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目先賢

第四節

　　詩書畫三絕的郭儀霄

　　郭儀霄是永豐先賢中“詩、書、畫”三門皆精的奇人！

　　郭儀霄（1775—1859），字鶴氓，號羽可，石馬鎮層山村人。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中舉，此後多次參加京試皆落第。道光十一年（1831），授內閣中書。

　　郭儀霄兄弟九人，他排行老四，人稱“四老爺”。郭儀霄聰明穎敏，才華出眾，少時師從永豐張瓊英（清嘉慶六年進士，任饒州府教授）學習文史。嘉慶己卯年（1819），44歲的郭儀霄再次赴省城鄉試。途經金牛寺，投宿寺內，借燈夜讀。寺內方丈見其已入中年，仍如此刻苦用功，十分敬佩，有意考考他的學問，便出上聯：“鐵鳥伴孤燈，燈鳴鳥不鳴。”郭儀霄不假思索脫口而出下聯：“金牛藏古寺，寺見牛不見。”方丈一聽，連聲稱讚：“先生滿腹經綸，此次必然高中。”當即贈予紋銀十兩。考了九次未中的郭儀霄這一次終圓正果，“中式嘉慶己卯科本省鄉試三十九名舉人，例授文林郎，揀選知縣”。

　　郭儀霄中年中舉，老成持重，知識淵博，其“文字蒼秀，典質出入經史，能自成一家，其氣宇豪邁，語言伉爽，尤有超異流之概，甚器重之”。被相國、文淵閣大學士潘世恩和東閣大學士關中、王鼎等名相大師所推崇，調入京城，曆官徵仕郎內閣中書、國史館分校充、乙未恩科順天鄉試內廉同考官、內廷方略館校理加一級。其詩、書、畫被海內外稱為“三絕”。因其在舉人當中出類拔萃，赫赫有名，故人們又稱他為“舉人王”。

　　郭儀霄擅長寫詩，詩學杜甫又深受漢魏六朝樂府及唐詩的影響，而能自成一家，形成悲涼蒼勁、雄渾高古的獨特風格。其新樂府詩尤為深妙古渾，當時無人能出其右。王昶評價說：“近人多以史書中事作為新樂府，儀霄下筆嶄嶄，不拾他人牙慧。”如作於道光十一年的《哀鴻歎》之三：“江兩災黎可痛惜，楚南楚北尤堪惻。我舟經過嶽陽城，饑民枕藉日數百。君不見小兒伏地僵不起，行者過之不忍視。又不見蒲席裹屍同一係，中有餓兒猶有氣。嗚呼流離半死亡，不如忍餓還故鄉。”繼承了漢魏六朝樂府和唐新樂府寫時事、反映民生疾苦的優良傳統。郭儀霄崇拜唐代大詩人杜少陵，作詩“出入漢魏、李唐，而能自抒辭藻，卓然名家，新樂府尤深古渾，一時莫與抗手”。在京其間，與京城文人名士多有詩文往來，大學士潘世恩、王鼎都十分敬重。朝鮮使臣權敦仁、李石友喜愛其詩，常常求其詩文，並與他結為文友，詩、簡往來頻繁。他的詩、書、畫因此流傳到海外，日本、朝鮮、南洋一帶皆視其為珍品。

　　郭儀霄不僅詩作得好，字也寫得漂亮。其書法筆力遒勁，神氣雄健。雲頭小楷，是以歐陽詢的險勁、顏真卿的蒼潤、柳公權的骨氣、趙孟□的秀婉為旨歸，自成一家，深藏不露。

　　郭儀霄精於詩，長於字，又善畫竹。“生氣遠出”，時人將其與北宋名畫家文與可相比，他也如此自許，因此又字“與可”。黃爵滋贈詩有雲：“古之與可今羽可”，深得郭儀霄喜歡，即以此句刻成一方印。

　　郭儀霄精於黃絹畫墨竹，行世十幅。尤愛書刻青石墨竹，拓本4塊，每塊長1.4米、寬0.4米、厚0.03米，分刻春、夏、秋、冬四季墨竹畫。竹石立竿分節、發枝布葉，有著得氣之情為貴的感覺，有勤學、廉政、上進、砥礪、懷人贈遠的抒情，集自然圓滿於一體。其畫竹用功深厚、變化多端、適興隨意、自然天成、別具一格。春竹具有竹梢淩空、沐雨垂露、雨後春筍之態；夏竹具有指日拂雲、欣欣向榮、前程遠大之狀；秋竹具有臨風搖影、奮發進取、意氣昂揚之勢；冬竹具有天頭空闊、篩月弄影、滿枝玲瓏之境。其詩、其書、其畫為清代三絕。當時朝野政要、文人墨客百餘人為《誦芬堂詩集》作序題詞，“名滿一時，名士貴人爭賓重之”。

　　由於在詩、書、畫等文學藝術上的傑出成就和優秀品德，深得清廷的讚許。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朝廷頒布兩道諭旨，一道是表彰內閣中書郭儀霄之父郭占魁和其母張氏教化養育之功，說他父親“杞梓之材，功歸庭訓，丕煥絲綸之色光耀泉台”，說他母親“勤慎宜家，賢明訓後，相夫以順，含內美於珩璜，鞠子有成，樹良材於楨幹”，贈為“孺人”以報“遺範長垂”。另一道諭旨是表彰他的胞兄郭慶霄及嫂孫氏的，說他兄弟情誼深厚，嫂貞淑性溫。體仁閣大學士、國相潘世恩為《誦芬堂詩鈔》初集所作的序寫道：“吉安永豐郭生儀霄能為詩，徐生之能為古文，予當時不知也，以時文知之，觀其氣勢之浩瀚，議論之縱橫而知其能為古文也。郭生之能為詩予當時不知也，亦以時文知之，觀其思致之纏綿，辭華之瑰麗，而知其能為詩也。今春出所著《誦芬堂詩鈔》，求序於予讀之，見其寄托高遠，立論宏卓，而學問之淵博，胸襟之浩然，性情之和雅，即於詩見之，乃知郭生者未足以盡郭生也。”東閣大學士、友人關中王鼎撰文曰：“郭羽可優等士舉業，文字蒼秀，典質出入經史，能自成一家，其氣宇豪邁，語言伉爽，尤有超異流之概。永豐吉州屬山川名勝甲於江西，唐宋元明以來，人文稱盛，奇傑英哲之賢亦複後先相望，郭生負異才，乃五上公車，竟不得一第，中間坎坷潦倒，往往情見於詞抑，不知山川靈秀之所以鍾郭生者，既生其才而複厄之抑，愈厄之而愈以成其才歟。東坡雲：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郭生之遇愈以苦，郭生之詩愈以奇矣！然餘猶望其窮益堅老益壯，將以揚風屹雅和聲鳴盛其所托興當又何如也。”

　　道光六年（1826），郭儀霄離開京城，先後任琅□夷山經訓講學和梅江、鷺洲、恩江求知書院等山長。後來回到家鄉層山村新建一棟仿北京四合院的古莊園，占地8.7畝，坐東向西，門樓向南，莊園門坊牌樓敕撰“中書第”三個大字，兩邊有聯曰：“詩書畫裏開三經，源頭活水第一家。”廳堂取名“誦芬堂”。東北麵有活秀園，對聯：“有時風從池心過，坐久月泛花上來。”園中有活水魚塘、水閣涼亭、花園戲台。花園中有梅花、桂花、月季花、蘭花、牡丹花，四季花香撲鼻。四合院有廳堂、廂房、廚房，樣樣別致。郭儀霄晚年便在這裏著書立說，繪畫作詩，其樂融融。遺憾的是，此屋因年久失修，破敗不堪，唯見一枝雪梅從花園內牆縫中探出頭來，固守老屋的斑駁，獨迎百年的寒霜。恰如他自己《寄懷南中兄弟》詩：

　　輪鐵天街逐軟塵，一官清冷自精神。

　　人多喜氣偏難老，家有書聲未礙貧。

　　雪爪寒分雲外雁，梅花瘦共客邊春。

　　名場溷我終成累，輸汝林泉灑宕身。

　　鹹豐己未年（1859），郭儀霄無疾而終，享年八十有五。郭儀霄一生著作頗豐，主要有《誦芬堂詩集》12卷，收詩384首，共55000餘字，現存於層山。《誦芬堂文鈔》6卷、《墨竹拓本》等。其四塊石刻墨竹拓本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砸毀。但令人欣慰的是，層山村郭氏後裔31世孫郭竸鬆先生已將石刻墨竹拓本臨摹仿製告成，現珍藏家中。郭儀霄的名字已收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中國書畫家年表》和《江西曆史名人大辭典》。

　　國學大師傅斯年

　　胡適先生曾評價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在近代中國，能得到胡適先生這樣評價的僅此一人。

　　的確，是他，在青年時代就奮不顧身地參加了“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五四愛國運動，並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致力於抗日救國；是他，創立了“中央研究院”曆史研究所，且一直主持該所工作23年；是他，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在延安窯洞相會，並與其徹夜長談；是他，為國為民仗義執言，炮轟下了國民政府的兩任行政院院長；是他，為台灣大學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他，就是永豐籍名士、國學大師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省聊城人，祖籍江西永豐。我國近代著名的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曾先後擔任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研究院總幹事、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北京大學代校長、台灣大學校長等職。

　　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叱吒風雲，創辦《新潮》雜誌，宣傳科學和民主思想。1919年，他作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參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成為五四運動的旗手。此後，他懷著科學救國的願望，留學英德7年，廣泛涉獵哲學、曆史學、政治學、物理學、化學、數學、地質學等學科。在近代學術史上，傅斯年是一個著名的人物，一生頗富傳奇色彩。

　　名門望族的大才子

　　傅斯年祖籍永豐，生於山東聊城。說起傅氏家族，還真是不容小覷。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漸是清朝建立後的第一個狀元，傅以漸三傳至傅繩勳、傅繼勳兄弟，他們又成為傅氏家族新的輝煌：傅繩勳於清嘉慶十九年（1814）中進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協修、軍機處章京，後外放任浙江、江西、江蘇等省巡撫。傅繼勳是道光年間拔貢，長期任職於安徽省，以清正廉明、慈祥為民著稱，清末名臣李鴻章等都是他的門生。歸鄉後，兄弟二人均致力於地方文化教育事業。

　　從傅氏家族代代相繼、詩書傳家的傳統中，人們不難尋見傅斯年日後成長的深厚淵源。整個大清王朝，傅以漸家族共產生了進士6人、舉人11位、拔貢11人。自明成化後期至清光緒二十年（1894），此家族有姓名可考的國子監生計91人，生員計110人。傅氏家族絕大多數都是通過科舉步入仕途的，其中正七品以上的官員有22人，故傅氏家族是名副其實的“官宦世家”。因此，山東傅氏有“開代文章第一家”的稱譽。但是到了傅斯年這一代，傅氏家學雖然依舊淵源，但已經沒有什麽生活質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間的生活費用，就是靠別人接濟的。

　　傅斯年的國學功底非常深厚，上大學時，雖然隻有十幾歲，但儼然一位“國學小專家”。他的治學功底甚至強過了北大當時的某些教授。據傅斯年好友羅家倫回憶：“在當時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龍》卻非所長，在教室裏不免出了好些錯誤……恰好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孟真（傅斯年）。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元培）先生，請求補救，書中附列這錯誤的三十幾條。蔡先生自己對於這問題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適當的時候，這門功課重新調整了。”

　　傅斯年的養育，基本來自於祖父傅淦。傅淦生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博通經史書畫，且文武雙全、精通醫道。28歲得到貢生資格後，他無意於仕途，終生不參加科試。傅斯年的啟蒙教育，也是在祖父關心下完成的。傅斯年的同鄉、同學聶湘溪介紹傅斯年的童年生活說：“孟真4歲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寢，每天破曉，尚未起床，便口授以曆史故事，從盤古開天辟地，係統地講到明朝，僅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即口授完畢，在他幼小的心靈裏埋下了研究曆史的興趣，其後能成為曆史學家，委以曆史研究所所長的職務而有所成就，是與其家學淵源分不開的。”傅斯年不滿5歲，傅淦便選聊城最好的先生孫達宸，送他入了私塾。在孫氏塾館讀了一段時間後，傅家世交朱家出資請另一位塾師馬殿仁到家開館授徒，傅斯年便就近與朱家子弟朱笠升一起就讀。讀私塾後，傅斯年每天放學回家，祖父都會督導他讀書習字，不準有絲毫懈怠。傅淦對早年傅斯年的教誨，對傅斯年一生影響很大。傅斯年成年後曾對弟弟傅斯岩深情地說：“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盡是忠孝節義，從未灌輸絲毫不潔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賜。”可以說，傅斯年一生堅持參政而不從政、為人常懷俠義之心、率直而有豪氣等人品與作風，都深受其祖父影響。

　　傅斯年是胡適的學生，但胡適說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並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強烈民族意識的愛國者

　　傅斯年在青年時代，就奮不顧身地參加了“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五四愛國運動，“九一八事變”後，他向青年學生宣傳抗日愛國，組織社會各界，討論“書生何以報國”的嚴肅論題，強化民族意識。他更聯合一些學者趕寫《東北史綱》，充分論證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以駁斥日本散播的“滿蒙在曆史上非支那領土”的謬論。傅斯年在書中理直氣壯地指出：“近年來考古學者人類學者在中國北部及東北之努力，已證明史前中國北部和中國東北在人種上及文化上是一事。人種的、曆史的、地理的，皆足以說明東北在遠古即為中國之一體。”繼而又發出了“東北在曆史上永遠與日本找不出關係也。史學家如不能明白以黑，指鹿為馬，則亦不能謂東北在曆史上不是中國矣”的大海潮聲。這份文本的發表，在當時國勢傾危的情形下，可謂給日本“指鹿為馬”者當頭棒喝，為國人出了一口惡氣。在曆史事實麵前，盡管日本鬼子極力狡辯，仍想一意孤行，最後以退出“國聯”相要挾，但後來不得不在輿論宣傳上改轍易張，另外編造侵吞中國的謊言。在當時可謂一篇保家衛國、對日本斥責的檄文，膾炙人口，大快人心。其部分內容曾由另一位學者李濟譯成英文，遞交國聯調查團，受到應有的重視。

　　抗戰前夕，傅斯年針對當局的退讓政策，大聲疾呼學人“不南遷，不屈服，堅持到最後一分鍾”。抗戰初期他為故鄉愛國民主人士聊城專員範築先的殉國而寫下“一死泰山重”的讚詩，以鼓舞民族鬥誌，並不斷撰寫《天朝、洋奴、萬邦協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第二戰場的前瞻》等時局評論。抗戰勝利消息傳來，他欣喜若狂，平時因高血壓而滴酒不沾的他，竟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一根手杖挑著一頂帽子，到大街上狂舞，和民眾、盟軍載歌載舞，歡鬧至深夜而歸。第二天下午好友羅家倫去看他時，他還起不來，對羅家倫說：“國家出頭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丟了，買又買不起，哎！”傅斯年的興奮激動可見一斑。

　　1945年日本投降後，西南聯大解散並遷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長，欲替胡適回國主持校務掃清障礙，嚴格執行他所說的“北大決不錄用偽北大的教職員”，認定“漢、賊不兩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當記者提到青年學生時，傅慨然說道：“青年何辜，現在二十歲的大學生，抗戰爆發時還不過是十二歲的孩子，我是主張善為待之，予以就學便利……據我所知，偽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標準，就學問說，也不及現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複遷返北平了，以北大資格之老，加上胡適校長的名望，一定能夠聘到許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偽校教員不用，對學生是絕對有利的。這一點朱部長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學生，也不會輕易受人欺騙。”

　　當記者談到北平的文化漢奸，傅斯年幽默地說他們的“等類不同”，有一種是消極而不能自拔的，如周作人，原來享有聲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另一類是錢稻孫型，那才是積極性的漢奸，在北平淪陷之前，錢稻孫就做了許多令人懷疑的事兒，當時有人問他中國會不會亡國，他答以“亡國倒是萬幸”。問的人很驚詫，再問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說：“不幸的是還要滅種！”而且那時候北大教授準備內遷時，他曾多方企圖阻撓，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兒。

　　最後記者問對周作人、錢稻孫之類的漢奸如何懲辦，傅斯年用爽朗的山東口音說：“我不管辦漢奸的事，我的職務是叫我想盡一切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幹幹淨淨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後，傅斯年特別強調：“這個話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說的。”

　　這個聲明發表之時，周作人已入獄兩天，無法繼續與之叫板對罵了，而一直貓在北平小胡同中的偽北大教授容庚見傅斯年一意孤行，毫無通融的餘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員的身份，尾隨傅斯年從北平至重慶繼續糾纏。當容庚風塵仆仆地由北平來到重慶“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找到傅斯年欲當麵理論時，傅斯年拍案而起，搖晃著肥胖的身子指著容氏的鼻子破口大罵道：“你這個民族敗類，無恥漢奸，快滾，快滾，不用見我！”當場命人將容氏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濘的馬路上。第二天，《新民報》登載此事，標題為：“傅孟真拍案大罵文化漢奸，聲震屋瓦。”後來，容氏得到高人指點，重新換了衣服，洗掉滿身的汙泥，再度登門拜訪，表示要謝罪改過，重新做人雲雲。傅斯年思慮半天，才勉強接見，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頭土臉的容庚隻好托李宗仁的關係準備到廣西大學教書，後未成行，轉聘於嶺南大學，終其一生，再也沒能邁進北京大學的門檻。

　　天才造就的事業

　　傅斯年一生最大、最令人矚目的事業，自然是創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這一點早已形成公論。或如何茲全所言，傅氏一生名堂甚多，但所長的職位始終是做到底的，主持工作23年，直到最後撒手歸天“死而後已”。史語所本身既是傅斯年得意而輝煌的天才傑作，也是他留給後世具有學術典範的“製度性遺業”。這份遺業在中國乃至國際學術界維持著長遠彌久的影響，也給傅氏帶來了不朽的聲名。

　　傅斯年所主導的科學精神、學術研究方向以及史語所幾十年取得的豐碩成果，正是中國近代學者實踐培根理論構想並在“團體研究”中取得世界學術地位的最成功的典範。特別是傅氏組織領導的安陽殷墟洹水南岸曆時9年共15次田野考古發掘，確鑿無疑地證明了中國商代晚期盤庚遷殷的都城就在此處，距今已有3300年左右的曆史。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考，並為地層、出土青銅、玉器等遺物以及甲骨文所證實的古代都城遺址（司馬遷《史記》有“洹水南，殷墟上”記載，另有文獻稱“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辭中又稱之為“大邑商”、“商邑”）。這個都城的形製和以出土的甲骨文、青銅器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文明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在東方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和光榮的地位。

　　就學術發展本身而言，殷墟15次發掘完全是由中國學者主持完成的，因而殷墟又稱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祥地。殷墟的發掘不僅是中國近代田野考古學誕生的標誌，其先進的科學田野發掘方法也為中國考古學的發掘奠定了基礎。作為最早的學術集團的組織、領導者，在這一連串的成果麵前，傅斯年作為拓荒辟地的第一功臣是無疑的，正如鄧廣銘所言：“可以說，中國沒有個傅孟真，就沒有二三十年代安陽殷墟發掘；沒有當初的殷墟發掘，今天的考古學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要知道，當初搞殷墟發掘是不容易的，一方麵是田野考古的人才缺乏，另一方麵是河南人不讓挖，挖出的東西不讓外運。傅先生很有辦法，他在考古組中大量起用河南人，這就緩和了考古組和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河南土紳不讓把挖出的甲骨、器物運走，傅先生便多方設法，和南京政府交涉，和交通部交涉，有時天黑了再裝汽車，當晚就運出河南境。”

　　胡適認為，傅斯年在史學研究上是少有的創造性天才，他不是隨便弄一個理論出來吸引別人的眼球，而是說到做到，有很大的成就檢驗，所著的許多大文章也都是真能做到他自己標舉出來的理想境界。對此，胡適專門舉例說：“試看他的《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他看了董彥堂先生新得的兩塊卜辭，兩片一共隻有五個字，他就能推想到兩個古史大問題——楚之先世、殷周之關係——都可以從這兩片五個殘字上得到重要的證實。這種大文章，真是‘能使用新的材料於遺傳材料之上’；真是能‘先對於間接材料有一番細工夫’，然後能確切了解新得的直接材料的‘意義和位置’。所以我們承認這一類的文字是繼往開來的大文章。”

　　胡適所說的“繼往開來的大文章”，除了上述幾個篇章，更重要也更值得推崇的則是傅氏創作發表於1930年的《薑原》《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以及出版於1933年的《夷夏東西說》，作於1934年的《古代中國與民族》，甚至包括《城子崖序》等篇章。這幾篇文章創作和發表的年代，正是傅斯年精力最旺盛、也是生活條件相對安靜的時期。天時、地利、人和等諸般條件交融相匯，使傅斯年在短短的5年時間，登上了一生學術的頂峰，成為享譽海內外學界的大史學家。胡適曾公開披露《古代中國與民族》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年傅氏撰寫該著時曾無數次與胡氏討論過，因而胡對其中的精髓與卓識自是深有體會。胡在談到這部作品的學術價值和傅氏思想時說：“這是他沒有完成的一部大書，有的時候也想定名為《民族與古代中國》。這是說明古代民族的來源的。可惜這部偉大的著作沒有完成。但他曾經發表了幾篇論文，如《薑原》，提供了許多有助於研究的材料；另一篇為《周東封與殷遺民》，說明從周室東征到山西北部，征服了整個東部的情形。這一篇章我公開承認影響我最大，最能夠表現他的意思。再有一篇是《夷夏東西說》，出版在蔡先生六十周年紀念特刊上；搜集的材料豐富，將東西夷夏加以區分；很少人有這樣銳利的眼光。”

　　傅斯年任曆史語言所所長23年，培養了大批曆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學術著作70餘種，在經費、設備、製度等方麵都為曆史語言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傅斯年在曆史學研究方麵，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重視考古材料在曆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曆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曆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