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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用什麽手段懲治貪官？
著名史學家孟森先生曾對《明史》中的循吏做過專門的數據統計，他說：“全傳百二十人，宣德以前六十餘年時得百人以上，正統至嘉靖百三十餘年間十餘人，隆慶、萬曆五十餘年間僅兩人，天啟、崇禎兩朝無一人。……宣德以前，尚多不入循吏傳之循吏。”
何為循吏？司馬遷將循吏定義為“奉職循理”，也就是那些照章辦事、重農宣教、清正廉潔、所居民富、所去見思、不貪利、不肥己、不擾民、不犯民的好官。數字是個硬道理。宣德以前，也就是明朝前期，各級循吏如雨後春筍，前仆後繼，層出不窮，其數量竟占了明代所有循吏的八成以上。這一曆史現象，不能不歸功於朱元璋當年的鐵腕治貪。
元朝末年，官貪吏汙，社會腐敗，百姓痛苦。朱元璋出身布衣，祖祖輩輩都是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貧苦農民，遭受過殘酷的壓迫和剝削，與那些徇私枉法、橫征暴斂、作威作福的貪官汙吏勢同水火，苦大仇深。再者，朱元璋早年迫於生計，曾扛過工、放過牛，後來又化過緣、討過飯，飽嚐了人間風霜冷暖，耳聞了朝廷黑暗腐敗，目睹了農民水深火熱，因此對貧苦百姓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憐憫，對貪官汙吏懷有一種異常強烈的仇恨。
一場燎原大火，將龐大的蒙古帝國化作飛灰瓦礫。出於對元朝滅亡的深切體會，朱元璋稱帝後決心打造一個廉潔政府。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召見天下來京朝覲的府州縣官時，諄諄教導他們：“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新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樹，不可搖其根，要使他們安養生息。要約己愛人，而不要朘人肥己。爾等當深戒之”（《明通鑒》），以此來啟發臣屬的良知和惻隱之心，告誡官吏要體恤百姓，要為政清廉。
為了讓官吏們了解百姓疾苦，朱元璋命人編著《醒貪簡要錄》，頒發所有官吏，命其熟讀。朱元璋親自為該書寫序：“四民之中土最貴，農最苦，最苦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要耕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甚矣而無心肝。今頒此書於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體恤吾民！”（《明太祖實錄》）
除了苦口婆心、語重心長地教導臣屬，朱元璋還采取了一係列手段，狠刹貪贓枉法之歪風。可以說，朱元璋打擊貪官汙吏態度之堅決、手段之嚴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其一，讓貪官汙吏丟人現眼。明代地方官員每三年一次進京朝覲，也就是述職，皇帝照例要賜宴。朱元璋規定：凡政績突出、為官清廉者，賜座，坐著吃；平常官員，有宴無座，站著吃；劣官庸官，無宴無座，排好隊在門口守候，看著別人吃，等裏麵酒足飯飽退席後，方許離去。除此之外，朱元璋還要求，凡為民造福的好官，將其事跡書寫在家鄉的旌善亭，供人傳美；做了壞事的，則將其劣跡書寫於家鄉的申明亭，引人唾罵；對於那些犯罪留職、免罪複職的官吏，則將其所犯過失張貼在自家大門上，以示警戒，使之自行反省，如果沒有做到反省改過的，就依法論處。這種讓貪官丟人現眼的辦法，不失為朱元璋的一手治貪妙招。
其二，準許老百姓控告捉拿官吏。朱元璋在具有法律效力的禦製《大誥》中鄭重申明：凡守令貪汙者，允許百姓赴京控告；百姓們監視、控告、捉拿貪官汙吏，是“助我為此也”（《大誥》），算是幫我朱元璋一個忙，言辭相當誠懇。朱元璋還特別指出“有能為民除害者，會議城市鄉村，將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閑之吏綁縛赴京，……敢有邀截阻攔者，梟令”（《大誥》），“其正官、首領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攔者，其家族誅”（《大誥三編》）。據記載，嘉定縣民郭玄二等人，手持《大誥》赴京狀告本縣首領弓兵楊鳳春等害民，被巡檢何添觀留難，弓兵馬德旺索要錢財。事發後，馬德旺被砍頭示眾，何添觀被砍掉雙腳帶枷示眾。
其三，嚴刑峻法懲治貪官汙吏。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詔令：“自今犯贓者無怠”。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又下令，犯贓罪的官吏一律貶謫到鳳陽屯種，也就是罰去幹農活。僅洪武九年（1376）一年，在鳳陽屯種的官吏就接近一萬人，其中大部分為貪官。在《大明律》中，朱元璋對貪官汙吏處罪特別重。其中，犯有貪贓罪的官吏，一經查實，一律發配到北方荒漠之地充軍；官吏貪汙獲贓六十兩以上的，處以梟首示眾之刑。對付貪官汙吏，除去用刑法規定的“五刑”，朱元璋還常常法外用刑，包括抽筋、挑膝蓋、剁指、剁腳、剝皮等酷刑。在官衙前，往往有一個剝皮場，和一個專挑貪官人頭的長杆；在官衙辦公書案旁，則有一個塞滿稻草的人皮，用以震懾和恐嚇那些心存貪瀆之念的官吏，使之觸目驚心。
如此懲治貪官汙吏，亙古未聞於史。朱元璋這三種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使一些企圖作案的官員有所恐懼，有所收斂，而且也使貪贓枉法者能及時受到揭發、彈劾，對官員起到了一定震懾作用。盡管這樣，仍有不少貪官汙吏仍存有僥幸心理，不把法律放在眼裏，有錢就抓，有好處就撈。對此，朱元璋不管對方是京城高官，還是皇親國戚，一概格殺勿論。郭桓和歐陽倫就因為貪贓枉法，死在了朱元璋的嚴令之下。
戶部侍郎郭桓夥同他人貪贓舞弊，盜賣官糧，甚至牽連到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傑、工部侍郎麥誌德等高級官員，其貪汙盜賣獲得的金銀折合成糧食達2400多萬石。案件查清後，朱元璋下令將趙瑁、王惠迪等人棄市，在鬧市處死，屍體暴露街頭；郭桓等六部侍郎以下官員也統統處死；各布政使司有牽連的官吏幾萬人也都逮捕入獄，嚴加治罪；全國各地卷入這一特大貪汙案件的官吏、富豪，被抄家處死的不計其數。
對京師高官如此，對皇親國戚也不手軟。朱元璋的女婿、附馬都尉歐陽倫，憑著自己是馬皇後親生女兒安慶公主的丈夫，不顧朝廷的禁令，一向為非作歹。對此，朝廷多次申戒，但歐陽倫卻置若罔聞。除了強占土地、隱匿稅賦，歐陽倫還插足商業，走私販私，向陝西販運私茶，從中獲取暴利。家奴周保還強迫當地官吏，抽調幾十輛車為歐陽倫運輸私茶，稍不如意，就任意打罵這些地方官。朱元璋知道後，立即下令賜死歐陽倫，誅殺周保。
由於鐵腕肅貪，雷厲風行，朱元璋在位期間，明朝河清海晏，百姓樂業。《明史》纂修者十分推崇明初的官清吏廉，讚曰：“明太祖懲元季吏治縱弛，民生凋敝，重繩貪吏，置之嚴典。……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煥然丕變矣”（《明史循吏傳》）。清人朱彝尊《明詩綜》中收錄了反映了朱元璋時社會民生的一首詩，“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囂隳突不聞聲”，與柳宗元《捕蛇者說》中“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形成了鮮明對比。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官擾民事件十分罕見，廉吏清官隨處可見，堪稱風正氣順；特別是在地方吏治方麵，成效尤為突出。據嘉靖年間戴璟《廣東通誌》卷十一《循吏傳》統計，洪武年間，廣東的循吏有五十二人，其中許多人以廉吏著稱。如，海豐縣丞召翊“開創縣，勤勞為最，且廉。”東莞縣令盧秉安在任十九年，“清操不易”。離任時，他不接受百姓贈送的財務，隻接受贈詩。他自己寫詩抒誌說：“不貪自古為人寶，今日官貧詩滿囊。十有九年居縣邑，幸無一失掛心腸。”這真實反映了朱元璋整飭吏治後的官場氣象。
朱元璋打擊貪官汙吏的做法，為後來的明成祖、仁宗、宣宗所借鑒和沿襲，他們或嚴刑峻法，或剛柔並濟，不僅使明朝前期的官場風氣持續淨化，也成就了“永樂之治”和“仁宣之治”的美名。應該說，由朱元璋打造的官場清廉之風，一直延續到明朝宣德年間，吏治清朗達六十餘年，這在中國曆史上是極其罕見的。從明朝中葉開始，皇帝昏庸，政治黑暗，官場腐敗，貪贓枉法的土壤滋生，沉寂多年的貪官汙吏東山再起。嘉靖時期，清官海瑞就向往朱元璋時的酷刑駕吏，主張恢複剝皮治貪的辦法，可惜未被采納。這是後話。
何為循吏？司馬遷將循吏定義為“奉職循理”，也就是那些照章辦事、重農宣教、清正廉潔、所居民富、所去見思、不貪利、不肥己、不擾民、不犯民的好官。數字是個硬道理。宣德以前，也就是明朝前期，各級循吏如雨後春筍，前仆後繼，層出不窮，其數量竟占了明代所有循吏的八成以上。這一曆史現象，不能不歸功於朱元璋當年的鐵腕治貪。
元朝末年，官貪吏汙，社會腐敗，百姓痛苦。朱元璋出身布衣，祖祖輩輩都是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貧苦農民，遭受過殘酷的壓迫和剝削，與那些徇私枉法、橫征暴斂、作威作福的貪官汙吏勢同水火，苦大仇深。再者，朱元璋早年迫於生計，曾扛過工、放過牛，後來又化過緣、討過飯，飽嚐了人間風霜冷暖，耳聞了朝廷黑暗腐敗，目睹了農民水深火熱，因此對貧苦百姓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憐憫，對貪官汙吏懷有一種異常強烈的仇恨。
一場燎原大火，將龐大的蒙古帝國化作飛灰瓦礫。出於對元朝滅亡的深切體會，朱元璋稱帝後決心打造一個廉潔政府。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召見天下來京朝覲的府州縣官時，諄諄教導他們：“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新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樹，不可搖其根，要使他們安養生息。要約己愛人，而不要朘人肥己。爾等當深戒之”（《明通鑒》），以此來啟發臣屬的良知和惻隱之心，告誡官吏要體恤百姓，要為政清廉。
為了讓官吏們了解百姓疾苦，朱元璋命人編著《醒貪簡要錄》，頒發所有官吏，命其熟讀。朱元璋親自為該書寫序：“四民之中土最貴，農最苦，最苦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要耕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甚矣而無心肝。今頒此書於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體恤吾民！”（《明太祖實錄》）
除了苦口婆心、語重心長地教導臣屬，朱元璋還采取了一係列手段，狠刹貪贓枉法之歪風。可以說，朱元璋打擊貪官汙吏態度之堅決、手段之嚴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其一，讓貪官汙吏丟人現眼。明代地方官員每三年一次進京朝覲，也就是述職，皇帝照例要賜宴。朱元璋規定：凡政績突出、為官清廉者，賜座，坐著吃；平常官員，有宴無座，站著吃；劣官庸官，無宴無座，排好隊在門口守候，看著別人吃，等裏麵酒足飯飽退席後，方許離去。除此之外，朱元璋還要求，凡為民造福的好官，將其事跡書寫在家鄉的旌善亭，供人傳美；做了壞事的，則將其劣跡書寫於家鄉的申明亭，引人唾罵；對於那些犯罪留職、免罪複職的官吏，則將其所犯過失張貼在自家大門上，以示警戒，使之自行反省，如果沒有做到反省改過的，就依法論處。這種讓貪官丟人現眼的辦法，不失為朱元璋的一手治貪妙招。
其二，準許老百姓控告捉拿官吏。朱元璋在具有法律效力的禦製《大誥》中鄭重申明：凡守令貪汙者，允許百姓赴京控告；百姓們監視、控告、捉拿貪官汙吏，是“助我為此也”（《大誥》），算是幫我朱元璋一個忙，言辭相當誠懇。朱元璋還特別指出“有能為民除害者，會議城市鄉村，將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閑之吏綁縛赴京，……敢有邀截阻攔者，梟令”（《大誥》），“其正官、首領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攔者，其家族誅”（《大誥三編》）。據記載，嘉定縣民郭玄二等人，手持《大誥》赴京狀告本縣首領弓兵楊鳳春等害民，被巡檢何添觀留難，弓兵馬德旺索要錢財。事發後，馬德旺被砍頭示眾，何添觀被砍掉雙腳帶枷示眾。
其三，嚴刑峻法懲治貪官汙吏。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詔令：“自今犯贓者無怠”。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又下令，犯贓罪的官吏一律貶謫到鳳陽屯種，也就是罰去幹農活。僅洪武九年（1376）一年，在鳳陽屯種的官吏就接近一萬人，其中大部分為貪官。在《大明律》中，朱元璋對貪官汙吏處罪特別重。其中，犯有貪贓罪的官吏，一經查實，一律發配到北方荒漠之地充軍；官吏貪汙獲贓六十兩以上的，處以梟首示眾之刑。對付貪官汙吏，除去用刑法規定的“五刑”，朱元璋還常常法外用刑，包括抽筋、挑膝蓋、剁指、剁腳、剝皮等酷刑。在官衙前，往往有一個剝皮場，和一個專挑貪官人頭的長杆；在官衙辦公書案旁，則有一個塞滿稻草的人皮，用以震懾和恐嚇那些心存貪瀆之念的官吏，使之觸目驚心。
如此懲治貪官汙吏，亙古未聞於史。朱元璋這三種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使一些企圖作案的官員有所恐懼，有所收斂，而且也使貪贓枉法者能及時受到揭發、彈劾，對官員起到了一定震懾作用。盡管這樣，仍有不少貪官汙吏仍存有僥幸心理，不把法律放在眼裏，有錢就抓，有好處就撈。對此，朱元璋不管對方是京城高官，還是皇親國戚，一概格殺勿論。郭桓和歐陽倫就因為貪贓枉法，死在了朱元璋的嚴令之下。
戶部侍郎郭桓夥同他人貪贓舞弊，盜賣官糧，甚至牽連到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傑、工部侍郎麥誌德等高級官員，其貪汙盜賣獲得的金銀折合成糧食達2400多萬石。案件查清後，朱元璋下令將趙瑁、王惠迪等人棄市，在鬧市處死，屍體暴露街頭；郭桓等六部侍郎以下官員也統統處死；各布政使司有牽連的官吏幾萬人也都逮捕入獄，嚴加治罪；全國各地卷入這一特大貪汙案件的官吏、富豪，被抄家處死的不計其數。
對京師高官如此，對皇親國戚也不手軟。朱元璋的女婿、附馬都尉歐陽倫，憑著自己是馬皇後親生女兒安慶公主的丈夫，不顧朝廷的禁令，一向為非作歹。對此，朝廷多次申戒，但歐陽倫卻置若罔聞。除了強占土地、隱匿稅賦，歐陽倫還插足商業，走私販私，向陝西販運私茶，從中獲取暴利。家奴周保還強迫當地官吏，抽調幾十輛車為歐陽倫運輸私茶，稍不如意，就任意打罵這些地方官。朱元璋知道後，立即下令賜死歐陽倫，誅殺周保。
由於鐵腕肅貪，雷厲風行，朱元璋在位期間，明朝河清海晏，百姓樂業。《明史》纂修者十分推崇明初的官清吏廉，讚曰：“明太祖懲元季吏治縱弛，民生凋敝，重繩貪吏，置之嚴典。……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煥然丕變矣”（《明史循吏傳》）。清人朱彝尊《明詩綜》中收錄了反映了朱元璋時社會民生的一首詩，“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囂隳突不聞聲”，與柳宗元《捕蛇者說》中“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形成了鮮明對比。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官擾民事件十分罕見，廉吏清官隨處可見，堪稱風正氣順；特別是在地方吏治方麵，成效尤為突出。據嘉靖年間戴璟《廣東通誌》卷十一《循吏傳》統計，洪武年間，廣東的循吏有五十二人，其中許多人以廉吏著稱。如，海豐縣丞召翊“開創縣，勤勞為最，且廉。”東莞縣令盧秉安在任十九年，“清操不易”。離任時，他不接受百姓贈送的財務，隻接受贈詩。他自己寫詩抒誌說：“不貪自古為人寶，今日官貧詩滿囊。十有九年居縣邑，幸無一失掛心腸。”這真實反映了朱元璋整飭吏治後的官場氣象。
朱元璋打擊貪官汙吏的做法，為後來的明成祖、仁宗、宣宗所借鑒和沿襲，他們或嚴刑峻法，或剛柔並濟，不僅使明朝前期的官場風氣持續淨化，也成就了“永樂之治”和“仁宣之治”的美名。應該說，由朱元璋打造的官場清廉之風，一直延續到明朝宣德年間，吏治清朗達六十餘年，這在中國曆史上是極其罕見的。從明朝中葉開始，皇帝昏庸，政治黑暗，官場腐敗，貪贓枉法的土壤滋生，沉寂多年的貪官汙吏東山再起。嘉靖時期，清官海瑞就向往朱元璋時的酷刑駕吏，主張恢複剝皮治貪的辦法，可惜未被采納。這是後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