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博覽 4

理學集大成者朱熹

　　理學是產生於宋代的一種哲學思潮，又稱為“道學”，它是北宋以後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理論表現，它以儒學思想為基礎，兼容佛、道思想，形成了以理為最高範疇的新儒學。人們經常提到的程朱理學就是指以程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理學。

　　理學的開山祖是周敦頤，他提出了一個簡單而又係統的宇宙構成論，這就是“無極而太極”的學說，他用“太極”的動靜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來解釋宇宙的本源和萬物的生成。周敦頤性情樸實，為官清廉，而又樂善好施。他尤其酷愛清幽玉潔的蓮花，他曾經挖池種蓮，並取名為“愛蓮池”。著名的《愛蓮說》便是他有感於池中的蓮花所作。“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這正是周敦頤為人的真實寫照。周敦頤生前的學術地位並不是很高，直到理宗時，周敦頤在理學上的開山地位才正式被確定。

　　周敦頤首創了客觀唯心主義學說，而理學的另一位創始人張載則提出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

　　張載的父親是做官的，不過，在張載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從此張載一家就僑居在現在的陝西省眉縣橫渠鄉。張載後來也因此被稱為“橫渠先生”。

　　張載的哲學思想是氣學，也就是“氣”本體論，這是與佛教、道教的唯心論相對立的一個學派。他認為，世界中無論有形的萬物，還是虛無的太虛，都是“氣”。在他看來，理是從屬於氣的，同時氣還是運動變化的。實際上，他提出的正是哲學中關於世界是物質性的觀點，並指出了物質與運動的內在聯係。所以，我們可以說張載開辟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哲學的一個嶄新的階段。

　　張載的哲學體係為宋明理學打下了深厚的基礎。他提出了著名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名言倡導文人士大夫要入世、經世，肩負起自己的道德使命和振興文化、造福後代的曆史責任，他的這種積極入世、樂觀向上的精神境界，成為宋代以後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目標。

　　張載長期在關中地區講學，因此他創立的學派也被稱做“關學”。與張載的“氣一元論”相對立的是提倡“理一元論”的洛學學派。洛學學派的創立者是稍晚於張載的程顥、程頤兄弟。他二人因是洛陽人，故而其創立的學派被稱為“洛學”。

　　程顥、程頤是周敦頤的弟子，他們在周敦頤學說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係。他們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因此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都應該遵循“理”的規範，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張，在他們看來，隻要修身養性，就能使人性存善去惡。

　　關學與洛學盡管在自然觀上是對立的，但在倫理學說方麵則基本是一致的。這兩大學派都成為了朱熹思想的先驅。

　　南宋時期，朱熹接過了理學的大旗。

　　朱熹出生在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19歲時考中了進士，做了九年的地方官，他在任期間，曾在推行教化、整頓吏治、興利除弊等方麵政績顯著。他也曾立誌報效朝廷，獻身國家。然而南宋王朝政治腐敗，官場墮落，性格剛直的朱熹在仕途上一再受挫，促使他絕意於官場，潛心學術，把平生精力用來著書立說、創辦書院、講學傳道，成為南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朱熹曾建立白鹿洞書院，修複嶽麓書院，講學授徒。在白鹿洞書院時，他根據自己多年的教育經驗，親自製定了《白鹿洞書院教規》，確立了“循序漸進”的學習方法和“熟讀精思”的學習原則。這個教規是一套以程朱理學為指導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綱領，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製度之一，它不僅成為此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模式圖，而且為世界教育界所囑目。

　　朱熹是程頤的四傳弟子，在他31歲時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他繼承了北宋程顥、程頤的理學，深化和完善了理本體論思想，建立了一個精致的、富於理性思辨的唯心主義理學體係，達到了唯心主義理學的最高水平，成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理學分為哲學義理和倫理道德兩部分。朱熹和二程一樣，也是把“理”作為最高的哲學範疇。認為宇宙間的一切都充斥著一個無所不在的“理”，朱熹又稱理為太極，他認為太極包括萬物之理，萬物可體現整個太極。故而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朱熹還提出了僅次於理的“氣”。他認為理和氣同存於天地之間，但理生氣，氣則依理而存在，所以，理是第一性的，氣是第二性。這是朱熹提出的理氣論。

　　朱熹發展了程顥、程頤“無獨必有對”的矛盾觀。認為在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現象中，都存在著兩兩相對的矛盾。比如“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動便有靜”。而且對立事物之間還存在著相互聯係和相互依存的關係。因此，他得出一個結論：對立的事物之間存在著相互克服和鬥爭的關係，它們可以向著相反的方向漸變，積累到一定程度，超過了極限，就相互轉化了。這表現了朱熹思想中的辯證法觀點。

　　朱熹用《大學》“致知在格物”的命題，提出了格物致知論，探討了知行關係。他認為從知識來源上說，應知先行後；從社會效果上看，則應行重知輕。

　　在人性問題上，朱熹繼承了北宋張載的元氣本體說和程顥、程頤的思想，提出了人性二元論的觀點。他認為人性的善惡是稟氣不同所造成的。人天生就有仁義禮智之理，也就是說人的天性都是善良的，這就是“天命之性”。而由於每個人稟受的氣不同，所以就有了善惡、賢愚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異。這就是“氣質之性”。由此，朱熹又探討了天理人欲的問題，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張，不過朱熹並不是倡導無欲，對於人們正當的物質生活的欲望他還是認可的。

　　同時，程朱理學之所以能被統治者奉為正統思想，關鍵在於朱熹把“理”運用到了封建倫理道德之中。具體的體現便是“三綱五常”。“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要為臣、子、妻做出表率。這是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道德關係。“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來調整、規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關係的行為準則。在封建社會綱常倫理被奉為永存的最高道德標準。所以，理學思潮的興起，從政治上說，是為適應宋王朝加強封建中央集權的需要。朱熹提出的人性說對維護封建統治、強化封建禮教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他的學術思想，在南宋，乃至後來的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強有力的精神支柱。當然，他對“三綱五常”的強化，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不斷發展，其消極作用也越來越顯露出來。

　　朱熹是我國曆史上繼孔子之後的又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他不僅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而且對於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佛學、道教，乃至自然科學，都有所研究。他的著作頗豐，是中國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學者之一，主要哲學著作有《四書集注》、《四書或問》、《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周易本義》、《易學啟蒙》等。其中《四書集注》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元明清三代科舉考試的必讀書目。朱熹的哲學觀點不僅影響我國封建社會長達六百多年的時間，而且迄今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起到承先啟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