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節 胡宗南身邊的臥底英雄
在中共隱蔽戰線中，他是一枚能左右戰局的“棋子”，多次送出重要情報，被譽為“隱蔽戰線後三傑”之首，毛澤東曾讚其“一人頂幾個師”。
這位在隱蔽戰線為我黨做出過重大貢獻的“臥底英雄”，就是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等職的熊向暉，曾用名熊匯荃。
1938年春的一天，時任國民黨第17軍團軍團長的胡宗南麵見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團員。戰地服務團由進步青年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選一些有才華的年輕人，加以培養，為自己所用。
那天，佩戴國民黨中將軍銜的“西北王”胡宗南心情很不錯，他親當“麵試官”，手執服務團名冊，依次點名問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個人的名字後麵畫圈，大多數一個或者兩個，少數有三個圈，隻有一名青年，畫有四個圈。這名青年叫熊匯荃，安徽鳳陽人，1919年生於湖北武昌，清華大學高材生，父親是國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長。胡宗南深信自己發掘了一名可造就之材。次日，胡宗南的秘書找到熊匯荃，說胡先生邀請他進行“個別談話”……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將熊匯荃送至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前身）第七分校學習。1939年3月學習期滿後，熊匯荃被胡宗南調到身邊，並很快成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從侍從副官升任機要秘書，被視為很有前途的未來的“黨國棟梁”。
盡管熊匯荃受到胡宗南等國民黨高層的賞識，但其信仰絲毫不動搖。早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熊匯荃就積極參加北京的學生運動，接觸了進步思想。他很快就成了學生抗日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骨幹學習並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1937年的秋天，熊匯荃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7年12月31日，熊匯荃平生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當時周恩來到武漢給一些進步學生作演講，熊匯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來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其時，中共中央針對當時的抗日形勢以及國共兩黨之間的關係，做出了開辟“隱蔽戰線”的重要決定，計劃將一些思想進步、立場堅定的優秀青年黨員安排到國民黨內部。在兩黨和平時，這些青年可以繼續抵抗日軍的侵略；一旦國民黨對共產黨實施打壓和攻擊，他們就可以為保衛我黨起到積極作用。中共北京地委的領導蔣南翔推薦了熊匯荃，並匯報給董必武和周恩來。在充分了解到熊的具體情況後，周恩來大加讚賞，說“這個角色非熊莫屬”。此後，報名參加服務團、接受胡宗南的麵試以及進一步成為胡宗南的秘書，這些都是“共產黨一手安排的”。熊匯荃還在組織的建議下，改名為“熊向暉”，取意當時形容隱蔽戰線工作境地的一句話--“麵對著黑暗，懷揣著光明”，開始了他為期12年的間諜生涯。
“麵對著黑暗，懷揣著光明”的熊向暉，就這樣成為了胡宗南身邊的“臥底”。他擔任胡宗南秘書不久，由於行事幹練、文筆洗煉且很會辦事，很快就得到胡宗南的信任與器重，胡宗南視其為“懂軍事又懂政治的助手”。蔣介石給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暉簽收，而胡宗南下達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暉起草。
熊向暉一刻也沒忘記自己肩負的使命，那就是觀察胡宗南，了解國民黨高層勢態。並且牢記周恩來的再三囑托：盡可能地“少聯係共產黨、一定做好隱蔽工作”。胡宗南在開始階段也積極主張抗日，沒有將過多的精力放在打壓中國共產黨上麵。熊向暉這枚“閑棋”就一直“閑”著，時間水一般地漫過。
抗戰後期，日本的失敗已成定局。於是國民黨對中共的態度起了變化，虎視眈眈，磨刀霍霍。1943年6月1日晚，蔣介石親自主持召開官邸會議，決心取消中共武裝和根據地政權。蔣介石隨即密電胡宗南：“借共產國際解散良機，閃擊延安，一舉攻占陝甘寧邊區，行動絕對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後，於7月2日正式確定了進攻邊區的時間：7月9日。
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卻收到朱德的明電：“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當此抗日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則陷國家民族於危難之境。”原來，國民黨的作戰計劃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暉傳出，再通過八路軍駐西安的電台發到延安。黨中央接到情報後，及時擬定了這個類似“空城計”的作戰方案，一方麵，破例引用情報，正麵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日、挑起內戰的罪行；另一方麵，則迅速從其他地區抽調兵力，保衛延安。
一看共產黨早有防備，國民黨隻能偃旗息鼓。剿共的陰謀沒有得逞後，勃然大怒的胡宗南嚴查是誰泄的密，但怎麽也沒想到竟是自己的貼身秘書熊向暉所為，追查了許久也無結果。
1947年2月，熊向暉和相戀多年的戀人湛筱華結婚。劉繼興考證，蔣經國是熊向暉的證婚人。婚禮過後，兩位新人開始蜜月旅行，1947年3月1日，兩人正在杭州遊玩，熊向暉被一自稱國民黨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擔心是自己身份已經暴露，思索該如何應對。等被帶去見胡宗南後，事情才明了。原來，此前熊向暉已計劃赴美留學，隻因機票不好買，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卻命令熊向暉延期赴美，要熊向暉回到身邊再輔佐他3個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結束，熊向暉即日便開始上班。
胡宗南對熊向暉說：“前天總裁急電召我來南京，說美蘇英法四國3月10日在莫斯科開會，屆時將討論中國問題。總裁當機立斷，命令我直搗共產黨的老巢延安。並選在四國外長會議的第一天，即3月10日發起攻擊。”說完，胡宗南給了熊向暉一個文件包，讓熊根據包裏文件的內容畫一幅草圖給他，並叮囑熊鎖好房門，不許任何人進來。熊向暉打開文件包，看到兩份絕密文件：蔣介石核準的進攻延安的方案；陝北共產黨的軍隊兵力配置情況。
情況萬分危急！熊向暉很快將文件內容默記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暉隨胡宗南和參謀長盛文乘專機回到西安。當天晚上，熊向暉就將情報送到了位於新華巷1號的西安《新泰日報》主編王石堅的家，通過地下室裏的秘密無線電台，將這兩份絕密情報發到延安。而當時為了保密，連胡宗南的軍長和師長對計劃還一無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帶著熊向暉等少量隨從，秘密離開西安，輾轉來到洛川。在洛川小學，與先期到達的幾名國民黨高官會麵，組成前線指揮所。而熊向暉則意識到，自己有必要將胡宗南的日常動態報告給黨中央。在如此緊要的關頭，他決定冒險行事，將情報用信函的形式寫在白紙上，裝在印有戰區第一司令部長官的大信封裏。為保險起見，他同樣的信都要寫兩封，一封寄給王石堅，另一封寄給王石堅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斷的情報就這樣被送到了黨中央的麵前。黨中央根據情報果斷地做出放棄延安的戰略決定，在陝北山區與國民黨軍隊玩起了捉迷藏，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由於有情報工作的保障，盡管當時敵我力量相差懸殊，但我黨我軍總能一次次從國民黨軍隊的眼皮底下逃走，還會時不時地給敵人以沉重打擊。胡宗南的部隊陷入了一團泥沼之中，非但沒能“給共軍以毀滅性打擊”，自己的部隊反而損失慘重。正如毛澤東在窯洞裏留給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詩所說：“胡宗南到延安，勢成騎虎。進又不能進，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情報的泄密，導致國民黨軍隊“閃擊延安”的計劃最終破產了。毛澤東大讚情報工作十分卓越的熊向暉，說他“一個人可頂幾個師”。周恩來也稱讚：“我黨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人員工作卓越，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屬於前三傑；解放戰爭期間，又有三位突出的情報人員（熊向暉、陳忠經和申健），同樣一人能敵萬千軍，創造了情報工作的奇跡。他們就是後三傑。”
1949年11月6日中午，周恩來在中南海勤政殿特設午宴招待投誠的國民黨元老張治中、邵力子、劉斐。周恩來把熊向暉介紹給大家，幾位元老都有些驚訝：“這不是熊老弟嗎？你也起義了？”周恩來說：“他不是起義，是歸隊。”眾人恍然大悟，張治中說：“早知道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今天才知道，在情報工作上，也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
魯迅的遺憾：六部長篇未寫成
魯迅先生留下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主要是散文隨筆、雜文和短篇小說。不過，這位中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巨匠，生前也一直想涉足“大部頭”的作品，他曾計劃寫六部長篇（其中三部是長篇小說）。
魯迅生前有“中國的高爾基”之稱，但他一生沒有寫過一部長篇小說，這與以多部長篇小說馳名世界文壇的高爾基有些不同，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更令人遺憾的是魯迅曾有過三次寫長篇小說的打算，並且均已構思成熟，有的甚至動了筆。但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都沒能寫出來。
1921年春，魯迅計劃寫長篇小說《唐玄宗與楊貴妃》，已將提綱擬定。內容也構思好了，是從安祿山與楊玉環在長生殿上一見如故開始，至玄宗授意軍士殺死貴妃結束。全稿20餘萬字，分18個章節。當時鬱達夫聽了概述後，對魯迅的至友許壽棠說：“周先生大作的故事情節，安排得妙不可言，若再以他生花之筆寫出，肯定能為我國小說界辟一生麵。”可是，當時魯迅正應聘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授課；其小說《阿Q正傳》又在《晨報副刊》連載，必須逐段加工，修改；再加之《呐喊》一書亟待付印，“諸多事宜纏身”，便隻好將這部長篇小說的寫作擱置一旁了。劉繼興在《魯迅書簡》中也看到了魯迅先生對這件事的記載：“我為了寫一部關於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裏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見魯迅於1934年1月11日給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信）。
1932年5月，魯迅在上海結識了因腿部受傷而住院治療的陳賡將軍。其間，他聽陳賡將軍講述了紅四方麵軍在鄂豫皖邊區反“圍剿”的許多故事，激動不已，馬上向陳賡索取了相關的油印材料，決定寫一部《飄落的紅雲》，其篇幅估計15萬字。瞿秋白讀了開頭部分後認為：“雖是小說，卻頗真實。”馮雪峰也回憶說魯迅準備寫這樣一部小說，並說魯迅談道“要寫，隻能像《鐵流》（前蘇聯戰爭小說）似地寫”。但是，魯迅此時忽然接到母親生病的電報。返回北京探望後，又應幾所高校邀請講學。年底到了上海，適逢宋慶齡、楊杏佛等人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魯迅除參加策劃外還當選為執行委員，雜事纏身，忙得不亦樂乎。這部關於紅軍的小說也終於未能寫成。
1935年6月，魯迅又萌生了寫一部反映我國四代知識分子生活的長篇小說的念頭。他曾向馮雪峰透露過，時代背景從辛亥革命開始，寫到三十年代為止，並且“腹案”已形成，隻等落於筆端了。魯迅還對夫人許廣平講過，前兩個“大的東西”因故未能做成，這次拚老命也要寫就。但是，不久即驚聞摯友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英勇就義的噩耗。魯迅痛不欲生。因為瞿秋白是他平生唯一引為知己的人。這一點從他寫給瞿秋白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同懷視之。”一語即可看出。知己為民族解放而英勇就義，魯迅痛失知己的悲傷和對逝者的深切追思之情是可以想象到的。痛定思痛，魯迅決心排除一切幹擾，為亡友瞿秋白搜集、整理、編印遺著《海上述林》。接著他又為另一位誌同道合的亡友方誌敏烈士整理遺稿，這些工作耗費了他許多寶貴的時間。
魯迅擬寫的長篇除了以上的三部長篇小說外，還有另外的三部大作。他曾對前蘇聯大作家高爾基的巨著《克裏木薩母金的一生》推崇備至，他也想寫這樣的長篇，他計算著：“這個倒可以慢慢想想看，如果能夠再活十年，慢慢寫，一年寫一本也可以的”。但由於種種原因，這部書沒有寫成。魯迅還念念不忘寫一部《中國文學史》，這部書結構龐大，他曾對人說，他一生投入寫作，這部書也隻能寫到宋代。為此，他做了一些準備，訂購一批有關書籍。此外，魯迅還想寫一部較為全麵的《中國文字變遷史》。
天妒英才。由於長年累月伏案勞作，魯迅先生終於積勞成疾，不幸於1936年10月19日與世長辭。他那未來得及寫就的六部長篇成了永遠的遺憾。誠如巴金所說：“魯迅處於那種特定年代的特定環境，終因精力和客觀條件限製，未能實現自己的夙願，成為我國文壇的一大憾事。”如魯迅能多活幾年，我們就有可能看到先生的這些長篇大作，那一定會很精彩的。
這位在隱蔽戰線為我黨做出過重大貢獻的“臥底英雄”，就是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等職的熊向暉，曾用名熊匯荃。
1938年春的一天，時任國民黨第17軍團軍團長的胡宗南麵見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團員。戰地服務團由進步青年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選一些有才華的年輕人，加以培養，為自己所用。
那天，佩戴國民黨中將軍銜的“西北王”胡宗南心情很不錯，他親當“麵試官”，手執服務團名冊，依次點名問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個人的名字後麵畫圈，大多數一個或者兩個，少數有三個圈，隻有一名青年，畫有四個圈。這名青年叫熊匯荃，安徽鳳陽人，1919年生於湖北武昌，清華大學高材生，父親是國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長。胡宗南深信自己發掘了一名可造就之材。次日，胡宗南的秘書找到熊匯荃，說胡先生邀請他進行“個別談話”……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將熊匯荃送至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前身）第七分校學習。1939年3月學習期滿後，熊匯荃被胡宗南調到身邊，並很快成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從侍從副官升任機要秘書，被視為很有前途的未來的“黨國棟梁”。
盡管熊匯荃受到胡宗南等國民黨高層的賞識，但其信仰絲毫不動搖。早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熊匯荃就積極參加北京的學生運動，接觸了進步思想。他很快就成了學生抗日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骨幹學習並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1937年的秋天，熊匯荃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7年12月31日，熊匯荃平生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當時周恩來到武漢給一些進步學生作演講，熊匯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來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其時，中共中央針對當時的抗日形勢以及國共兩黨之間的關係，做出了開辟“隱蔽戰線”的重要決定，計劃將一些思想進步、立場堅定的優秀青年黨員安排到國民黨內部。在兩黨和平時，這些青年可以繼續抵抗日軍的侵略；一旦國民黨對共產黨實施打壓和攻擊，他們就可以為保衛我黨起到積極作用。中共北京地委的領導蔣南翔推薦了熊匯荃，並匯報給董必武和周恩來。在充分了解到熊的具體情況後，周恩來大加讚賞，說“這個角色非熊莫屬”。此後，報名參加服務團、接受胡宗南的麵試以及進一步成為胡宗南的秘書，這些都是“共產黨一手安排的”。熊匯荃還在組織的建議下，改名為“熊向暉”，取意當時形容隱蔽戰線工作境地的一句話--“麵對著黑暗，懷揣著光明”，開始了他為期12年的間諜生涯。
“麵對著黑暗，懷揣著光明”的熊向暉，就這樣成為了胡宗南身邊的“臥底”。他擔任胡宗南秘書不久，由於行事幹練、文筆洗煉且很會辦事，很快就得到胡宗南的信任與器重，胡宗南視其為“懂軍事又懂政治的助手”。蔣介石給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暉簽收，而胡宗南下達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暉起草。
熊向暉一刻也沒忘記自己肩負的使命，那就是觀察胡宗南，了解國民黨高層勢態。並且牢記周恩來的再三囑托：盡可能地“少聯係共產黨、一定做好隱蔽工作”。胡宗南在開始階段也積極主張抗日，沒有將過多的精力放在打壓中國共產黨上麵。熊向暉這枚“閑棋”就一直“閑”著，時間水一般地漫過。
抗戰後期，日本的失敗已成定局。於是國民黨對中共的態度起了變化，虎視眈眈，磨刀霍霍。1943年6月1日晚，蔣介石親自主持召開官邸會議，決心取消中共武裝和根據地政權。蔣介石隨即密電胡宗南：“借共產國際解散良機，閃擊延安，一舉攻占陝甘寧邊區，行動絕對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後，於7月2日正式確定了進攻邊區的時間：7月9日。
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卻收到朱德的明電：“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當此抗日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則陷國家民族於危難之境。”原來，國民黨的作戰計劃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暉傳出，再通過八路軍駐西安的電台發到延安。黨中央接到情報後，及時擬定了這個類似“空城計”的作戰方案，一方麵，破例引用情報，正麵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日、挑起內戰的罪行；另一方麵，則迅速從其他地區抽調兵力，保衛延安。
一看共產黨早有防備，國民黨隻能偃旗息鼓。剿共的陰謀沒有得逞後，勃然大怒的胡宗南嚴查是誰泄的密，但怎麽也沒想到竟是自己的貼身秘書熊向暉所為，追查了許久也無結果。
1947年2月，熊向暉和相戀多年的戀人湛筱華結婚。劉繼興考證，蔣經國是熊向暉的證婚人。婚禮過後，兩位新人開始蜜月旅行，1947年3月1日，兩人正在杭州遊玩，熊向暉被一自稱國民黨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擔心是自己身份已經暴露，思索該如何應對。等被帶去見胡宗南後，事情才明了。原來，此前熊向暉已計劃赴美留學，隻因機票不好買，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卻命令熊向暉延期赴美，要熊向暉回到身邊再輔佐他3個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結束，熊向暉即日便開始上班。
胡宗南對熊向暉說：“前天總裁急電召我來南京，說美蘇英法四國3月10日在莫斯科開會，屆時將討論中國問題。總裁當機立斷，命令我直搗共產黨的老巢延安。並選在四國外長會議的第一天，即3月10日發起攻擊。”說完，胡宗南給了熊向暉一個文件包，讓熊根據包裏文件的內容畫一幅草圖給他，並叮囑熊鎖好房門，不許任何人進來。熊向暉打開文件包，看到兩份絕密文件：蔣介石核準的進攻延安的方案；陝北共產黨的軍隊兵力配置情況。
情況萬分危急！熊向暉很快將文件內容默記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暉隨胡宗南和參謀長盛文乘專機回到西安。當天晚上，熊向暉就將情報送到了位於新華巷1號的西安《新泰日報》主編王石堅的家，通過地下室裏的秘密無線電台，將這兩份絕密情報發到延安。而當時為了保密，連胡宗南的軍長和師長對計劃還一無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帶著熊向暉等少量隨從，秘密離開西安，輾轉來到洛川。在洛川小學，與先期到達的幾名國民黨高官會麵，組成前線指揮所。而熊向暉則意識到，自己有必要將胡宗南的日常動態報告給黨中央。在如此緊要的關頭，他決定冒險行事，將情報用信函的形式寫在白紙上，裝在印有戰區第一司令部長官的大信封裏。為保險起見，他同樣的信都要寫兩封，一封寄給王石堅，另一封寄給王石堅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斷的情報就這樣被送到了黨中央的麵前。黨中央根據情報果斷地做出放棄延安的戰略決定，在陝北山區與國民黨軍隊玩起了捉迷藏，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由於有情報工作的保障，盡管當時敵我力量相差懸殊，但我黨我軍總能一次次從國民黨軍隊的眼皮底下逃走，還會時不時地給敵人以沉重打擊。胡宗南的部隊陷入了一團泥沼之中，非但沒能“給共軍以毀滅性打擊”，自己的部隊反而損失慘重。正如毛澤東在窯洞裏留給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詩所說：“胡宗南到延安，勢成騎虎。進又不能進，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情報的泄密，導致國民黨軍隊“閃擊延安”的計劃最終破產了。毛澤東大讚情報工作十分卓越的熊向暉，說他“一個人可頂幾個師”。周恩來也稱讚：“我黨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人員工作卓越，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屬於前三傑；解放戰爭期間，又有三位突出的情報人員（熊向暉、陳忠經和申健），同樣一人能敵萬千軍，創造了情報工作的奇跡。他們就是後三傑。”
1949年11月6日中午，周恩來在中南海勤政殿特設午宴招待投誠的國民黨元老張治中、邵力子、劉斐。周恩來把熊向暉介紹給大家，幾位元老都有些驚訝：“這不是熊老弟嗎？你也起義了？”周恩來說：“他不是起義，是歸隊。”眾人恍然大悟，張治中說：“早知道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今天才知道，在情報工作上，也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
魯迅的遺憾：六部長篇未寫成
魯迅先生留下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主要是散文隨筆、雜文和短篇小說。不過，這位中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巨匠，生前也一直想涉足“大部頭”的作品，他曾計劃寫六部長篇（其中三部是長篇小說）。
魯迅生前有“中國的高爾基”之稱，但他一生沒有寫過一部長篇小說，這與以多部長篇小說馳名世界文壇的高爾基有些不同，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更令人遺憾的是魯迅曾有過三次寫長篇小說的打算，並且均已構思成熟，有的甚至動了筆。但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都沒能寫出來。
1921年春，魯迅計劃寫長篇小說《唐玄宗與楊貴妃》，已將提綱擬定。內容也構思好了，是從安祿山與楊玉環在長生殿上一見如故開始，至玄宗授意軍士殺死貴妃結束。全稿20餘萬字，分18個章節。當時鬱達夫聽了概述後，對魯迅的至友許壽棠說：“周先生大作的故事情節，安排得妙不可言，若再以他生花之筆寫出，肯定能為我國小說界辟一生麵。”可是，當時魯迅正應聘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授課；其小說《阿Q正傳》又在《晨報副刊》連載，必須逐段加工，修改；再加之《呐喊》一書亟待付印，“諸多事宜纏身”，便隻好將這部長篇小說的寫作擱置一旁了。劉繼興在《魯迅書簡》中也看到了魯迅先生對這件事的記載：“我為了寫一部關於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裏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見魯迅於1934年1月11日給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信）。
1932年5月，魯迅在上海結識了因腿部受傷而住院治療的陳賡將軍。其間，他聽陳賡將軍講述了紅四方麵軍在鄂豫皖邊區反“圍剿”的許多故事，激動不已，馬上向陳賡索取了相關的油印材料，決定寫一部《飄落的紅雲》，其篇幅估計15萬字。瞿秋白讀了開頭部分後認為：“雖是小說，卻頗真實。”馮雪峰也回憶說魯迅準備寫這樣一部小說，並說魯迅談道“要寫，隻能像《鐵流》（前蘇聯戰爭小說）似地寫”。但是，魯迅此時忽然接到母親生病的電報。返回北京探望後，又應幾所高校邀請講學。年底到了上海，適逢宋慶齡、楊杏佛等人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魯迅除參加策劃外還當選為執行委員，雜事纏身，忙得不亦樂乎。這部關於紅軍的小說也終於未能寫成。
1935年6月，魯迅又萌生了寫一部反映我國四代知識分子生活的長篇小說的念頭。他曾向馮雪峰透露過，時代背景從辛亥革命開始，寫到三十年代為止，並且“腹案”已形成，隻等落於筆端了。魯迅還對夫人許廣平講過，前兩個“大的東西”因故未能做成，這次拚老命也要寫就。但是，不久即驚聞摯友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英勇就義的噩耗。魯迅痛不欲生。因為瞿秋白是他平生唯一引為知己的人。這一點從他寫給瞿秋白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同懷視之。”一語即可看出。知己為民族解放而英勇就義，魯迅痛失知己的悲傷和對逝者的深切追思之情是可以想象到的。痛定思痛，魯迅決心排除一切幹擾，為亡友瞿秋白搜集、整理、編印遺著《海上述林》。接著他又為另一位誌同道合的亡友方誌敏烈士整理遺稿，這些工作耗費了他許多寶貴的時間。
魯迅擬寫的長篇除了以上的三部長篇小說外，還有另外的三部大作。他曾對前蘇聯大作家高爾基的巨著《克裏木薩母金的一生》推崇備至，他也想寫這樣的長篇，他計算著：“這個倒可以慢慢想想看，如果能夠再活十年，慢慢寫，一年寫一本也可以的”。但由於種種原因，這部書沒有寫成。魯迅還念念不忘寫一部《中國文學史》，這部書結構龐大，他曾對人說，他一生投入寫作，這部書也隻能寫到宋代。為此，他做了一些準備，訂購一批有關書籍。此外，魯迅還想寫一部較為全麵的《中國文字變遷史》。
天妒英才。由於長年累月伏案勞作，魯迅先生終於積勞成疾，不幸於1936年10月19日與世長辭。他那未來得及寫就的六部長篇成了永遠的遺憾。誠如巴金所說：“魯迅處於那種特定年代的特定環境，終因精力和客觀條件限製，未能實現自己的夙願，成為我國文壇的一大憾事。”如魯迅能多活幾年，我們就有可能看到先生的這些長篇大作，那一定會很精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