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帝王

哪位皇帝的反腐詔令最具影響力？

　　從北宋初年到清朝中期，在長達七百餘年時間裏，中國各地大小衙門正廳前的甬道上，都立有一塊石碑，上麵刻有《戒石銘》：“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以此來告誡各級地方官員要克己奉公，廉潔自律，不擾民，不虐民，做一名對得起天地良心的公正父母官。《戒石銘》的十六字為宋太宗趙光義所定，但論及它的出處，不能不提到另一個人--五代十國時期的後蜀皇帝孟昶。

　　孟昶（919-965），字保元，邢州龍崗（今河北邢台）人，孟知祥第三子。明德元年（934），孟昶即位，成為後蜀第二代皇帝。孟知祥在位時，對大臣寬厚優縱，大臣們也大都驕縱橫蠻，廣收賄賂，厚斂不止，魚肉百姓。孟昶執政後，嚴肅法紀，處死了幾個民怨頗大的舊臣，才使得朝廷內外的貪斂之風有所收斂。為了治理好國家，廣政四年（941）五月，孟昶正告官員嚴謹理政，並親筆書寫了一份《令箴》，頒布國內，全文如下：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逾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為爾戒，體朕深思。”

　　《令箴》共二十四句，九十六字，字字珠璣，句句泣血，裏麵提到了四個典故，即三異、七絲、驅雞、留犢，筆者稍加解釋。三異，是指因行德政而出現的三種奇跡，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後漢書》）。七絲，是指古琴的七根弦，借喻“考治亂於律均兮”（《文選》）。驅雞，即趕雞，“急則驚，緩則滯，……迫則飛，疎則放”（《申鑒》），借喻作官禦民寬嚴得當。留犢，出自“（羊篇）曆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晉書》），借喻居官清廉，纖介不取。

　　一紙言辭華美、情意深長的《令箴》，既反映了孟昶才華橫溢的博學功底，也表現了他孜孜求治的強烈願望。時至今日，我們從中仍可以看到孟昶當年洞悉民意，體恤民情，情係民心，關愛民生的和善麵孔，和告誡公卿百官要清正廉潔，克己奉公，以仁慈之心來對待百姓的懇切心情。可以說，孟昶的這份《令箴》，不僅是傳統文化中的一則精華，也是古代吏治史上的一例典範。作為一個封建皇帝，孟昶能夠如此明了官員和百姓之間的利害關係，這在曆史上是很難得的。在昏君暴主層出不窮的五代十國時期，孟昶此舉更是難能可貴。

　　《令箴》既是孟昶規戒臣下的詔令，也是孟昶親民愛民的宣言。為了了解真相，孟昶設置舉報箱，“於朝堂置匭，以通下情”（《新五代史》），在君民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凡百姓有冤情苦楚的，均可直接向孟昶投狀訴告，孟昶根據舉報，查實處理。孟昶執政期間，勵精圖治，勤政愛民，官場廉潔清明，百姓富庶安居，“昶……自襲位，頗勤於政，邊境不聳，國內阜安”（《蜀檮杌》），境內一派繁榮景象。官清民附，民富國強，在後晉、南漢、南唐、契丹、後周及北宋等強敵的覬覦和進犯下，後蜀能夠獨守一方，能夠偏霸川蜀，能夠頑強地存活三十餘年，這絕非偶然。孟昶是五代十國中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孟昶也曾想染指中原，“誌欲窺關中甚銳”（《新五代史》），但由於種種原因壯誌難酬。同北宋相比，後蜀永遠是弱國，是小國，必然要順應潮流，順從華夏一統的曆史發展趨勢。北宋乾德三年（965），宋軍在劍門關一帶大敗蜀軍主力，趁勢挺進成都，孟昶為了保全百姓，不得不選擇出降，後蜀滅亡。曆史，往往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作為亡國之君，孟昶在宋元時期的官方文獻中被醜化成一個沉湎酒色、不思國政，“務為奢侈以自娛”（《新五代史》），“專務奢靡，為七寶溺器”（《宋史》）的驕奢之君，荒淫之君，在所難免。然而，在北宋時期的民間記述中，孟昶卻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賢君明主形象。

　　據《五國故事》記載，孟昶“寢處惟紫羅帳、紫碧綾帷褥而已，無加錦繡之飾。至於盥漱之具，亦但用銀，兼以黑漆木器耳。每決死刑，多所矜減”，是一個節儉仁慈之主。孟昶離開成都赴開封時，“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麵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蜀檮杌後蜀後主》）；“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邵氏聞見錄》）；“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至此，因名”（《明一統誌眉州山川哭王灘》）。如果孟昶果真是個無道昏君，那些送行的百姓又豈會悲痛欲絕？再者，其他投降北宋的昏君暴君皆能壽終正寢，唯獨深得人心的孟昶竟“七日而卒”（《新五代史》），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是趙匡胤下的毒手。

　　趙匡胤死後，趙光義即位，是為宋太宗。趙光義是五代以來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自幼“工文業，多藝能”（《宋史》），所以對孟昶的《令箴》非常感興趣。細細研讀後，趙光義刪繁就簡，摘取《令箴》中“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句十六字，禦筆親書，頒示天下官吏，並“令天下郡縣皆刻石，置公署之前，覆以小亭，眾吏望則正對之”（《戒石銘》題識）。《蜀檮杌》也稱“昶著《令箴》頒於郡國……宋太宗節其中‘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句書賜官吏，名之曰《戒石銘》。”宋太宗此舉，可謂聖意深遠，旨在告誡各級官員要講良心，要善待百姓，善待自己的衣食父母，否則必遭天譴。

　　南宋建立後，宋高宗飽嚐流離，痛定思痛，於紹興二年（1132）六月“癸巳，頒黃庭堅所書太宗禦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為晨夕之戒”（《建炎以來係年要錄》），並在諭文中強調：宋太宗禦製《戒石碑》順民意，得民心，是“民於今不厭宋德”的重要因素，也是宋朝國祚得以延續的根本原因，時下，有不少郡縣“其戒石多置於欄檻，植以草花，為令者鮮有知戒石之所謂也”，如此下去，民心離散，國將傾危，各級官員要認清形勢，不能把《戒石碑》“置之座右，為晨夕念”當作“小補”，而是要牢記於心，更要紮紮實實地踐行。從此以後，黃庭堅字樣的《戒石銘》遍布全國各州縣大衙，流傳日廣，成為官場上的警句名言。可以說，趙匡胤雖然害死了孟昶，但孟昶《令箴》的精髓卻深深地影響了宋朝皇帝。

　　宋朝之後，《戒石銘》為曆朝曆代所相繼沿襲，隻是在形式上有所變化。宋人將《戒石銘》置於“公署之前”，置於“座右”，而明朝朱元璋下令把這個戒石銘立於甬道，陽麵加刻“公生明”（《荀子》）三個字，並建亭保護，故有“戒石亭”之稱。一直到清朝中期，這種陳列規格不變。官員每當升堂入座，正前方不遠處石碑上“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赫然入目，這種時時自我反省、自我檢討的作用不能小覷。此外，堂前甬道是往來訴訟的百姓的必經之地，將石碑立於此，可以起到一定的外界監督作用。清朝中期，清人因出入不便，便將石碑移刻於衙門外的坊額上，稱為“戒石坊”，以進出熟規，銘記不忘。

　　《戒石銘》雖然位置顯眼，舉目而望，但它畢竟隻是一種提醒，一份警示，一則聖訓，自身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統治者帶頭欺虐、荒淫起來，下麵的官員誰還會把聖訓當回事，誰還會把《戒石銘》放在眼裏？《甕牖閑評》記有北宋末年的一則黑色幽默，有人將《戒石銘》四句話後麵各加上一句，湊成八句，用來形容那一幹為非作歹、營私舞弊的鳥官。“爾俸爾祿，隻是不足。民膏民脂，轉吃轉肥。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戒石銘》一旦形同虛設，官民關係一旦水火不容，這個政權也就快完蛋了。北宋靖康之恥，南宋亡國之恨，元朝順帝北遁，明朝崇禎自殺，清朝溥儀退位，民國蔣公撤退，就與官場腐敗關聯甚大。

　　“你們所領的俸祿，都是百姓的血汗。底層百姓好欺負，但你們逃不過老天爺的製裁”。正所謂，上天難欺，蒼天有眼！《戒石銘》出自《令箴》，是《令箴》的核心內容，文字雖少，但寓意深刻，影響深遠。這段中國曆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反腐箴言，不僅受到過朱鎔基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極力推介，還被成功地運用於當代檢察工作。2009年7月28日，台灣女檢察官林怡君在為陳水扁、吳淑珍“貪瀆案”作結案陳詞時，用語辛辣，引經據典，一句流傳千年的“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字字有千鈞之力，落地有金石之聲，讓徇私枉法卻一直狡辯的陳水扁，當場變得啞口無言。有道是，克己奉公，民心所向；徇私枉法，天理不容。

　　《令箴》不僅影響了宋太宗，影響了中國，也影響了周邊國家。乾隆年間，《戒石銘》漂洋過海，傳入日本。桃園天皇寬延二年（1749），日本國福島縣二本鬆藩王丹羽高寬，將十六字碑文刻於該市霞城公園內一塊巨石上，將其作為藩政官員的行政準則，後又譜成歌曲，命政府公務人員每日上班前吟唱，延續至今不輟。孟昶的《官箴》，是古代戒飭官吏的令箴，是中國廉政文化的重要內容，其穿越時空，播揚中外，綿延古今，在大力反腐倡廉的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教育意義。孟昶活了四十七歲，雖然英年早逝，但他的廉政主張和反腐箴言，卻得到了不朽。“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中國官員須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