。清代的蒲鬆齡根據這個故事情節，寫成了《聊齋誌異》中著名的《促織》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