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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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學堂，首家看北洋。

　　1895年10月2日，這一天，是大清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四。北洋西學學堂由光緒帝禦筆欽準，成為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首任督辦盛宣懷定下了“實事求是”的校訓，百年未改。而這闕校歌著於1935年，當時的北洋大學已走過40年立誌改造中華、實業救國的艱辛之路。

　　在天津大學廣場湖畔的一座小亭中，鐫刻著一張大學畢業文憑，上麵“欽字第壹號”的痕跡，總能給人無限遐想……

　　1899年，北洋大學堂學生王寵惠以優異成績完成4年學業，1900年元月，他取得了“考憑”（文憑）。文憑外圍左右書有“欽字第壹號”，文憑正文開頭書有“欽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總督部堂裕為……”，文憑內有對北洋大學堂的簡介，對學生的介紹和鑒定、學生所學課程等內容。還寫有王寵惠的曾祖父、祖父、父親的姓名。就是這張被蟠龍、海水、蝙蝠圖案包圍的考憑，如實銘刻了對近代中國第一所新式大學——北洋大學堂的記憶……

　　如今的天津大學身處鬧市，而1903年，複校後的北洋大學位於天津北郊的西沽，距離城中心還有七八裏的路程。

　　“出了天津鬧區，向北郊行，在經過鄉村中一個市區附近名叫小王莊的村莊後，就逐漸步入了一條名叫‘大學道’的寬敞公路。走上這段大學道不久，首先通過一座‘明德橋’；再前行，當繞過一個彎後，遙遙地看到在密茂叢林中點綴著巍峨的各種房舍，就意味著這將是大學道終點上的高等學府了。在將到學校門口的時候，還要越過橫跨北運河上一座木造排架的‘新民橋’，過了橋轉彎就到了莊嚴的‘至善門’。”這是北洋學子對母校的回憶。

　　北洋大學沒有其他學府的氣魄，房屋布局絲毫不顯闊綽之象。然而，正是這種樸實無華，造就了她踏實求真的品格。

　　北洋西學學堂創辦之始，就以美國著名大學為範本，校門設置、方向，學製、教學計劃、功課安排、授課進度、教科書、教員配備等，皆以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為藍圖，成為當時中國興辦新式大學的模式，被譽為“東方的康奈爾”。

　　北洋西學學堂開辦時分設法律、土木工程、采礦冶金、機械工程四學門。這是因為當時清政府在處理內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特別是在對外交涉、商務活動中簽訂條約、協定等方麵，故設法律科；在“工業救國”口號下急需開發中國資源和機械加工工業，故設立礦冶、土木、機械等科目。

　　在天津大學，一份1895年至1948年北洋大學教員名單，外國教師的數量明顯多於中國教習，那時，除漢文課和部分外語課由中國教習擔任外，其餘所有功課均聘外籍教習擔任，教科書使用外文原版，用外語授課。考試也是除國語外，全部用英語試題。

　　北洋西學學堂有別於以前建立的各類新式專科學校，它一開創就是名副其實的大學，分為頭等學堂和二等學堂。頭等學堂即為大學本科，二等學堂為預科，相當於高中，學製各為4年。1895年成立時，頭等學堂直接招取“已通大學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選三十名列作末班（即大學一年級）”。

　　曾經的南開校友，文壇大家曹禺和老舍曾寫詩讚譽母校：“知道有個中國的，便知道有個南開”，而知道南開的，便知道有個張校長，這個張校長，就是南開的靈魂張伯苓。

　　張伯苓是近現代傑出的教育家。幾十年執著追求，帶領一支神奇的團隊，先後建起了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中（現在的天津第二南開中學）和重慶南開中學。

　　甲午海戰慘敗後，作為北洋水師的一名水手，張伯苓痛感國家的貧弱。軍事救國的理想破滅了，他又萌發了教育救國的思想。他這樣表白心跡：“中國雖然幅員遼闊、曆史悠久、人口眾多，但是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要挽救危機，複興中華，必須造就新人！”

　　當時，同樣抱有教育救國思想的，還有一些開明人士，天津著名士紳嚴修就是其中之一。1898年初冬的一天，兩人首次會麵，一見如故。嚴修禮聘張伯苓擔任嚴氏家館私塾教師，從此結成莫逆之交。

　　1904年夏，兩人東渡日本，考察教育。下決心找到日本明治維新僅僅30年就轉弱為強的原因。他們的結論是：中學居於小學和大學之間，是培養人才的重要階段。於是決定先辦中學，以後再向小學和大學擴展。1904年10月17日學校開學，招收學生73名，其中一名學生是梅貽琦。20多年後，梅貽琦成為清華大學校長，執掌清華帥印近20年。

　　張、嚴精神感動了許多開明士紳，有人捐款，有人獻地。1907年，在天津舊城西南一塊獲贈的鹽堿荒地上，兩人蓋起了新校舍。因此地被稱為“南開窪”，所以校名改為“南開中學堂”，也就是今天的南開中學。

　　為了開辦大學，1917年8月，張伯苓赴美取經。他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師從著名教育家杜威。盡管已經41歲，但他甘當學生，孜孜鑽研。1918年冬，張伯苓回國，1919年9月，南開大學成立，設文、理、商三科，教師17名，學生96名。這第一屆學生中就包括周恩來，他被張伯苓準予免試進入文科。

　　1936年，張伯苓多方籌措資金，在重慶沙坪壩買地800畝，建起了南渝中學，後改名為重慶南開中學。學校於1936年9月開學，招收學生200多名。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中日全麵開戰，天津南開中學的師生輾轉撤到重慶南開。隨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張伯苓建立重慶南開中學的先見之明和雷厲風行，被眾人稱為鬼神之功！隨著重慶南開聲望大振，學生人數急劇增加，達到1500多名，其中竟有香港的年輕人跋涉幾千裏到重慶南開求學。

　　南開中學建校之初，張伯苓根據他對當時中國現狀和中國人的深刻認識，製定了三大教育政策——愛國教育、科學教育、體育和藝術教育。

　　張伯苓提出了“允公允能　日新月異”的南開校訓。他說：“惟其允公，才能高瞻遠矚，正己求人。”張伯苓還把愛國教育與學生行為舉止、自身修養結合起來。南開中學的教學樓裏有一麵大穿衣鏡，上端橫匾上鐫刻著40字箴言：“麵必淨，發必理，衣必整，鈕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當年，美國哈佛大學校長伊裏奧來南開參觀，發現學生的精神狀態、言談舉止、儀表風度與其它學校明顯不同，便問張伯苓原因所在。張伯苓把他帶到穿衣鏡前，將上麵的箴言細細解釋。伊裏奧聽後十分欽佩，回國後逢人便講，於是這件事就在美國傳開了。不久，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派人來到南開，將鏡上的箴言拍攝下來，刊登在美國的報紙上。

　　張伯苓酷愛體育，早在嚴館時代，就開設了體育課。南開中學成立後，體育被列為必修課，不及格者不準畢業。體育課的考試，不僅考各項運動的技巧，還考筆試——各種運動的規則。當時的天津有9塊外國租界地，有多支體育運動隊。南開的足球隊挫敗了不可一世的英國隊、俄國隊和世界聯隊。由“南開五虎”組成的南開籃球隊更是享譽全國，他們不僅擊敗國內無數強隊，而且擊敗了遠東運動會的冠軍菲律賓隊。早在1907年，張伯苓在一次演講中就提出：中國人要參加奧運會。1932年，第10屆奧運會在美國洛杉磯舉行。張伯苓精心策劃操辦，張學良慷慨捐款資助，終於使中國人第一次出現在奧運會賽場——劉長春參加了短跑比賽。所以，專家認為：誰代表中國出現在洛杉磯是偶然的，張伯苓才是使中國人走上奧運舞台的真正英雄，他是中國奧運第一人。

　　1916年，張伯苓應邀在沈陽作了題為《中國之希望》的演講。張學良是台下的聽眾之一，他此時雖貴為“張大帥”公子，但內心苦悶。聽完演講，他精神大振，從此立誌發奮救國。他對張伯苓一直感念不忘，始終以師禮事之。1930年，已是陸海空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到南開大學視察，他對南開師生深情地說：“我之所以有今日，張先生一言之力也。”1936年初，張學良秘密來到延安與紅軍談判。當他看到對方是周恩來時，開口說道：“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老師——張伯苓先生。”1996年，在張伯苓誕辰120周年前夕，張學良特意書寫了“桃李滿天下”幾個大字紀念張伯苓，這也是他的最後墨寶。

　　校長的品格，有時候就是學校的品格。成就偉大事業者，必然具有偉大的精神和人格。張伯苓畢生不謀官，不圖利，大公無私，一心隻為國家的富強昌盛和南開的發展壯大而操勞。他不吸煙，不喝酒，不打牌，始終過著布衣蔬食的生活。

　　他常說：“我用不著攢錢。不能給孩子們留錢，他們錢多了就不想做事了，豈不害了他們嗎？教給他們一些德行，就夠他們一生享用不盡的了。”

　　張伯苓去北京、南京辦事，為了省錢，一直坐三等車廂，每次都住在同一家廉價的小店，一天一元包吃包住。由於小店條件差，他不得不隨身帶著一包臭蟲藥。

　　南開大學成立時，設文、理、商三科，1920年增設礦科（1926年停辦）。1927年成立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後改稱經濟研究所）和滿蒙研究會（後改稱東北研究會），經濟研究所趨重實地調查和以物價指數為主的經濟統計工作，其出版的《經濟周刊》、《南開指數年刊》等多為國內外學術界所借重。1929年改科為院，設有文學院、理學院、商學院及醫預科，共13個係。1931年，商學院與文學院經濟係及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合並成立經濟學院；創辦化學工程係和電機工程係，附屬於理學院；1932年設立應用化學研究所。

　　1937年7月，南開大學慘遭日本侵略軍轟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毀。同年8月，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合組長沙臨時大學，三校校長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為常務委員，共主校務。翌年4月，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抗日戰爭勝利後，三校北歸，1946年南開大學遷回天津並改為國立。複校後設文學院、理學院、政治經濟學院和工學院，計16個係，另設有經濟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及邊疆人文研究室。

　　北洋與南開，雙星照津門。她們一樣是有追求的，也一樣是講風格的，更一樣是高品位的。南開區衛津路上，這兩個連在一起的校園是天津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天津大學、南開大學，臨河而建的校門像兩張微笑的臉，召喚著各地的菁英學子。至於南開，還有一處發祥的院落，便是位於南開區五馬路小巷深處的南開中學現址，那裏也是南開的底蘊所在，寫下了一所中學走出兩任共和國總理的世間傳奇。

　　南開區南豐路上，有一處天津規模最大的仿古建築，占地2.56萬平方米。這便是建於1913～1923年間的李純祠堂。

　　祠堂坐北朝南，前麵三進庭院，後辟花園，由磚砌照壁、石牌坊、石拱橋、大門、前殿、戲台、中殿、後殿、配殿及回廊組成。該建築原為北京西直門外明朝宦官劉瑾府邸。江蘇省督軍李純20萬元購得後，拆建成民居出租，將拆下的材料（如琉璃瓦、雕梁畫棟、牆磚、石雕等）拆運抵津，建成仿古建築，因仿效故宮布局，素有天津“小故宮”之稱。易地重建的宅邸因工程浩大，引起袁世凱注意，曾派人調查，李純用重金行賄後改作家祠。新中國成立後，辟作南開人民文化宮。

　　說是天津“小故宮”，絲毫不顯誇張。李家祠堂的中殿是主體建築，建有石獅、石坊、屏壁、華表、長廊、殿宇、戲樓、拱橋等。整座建築色彩絢麗，碧瓦朱欄。隻是還未竣工，李純已不在人世。

　　李純（1874～1920），字秀山，直隸（今天津）人，北洋軍閥。清光緒十七年（1891）入天津武備學堂，畢業後曾在袁世凱小站訓練新軍中任教練，1913年任江西都督，1917年調任江蘇督軍。在任期間橫征暴斂，在津京兩地廣置房產。同時投資工商金融，生財有道，官場商場場場得意。1920年10月12日夜，年僅46歲的李督軍突然死於督署。官方宣布：因“憂國憂民”而自殺身亡。後傳說李妾與馬弁私通，被李發現後，馬弁將李純擊斃。

　　複原修建的祠堂1960年竣工，名為“南開人民文化宮”，郭沫若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