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第六節 思索中國革命曆史教訓

　　1905年7月，孫中山從歐洲來到日本。8月13日，在東京開歡迎會，孫中山發表演講，盛況空前。在孫中山的領導下，原來的革命團體興中會、光複會、華興會聯合起來，組成了中國同盟會，並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

　　魯迅剛返回東京的時候，他仍住在原住的伏見館。由於厭惡那些住在同館裏的熱衷於升官發財、語言無味的留學生，到了第二年春天，就搬出來了。

　　第二個寄居的地方叫中越館，地點十分清靜，可是房租飯費比較貴，夥食卻十分糟糕。

　　1908年春天，魯迅的好朋友許壽裳結束了在東京高師的學業，準備去歐洲留學，就在本鄉區西片町找到了一所房子。那裏原來是一個日本紳士的家宅，庭院廣闊，花木繁茂。但是費用大，非拉幾位朋友合租不可，魯迅也被拉去了。

　　因為一共是5個人，這個住宅就叫做“伍居”。魯迅從4月搬進去，住到了1909年初春，差不多10個月。

　　1906年秋冬，因為偶然的機會，魯迅認識了兩位日本著名進步人士。他們談話之後，覺得非常投機，因此魯迅就購買了其中一人編輯發行的理論刊物《社會主義研究》，共5期。這套書魯迅在東京一直保存著，算是他早期接觸社會主義學說的一條重要線索。

　　同盟會成立後，他認識了許多革命派的人物，比如說徐錫麟和秋瑾，還有陶成章。他們交往密切，這些朋友，幾乎每天下午都到魯迅的住處來，彼此暢談理想，交流革命活動情況。

　　有一個革命者叫陶成章，是光複會的副會長，他經常用草繩做腰帶，穿著草鞋，在鄉間來往，計劃起義，被章太炎戲稱為“煥強盜”、“煥皇帝”，魯迅也這麽稱呼他。

　　他喜歡在魯迅的寓所中眉飛色舞地談話，口講手畫，講什麽地方不久就會“動”起來。他曾為了防止日本警官搜查，把一部分會堂文件，托魯迅保管。

　　其中有一個空白的票布，布上蓋有印章，其中一枚是紅緞的，叫做“龍頭”。陶成章笑著對魯迅說：“填給你一張正龍頭的票布如何？”

　　據有人考證，“正龍頭”是一種很高的職位，是僅次於“君主”以下的“將帥”，是可以自開“山堂”的“老大哥”。

　　這表明了他對魯迅的信賴，認為魯迅是意誌堅定的革命同誌。有時陶成章和魯迅開懷暢談，到了吃飯的時候，主人見身邊有錢，就添一樣菜，否則就吃普通飯。

　　後來，魯迅曾說：“我曾經當過強盜，強盜的情況，我可熟悉啦！”

　　這裏所謂的“強盜”，就是魯迅戲稱革命黨人的話，說明他當過革命軍。

　　還有一個人，叫做蔣智由，來到日本很多年了，是一個很有名望的維新派並主張革命的人物。魯迅和許壽裳曾去拜訪過他。

　　蔣智由為了參加光複會，一度把“智由”寫成了“自由”，以表示他革命思想的激烈，但實際上他卻是個投機分子。

　　在他留日之前，很受梁啟超的賞識，當了革命黨後，寫過送給陶成章的詩，還在革命派中傳誦了一時。

　　在他還沒變節的時候，魯迅有一次見到他，談到服裝問題，他說：“我覺得還是清朝的紅纓帽看起來有威儀，而我現在穿的西式禮服就無威儀。”

　　魯迅和許壽裳聽了，感到很奇怪。告辭出來之後，在路上魯迅便說：“智由的思想變了。”

　　許壽裳點點頭，表示同意。從此他們就再也不和他來往了。

　　果然不久，蔣智由就改為主張君主立憲，反對革命了。魯迅鄙視這種人，送給他一個綽號——“無威儀”。

　　1907年7月，消息傳到日本，說安徽巡撫恩銘被刺殺了，刺客是徐錫麟，已經被抓到了。不久，又傳來秋瑾被殺害的消息。徐錫麟和秋瑾的被害，激起了魯迅的萬分的悲痛，他們都是革命分子啊！

　　當徐錫麟的案子波及秋瑾時，大家都勸她去避難，但是她不願丟下自己的學生們一走了之，終於血灑紹興軒亭口。

　　但是聽說徐錫麟死的時候，心被挖出來，給恩銘的親兵炒著吃掉了，大家都非常憤怒。在日的紹興籍留學生就開會，討論對徐、秋兩案的處理方式。

　　蔣智由主張發電報給清政府，要求不再濫殺黨人。革命派大力反對，認為說話別無用處，頂多是痛斥清政府慘無人道而已。

　　在會上，雙方辯論得很激烈，蔣智由說：“就算是豬被殺的時候，還要努力叫幾聲呢！”

　　魯迅反駁說：“豬才隻能叫一叫，沒別的本事。人可不能就這樣罷休了！”

　　會後，魯迅就仿造蔣智由寫給陶成章的詩，寫一首打油詩，以表示憤怒和嘲諷。蔣智由的原詩是：“敢雲吾發短，要使此心存。”大有以“此心”酬革命的樣子。

　　魯迅隻改動幾個字：“敢雲豬叫響，要使狗心存。”

　　於是活生生地描繪出了蔣智由的原型。這類保皇派，在魯迅的心目中，就是一群豬狗。但是魯迅與那時的革命黨人也有分歧，他並不同意他們一時意氣用事，進行暗殺、冒險活動，他認為這些衝動的行為，是不會帶來真正的勝利的。

　　有一次，革命黨人命令他去暗殺，他就說：“我可以去，也可能會死，死後丟下母親，怎麽辦？”

　　他們說：“你總擔心死後的事情可不行，如果是這樣，你就不用去了。”

　　其實，魯迅也有強烈的愛國心，但是他主張腳踏實地的持久戰，不太讚成逞一時之勇。他自謙地說：“革命者叫你去做，你隻得遵命，不許問的。我卻要問，要估量這事的價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魯迅還認為光複會連能稱得上的政綱都沒有，所以它注定了要失敗的。他同時自嘲地說：“我就是屬於光複會的……我們那時候，實在簡單得很。”“那時的講革命，就像兒戲一樣。”

　　魯迅經常在思考中國革命的曆史教訓，啟示人們去觀察中國的民主革命，是怎樣經曆幼稚而曲折的道路，最後逐漸走上勝利的坦蕩大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