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韻青雲譜

第一節 龍的圖騰和中國式狂歡

　　一

　　中國，是龍的故鄉，這是一個空間遼闊，時間悠久的所在，正好可以給龍這種神奇的動物提供恣意表演、縱情遨遊的舞台。

　　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是一個偉大的象征。它的誕生，是一個奇跡，它的成長，是一曲浩歌，它的曆史，等同於我們這個民族的生存史和生命史。

　　聞一多在《伏羲考》中提出，龍“是一種圖騰文化，它是隻存在於圖騰中而不存在於生物界中的一種虛擬的生物，它是由許多不同的圖騰糅合成的一種綜合體”；是“蛇圖騰兼並與同化了許多弱小單位的結果”。他的意思是，龍最初可能是一個部落的圖騰，後來演變為超部落、越民族的神，成為中華民族共同敬奉的、延續時間最長的圖騰神。盡管有專家反對這種觀點，他們認為，無論從考古學還是曆史資料中，都沒發現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一個以蛇為圖騰的氏族部落，更沒有所謂以蛇為圖騰部落兼並其他部落的記錄。但反對意見歸反對意見，多數人還是采取了聞一多的觀點，把龍作為中華民族的共同象征。

　　中國龍，身形矯健，如風輕盈，如雲舒卷，如雷霆疾迅，如霞光斑斕，這樣的形象多麽讓人神往。它的內涵更是無比豐富，中華大地，到處都有龍的故事，龍的傳說，從古至今，流布不絕。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

　　在民間，關於龍的儀式和活動不勝枚舉，關於龍的藝術創作也大量呈現。它們深深地紮根於芬芳的泥土，融化成民俗的血脈，讓百姓自覺而自豪地確認自己“龍的傳人”的身份。

　　我們是龍的傳人，我們的夢，澎湃洶湧，澎湃而洶湧……

　　二

　　在河南涿鹿，建有一座“三祖堂”，紀念中華民族的三大始祖黃帝、炎帝和蚩尤。這個“三祖堂”，當然不是真正的古跡，而是創意者根據曆史學家的研究成果獨出心裁構造出來的一座建築。之所以選址在涿鹿，是因為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戰”。

　　創意者在他們的構想中這樣說：

　　五千年前，中華民族的三大人文始祖黃帝、炎帝和蚩尤在涿鹿這塊古老而文明的大地上生活、爭戰、融合、建都、立業，在經過了“阪泉之戰”、“涿鹿之戰”後，黃帝“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建立了中華民族曆史上第一座都城——黃帝城，創造了中華民族公認的“龍”的圖騰，第一次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大統一，開創了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

　　龍的圖騰，是三祖合一後創造出來的，但最早發掘出來的龍的造型，卻不是河北，而是在遼寧阜新查海的原始村落遺址。這個所謂的龍的造型，不是一件器物，也不是圖像繪畫，而是一個龍形的堆塑。查網絡資料可知，這個“龍形堆塑”屬“前紅山文化”遺存，距今約8000年。它位於查海原始村落遺址的中心廣場內，由大小均等的紅褐色石塊堆塑而成。龍全長近20米，寬近2米，揚首張口，彎腰弓背，尾部若隱若現。這條石龍，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年代最早、形體最大的龍。

　　也有研究者說，最早的中國龍迄今有10000年了，它是一幅原始人創作的岩畫，位於山西省吉縣柿子灘的石崖上。該岩畫畫的是魚尾鹿龍，當是龍的最早的雛形。但這幅岩畫並未見在任何刊物上發表，到底這個所謂的魚尾鹿龍，是魚和鹿和蛇或鱷魚的合體，還是如何一副尊容，不得而知，因此對於它的存在，有人抱有疑慮的態度。後麵還有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出土的距今達七八千年的陶器龍紋，陝西寶雞北首嶺遺址出土的距今達7000年的彩陶細頸瓶龍紋，河南濮陽西水坡出土的距今6400多年蚌塑龍紋等，這些龍的造型，是否為查海原始村落龍形堆塑的繼承，或是各地土著居民的自創？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但從大中華逐步形成和繁衍的視野來看，它們之間可能有某種隱秘的聯係。專家們說，龍的模糊集合過程的起點在新石器時代（這恰是上述各個地方發現龍的造型的時段），經過商、周至戰國時期的長足發展，到秦漢時才基本成形。按照專家們的觀點，龍是一個“開放的、不斷納新的係統”，它即便在“基本成形”之後，仍在“不斷地加減、變衍和發展”，直到形成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龍。

　　三

　　圖騰一詞來源於印第安語“totem”，意思為“它的親屬”，“它的標記”。在原始人信仰中，認為本氏族人都源於某種特定的物種，大多數情況下，被認為與某種動物具有親緣關係，圖騰與氏族的親緣關係常常通過氏族起源神話和稱呼體現出來。於是，圖騰信仰先後與祖先崇拜、宗教信仰以及神祇膜拜形成緊密聯係，而祖先崇拜、宗教信仰和神祇膜拜的對象，都是具有絕對權威的文化符號。龍既然是華夏民族共同的圖騰，它體現在華夏民族的潛意識裏，自然是具有絕對統攝力、號召力和影響力的“神性事物”。

　　中國最早的哲學著作《周易》，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它的起源據說在伏羲之世，夏、商二朝的占卜書上就有陰陽、八卦的內容，隻是周文王將它整理演繹完備而已。這樣一部匯集“中國五千年智慧與文化的根源”的偉大著作中，反複提到一個“龍”字，而且都是以崇仰、敬慕、讚美或懼怖的口吻。《周易》開篇第一卦乾卦：“潛龍，勿用”，還有諸如“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或躍在淵，無咎”；“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亢龍，有悔”；“見群龍無首，吉”，等等，這都證明了，龍在華夏族的內心存在有多麽強大！

　　中國社會從原始氏族部落完成了向國家形態的轉型，尤其秦國靠強大的武力統一中國後，龍自然而然演化為帝王的無形權杖和象征。那些自詡為秉承天意、替天行道的帝王們，都把自己誇耀為“真龍天子”，企圖壟斷龍的資源和話語權。比如秦始皇就叫祖龍，祖者，始也，意思是第一條龍、最早的龍。照此推論，後麵的皇帝再牛也無非龍子龍孫。然而，民間對於龍圖騰的信仰並沒有完全納入到帝王的思想和權力體係中去，逢年過節，民間舉行的一係列喜慶活動，都讓龍來唱主角，比如舞龍燈、劃龍舟、祭龍王等等，而這些活動，與帝王們的權力壟斷沒有一毛錢關係；這裏的龍，也不為帝王及其臣子們所掌控，它們是從遠古時代一直傳承下來的圖騰信仰，是深深沉澱在鄉土裏的民間習俗，是整個華夏民族融合凝聚的象征。這時候的龍，與經年盤踞在皇宮裏的龍，或許出自同樣的先祖，卻類似於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生物”。帝王龍，是威嚴的、高傲的、獰厲的、殘暴的；而民間龍，則是親和的、平易的、生機勃勃的、活潑躍動的。傳說龍生九子，子子不同，帝王龍和民間龍，同樣來自華夏民族的圖騰，它們造型上沒有根本區別，但是在氣質秉性上，則是截然不同的。

　　四

　　中國民間影響最為深入久遠的關於龍的習俗之一，是端午劃龍舟。而關於龍舟的起源，傳播最廣、知曉度最高的，是對於楚國詩人屈原的紀念。

　　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人。屈這個姓，其實是楚王親族。楚武王熊通之子名屈瑕，其後世以屈氏為姓，楚王王位從武王傳至懷王的時候，曆200多年，差不多20代，屈氏也一直世襲擔任楚國官員。這個時候，屈氏家族出現了一個傑出的人才，被《史記》作者司馬遷讚譽為“博聞強誌，明於治亂，嫻於辭令”，這個人就是屈原。當時的形勢是，秦國國力日益強盛，野心日益擴張，企圖打破諸侯之間的縱向聯合，以遠交近攻的方式，各個擊破。楚國為南方大國，倘若有明君賢臣執政，采取恰當的方式，聯合諸侯對抗秦國，足可承擔諸侯長的責任。此時的楚懷王，似乎也想有一番作為。他讓屈原擔任左徒一職，並授權他製定國家政策，說明此時的懷王對屈原是非常信任的。然而，由於私欲遮蔽，淫邪乘隙，最後，懷王聽信讒言，疏遠屈原，墜入迷途，被囚秦國，喪身異鄉。

　　左徒，是楚國獨有的官銜，其職能是“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權位接近令尹（楚國的宰相），也即副宰相。這個時候的屈原，懷抱的是當一個政治家的理想，治國安邦，報效君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好景不長，懷王並非一個有遠見、有抱負的君主，竟然為了區區幾百裏土地，讓秦國宰相張儀反複欺騙，而那幫輕裘肥馬的達官貴人，貪賄嫉賢，排擠屈原，以致“讒諂蔽明”，“邪曲害公”，屈原一再遭受政治打擊，竟然被驅逐出國都，流放於江南。當秦國大軍大舉侵楚，攻破郢都時，屈原深感絕望，他憂傷悲憤，徘徊踟躕，行吟澤畔，長歌哀哭，終“懷石遂自沉汨羅以死”。

　　我們設想一下，憑屈原“博聞強誌，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的才華，假如他遇到的是晉文公、齊桓公這樣的君主，他自然有可能成為管仲、晏嬰一類的賢臣，或輔佐君王成一代霸業，或令百姓安居樂業。遺憾的是，一等才幹的臣僚遇上的是三等以下的君王，他的命運便不能不是悲劇了！

　　他沒有想成為文學家，他和中國曆來大多文人學者一樣，最高理想是安邦治國。然而時代不給他“君臣遇合”的機遇，他的滿腔期望化為激憤，一身才學化而為詩，他的歌哭裂帛穿雲，如日月懸於曆史的時空中。

　　他不是第一個這樣的文人，他前麵有孔子、墨子、孟子……他身後有李白、杜甫、韓愈、李賀、唐寅、鄭板橋……一長串數也數不清的名字。

　　但是屈原為國殉身，在他們那個知識分子不必從一而終，可以徙轉各國以求實現政治理想（就連孔子也曾周遊列國）的時代，卻是另類，他的行為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堅貞如玉，從一而終的樣板。

　　水流青碧的汨羅江，江畔長滿蘭花蕙草。這樣一處如夢如幻的水域，安葬了一個皎潔如玉，“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靈魂。

　　屈原投水自盡的消息，如激蕩的漣漪迅速向周邊擴散，四周的百姓聞訊而心中如摧，他們紛紛駕船前來，搶救這位令人無比尊敬的詩人。然而，水波杳杳，哪裏是詩人的駐足之處、安魂之所？為了詩人不被魚龍吞噬，百姓們拿來米飯食物，撒入河中，祈求詩人不被打擾，能得安息。

　　由此，造就了中國文化一個新的裏程。

　　作為“辭賦之宗”，屈原開創中國浪漫主義文學先河，影響中國文化2000多年；而龍舟競渡、端午節包粽子，則成為民間影響力最為深遠的習俗之一。

　　當然，對於端午的來曆，也有說是紀念伍子胥、曹娥等等曆史人物的，而吳越地方的龍舟競渡則源頭更遠，是舉行部落圖騰祭祀的習俗。然而，屈原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傑出的人物之一，出於對文化巨星的仰望，百姓內心更喜歡接納這樣一位情懷高潔，皎如日月的人。

　　五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餘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屈原的這兩句詩，自然不是寫的龍舟競渡，但卻描繪了駕舟航行，不避險遠的心情。

　　屈原的航行是孤單的、憂傷的，內心的清高淩於白雲，靈魂的沉痛卻重於砥石。龍舟競渡卻是歡快的、爽朗的，人們的激情如江河波濤奔騰不息，賁張的血脈比錢塘潮水更洶湧澎湃。

　　龍舟競渡，遍布於華夏大地，但以江南水鄉為主要發源地。長江流域，尤其是中下遊地區湖泊眾多，河汊密布，鄱陽湖、洞庭湖等中國大的內陸湖泊如珍珠寶石，鑲嵌於長江這條巨龍身上。龍舟文化，在江南水鄉繁衍發酵，如同南方生長的稻米，年年歲歲，周而複始，始終煥發旺盛的生機，又如江南的米酒，暈染著日月的精華，散發著久遠的沉香。

　　這些年，文化熱在各個地方興盛，並成為一種時尚，發掘本地方的傳統文化資源便成為一個熱門項目。湖南沅陵，這個位於湖南西北部，與著名的旅遊景點張家界交界，素稱“湘西門戶”的縣，湖南省著名的河流沅江經此流入洞庭湖。當地的專家對本地沉積久遠的文化資源進行“鉤沉”，認為，新石器時代，原始人就在這一帶繁衍；夏、商、周時，少數民族在此生息，他們被中原人稱為“南蠻”。他們拿出一項研究結果，印製成書，書名叫《沅陵千年龍船》，將龍舟文化的最早起源地歸於沅陵，說沅陵龍舟已有5000多年曆史，比紀念屈原的活動早了3000年！沅陵的這一研究結果是否會讓吳越一帶地方的學者難以認同？不得而知，但筆者以為，其意義仍是不可忽視。至少，韓國某些教授要將端午節、賽龍舟一類的中國民俗剽竊為韓國“原創”，便更要煞費苦心想破腦袋累到吐血去編造論據了。

　　作為鄱陽湖水域和贛江、撫河兩大河流的交匯地，青雲譜一帶的龍舟競渡活動，曆史必定悠久，隻是見於文字記載的，最早也僅有明代《南昌縣誌》以及《逍遙山·萬壽宮誌》。

　　據這些文字記載，青雲譜的龍舟競渡民俗，是為紀念舨王廟裏三位神仙而舉辦的。三位舨王為東晉時人，他們本是朝廷的石料押運官。他們勇鬥水怪，製服水患，解救百姓，最後被當地百姓供奉為水神。他們的相關故事，在《文化青雲譜》的相關章節已有介紹。

　　舨王廟位於撫河東岸，正對著當年水怪出沒的河段，它屬於當地一個叫施堯的村落所轄。施堯村，是一個有名的村落，其名據說也得自東晉。相傳東晉時鄱陽湖一帶發生大水災，撫河洪水暴漲，沿岸百姓流離失所，道教淨明派祖師許真君發神力降服一頭孽龍，使得沿岸又恢複了河清海晏的氣象。這個飽受洪水災害的村子，為紀念這次遭遇，便改名為施堯，意思是感謝上天施舍了一位像堯一樣的人物來幫助人們脫離苦海。

　　施堯村傍著撫河，這裏的水麵寬闊，河道筆直，水流平緩，是進行龍舟競賽的最佳場所，南昌市水麵很多，周邊的農村都有端午競龍舟的習俗，唯有這裏的活動最為熱鬧，場麵、氣勢最為宏大。南昌人觀龍舟，此處最為佳勝，所以流傳有一句民謠：“東湖的魚，西湖的蝦，施堯的龍舟賽萬家。”施堯的龍舟，2012年入選第三批江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也有了一個正式的名稱：青雲譜舨王廟龍舟賽。它的內容豐富，傳承悠久，很是值得發揚。

　　說到傳承，這裏不能不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既然人們一致認可，中國龍舟的起源是為紀念屈原，為什麽施堯這兒是紀念舨王的呢？隻能這樣解釋：施堯的龍舟其實更早已有，隻不過舨王的故事出現後，當地老百姓賦予了它具有本土意義的內容。中國許多民俗都有這樣的現象：既有民族性、整體性，又有地域性、鄉土性，這也正是文化能夠不斷延續繁衍生發光大的重要原因。

　　六

　　“從2006年起，端午節前夕，青雲譜區施堯村都要舉辦一次舨王廟龍舟賽……每當此時，往往萬人空巷，沿河兩岸人山人海，喧鬧歡呼至暮始散”——這是刊登於當地晚報的對於青雲譜龍舟賽的一次報道。

　　施堯村的龍舟傳承久遠，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卻被迫中斷。這條剛猛健勁的龍，這條吉祥歡樂的龍，給龍的傳人、龍的子孫帶來了多少歡欣愉悅、激情亢奮，然而曾幾何時，它竟然被打入冷宮，囚禁在黯淡的歲月深處。1966—2006，中間隔了整整40年。40年，能讓一個青年無情地老去，能讓組成龍圖騰的任何一種動物消耗它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部光陰——無論是蛇、鱷魚、牛、馬、雉、鷹等等（過去說，龍的形貌是“角似鹿，頭似駝，嘴似驢，眼似龜，耳似牛，鱗似魚，須似蝦，腹似蛇，足似鷹”）。然而，這隻龍，這隻集中了各類生物的特點，能夠呼風喚雨，入地升天，千變萬化，無所不能的神物，豈能為一時的禁止而銷聲匿跡？它的生命力，讓那些極力否定排斥它的人無法想象。40年，在人類社會發展史和生存史上隻是短暫一瞬，龍，在這個時候，就像深秋以後，潛於深淵，並非無用，隻是“勿用”而已。上麵那篇報道說：“2006年，農曆四月三十日，沉寂了三十餘年的舨王廟龍舟賽，第一次在象湖畔大放異彩。”

　　通過那篇報道，我們可以如臨其境地看見當時的場景——

　　33歲的施堯村村民杜猛，作為那次龍舟賽的領槳手，見證了當時壯觀的場麵：“村裏很久都沒搞過這麽大型的活動，又是在端午節前夕，每個人都興高采烈，大家都出來看比賽，選手們也劃得非常帶勁。”

　　為了準備那次龍舟賽，他鍛煉了一個多月的身體，每天堅持跑步。比賽當天，彩炮一響，鑼鼓喧天，劃槳手奮臂飛漿，追波劈浪，起落一致，蔚為壯觀。岸上的觀眾齊聲呐喊助陣，群情振奮，熱鬧非凡。

　　施堯村的龍舟隊，全部由本村農民組成，它正式的冠名是“象湖龍舟隊”，而民間叫它“泥腿子龍舟隊”。這支龍舟隊，多的時候有60多人參加，其中年齡大的接近五旬。隊裏有兩隻正規比賽用的龍舟，平時各自忙於生計，一到農曆端午節前，便集中起來進行訓練。他們的訓練不是盲目散漫的，而是聘請了職業教練，訓練既刻苦又專業。

　　不愧是有千年承載的村莊，不愧是有千年龍舟競渡曆史的隊伍，這支農民龍舟隊一組建，便獲得了許多榮耀：

　　2006年全國龍舟邀請賽亞軍

　　2007江西省第三屆全民健身運動會龍舟賽500米直道競速第一名

　　2008舉行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會男子1000米直道競速全國第五名

　　南昌象湖龍舟賽連續四屆冠軍……

　　象湖龍舟隊，成為遠近聞名的一個文化符號。

　　七

　　龍舟競渡，由民間傳統的娛神活動轉而為娛樂活動，並成為一年一度的體育賽事，它既有歡愉喜慶的性質，也有激烈競爭的特征。既是喜慶，須有符號；既是競爭，須有規則。於是乎便形成了端午龍舟的一些標誌，這些標誌，有共同的征象，也有各地的特點。比如一些通用特征為：頭尾高翹，船身彩畫成龍形；船上插有旗子；有固定的槳手，還有鼓手和指揮，等等。不同方麵則有：船身長短不一，槳手人數不一；船身裝飾往往展示各自的想象，有的十分豐富，比如有些地方的龍舟色彩分別繪成赤、青、黃、白、黑等不同顏色，分別代表五色之龍（有的地方在五色之外另繪有金龍）；還有的龍舟，龍頭與船身分離，可以安上取下，龍口嘴能張合，有的舌頭也能轉動；湖南道州的龍舟，除龍頭之外，還配有鳳頭，極個別的地方甚至有配虎頭、貓頭和鷹頭的，以豐富龍舟的形象……至於龍舟賽的儀式和程序，也是各地不同的。施堯村的龍舟賽和一般龍舟賽不同的是，龍舟隊要先隨同旗隊、響器班前往村裏的舨王廟祭拜。龍舟賽前還要舉行隆重的祭祀儀式——“下水”，具體為：點燃熏香，祭拜江神，焚香之後，宰殺一隻雄雞，將雞血灑在龍頭之上，以祈求來年風調雨順。南昌的“劃龍船”從陰曆四月就開始籌備，進入五月，便進入一場民間的狂歡節。南昌民諺說，“初一劃、初二歇、初三初四劃到節”，就是說，南昌的龍舟競渡，會持續四五天之久。

　　據媒體相關報道，施堯一帶的龍舟有兩種：一種是用來比賽的，船上不插旗幟，數船並進，擂鼓助威，先到目的地者為勝；另一種是用來奪標的，船上彩旗招展，指揮者腰係紅帶，手持彩旗，站在船頭指揮。岸上有人用柳枝作標，係上神帛與銅錢，當奪標龍船靠近時，舉標人又跑往別處，龍船也隨之時上時下，忽左忽右，頗為壯觀——顯然，奪標的龍舟具有濃厚的表演性質——這時的龍，是真正意義上百姓的圖騰，絕非天子一人之符號。全城百姓，萬人空巷，前來江畔，共度佳節，從先民時代一直傳承下來的民族潛意識在此一時刻如火山岩漿噴發出來，河裏岸邊，鑼鼓喧闐，樂器高奏，大家載歌載舞，盡情呐喊歡呼，為江中那隻載沉載浮，扣人心弦的龍船激動雀躍，一暢心懷。

　　血脈裏的龍

　　心中的夢

　　我們是生存了幾千年的水手

　　駕舟遠航

　　禦江而翔

　　一代又一代

　　去追逐遠方的夢

　　……

　　八

　　與龍舟競渡相互媲美的中國民間龍文化，不用提示大家都想象得到，那就是舞龍燈。

　　網上資料對舞龍燈的解釋是：龍燈也叫“龍舞”。龍的身長20米左右，直徑60—70厘米，內用鐵絲做成圓形，安上燈泡或蠟燭，外用紗布包裹塗色而成。舞龍者由數十人組成。一人在前用繡球鬥龍，其餘全部舉龍，表演“二龍戲珠”、“雙龍出水”、“火龍騰飛”、“蟠龍鬧海”等動作。

　　劃龍舟的習俗有具體的起源說法，即對詩人屈原的紀念，舞龍燈的習俗則沒有相應的故事解說。據專家考證，龍燈舞應該是承繼殷商時期祭天的風俗，這一風俗，包含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之意，即所謂“祈年”。不過，殷商時期，正式的民族國家在華夏大地並沒有形成，所謂“國泰民安”，是後來才有的詞匯，專家們的解釋，也是一種主觀推測而已。

　　劃龍舟一般固定在每年端午這一個時期，舞龍燈的日子卻要寬泛許多。它是每年春節（包括元宵節）的保留節目，但在各個時期的燈會、廟會以及慶祝豐收的時候，歡樂的民眾都會通過舞龍燈，來展現心中的歡愉和對未來的期待。

　　舞龍燈，首先是龍的造型要體現出來。龍的身子長而曲，因此龍燈也都是蜿蜒盤曲的。上麵說，龍的造型在20米左右，其實這個隻是一般情況，中央電視台曾經報道過福建莆田的龍燈，最長可近千米。莆田龍燈是否申請世界吉尼斯紀錄筆者不知，至少這是所聽聞過的最長龍燈。

　　青雲譜的城南龍燈，代表了南昌龍燈的最高水準，它和青雲譜舨王廟龍舟賽一樣，屬於江西省非物質文化遺產。

　　城南龍燈獲如此榮譽，分別由兩層因素形成，一是舞龍燈，二是製作龍燈。而這兩個方麵的榮耀，都來自同一個姓氏：城南史家。

　　史家村在南昌城的南邊建村，是700年前的事了。史家先公史本達遷來這裏，開基建屋，辛勤勞作，繁衍子息，最終形成一個村落。

　　這個村落，演繹了史姓家族的曆史，也演繹了龍的傳人的曆史。

　　史家，在多少輩以前，就掌握了製龍（燈）和舞龍（燈）兩項絕技。

　　舞龍燈，首先要有一條龍的造型。在發明頭尾相連完整合一的龍之前，城南的龍燈是由板凳組成的。鄉間農屋裏，最常用的凳子是條凳，一張條凳可以坐兩個人，四張條凳正好正好配一張八仙桌。我們可以想象，起初，人們為了祭神娛神，為了歡慶豐收，龍的子孫便擺出龍的造型，載歌載舞，以為喜慶。但是那麽長的龍身如何展現？於是便將各家各戶的條凳取來，一字展開，跟在一座雕刻好的龍頭後麵，正好組成一條龍的形象。為了使龍的形象喜慶娛人，他們在每張條凳上紮了兩盞可點蠟燭的花燈，花燈上貼有人物、鳥獸、花草、樹木等剪紙圖案，這樣，原本光禿禿的板凳便成為一件臨時性的民間藝術品，全部裝飾後的板凳首尾相銜舞動起來，那種色彩、那種規模、那種氣勢，果然蔚為大觀，耀人眼目，奪人心魂。板凳龍由於並非連接成一個整體的，因此可分可合。城南史家的板凳全部取出來做龍燈，可連接成長達幾百米的浩大陣勢，而分開來，又可組成好些條不同的龍。

　　板凳龍演化為完整一體的布龍（一般用輕且薄，可以透光的紗布），龍的形象就更加逼真了。

　　史家的製龍技術，傳承下來，到了史有青這一代，有了新的發展。

　　史有青是20世紀5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他畢業於江西師範大學，有著極高的藝術天賦，在音樂、雕塑、繪畫、美工設計製作上多有建樹。80年代，史老從南昌市房管係統退休，回到故裏。返鄉之後，他沒有賦閑養老，倒是細心搜集家族史料，對“文化大革命”中被中斷的地方彩燈文化進行深入研究，大膽創新設計，製作了“文化大革命”後城南史家村的第一件龍燈作品。這年，南昌市舉辦春節聯歡大會，史老製作的龍燈大展身手，獲得成功，為鄉裏捧回了演出大獎。自此，城南的龍燈聲名大噪，受到各界歡迎。那時各個地方的舞龍隊還未建立，他們紛至遝來邀請城南舞龍隊前往表演。以往的龍燈，用竹片、木料和鐵絲等紮成，組合之後，分量不輕，舞龍者要很大膂力才能勝任。史有青心想，舞龍燈，要突出一個“舞”字，那就不光須憑膂力，更重要的是要能做到盡情揮灑，舞動自如，這就要求龍燈的製作盡可能向輕巧靈便發展。現代的一些材料，比如泡沫、海綿等，恰好既輕便，又很具有輪廓表現力，於是，史老先生在吸收傳統紮製龍燈技藝的基礎上，首創以泡沫海綿製作龍頭、龍鰭，輔以彩繪，龐大的龍頭，分量頓時減輕很多，一個人單手舉起也不再費力。龍衣則用綢布製作，使龍的色彩更加鮮豔靚麗。這樣製作出來的龍，輕便靈動，在舞龍者手裏，更易於表演出各種高難度動作，龍的舞蹈具有更豐富的形式和浪漫氣息。因此，城南舞龍隊隻要一出場，便引起轟動。史老先生的發明，全國各地民間藝人爭相效仿，推動中國龍燈邁進新的時代。

　　史老先生辭世後，他的兒子史克濱接手了城南龍燈的設計、製作工作。他和父親一樣，也是一個具有夢想的人，他的夢想是，要讓城南的龍燈走向世界。在龍燈製作技術上，他吸收先輩古樸粗獷的工藝，加入更多的現代元素，形成了城南龍燈獨特的風格，實現了龍燈製作從模具、竹編、剪裁、縫紉到印染等100多道工序的規範操作。不僅如此，龍燈家族也在史氏家族手裏豐富起來，史克濱繼續父親的未竟事業，設計出適合老、中、青、幼各個年齡層使用的各種形式的龍燈，還有專供女子使用的女子龍。他創新的帶光源的燈龍，分為日光龍、夜光龍、噴火龍，又根據使用麵料不同，有綢緞龍、燙金龍、網龍……在表演的時候，各式各樣的龍翩然起舞，穿插互動，更添喜慶吉祥。

　　史克濱還與時俱進，創建了城南龍燈工作室，建立了城南龍燈工作網站（www。skb。cn），他將城南村自己家那幢百年老屋改建成青雲譜城南龍燈博物館，以展示龍燈這一傳統民俗的發展史和史家700年的變遷史。他還參與組建江西省龍獅運動協會，致力於中國民間原生態的舞龍運動的規範、普及和推廣。

　　如今，城南龍燈已經遠銷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地，2007年12月17日，《江西日報》以“‘中國龍’走向世界”為主題，宣傳報道了史克濱和他的龍燈。

　　“城南龍燈”獲譽無數，“城南龍燈”已成為青雲譜乃至南昌市一塊響亮的文化品牌。

　　九

　　前文所述，中國的龍文化從起源之後，隨著國家形式的建立，逐漸分為兩個支脈，一支是帝王龍，一支是民間龍。由於帝王總是把自己的意誌通過國家機器和輿論工具強加給百姓，因此帝王龍的觀念一直極力向民間滲透，企圖以此控製民間文化。但是，民間的龍文化並沒有因此而湮滅消散，它就像田野裏的野草，火燒不盡，刀鏟不絕，它紮根在圖騰信仰中，活躍在百姓心目裏。就像一切俗文化會反過來引導精英文化一樣（比如宋詞、元曲和明代小說的產生），有時候，民間龍也會對帝王的生活形成某些影響。曆史記載，唐、宋、元、明、清各代帝王，每當端午，均有禦臨水邊觀看龍舟競賽的節目。《東京夢華錄》，這本著於宋代，記錄北宋徽宗時期京都城裏，上至王公貴族，下及庶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書，就描繪了皇帝於臨水殿看金明池內龍舟競渡的舊事。皇帝駕臨，金明池旁鼓鈸高奏，笙簫齊鳴。池內大量彩船，包括樂船、小船、畫艙、小龍船、虎頭船等來回梭巡，以供觀賞，還有長四十丈的大龍船，作為帝都富庶，天下安樂的象征。此外，就是其他船列隊布陣，爭標競渡，以供皇帝和隨從百官欣賞娛樂。同時代著名的畫家張擇端，畫《清明上河圖》以展現這一時段帝都市民的全景生活狀態，畫中盡管場麵浩大，景象豐富，卻由於畫的是清明時節，沒有端午內容在裏麵。為彌補此缺憾，他又作《金明池奪標圖》專門描畫金明池裏的龍舟競賽情景。又據資料顯示，明代皇帝曾在中南海紫光閣觀龍舟，清帝則在圓明園的福海舉行龍舟競渡，乾隆、嘉慶皇帝等均親臨之。

　　帝王們和王公貴族觀賞龍燈，也是史籍多有記述，小說時常描繪的一項保留節目，其含義和觀賞龍舟競渡是一樣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詩經·小雅·北山》裏麵的話，這句話直接翻譯，意思就是：作為一國之君，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屬於他一人，天下的百姓都是他的臣民。曆來封建帝王及其佐臣們對這句話非常誌得意滿，自鳴得意，得瑟得不得了。但其實這句詩包含有潛在的貶斥之意。該詩共五章，前麵兩章是這樣的：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翻譯過來為：

　　登上北山，采摘枸杞。健壯男子，日夜不息。王家差事，無盡無休；思我父母，令我憂愁。

　　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內，皆是王臣。大夫失職，行事不公；以我為賢，派遣不停。

　　著名的詩歌理論《毛詩序》說：“《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注曰：“箋雲：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眾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

　　由此來看，此詩是針砭指責周幽王的。周幽王是曆史上有名的暴君，烽火戲諸侯的典故就出自他手上。他當政時，派遣差役，鞭打快牛，不重公平。王朝內國土廣博，官員眾多，卻總是偏勞幾個人，另外一些人卻享受清閑。因此，詩中充滿幽怨之情，等於我們今天的牢騷怪話。這首詩的中心意思不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在“大夫失職，行事不公；以我為賢，派遣不停”。

　　君王們得瑟於這句詩，是因為它表達了君主權力不僅至高無上，而且無遠弗屆，無所不覆，但是，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或者有意忽略掉這樣一個事實：再完美的蛋也有縫隙，再強力的專製也有反抗，再封閉的意識形態也有異見的存在。如這首名為《北山》的詩，就是一種以牢騷形式表達的不同意見，而皇帝對於龍的專用和壟斷，也不能禁絕百姓對皇權產生之前就有的龍圖騰的信仰。

　　當然，皇帝接受了龍舟賽、龍燈舞這樣一些民間習俗，不光是為了娛樂，同時也是為了將這些內容納入皇權的陰影下，但是，民間龍幾千年延續下來的存在，並沒有主動向帝王龍俯首稱臣的意思，它就是民族的圖騰，百姓的狂歡，它是中國龍文化極其重要，不可或缺，甚至超過帝王龍，成為龍文化的核心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