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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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彎彎向南流，流到靜海去看一看……

　　因為是精武之祖霍元甲的故鄉，靜海縣南河鎮小南河村總是被那些行俠好義之人神往著，即便是對武術向無感覺的人，也會受電視劇裏那些小河、樹林圍攏起來的好奇的誘惑，哼唱著“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的旋律，恨不得零距離看一看這位大俠的生長之地，品一品滋養了霍氏家族的東流之水。

　　霍元甲故鄉至今保存著霍元甲的故居和陵園，成了全世界精武門人恭仰和朝拜的聖地。故居位於村中心，東西長11.6米，南北長12米。裏麵陳列著霍元甲用過的農具、兵器以及家具、文房四寶、精武會旗等實物。陵墓離村不到一裏地，由神道，石獅，享殿，石牌坊，寢園組成。整體建築采用軸線對稱布局，中軸線為神道，盾形台基上布有紅，黃，藍三個立體五星花壇，標誌精武會宗旨——德、智、體全麵發展。方形須彌座，拔地1.8米，四周鑲有1米高的汗白玉香案置放碑前，墓圈由毛骨石壘砌，盤石封沿，寶頂為垛斧石工藝，總高3.5米。南側後神道通向鬆林。霍元甲的棺木即葬於此，墓前樹立高1.5米，闊0.75米墨色墓碑一通，鐫刻著霍元甲生平，陵墓四周果木蔥鬱，宛如一蔟綠色花環環墓而掛，觀者無不肅然。

　　霍元甲（1869-1910），字俊卿，祖籍河北省東光安樂屯（屬滄州地區），世居天津靜海小南河村。元甲幼時多病。其父霍恩第是名顯一時的秘宗拳師。他擔心兒子習武有損霍家名聲，拒不授藝。但元甲誌存高遠，日日留心，處處參察，借父親向兄弟傳授之機，一旁揣摩偷藝，並且躲進院外的棗林埋頭苦練。秘密泄露後，霍恩第很是惱火，少不了一通責罵。元甲發下狠誓，保證絕不與人比武，不辱霍家門麵，最終獲準加入習武之列。元甲天資聰穎，毅力驚人，很快便在兄弟中脫穎而出。霍恩第一改舊見，將所懷絕技悉數傳授。後來，元甲以武會友，融合各家之長，將祖傳“秘宗拳”發展為“迷宗藝”，攀上了一個新的頂峰。

　　霍元甲正其身，直其性，絕其藝。光緒22年（1896），山東大俠劉振聲慕名來津，求拜元甲門下。霍察其品性卓群，收為弟子，破了霍家拳“傳內不傳外”的祖訓。兩年後，譚嗣同變法遇難，大刀王五（王子斌）避難津門，與元甲一見如故，結為至交。後王子斌在京被八國聯軍梟首示眾。元甲與劉振聲潛入京城，盜回首級，並取得《老殘遊記》作者劉鶚協助，將義士身首合葬，盡了朋友之義。

　　宣統元年（1909），英國大力士奧皮音在上海報章刊登廣告，辱我“東亞病夫”。霍元甲應友人之邀赴上海約期比武。懾於“迷宗藝”拳威，對方以萬金作押要挾，元甲一口答應。對方設法拖延，元甲亦做廣告回敬：“世譏我國為病夫國，我即病夫國中一病夫，願與天下健者一試”，聲言“專收外國大力士，雖銅筋鐵骨，無所惴焉！”霍公聲威使奧皮音未敢交手即破膽而逃，連公證人，操辦者也沒了蹤影。

　　1910年6月1日，霍元甲在農勁蓀等協助下，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精武體操會”（後改名“精武體育會”）。孫中山讚其“欲使國強，非人人習武不可”的信念和將霍家拳公諸於世的高風亮節，親筆寫下“尚武精神”四個大字。

　　扼腕的是，1910年9月，日本柔道會會長率十餘名技擊高手與霍元甲較藝，均告失敗。日本人奉以酒筵，席間見霍嗆咳，薦日醫為治，霍公未及多慮，不意中毒，9月14日身亡，年僅42歲。

　　後來，上海精武會由元甲之弟元卿、次子東閣任教。各地分會相繼興起，十數年過去，海內外精武分會達43處，會員超過40萬人。

　　河北區宙緯路三戒裏4號，是個由七間青磚平房組成的小院。雖然從外表上看不出它有什麽獨特之處，可是，一旦向裏翻閱它的頁碼，便會發現這個院子的不同尋常，它原來是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是進步學生的大本營，從這裏，走出了好幾位共和國的締造者。

　　“五四”運動的光芒，集中了所有滌舊迎新的熱量，凝聚起周恩來、鄧穎超、郭隆真、馬駿、劉清揚這些思想走在時代前麵的進步青年，他們喊出"革心"、"革新"，"自覺"、"自決"的口號，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灌輸世界新思潮”的任務。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東南城角草廠庵開會成立了天津愛國學生的進步團體"覺悟社"。由於當時女子師範、第一師範都在河北區，所以暫由一個女社員勻出一間客房作為臨時社址，也就是三戒裏的這個院子（十一月遷到東興裏）。這是一間十一、二平方米的房子，隻有一張書桌，一張折疊的飯桌，幾把椅子和兩張靠背椅。

　　院內的兩間東屋，是當年周恩來與社員研討新思想的地方，社刊《覺悟》也是在這裏編輯出版的。1987年，覺悟社舊址按原貌修複，辟作天津覺悟社紀念館，當年的社員鄧穎超題寫了館名。

　　覺悟社的社員，恰好是10男10女。男社員包括周恩來、馬駿、李震瀛、諶誌篤、關錫斌、諶小岑、潘世綸、趙光宸、薛撼嶽、胡維憲；女社員有：郭隆真、劉清揚、鄧穎超、張若茗、李毅韜、周之廉、李錫錦、鄭岩、吳瑞燕、張嗣倩。

　　覺悟社組織嚴密，發展社員極其謹慎。他們用抽簽辦法，按照號碼諧音取名，作為通信和撰文的筆名。鄧穎超抽的是“一號”，就叫“逸豪”。周恩來抓的是“五號”，叫“伍豪”。

　　覺悟社成立後，李大釗關懷有加。首次會議不久，他就應邀來津指導，囑咐社員好好閱讀《新青年》和《少年中國》等刊物刊載的“有關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文章。”李大釗還對天津男女同學打破封建禮教束縛，緊密合作的做法大加讚許：“你們10男10女一個社，真是個創造。”

　　恰同學少年，青春激揚。但是，覺悟社嚴格規定，成員之間不許談戀愛。不久，一批社員被當局逮捕，學校在逼迫之下，無奈開除了社員的學籍，覺悟社剛滿一歲便中止了使命。

　　1920年初冬，周恩來、劉清揚、郭隆真等人先後赴法國勤工儉學，馬駿、諶誌篤、鄧穎超等人留守天津。雖然天各一方，但依然用各自代號在天津的《新名意報》“覺郵”專欄上聯係。社員們一直都在心底吟唱著激昂的社歌：“世界潮流洶湧澎湃來到中華地。社會革命，階級戰爭，青年齊努力，二十幾個同誌們，大家攜手作先驅，奮鬥犧牲是精神，推翻惡勢力”。

　　共同的誌向，殘酷的洗禮，讓一束束情誼之花悄悄萌芽，最終有3對老社員結為革命伴侶：周恩來和鄧穎超，潘世倫和李愚如，諶小岑和李毅韜。

　　鄧穎超曾在1988年以《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為題，回憶了在天津與周恩來相識、相愛的經過：“你和我原不相識，姓名不知。1919年，在我國掀起了五四愛國運動，反帝、反封建、反賣國賊，要救亡圖存。這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包括工農商的舉國上下的最廣泛的一次偉大愛國運動，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就在這次運動高潮中，我們相見，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運動中，我們這批比較進步的學生，組織了“覺悟社”。這時候，我們接觸得比較多一點。但是，我們那時都要做帶頭人。我們“覺悟社”相約，在整個運動時期，不談戀愛，更談不到結婚了……每當我遙想過去，浮想聯翩，好像又回到我們的青年時代，並肩戰鬥的生活中去，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靜。”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