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第六節 陝西之行的美學發現

　　1924年6月28日，魯迅前往晨報社訪紹興同鄉孫伏園，適逢《語絲》撰稿人王品青在座。

　　其時，創辦於西安的國立西北大學與陝西省教育廳合議籌設暑期學校，聘學者名流任教。王品青是西北大學校長傅銅的同鄉，經他介紹，該校即邀魯迅等人去西安講學。

　　是日，魯迅與孫伏園、王品青等人同赴西北大學辦事人之宴，席間商定赴陝西行程後，魯迅即作起程的準備。

　　此時，距周氏兄弟決裂不久，魯迅已正式搬出八道灣，心情無比鬱悶。魯迅答應國立西北大學去陝西，既為暑期講演，又為他謀劃已久的長篇小說《楊貴妃》尋找感性材料，也為散心。

　　魯迅對這次外出十分重視，此後數日，在孫伏園的陪同下，先後到門匡胡同的衣店定做“一夏一羽”兩件大衫，到勸業場買行旅用的雜物，到西慶堂理發、洗澡。

　　由於經濟拮據，魯迅還從孫伏園處借錢86元、許壽裳處借錢20元作為差費。一切準備停當後，7月7日晚，陝西省長駐京代表在西車站食堂為魯迅一行餞行。

　　吃完晚飯，魯迅一行13人即坐火車前往西安，至陝州改水路坐船沿黃河西行，一路舟車勞頓。

　　7月14日，魯迅一行才改乘汽車，午後抵臨潼，下午抵西安，住在西北大學教員宿舍。

　　魯迅的陝西之行內容十分豐富，涉及郊遊、講演、閱市、購物、會友、赴宴、觀戲等多個方麵，可謂不虛此行、大有收獲。

　　去陝西是魯迅平生第一次遠行講學。從7月21日起，暑期學校開學，魯迅上午開講《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一共講了8天11次12小時，直到7月29日才講學完畢。

　　30日下午，魯迅又前往講武堂講演，講演時間為半小時。隨後，他又應邀對陸軍學生講演一次，演講課題仍然是小說史。

　　當時，統治西安的軍閥劉鎮華，身兼陝西省督軍、省長兩大權位，號稱“兼座”。魯迅對當時西安軍閥是很小心對待的，故對軍人也隻講小說史，不講其他。

　　魯迅西安講演，由當時西北大學記錄整理後寄請魯迅改定，印入《西北國立大學、陝西省教育廳合辦暑期學校講演集》中，後以《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為題附錄於再版的《中國小說史略》。全文約20000字，分為6講，豐富了《中國小說史略》的內容。

　　此次講演，魯迅也獲酬頗厚，先後兩次共得薪水和川資300元。這300元對剛剛兄弟決裂、處於人生困境中的魯迅不啻是雪中送炭。收到錢後，魯迅馬上托孫伏園往郵局寄86元還新潮社。魯迅還慷慨解囊，為易俗社捐款50元。

　　易俗社原名“陝西伶學社”，宗旨為“輔助社會教育，啟迪民智，移風易俗”，是著名的秦腔科班。魯迅在西安時，曾應易俗社和講演團同人之邀，先後五次觀看了該社演出的秦腔《雙錦衣》全本、《大孝傳》全本、《人月圓》等。

　　這時恰好是易俗社成立12周年，魯迅親筆題寫了“古調獨彈”四字，製成匾額贈與易俗社。這四個字是魯迅書風的典型代表，融冶篆隸於一爐，質樸而不拘謹，灑脫而有法度，現在已成為秦腔界的一塊金字招牌。

　　魯迅一生並不喜歡戲劇，對京劇常辛辣嘲諷，對其故鄉社戲的描寫也透著一種厭煩。但卻能如此厚待秦腔，短期內竟觀秦腔五次，此為秦腔之幸。

　　魯迅是淘古玩的高手，其眼光專業而獨到。西安之行每有撿漏。他多次同張勉之、孫伏園、李濟之等“閱市”、“閱古物肆”，先後在博古堂、尊古堂、南院門市、南院門閻甘園家等處，購得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2種，即《蔡氏造老君象》4枚、《張僧妙碑》1枚，此外還淘得樂妓土寓人2枚、四喜鏡1枚、魌頭2枚、雜造象拓片4種10枚、小土梟1枚、小土偶人2枚、磁鳩2枚、磁猿首1枚、彩畫魚龍陶瓶1枚、大小弩機5具。

　　在淘古玩的事情上，魯迅甚至還驚動了西安的很多古董商，如當時最有名氣的古玩店尊古堂的老板“帖賈”就聞訊找上門來，魯迅從他手上買了《蒼公碑》2枚、《大智禪師碑側畫像》2枚、《臥龍寺觀音像》1枚。當時出任陝西省省長的劉鎮華，在魯迅臨行前，連夜又送來《顏勤禮碑》10份和《李二曲集》1部。

　　魯迅在西安買古董共計花錢32元，花錢並不算多，收獲卻不小，可謂滿載而歸。以至於8月12日夜，到達北京前門時，稅關見他所攜帶的小古物數量有些多，覺得奇怪，還故意為難了魯迅一番，最後才同意讓他回家。

　　魯迅還有買特產的癖好，這是魯迅生活情趣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西安期間，魯迅同王嶧山、孫伏園、李濟之、夏浮筠等人常常到附近街市散步“閱市”，先後買了栟櫚扇2柄、醬萵苣10斤、汴綢1匹等。

　　臨行前，陝西省長劉鎮華還送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兩盒，西安有代表性的特產也算盡數收於囊中。

　　在7月23日那天晚上，魯迅與一起的五六人出校散步，不小心跌了一跤。即便是他受了傷，不能繼續走了，魯迅也不忘在返回的路上購買了一些餅餌。

　　此外，魯迅還在西安與自己有師生之誼的陝西商州人氏、北京大學文科畢業生王煥猷見了麵，並遊曆了華清宮故址、碑林、大慈恩寺等古跡，洗了溫泉浴。還先後赴宴7次。

　　8月4日晨，魯迅一行乘騾車出西安東門上船，由渭水東行，在逆風裏走走停停6天，8月10日才乘隴海鐵路車啟行，中途又因鐵軌積水尚未修複，步行1000米，複登車進發，至12日夜半方抵北京，結束了這次重要的遠行講學活動。

　　西安之行對魯迅的著述有很大的影響，導致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長篇小說《楊貴妃》的破產。從1922年開始，魯迅開始構思《楊貴妃》，先後向許壽裳、鬱達夫、孫伏園、馮雪峰等談起過《楊貴妃》的腹稿。

　　小說的構想是從玄宗被刺一刹那間開始倒敘，把他的一生一幕一幕似地映出來。據孫伏園回憶，魯迅還曾想把《楊貴妃》寫成劇本。魯迅西安之行的動機之一是為創作小說《楊貴妃》作準備，以充實他“破費了數年之工”的這部小說的腹稿。結果到西安一看，全然找不到想象中的長安的影子。

　　魯迅說：“我不但什麽印象也沒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點印象也打破了！”魯迅後來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信說：“五六年前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裏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被打亂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原來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

　　魯迅陝西之行，還引出了多篇和陝西有關的雜文和書信，如《說胡須》、《看鏡有感》等。

　　魯迅在西安最重大的美學發現，體現在《看鏡有感》中。他結合在西安所見的唐代遺跡，闡發美學主張：

　　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被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敝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

　　上述之語可謂鞭辟入裏之言。

　　西安之行是魯迅一生唯一的一次內地之行，他從長安昭陵帶箭的駿馬身上，看到了“漢唐魄力究竟雄大”，這是魯迅西安之行的最大收獲，他也因此受了啟發，認為必須“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

　　魯迅的這一美學發現和理論主張，對於現代文學及藝術史的意義，遠比損失一篇尚未動筆、前途未卜的長篇小說更為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