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第十一節 在白色恐怖下奔走

　　這時，中國正進行著偉大的革命，“北伐”勝利的消息頻頻傳來，魯迅經常帶著興奮的心情給許廣平寫信報告勝利消息。魯迅在廈大雖然感到有些孤軍作戰，但是他的戰鬥任務，客觀上是與整個革命的要求合拍的。

　　魯迅的辭職，正是一種陣地的轉移，他要到“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去深入戰鬥的漩渦，集合廣大的群眾來重新布陣。而早已在廣州的許廣平，也表示願做他“永久的同道”。魯迅於1927年1月18日便離開了廈門，來到廣州。

　　在中山大學裏，魯迅任文學係主任兼教務主任。廣州的青年對魯迅景仰已久，他們希望魯迅先生出來領導他們從事文藝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

　　魯迅說：“我的年紀比較老一點，站在後麵叫幾聲，我是很願意的，要我來開路，那實在無這種能力，至於要我幫忙，我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到。現在我隻能幫幫忙，不能把全部責任放在我身上。”

　　魯迅到中山大學執教的消息傳開後，來訪者絡繹不絕，他開始與各方麵人物接觸。

　　畢磊以中大學生代表身份上門拜訪，把中國共產黨的刊物《向導》、《人民周刊》和共青團刊物《少年先鋒》送給他，魯迅熱情地接待了進步學生。魯迅拒絕了學校當局的歡迎會，卻在1月25日下午在畢磊的陪同下，出席了中大學生會為他舉行的歡迎會，受到熱烈地歡迎。

　　魯迅在廣州度過了農曆新年，領略了南國風光，觀賞了除夕花市，對國民黨達官貴人的宴請請帖，一律寫下“概不赴宴”，並給予退回。

　　魯迅對報上借他來穗之題發表的各種文章，一概保持沉默。別有用心的記者邀魯迅對廣州的缺點加以“激烈的攻擊”，魯迅冷淡地答以“還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經革命，覺得無甚可以攻擊之處”，由此又招來“老朽”之類的謾罵。

　　魯迅並未還手，他將全部精力貫注到準備開課的教學事務上，表示要對中山大學“盡一點力”，把“中大的文科辦得要像個樣”。

　　那個學期，中山大學要到3月1日開學，3月2日正式上課，可是魯迅於2月10日就開始工作了。魯迅除主持召開教務會議、文科教授會外，還忙於眾多事務。因為魯迅是中大第一任教務主任，所以一切教務工作，都得從頭做起。

　　擬訂教務處規章，著手改革預科的學製，精簡預科的科目及教材，接納朝鮮和國內各地包括台灣等地的進步學生入校，主持校內學生及轉學學生的編級試驗，甚至排課表、發通知書、核算成績、寫榜、貼榜等具體工作，都得魯迅親自動手。

　　繁重的工作，壓得他有時連吃飯都顧不上，但他卻毫無怨言。此外，他還要接見各式各樣的來訪者。

　　3月1日，中山大學舉行開學典禮，魯迅應邀即席發表了《讀書與革命》的講話。魯迅說：“對於軍閥，已有黃埔軍官學校的同學去攻擊他，打倒他了。但對於一切舊製度、宗法社會的舊習慣、封建社會的舊思想，還沒有人向他們開火！”

　　“中山大學的青年學生，應該以讀書得來的東西為武器，向他們進攻，這是中大青年的責任。”

　　此時，魯迅在青年中間有一個新發現，那便是他們分成了兩個陣營，之間已經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在魯迅接近的學生當中，就有好多是共產黨員，可也有“投書告密，助官捕人”的。接著在官辦的報紙上，有人用“流言”的“武器”，對魯迅加以襲擊、陷害。

　　魯迅在3月29日，因為謹避“學者”搬出中山大學，自己在廣州東堤賃白雲樓居住。

　　4月8日，魯迅應邀到了黃埔軍校，發表了《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說，“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隻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他“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

　　魯迅也談到了革命文學。他認為我們的生活中沒有革命文學。當革命進行時，大家都在忙革命，沒有革命文化。等革命成功之後，大家都去歌頌時，也不算革命文學。真正的革命文學，一方麵要有頌歌，另一方麵也要有挽歌。

　　魯迅拿革命去看文學，拿文學去看革命，這是魯迅自己創作的讓革命與文學相互證明的方法。這是魯迅自己的發現和發明。

　　魯迅也談到了革命有大革命和小革命的區別。小革命就是我們說的改良，大革命有短時期爆發的暴力鬥爭。魯迅認為，革命沒有一刻不存在，大革命沒有，小革命也會進行。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是不能停頓的。

　　北伐節節取勝，1927年4月10日，魯迅在白雲樓寓所聽到廣州民眾上街遊行，慶祝北伐軍攻克南京、上海的歡呼聲，寫下了《慶祝寧滬克複的那一邊》一文。魯迅敏銳地提到“慶祝，謳歌，陶醉著革命的人們多，自然是好的，但有時也會使革命精神轉成浮滑”。

　　魯迅直言告誡，要防止“革命精神從浮滑，稀薄，以至於消亡，再下去是複舊”。魯迅的預言，為幾天後的上海“四一二政變”和廣州“四一五”政變所證實。

　　4月12日，在上海，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公開屠殺工人群眾及共產黨員，接著在廣州也發生著同樣的慘劇。

　　4月15日，國民黨反動派在中山大學“清黨”。事變中，中山大學遭到大搜捕。下午，魯迅冒著狂風暴雨，趕回中大出席各係主任參加的緊急會議。

　　魯迅在緊急會議上據理力爭，他說：“五四‘運動時，學生被抓走，我們營救學生，甚至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都罷工罷市。我們都是’五四運動時候的人，為什麽現在這麽多學生被抓走，我們又不營救了呢？”

　　會議作不出決定，魯迅憤怒退席。他奔走營救學生，捐款慰問被捕學生。然而，中山大學圖書館前貼出開除數百名學生學籍和教職員公職的布告。魯迅以辭去中山大學一切職務表示抗議。學校當局還想利用他的聲望裝飾門麵，都被魯迅拒絕。

　　中山大學當局拉不回來魯迅，翻臉將接近過魯迅的人都說成“魯迅派”或“語絲派”，用盡手段孤立魯迅。魯迅看穿了反動派羅織罪名的伎倆，堅持繼續留在廣州從事創作和翻譯。

　　來訪的青年朋友懇切地勸魯迅到別的地方去，但是他說：“他們不是造謠說我已逃走了，逃到漢口去了嗎？現在到處都是烏鴉一般黑，我就不走，也不能走。倘一走，豈不正好應了他們造謠？”

　　魯迅在白雲樓編完《唐宋傳奇集》，在題記中悼念被殺害的革命青年。在《唐宋傳奇序列》中有“時大夜彌天，碧月澄照，饕蚊遙歎，餘在廣州”之句，概括了魯迅在廣州生活的心情。其寓意：一是諷刺造成白色恐怖的當局；二是對上海某君造謠中傷的反擊。

　　“四一五”大搜捕讓魯迅目瞪口呆。尤其震驚的是那屠殺者中間，竟也有許多青年人，不但是年輕的目不識丁的赳赳武夫，更是年輕的戴著眼鏡的大學生，投書告密，助官捕人，這些青年似乎還格外起勁。殘酷的現實徹底摧毀了魯迅曾經信奉的進化論的思想！

　　1927年7月16日，魯迅在許廣平的陪同下，到知用中學作《讀書雜談》講演。魯迅告誡中學生，必須“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必須和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

　　當時，何春才也是知用中學的學生。他還清楚地記得，魯迅先生是針對時弊而發表他對讀書的意見的。他旁征博引，材料豐富，說話生動，比喻確切，講者暢所欲言，深入淺出，聽者津津有味，深受教育。

　　當時，廣州還是籠罩在白色恐怖氣氛中，到處搜捕革命青年，而魯迅在公開場合中演講，敢於提出與當局主張尊孔讀經相違背的意見，勸導學生搞好功課的同時，不妨看點自己感到有興趣的文學書籍，也不妨看點俄國的文學論著，以開闊眼界。他的言論是合情合理，無懈可擊的。

　　魯迅先生對有朝氣的、追求進步的青年是很愛護的。有一次在飯桌上，魯迅對何春才說：“你叫何春才，春字下麵加兩個蟲就變成了何蠢材。”表麵上是開了個玩笑，但何春才根據魯迅先生平時對他的關心和愛護，知道這句話的含意是“你要變成一條龍，不要變成一條蟲”。

　　魯迅還曾應香港進步青年邀請，赴港發表了《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的兩場演講，許廣平擔任了魯迅的廣州話翻譯。對於廣州的政治形勢，魯迅已看出“深綠和深紅”的複雜性，他在冷眼觀察。用許廣平的話來說，“他是要找尋敵人的，他是要看見壓迫的降臨的，他是要撫摩創口的血痕的。等著終竟到來的機會”。

　　此時的廣州，反革命勢力到處伸出罪惡的黑手，使空氣中充滿了殘殺的氣氛。

　　在廣州，魯迅度過8個月，他在複雜的環境中筆耕不輟，編輯了舊作《野草》、《朝花夕拾》，續譯《小約翰》，創作了《故事新編》中的《鑄劍》，編錄《唐宋傳奇集》等，寫了計劃中的《中國文學史》自古文字起源至漢司馬遷的10篇。同時還寫了一批雜文，輯成《而已集》，記錄著他在廣州期間的足跡和思想轉變的過程。

　　《而已集》的題詞，可以看做是魯迅對自己在廣州的這段經曆意義的小結：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隻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複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然而我隻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於是隻有“而已”而已！

　　從此，魯迅開始轉變成階級論者。在白色恐怖中，魯迅無所畏懼地站到無產階級的戰鬥行列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