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魯迅在江南礦路學堂畢業了,根據個人申請,學校決定把5名成績優異的同學派到日本留學,但是有一名學生因家裏反對而放棄了這個機會。於是魯迅匆匆回紹興,告別了母親和弟弟,由上海乘船,東渡日本。
當時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國留學生之鄉。1894年,這個大清皇室的眼裏小小的“彈丸之國”,竟打敗了他們經營多年的北洋艦隊。於是清政府便派遣大批的青年和官僚來到這個用軍艦證明了自己是先進之邦的國家。
魯迅先到達了日本的橫濱,不久又轉到了東京。4月,魯迅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普通科江南班學習。這時的魯迅是興奮的,也滿懷著希望。
弘文學院是為中國學生辦的一所留日預備學校,來這裏的中國學生多數是中國舊式文人,有的拖著長辮子來到這裏,懷抱各種各樣的誌願。有的是為了在改革的風潮中趕時髦,說不上什麽抱負;有的確是想學點新的本領,好回去挽救垂危的王朝;也有的是借此來玩一玩,看看島嶼國家的風光。
這些留學生們生活得很舒適,在上野櫻花開得爛漫的時候,他們時常成群結隊在那裏悠閑地賞玩。他們本來拖著長辮子,現在因為留學生必須戴製帽,便把大辮子盤在頭上,直頂得帽子高高聳起。也有散開辮子,盤得平平的,摘下帽子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發髻一樣。魯迅看到這種模樣,從心裏感到一種莫名的反感。
但並不都是這樣,也有一些留學生和非留學中國人胸懷大誌。有從事反清運動的革命者,如孫中山、章太炎、鄒容、梁啟超等,他們的文字和宣傳感染著魯迅。
魯迅用功地學習著日語,經常要學習到深夜才睡覺。由於勤奮學習和資質過人,他的日語學得十分紮實,成績優異。這為他汲取外國文化的有益營養,創造了有利條件。魯迅的日語水平,曾贏得日本友人的普遍好評,稱讚他是“能講一口漂亮日本話”、“精通日語”的中國人。
當時,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正在東京進行反清活動,留學生中分為反清與保皇兩派。魯迅經常參加反清的集會。
魯迅還毅然剪掉了象征清朝統治的辮子,並在斷發照片上寫詩明誌:“我以我血薦軒轅”,表示了他誓為祖國人民解放而獻身的決心。
魯迅作為第一個剪掉辮子的人,他在留學生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位清政府學監,揚言要停魯迅的官費,送魯迅回國,後來因為學監自己的辮子也被革命黨人強行剪掉,這事才不了了之。
在課餘時間,魯迅還大量閱讀近代科學、哲學和文學的書籍,尤其喜歡拜倫、尼采、希臘以及《離騷》,同時開始考慮改造國民性問題。
有一天,一家日本報紙上登載著這樣一條消息:
一位名叫本多的日本博士到中國旅遊。別人問他:“你會說中國話嗎?”
他回答:“不會。”
“你不懂中國話,到中國旅遊能行嗎?”
“能行!”
“是否需要翻譯給你帶路?”
“不需要!”本多說著,把手杖舉起來,用力一揮,接著說:“這手杖便是他們的話,他們都懂!”
這則消息分明就是在說日本人用武力就可以征服中國人,也是對中國人的極大侮辱。魯迅讀到這個消息時氣憤不已,好幾天都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有一次,魯迅的名字“樹人”被人寫成“孺人”。魯迅看後笑著說:“孺人,我變成官太太了。可是即使我成了女子,也不願做官太太,還不如叫我孺子,雖然是乳臭兒,也比官太太強。”
同學聽了,開玩笑地說:“孺子可教也。”
魯迅說:“這個‘可’字,不如改為‘請’字好。唐朝時,日本曾向我國請教,今天我們在此留學,是向日本請教,也許過不久,日本又得向我們請教。”
這些生活中的小細節都顯露了魯迅心中強烈的愛國之情。
當時,章太炎、鄒容、秋瑾等革命家,也已先後到達日本,革命的聲勢很大,革命活動相當頻繁。各省留學生為宣傳反清的革命思想,主辦的書刊也像雨後春筍般在東京出版了,如《浙江湖》、《江蘇》、《湖北學生界》……
在弘文學院,魯迅結識了浙江班的許壽裳。魯迅比許壽裳早半年來到日本。從此,許壽裳成為魯迅終生的摯友。有一次,兩人聊起中國人的命不值錢,竟都潸然淚下。
或許是因為欣賞西方文學家、科學家的思想與精神,魯迅常和許壽裳討論什麽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是什麽,病因何在之類的問題。
魯迅除了看書、跑書店,與許壽裳進行思想交流,給《浙江潮》寫稿之外,還與革命救國熱情高昂的留學生群體一起活動,這曾給魯迅帶來了不少的快樂。
魯迅這時已經對變成保皇派的改良派人物徹底失望了,而對新興的革命黨深為敬佩。他開始深思如何通過革命來喚醒民眾。
有一次,魯迅淒然地對許壽裳說:“中國人的生命在曆史上一直是不值錢的,特別是當了異族的奴隸之後。”
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與好友探討起中國的國民性有哪些弱點,提出了三點疑問:
1.怎樣才是最理想人性?
2.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麽?
3.他的病根何在?
這三個問題幾乎成了魯迅一生苦苦探索的課題。
1903年,也就是魯迅到日本後的第二年,他不僅在翻譯和創作方麵做了不懈的努力,在科學翻譯和科學介紹方麵,更是做了不少工作。
魯迅最初的關於文學和科學的譯著,就在《浙江潮》上發表。1903年6月出版的第五期上,登了魯迅翻譯法國作家雨果《隨感錄》中的一篇故事,題名為《哀塵》,連同一篇兼有翻譯和創作成分的《斯巴達之魂》,一並登載在“小說”欄裏。
《哀塵》原名《芳梯的來曆》,所譯的這個片段是雨果自己敘述的在1841年目睹的一個下層婦女被侮辱、被損害的事實:在一個冰天雪地的臘月裏,一個無賴少年,無端用雪球戲弄一個貧苦的婦女。這個婦女自衛時卻被巡警看到,他顛倒是非,將這個婦女無辜監禁6個月。
魯迅在這篇短短的譯文中,融進了鮮明的愛憎。他憎惡那個無端淩辱婦女的無賴少年,把他的名字譯成“頻那夜迦”。這名字是印度神話中的一個惡神。
魯迅用他的第一個譯品表明:
他的心,是屬於被損害的、苦難的兄弟姐妹。
而《斯巴達之魂》是魯迅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學作品,充滿了青年血氣的慷慨悲歌。寫這篇文章,正是俄國向清政府提出不平等條約,日本的留學生拒俄運動高漲之時。
在這期間,魯迅發表了根據外國作品改寫的小說《斯巴達之魂》,論文《中國地質略論》,與友人合編關於中國地質和礦產分布狀況的專著《中國礦產誌》,還翻譯科學幻想小說《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進一步表現了青年魯迅愛科學的熱情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魯迅希望通過自己傳播自然科學知識的努力,促使祖國人民從蒙昧中解脫出來。另一方麵,這些自然科學知識,也為日後他成為偉大的思想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少年時代的魯迅,曾親身體驗過祖國醫學落後給他帶來的痛苦,他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有真才實學的醫生,好去救治那些和父親一樣求助無門的病人。
後來,魯迅在求學期間知道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發端於醫學的進步,盡管這種記載可能有誇大失實之處。但這對於尋求救國之路的青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04年4月,魯迅完成了在弘文學院的學業,他沒有虛度年華,在這個學院裏,他不僅為考入專門學校作了學業上的準備,也為他一生創造的輝煌業績作了重要的知識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