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帝王

貽笑千古的“蠢豬”式君主

　　毛澤東博覽群書，喜歡在讀書時眉批或橫批，在點評中尤喜臧否曆史人物。盡管他說自己“論人喜苛評”，但實事求是地講，他對古人的評語用狠詞的並不多。比較狠的評語有：劉表“虛有其表”；郭象無行；王建庸人，不懂政治；笑裏藏刀李義府；李治朽物；等等。其筆下對古人最狠的評語是“蠢豬”，他把這個狠勁十足的詞送給了2500多年前的那位愚不可及的宋襄公。

　　在其煌煌名著《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探討戰爭中的主觀指導與主動或者被動的關係時指出：“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毛澤東認為，戰爭中的主動與被動是相互轉換的，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地因自身主觀、客觀因素的局限而產生薄弱環節，予敵以可乘之隙，導致失敗。高明的戰爭指導者，不應恪守本本，從而使自己陷於被動局麵。宋襄公就是一個懷抱本本主義、死搬教條、一戰而為天下笑的蠢豬式人物。

　　曆史上把宋襄公和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並稱為“春秋五霸”。後四位各有豐功偉績，均稱霸一時，而宋襄公不僅未曾稱霸中原，並且還在“泓水之戰”中被楚國殺得大敗，且在此戰中迂腐地實施所謂的“仁義”行為，徒留千古笑柄。審視曆史，宋襄公實在不配位列“春秋五霸”。

　　宋襄公是個資質平平的人，宋國的實力也很弱小。宋襄公曾僥幸地為齊孝公複位起過大作用，異常順利地幫助超級大國齊國安定了局勢。之後，他竟然異想天開地想仿效齊桓公會盟諸侯做各國的霸主。

　　於是，他派使者去楚國和齊國，想把會盟諸侯的事先和他們商量一下，取得楚國、齊國的支持。開始時，楚成王接信後輕蔑地直想笑，譏笑世上竟有宋襄公這等不自量力的人。大夫成得臣說：“宋君好名無實，我們正可利用這一時機進軍中原，一爭盟主之位。”楚成王覺得甚是，便將計就計，答應與會。

　　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六三九年）春，宋、齊、楚三國國君相聚在齊國的鹿地。宋襄公一開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認為自己是這次會議的發起人，盟主非己莫屬。他事先末征求齊國、楚國的意見，自作主張擬了一份秋季在宋國會合諸侯，共扶周天子王室的通告，並把時間定在當年秋季。

　　雖然楚成王和齊孝公對宋襄公的這種做法很不痛快，但礙於情麵，還是簽了字。到了秋天約定開會的日子，楚、陳、蔡、許、曹、鄭等六國之君都來了，隻有齊孝公和魯國國君沒到。宋襄公首先說：“諸侯都來了，我們會合於此，是仿效齊桓公的做法，訂立盟約，共同協助王室，停止相互間的戰爭，以定天下太平，各位認為如何？”

　　楚成王說：“您說得很好，但不知這盟主是誰來擔任？”宋襄公說：“這事好辦，有功的論功，無功的論爵，這裏誰爵位高就讓誰當盟主吧。”話音剛落，楚成王便說：“楚國早就稱王，宋國雖說是公爵，但比王還低一等，所以盟主的這把交椅自然該我來坐。”說罷並不謙讓，一下子就坐在盟主的位置上。

　　宋襄公一看如意算盤落空，不禁大怒，指著楚成王的鼻子罵：“我的公爵是天子封的，普天之下誰不承認？可你那個王是自封的。有什麽資格做盟主？”楚成王說：“你說我這個正是假的，你把我請來幹什麽？”宋襄公氣急敗壞地大喊：“楚國本是子爵，假王壓真公。”

　　批判的武器顯然不如武器的批判來得更簡單。這時，隻見楚國大臣成得臣脫去長袍，露出裏麵穿的全身鎧甲，手舉一麵小紅旗，隻一揮動，那些隨楚成王而來、打扮成家仆和侍者的人紛紛脫去外衣，原來個個都是內穿鎧甲、手持刺刃胸兵士。他們往台上衝來，嚇得諸侯四散而逃，楚成王令楚兵把宋襄王拘押起來，然後指揮五百乘大軍浩浩蕩蕩殺奔宋國。幸虧宋國大臣早有防備，團結民眾，堅守城池，使楚莊王滅宋地陰謀未能得逞。楚成王把宋襄公拖到楚國的車上，帶他回楚國去了。後來，直到過了幾個月，在齊國和魯國的求情調解下，楚成王覺得抓了宋襄公也沒什麽用，楚成王才把宋襄公放歸回國。

　　霸主未當成，反做了一段別人的階下囚。從那時起，宋襄公對楚國懷恨在心，但是由於楚國兵強馬壯，也沒什麽辦法出氣。宋襄公聽說鄭國最積極支持楚國為盟主，就想討伐力薄國小的鄭國，出出胸中惡氣。過了不久。鄭文公去楚國拜會楚成王。宋襄公認為是個機會，公元前638年夏，怒氣未消的宋襄公不顧公子目夷與大司馬公孫固的反對，出兵伐鄭，鄭文公向楚國求救，楚成王接報後，沒直接去救鄭國，卻統領大隊人馬直接殺向宋國。

　　大敵當前，宋襄公這下慌了手腳，顧不上攻打鄭國，帶領宋軍星夜往國內趕。待宋軍在漲水邊紮好營盤，楚國的兵馬也來到了對岸。公孫固對宋襄公說：“楚軍到此隻是為救鄭國。咱們已經從鄭國撤軍。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咱們兵力小，不能硬拚，不如與楚國講和算了”。

　　宋襄公卻說：“楚國雖然人強馬壯。可缺乏仁義。我們雖然兵力單薄。卻是仁義之師。不義之兵怎能勝過仁義之師呢？”宋襄公又特意做了一麵大旗，並繡有“仁義”二字，以“仁義”來戰勝楚國的刀槍。

　　到了第二天天亮，楚軍開始過河。公孫固向宋襄公說：“楚軍白日渡河。等他們過到一半，我們殺過去，定能取勝。”宋襄公卻指著戰車上的“仁義”之旗說：“人家連河都沒渡完就打人家，那算什麽仁義之師？”

　　等到楚軍全部渡完河，在河岸上布陣時。公孫固又勸宋襄公說：“趁楚軍還亂哄哄地布陣，我們發動衝鋒，尚可取勝。”宋襄公聽到此話不由罵道：“你怎麽淨出歪主意！人家還沒布好陣，你便去打他，那還稱得上是仁義之師嗎？”

　　宋襄公的話才說完，楚軍已經布好陣，列隊衝了過來。宋襄公衝在最前麵，卻衝進了敵陣，由於宋襄公是個講仁義的人，對待下屬十分好，所以他的屬下都拚死保護他。那杆“仁義”大旗，早已不知丟在何處去了。

　　宋襄公逃回商丘後，首都群眾情緒高漲，舉行示威、靜坐等非暴力活動，以指責他不會打仗，喪師辱國。公子目夷進宮視疾，把幹部群眾的意思委婉的告訴了襄公。襄公不以為然地說：“我這個君子在戰場上，不傷害已經受傷的敵人，不俘虜頭發花白的老人，不把敵人逼進絕境。如今雖然慘敗，但我們沒有攻擊過沒做好戰鬥準備的敵軍，這不正說明了我仁義的君子風度嘛。”公元前637年，受傷大半年的宋襄公死於傷口並發感染，結束了他可憐可笑的一生。

　　宋襄公所恪守的是當時盛行的兵法--《司馬法》。這部中國兵法的經典著作在當時影響很大。其上說：“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這裏《司馬法》強調，追擊逃散的敵人不能超過一百步，追尋主動退卻的敵人不能超過45公裏，這是禮；不逼迫喪失作戰能力的敵人並哀憐傷病人員，這是仁；等待敵人擺好作戰陣勢再發起進攻，這是信；爭天下大義而不爭一己小利，這是義；能夠赦免降服的敵人，這是勇；能夠預見戰爭勝負，這是智。宋襄公所說的“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正是《司馬法》中“仁”、“信”的內容。仁義道德是中國兵法的思想境界，曆來為兵法家重視，但實施這一思想境界必須以雄厚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為基礎，弱小者在強敵麵前空談仁義道德隻會落得失敗下場。

　　宋襄公嚴守商周以來形成的“治兵以禮”的軍事思想，沿襲了“君子不重傷”“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重偏戰而賤詐戰”的作戰方式，他努力保持了君子的風範，墨守於既定的戰爭中的道德法則。因為在那個時候，軍事並不強調“詐”而講求“禮”。

　　以宋襄公“仁義論”慘敗收場的泓水之戰標誌著商周以來“禮義之兵”的壽終正寢。

　　在泓水之戰後不久，《孫子兵法》問世，孫子13篇雄視軍事幾千年，成為古今中外軍事將領乃至商賈們的必讀之書。從此，戰爭已經不允許有任何溫情，隻要能消滅敵人、保存自己，戰爭的手段可以無所不用，兵不厭詐已經成為兵家奉行的原則，戰爭披上了隻求目的不講手段的殷紅慘烈的外衣。

　　群雄逐鹿的東漢末年，大軍事家曹操進一步否定了儒家以禮治軍的原則，在其《孫子注》中旗幟鮮明地提出“禮不可治兵”。通觀《三國演義》，全書精彩之處在於各為其主的政治鬥爭和軍事謀略，從頭到尾都的爭鬥掩蓋不住一個“詐”字！

　　毛澤東學生時代就開始關注宋襄公，他最有名的兩篇作文中就有《宋襄公論》（經另一篇是《救國圖存論》），老師批閱後寫道：“視似君身有仙骨，寰觀氣宇，似黃河之水，一瀉千裏。”他後來在《論持久戰》中對宋襄公極其尖銳的批評，揭示了戰爭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