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目先賢

第五節

　　與毛澤東在窯洞相會

　　1945年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了傅斯年、黃炎培等6位參政員，共商國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澤東專門設宴款待。餐桌上，毛澤東談笑風生。

　　毛澤東是1918年夏天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校園的，就在這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相遇了。許多年後，毛澤東在延安那口黃土凝成的簡陋窯洞裏，於寂靜的夜幕中伴著青燈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處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那時的主任就是李大釗，他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8塊錢。”又說：“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或許沒有人想到，一個後來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級巨人，居然還有這樣一段心酸史。從這段回憶中可以看出，當年在北大一呼百應，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確是“目空天下士”的。同當時所有的人一樣，傅沒想到毛澤東日後會成為充滿霸氣與豪氣的偉人，當然更不會想到許多年後有延安相會。倘傅氏有先見之明，以他的聰明與世故，想來是會“有時間”去好好聆聽一下這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幾句“南方土話”的。不過當時一直處於人微言輕之尷尬地位的毛澤東，對傅斯年等人揚風紮猛的做派，也由最早的崇拜漸漸轉為失望。據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麽優秀。”這就是說，後來的毛澤東以他的磅礴之氣與對世事的深刻洞見，已不把傅斯年、羅家倫之輩放在眼裏了。

　　而傅斯年這邊，對後來跑到偏遠山林河穀與黃土高原拉杆子鬧革命，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人物，在很長一段時間同樣未放在眼裏。令傅斯年深感汗顏的是，僅僅十幾年的時間，鬥轉星移，物是人非了。倏忽間，二人穿過曆史的隧道，竟跑到陝北的窯洞裏再敘短長，縱論天下大勢。隻是當年那位北大圖書館助理員已作為一顆政治巨星於這塊風清月高的黃土高原騰空而起，中國的命運也將由於這個人的一舉一動而重新改寫。相對當年氣壯山河的高大身軀，傅氏今日隻是作為一個可有可無的策士、辯才，或媒婆一樣的“中間人”出現在光芒四射的超級巨星麵前，並籠罩在毛澤東的巨大陰影之下了。

　　然而，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盡管此時與他對座者在政治氣勢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神態舉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體。

　　因有北大的這段因緣，毛澤東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毛澤東沒有忘記北大時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結。當談及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風頭，並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做出過貢獻，進而談到當時在政學兩界流傳的傅氏本人“嚐自負為‘喑嗚叱吒，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時，傅斯年機智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

　　毛澤東聽罷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麵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

　　毛、傅的延安談話，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上這兩位重要人物交往的關鍵內容之一。傅斯年在返回重慶之前，以士大夫傳統而儒雅的交際方式，請毛澤東題字留念，毛澤東慨然允之。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於1995年為紀念傅斯年百歲誕辰而出版了一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這部大書所收資料全部為影印，書中第115頁收錄了毛澤東給傅斯年的一封短箋和所寫條幅，另有給王世英的一個便條。短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

　　敬頌

　　旅安

　　毛澤東上

　　七月五日

　　條幅這樣寫道：“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毛澤東的另外一張便箋，由延安交際處王世英轉交給傅斯年，上寫有“早上送交際處王世英同誌交傅孟真先生毛緘”字樣。毛、傅延安相會的精彩故事，以這幾幅墨跡作了見證。

　　學界大鱷炮轟兩任行政院長

　　傅斯年始終保持著北大“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為人及學術宗旨，參政而不從政。

　　1946年初，蔣介石想要在北方人士中補充一個國府委員。陳布雷認為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適人選，蔣介石提議說：“找傅孟真最相宜。”陳布雷了解傅斯年的誌向與秉性，對蔣介石說：“怕他不幹吧。”蔣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願當官，他很有信心地說：“大家勸他。”

　　結果，任說客說破了天，傅斯年堅決不肯加入政府。蔣介石死了心，轉而想拉胡適進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說服工作，結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對。在給胡適的信中，傅斯年說：“一入政府，沒人再聽我們一句話。”他勸胡適要保持名節，其中有一句話極有分量：“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正是這句話，打消了胡適做官的念頭。

　　對於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氣節，李敖一直讚譽有加。在《李敖有話說》中他就說：“這一點我覺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們要發揮這個知識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國民黨吃掉，不被國民黨同化……真正的夾縫裏麵的自由主義者，他沒有社會地位，很苦。”

　　而傅斯年作為一個國民參政員趕走兩任行政院長，曆史上也是並不多見的。他被人稱為“傅大炮”。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政府參政員的身份致書蔣介石，從才能、用人、縱容夫人兒子與不法商人勾結、發國難財等多個方麵，全方位抨擊孔祥熙的惡行。盡管傅氏這尊“大炮”發出的炮彈，彈道正確，彈著點並無偏差，但作為“老大”的蔣介石卻不動聲色，不置一詞。此舉引發了“傅大炮”的強烈不滿與憤慨，一怒之下，踏上了與孔祥熙決一死戰、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不歸路。傅斯年殫精竭慮，千方百計搜集孔氏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材料，準備在參政會上一齊擲出，當場把孔氏掀翻在地。這一計劃被正在美國的胡適聞知，胡立即寫信勸傅不要貿然行事，搞不好要弄個惹火燒身的結局。傅斯年並不理會老師的好意，決心“除惡務盡”。

　　傅斯年於1940年8月14日寫信給胡適，信中列舉了自己倒孔的六條理由，謂孔氏“貪贓枉法，有錢愈要錢，縱容其親黨無惡不作，有此人當局，政府決無希望”，“一旦國家到了更危急的階段，不定出何岔子”。因而，為“愛昔介公，不容不反對他”。

　　傅斯年衝鋒在前，抓住整個孔氏家庭營私舞弊的惡行，窮追猛打。麵對危局，作為“老大”的蔣委員長決定對這個既可恨又可憐還有點兒離不開的“老二”施以援手，他專門屈尊就駕擺了一桌上等酒席招待傅斯年，在傅氏興高采烈、宏論大發之際，蔣介石委婉地勸說道：“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嗎？”

　　“我絕對信任。”傅斯年乘興，做出為麵前這位“老大”肝腦塗地在所不辭的忠臣良將模樣。蔣氏見狀，輕輕咳了一聲，道：“你既然信任我，那麽，就應該信任我所用的人。”言外之意就是你既然信任“老大”，也必定要信任“老二”，因為“老大”和“老二”是一個血脈相連的整體。

　　卻不承想，“傅大炮”大聲道：“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用的人，那麽，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說這話時，傅頗有些激動，臉漲得呈豬肝色，欲作拚命狀，在座的陪客無不大驚失色。蔣介石沉默了一會兒，覺得對方此言雖有些不雅，畢竟是真情的流露，且對自己這個“老大”也還算一片忠心，便出乎意料地微微一笑，點了點頭，未再阻止。傅斯年趁此機會，抓住孔祥熙在六起貪贓大案中影響最大、手段最卑劣的美金公債一案，掄圓了拳頭，連連出擊。

　　當此之時，“中央銀行”國庫局正直人士與孔氏有隙者，趁機將掌握的內部重量級“炮彈”提供給傅斯年。傅對各色“炮彈”盡數編排，迅速擬成提案，交大會秘書處宣讀。時大會主席團成員、外交部長王世傑見後大駭，擔心事態擴大，怕被人作為借口“攻擊政府，影響抗日”，力勸傅斯年歇手閉嘴，否則後果無法預料。傅對王的好言相勸不以為然，堅持己見，並要上訴法院，與孔祥熙對簿公堂，如果揭發罪狀失實，甘願反坐。

　　麵對傅斯年破釜沉舟的淩厲攻勢，陳布雷知事情已不可挽回，孔氏大勢去矣，乃向蔣介石進言道：孔祥熙瞞著上頭趁火打劫，實在太渾。“傅大炮”執意要發出的炮彈恐怕難以攔截，還是想方設法悄悄將這位“老二”做掉算了，省得雞飛狗跳，不得安寧。蔣介石對此甚感棘手，孔案牽涉到方方麵麵，既有親情又有政治因素。兩難中，蔣介石一麵盡力遮掩，一麵以避免造成國際影響為由，製止傅在參政會上提出此案，建議可改成書麵檢舉材料交蔣本人處理。對此，蔣親自出麵托陳布雷向傅說情，陳深知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不達目的決不會罷戰言和，遂建議蔣以爭取世界各國對抗戰的支持、以國家利益為重等說辭，請傅改變解決問題的方式。蔣依計而行，果然靈驗。一提“國事為重”，傅斯年便答應退讓一步，決定將提案改為質詢案公之於眾，蔣表示同意。盡管這一改變，無形中使彈道的著力點出現偏差，火力也大大減弱，但仍使朝野大嘩，孔祥熙身中數彈，隨即倒下。

　　傅斯年一炮轟走了大瘟神，舉國振奮，奔走相告。“傅大炮”這一名號也隨之名動朝野，天下為之敬。

　　令國人失望的是，孔祥熙被打倒之後，蔣介石又通過外科手術式的對接，從自己勢力範圍內再度扶植了一個宋子文。宋家公子上台後，其惡行較之孔祥熙有過之而無不及，很快攪得天下沸騰，官憤民怨。傅斯年與宋子文二人原本還算友善，宋初上台時，“名聲頓起”，同大多數國人一樣，傅同樣對其寄予希望，並在《大公報》發表評論說過宋的好話，認為他和孔祥熙大不同雲雲。事隔不久，傅斯年發現這個家夥原來與孔氏屬於一丘之貉，“幾乎把抗戰的事業弄垮，而財政界的惡風遂為幾百年來所未有”。原來國人與自己對宋氏的看法，無非是處於“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罷了，“與其說是宋的人望，毋寧說是對孔的憎恨”。

　　於是，從迷惑中覺醒後的傅斯年，再度抬起他那用特殊材料鑄成的大字號炮筒，先是從教育狀況糟糕已極、政府隻賣文化膏藥等方麵，來了一番敲山震虎式的轟擊，希望宋氏能幡然醒悟，設法補救。傅在《大公報》撰文道：“你的轎車在上海市街上經過時，有沒有想到，就在這條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經濟失策而餓死？”但這位驕奢淫逸的宋公子卻揣著明白裝糊塗，采取絕對置之不理的蠻橫態度，任整個社會經濟腐爛、崩潰下去。傅斯年大怒，開始轉動炮口，從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中國文化修養和態度五個方麵，集中火力對宋子文進行死打猛攻。為揭露宋氏家庭的惡行，傅斯年於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連續刊發了三篇威力巨大的戰鬥檄文，這便是轟動一時的《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在第一文中，傅斯年痛罵道：“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有時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時是有些人專心致力，加速自蝕運動，唯恐其不亂，如秦朝‘指鹿為馬’的趙高，明朝的魏忠賢，真好比一個人身體中的寄生蟲，加緊繁殖，使這個人的身體迅速死掉。”在曆數了宋子文的種種惡行後，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麵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國人不忍見此罷？便要不再見宋氏盤踞著！”

　　文章刊發後，全國各報刊紛紛轉載，一時朝野震驚，群情激昂。胡適等人積極呼應，勢同火上澆油。在排山倒海的討伐聲中，宋子文頓感天旋地轉，體力不支。1947年2月16日，“監察院”舉行全體監委緊急會議，決定派員徹底清查黃金風潮釀成的嚴重後果與責任者。消息傳出，全國軍民於歡呼聲中皆翹首以待。傅斯年抓住時機，抹著滿頭汗水，於著名的《觀察》雜誌拋出了第三篇戰鬥檄文，給予宋子文最後致命一擊。

　　最後，傅斯年說道：宋子文著實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為顯赫的宋氏家庭的長子，曾在哈佛大學接受了最先進的文化教育，“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唯獨對權力和財富的貪婪是中國式的，“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

　　“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傅斯年作為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有此一大壯舉，實為人們樹立了一個諤諤之士的光輝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