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太祖朱元璋廢除三省製、丞相製而將國家大權全部抓在自己手中,對於像他這樣文治武功的皇帝尚可應付一時,但日子一久,就是整天廢寢忘食地批答奏章,還是忙不過來。而遇到重大問題時,也沒有了可以商量的人。於是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仿效宋朝製度,設置了殿閣大學士,來幫助自己處理一些文字事務。但這些大學士不過是五品小官,他們隻是幫助皇帝閱看各部門送來的奏章,再根據皇帝的意圖草擬處理意見,既不能參與重大政務的研究,又不能獨自處理什麽問題。這就是後來內閣製的雛形。
明成祖朱棣登基後,感到有必要修正其父手訂的這種輔政體製,要達到既牢牢掌控皇權,又不致使皇帝苦於奏折之中的統治方式。聰明的成祖,畫了一個三角形,高高居於頂端的當然是皇帝,而三角形底邊的兩端分別是內閣和司禮監。這兩個輔政機構作為三角形的兩條邊,互相牽製,此長彼消。而孰長孰短,孰強孰弱,完全視皇帝與其關係的密切和信任程度而定。
首先,成祖朱棣在全國範圍內精選了解縉、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等七位年輕有才能的士人進入內閣,並對他們放手重用,在諸如有關和戰、立儲、用人、征調或蠲免賦役等重大軍國政務上,都征求他們的意見,有意識地吸收他們參與討論國家的核心機密。這樣,內閣及其大學士的實際職權就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內閣逐漸成為處理機務的實權機構,其中的大學士也成為皇帝左右提供谘詢意見的內閣大臣,明朝的內閣製度基本形成。朱棣當政的22年中,內閣大學士雖仍然不過是正五品的官階,但他們經常能參與重大政務的研討,也可以在禦前進行更高層次的審議,以供皇帝參考,實際上加強了皇權的效能。在內閣製度下皇帝將決策權仍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隻是將議政權分給了內閣,同時將行政權分給了六部。地方上再分三司,分管司法、軍事、行政,三司直接對六部負責。這樣,在成祖的掌控下,內閣與六部各司其職,國家最高行政命令從紫禁城發出,通過全國1936處驛站,全長143700公裏的驛道,就可以層層下發到帝國每一個角落。
但官僚機構權力的增長是絕對不可以威脅到皇權的,成祖朱棣的辦法是重用司禮監的宦官以牽製內閣,達到權力製衡。司禮監設立於洪武年間,最初不過是為皇帝生活起居服務的宦官係統的一個管理機構。成祖在奪得皇位時曾得到宦官的大力支持,因此他十分信任宦官,給予了宦官出使、監軍、刺探民情等大權。特別當皇帝授權司禮監負責“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後,司禮監就擁有了更大的權力。具體操作方法是:皇帝閱覽後的奏章先發交給內閣,由內閣大學士以皇帝名義擬好批答的文字,提出對政事的初步處理意見,並用一張小票貼在奏章上,連同奏章一起交回皇帝,這個步驟叫“票擬”。皇帝如果同意內閣擬定的意見,就親自或交司禮監太監用朱筆照抄一遍意見後發給各衙門執行,這個步驟又稱為“批紅”。內閣擁有“票擬”的權力,閣臣通過草擬對各種奏章的處理意見,來掌握處理國家政事的大權,這是閣臣最大的權力所在;而司禮監的宦官因為可以代皇帝“批紅”,進而可以監督和製約內閣的權力。
內閣作為皇帝和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輔政機構,起到了彌補廢除丞相後皇權統治效能下降這一缺陷;而司禮監代表皇權監督、控製內閣和政府機構的施政活動,發揮了穩定和鞏固皇帝獨裁統治的重要作用。但這兩個最重要的中樞權力機構--內閣和司禮監--都不是行政實體,而僅是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辦事機構。司禮監的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內閣大學士多是選自翰林院的進士,更像皇帝的機要秘書或者顧問。在這種權力結構內,誰都無法逸出皇權控製的軌道而發展成為皇權的異己力量,也不可能形成真正危及皇權的“權相”或者“權閹”。成祖就是通過對這兩個機構的改革,“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紀綱政令一出於天子”,使皇權得以進一步鞏固,建立起曆史上空前強大的皇權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