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第六節 麵對刀光劍影毫不畏懼

　　1931年1月17日，柔石、李偉森、胡也頻、殷夫、馮鏗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在上海被捕。2月7日夜，這5個人連同其他10多個革命者，在國民黨政府的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殺害了！

　　魯迅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寓所，到附近的黃陸路花園莊暫避。反動派造謠說魯迅被捕了。這使得痛恨魯迅的人十分快意，使得熱愛魯迅的人十分擔心，不斷有人來信、發電報詢問。

　　魯迅深深感到自己失掉了年輕的戰友，中國失掉了英勇的青年戰士，在悲憤中，他提筆寫下了沉痛的詩句：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革命作家被暗中殺害了，而當時的報紙上卻不準透露一點消息。“左聯”為了紀念犧牲的同誌，在極端秘密的條件下，出版了一期《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

　　魯迅在這刊物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的雜文，對於國民黨劊子手提出了強烈的抗議。魯迅寫道：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蔑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裏，用我們的同誌的鮮血寫下了第一篇文章。

　　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曆史的第一頁，是同誌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

　　此外，魯迅還寫了一篇《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現狀》，委托當時在中國的國際友人，著名的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女士譯成英文，寄到美國的進步刊物《新群眾》上發表，向全世界廣大人士，揭露國民黨反動政府黑暗的血腥統治和屠殺革命作家的暴行。

　　這篇文章在當年6月美國的《新群眾》雜誌上發表後，許多外國作家發來電報，抗議國民黨的法西斯暴行。魯迅的控訴得到了強烈的回應。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進攻沈陽，東北三省相繼淪陷，民族危機日益嚴重。魯迅撰寫許多雜文，尖銳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國民黨的反動政策。為了使宣傳深入群眾，魯迅還主編時事和文藝的普及性小型報刊《十字街頭》。

　　日本占領東北以後，國民黨反動政權依賴美國，宣傳美國是如何地主持“公道”。魯迅先生為揭穿這一騙局，說了個小故事：

　　我們鄉下有個闊佬，許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同他談過話為榮。一天，一個要飯的喜形於色，說是闊佬同他講話了。許多人圍住他，追問究竟。

　　他說：我站在門口，闊佬出來了。

　　他對我說：滾開去！

　　聽故事的人哈哈大笑。國民黨對美國主子搖尾乞憐的醜態被揭露無遺。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國主義的炮火又在上海響起來了，魯迅的寓所正處於炮火之中。於是全家搬到內山書店暫避，戰事稍平息則立即返回寓所。

　　魯迅和茅盾、胡愈之等43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上海，反對中國政府對日妥協。

　　這一年，魯迅還寫了《我們不再受騙了》、《祝中俄文字之交》等雜文，駁斥帝國主義者的讕言，捍衛社會主義的旗幟，希望中蘇兩國人民和作家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線上“親密地攜手”。這些文章表明，魯迅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懷是和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相結合的。

　　3個月後，上海停戰了，可戰爭剛停，人心不穩。魯迅卻鎮定自若，始終不放鬆工作和戰鬥。他利用4月下旬的一周時間，編寫了到上海4年的雜文，一部為《三閑集》，另一部為《二心集》，並寫了兩篇重要的序文。

　　1933年1月，魯迅參加宋慶齡、蔡元培主持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推舉為執行委員。魯迅此時已公開處於與國民黨短兵相接的境地。

　　宋慶齡在《追憶魯迅先生》一文中就讚揚魯迅：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每次開會時，魯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時到會，魯迅、蔡元培和我們一起熱烈討論如何反對白色恐怖，以及如何營救被關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學生們，並為他們提供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

　　5月13日，魯迅親至德國領事館投遞反抗“法西斯帝”暴行的抗議書。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自成立以來，積極開展各種活動，魯迅更是在文化思想戰線上密切配合，寫了大量的文章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專政的罪惡，因而在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

　　蔣介石集團中有大多數官員具有留學西洋的背景，但他們一旦在中國的土地上執政，就不能理解符合世界潮流的社會民主活動，對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自然不能容忍。他們要對魯迅、蔡元培或宋慶齡下毒手，顧忌尚多，於是就先對楊杏佛下了毒手。

　　1933年6月18日，星期日休假，楊杏佛帶兒子於清晨外出，剛從亞爾培路331號登車啟動，突聞爆炸聲數響，震耳欲聾，楊杏佛自知不免，立刻用身體掩護同座的兒子。特務們連發數彈，結果，兒子幸免於難，司機受到槍傷，而楊杏佛心腰各中一彈，不治而亡。

　　慘案發生的當天，魯迅在內山書店聽到消息，立刻趕上汽車，飛奔到民權保障同盟本部。許廣平知道了，忐忑不安，在書店裏等候著他。當魯迅歸來時，許廣平向他訴說剛才的憂思和焦慮。

　　魯迅卻不以為然地說：“管他呢！就是被殺死了，也打什麽緊呢？”魯迅對楊杏佛臨難時，如此從容，愛護兒子，一直深表讚歎。

　　魯迅對來看望他的馮雪峰說，可見楊杏佛“當時是清醒的，首先掩護了自己的孩子”。“有後代，就是有將來！能夠如此，也是不容易的。”

　　6月20日，是楊杏佛入殮的日子。反動派放出風聲，說就在這一天暗殺魯迅和同盟中其他幾位。殺人的名單上就連特務的代號都傳出來了，將要暗殺魯迅的特務小組代號“後林”，與殺楊杏佛的是同一個小組。

　　在大是大非麵前，魯迅毫不猶豫地作出了決斷。許壽裳來家，魯迅對他說實在應該去送殮的，許壽裳想了想便表示同去。魯迅果敢地前往萬國殯儀館送殮，並且出門不帶鑰匙，以示他視死如歸、蔑視卑鄙者的英勇氣概。

　　晚上回來，魯迅寫了一首悼念民主烈士楊杏佛的短詩：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過了不幾天，有一個日本人向魯迅探問楊杏佛是不是共產黨員，如果不是，則楊杏佛和共產黨的關係又如何。

　　魯迅毫不客氣地回答：“楊杏佛不但是共產黨員而已，他還是國民黨的人呢！可見今天國民黨當局，隻要是愛國者就是共產黨。就都要加以消滅，是確實忠於帝國主義的，你們日本大可以放心！”

　　1933年9月，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在上海秘密召開遠東反戰會議，魯迅支持和協助這次會議，被選為名譽主席團成員。這一年的上半年，魯迅還用何家幹的筆名，在《申報》的《自由談》上發表抨擊時政的雜文。但壓迫緊跟著到來，魯迅不得不適當改換內容，形式有時隱晦、曲折，而且用種種筆名，跟敵人周旋，繼續有力地剖析許多社會惡習。

　　1933年，魯迅的雜文分別編入《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和《準風月談》。《南腔北調集》包括1932年的作品，同時還出版他和許廣平的通信集《兩地書》。

　　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裏，魯迅除了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並領導左聯外，還用雜文這種武器，集中火力打擊了國際帝國主義者，國聯調查團，揭穿了國民黨所謂“友邦人士”，原是與日本一夥的強盜。

　　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和它的漢奸走狗，其中包括堅持屠殺中國人民、對日寇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張“攘外必先安內”的國民黨反動派；叫中國人民不要反對日寇而去反對蘇聯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揭穿了國際帝國主義者誣蔑蘇聯，進攻蘇聯的陰謀。教育中國人民要分清敵友，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

　　魯迅在黑暗與暴力的進擊中，堅韌頑強地戰鬥著，呼嘯著前進，而他那無產階級的英雄性格也鍛煉得更加堅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