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博覽 4

大明律法

　　明太祖朱元璋這位中國曆史上出身最卑賤的皇帝，卻以雄才偉略，審時度勢，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大明王朝。而為了保證統治秩序的穩定，他又是曆代皇帝中少有的重視國家法律的製定和實施的統治者，他製訂了象紋三彩磚《明律》和《大誥》，對法律的思考和見解，以及推行普法教育和宣傳的手段，可以說是獨步古今。

　　元末的社會動蕩，使國家秩序遭到嚴重破壞，為了盡快恢複統治秩序，朱元璋認為就需要依法治國。朱元璋在吳元年（1367）十月就命左丞相李善長等草創律令。李善長等建議以集大成的唐律為藍本來製定明律，到吳元年十二月，完成了律書的編寫，其中包括律285條，令145條，這便是最早擬定頒行的《大明律》。後來，朱元璋還是覺得已定的律令不夠完善，在實踐和總結中又不斷對其進行修訂。洪武六年（1373）夏天，刊行了《律令憲綱》，這年冬天又命刑部尚書重修《大明律》，到洪武七年（1374）基本成書，篇目與唐律相同，共六百零六條，三十卷，頒行天下。從吳元年到洪武六年，先後曆經七年的反複修改，而以後又有所增損，洪武二十二年（1389）刑部又奏請修訂，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才正式頒布。經過二十多年修訂完善的《大明律》有：律文三十卷，四百六十條，按照朝廷六部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有五刑、十惡、八議等各個條款。

　　《明律》比唐律在條文上言簡意賅，但嚴酷程度卻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犯了“謀反”、“謀大逆”之罪，在行刑上，《唐律》規定為首犯處以斬刑，其父及年在十六歲以上的兒子都被處以絞刑，但其餘親屬不處死；而《明律》規定，不分“主犯”、“從犯”一律淩遲處死，他們的祖、父、子、孫、兄弟，甚至同居之人，不管是否患有疾病，年齡在十六歲以上的都處以斬刑。不區別情節輕重，而且株連範圍之廣，實在駭人聽聞。

　　前朝的律法自古以來都是重在治民而不治吏，但是曾經切身的經曆，使朱元璋深知官吏的貪婪是造成百姓疾苦的重要原因，所以對職官犯罪也製定了嚴峻的法令，在《明律》中專門設置了《受贓》一篇共計11條，同時，還專設《課程》篇19條，從重論處官吏犯罪。如規定監守偷盜倉庫錢糧四十兩就判斬刑；官員一律由朝廷任用，大臣不得私自幹涉，否則就是死罪處斬。《明律》還規定嚴禁官吏之間互相標榜推薦，如有人向上薦舉某位大臣，就以“奸黨”論處：“犯人處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這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幹擾皇帝選用官員的意誌，而所有的人都要按照皇帝的意誌行事，這就從國家根本大法上加強了君權。

　　《明律》的製定，在中國古代立法中已近完善。但是，要所有的臣民都遵循這一法典的難度並不亞於其製定的難度。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識字的人很少，要讓人人學習所頒行的法典是件很困難的事情。但朱元璋這位布衣天子就是能想出他獨到的辦法。早在吳元年擬定《明律》之初，朱元璋就命大理卿周楨等人將剛剛擬定的律令中有關民眾生活的部分用口語寫成《律令直解》，詳細解釋律令的含義，並發布到各個郡縣。洪武十八年（1385），頒行《大誥》，接著頒行《續編》、《三編》和《大誥武臣》，而這些都是匯編的生動的案例。朱元璋親手編製的《大誥》屬於懲治官吏的特別刑事法規，一共236條，都是朱元璋親自處理過的案件。它以實際的案例來說明某種過錯是觸犯了哪條律法，進而會受到怎樣的處罰。這種切身說法是很容易讓老百姓聽懂、記牢，進而遵守的。讓老百姓“知”什麽問題由此解決，之後，朱元璋又找到了解決“如何知”的辦法。他下令全國的府、州、縣學堂中的教師以《大誥》為教材，每天教學生誦讀，熟記，讓國人從小就學法懂法，而且每三年老師要帶領學生到禮部背誦，視背誦的多少給予獎賞或處罰。後來，朱元璋又下詔將《大誥》列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凡在鄉民集會上都要宣講《大誥》。如果這樣還不能達到臣民從小遵守的目的，那麽朱元璋還有一招“治亂世，用重典”的強製措施。他要求無論官、民，家家都要有一本《大誥》，並規定家有《大誥》者犯“罪”時可以減罪一等，否則就要加一等判刑。本來砍頭的罪，減罪一等就改為流放了，總是能撿回一條性命。在《明律》中有著那麽多酷刑，減一等刑罰總是好事，所以人們也就會記得家家保存一冊《大誥》了。朱元璋利用種種方法推行律法，其目的是想通過律法的宣傳和教育，使廣大臣民服服帖帖地在其統治下生活，以維持他作為君主絕對的權威。

　　《明律》是朱元璋一生政治生涯的經驗總結，是他費盡心力，曆經二十年，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朱元璋把它視為維護朱明王朝長治久安的法寶，在他的《祖訓》中囑咐子孫們必須遵行這部法典，一字不可更改，使《明律》成為終明之世的“百代之準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